發表日期 5/5/2022, 11:28:08 AM
在河南老傢,適齡的男性比女性多,一個女孩可以跟十幾個男孩相親,男孩沒房沒車,幾乎沒辦法結婚。父親給兒子買房,是風俗,是傳統,也是規矩。城裏新開的樓盤都是一百多平,兩個兒子都背上近40多萬的房貸,每攢夠幾韆塊錢,他就轉給兒子們。他在北京做建築工人賺的錢,又流入瞭老傢的建築行業,他自嘲,自己是勞動力,也是購買力,水不過是從一條河流到瞭另一條河。
文 | 徐晴 李清揚
編輯 | 金匝
運營 | 栗子
藏起年齡
60歲這一年,建築工人王興華學會瞭讓自己年輕10歲的方法。
兩袋染發膏,15塊;工具不用花錢,是他自己琢磨齣來的,一個塑料盒,一支用過的舊牙刷。
染的時候,兩袋染發膏各擠齣來一點兒,盛在塑料盒子裏,用牙刷的尾部攪勻瞭,再用刷頭蘸上,仔細地刷到頭發上。說明書上寫,高溫有利於上色,那就找一個塑料袋,套在頭上。等待的空隙,他會幫老伴染,也套上塑料袋,兩人對視,像兩個太空人。半小時後,摘掉塑料袋,他們“返老還童”瞭。
大概是從50歲開始,王興華發覺自己的頭發一點一點地白瞭,也少瞭,有一天他看鏡子裏,發際綫悄悄移到瞭頭頂,人似乎在短短幾個月裏蒼老,齣去找活兒,彆人的稱呼從“大哥”變成瞭“大爺”,又變成“老師傅”:老師傅,多大歲數瞭?這活兒還能乾嗎?
之後,王興華就知道瞭要染發。下雨天,找不到活兒的日子,他是去村口的理發店,連染帶剪,35塊錢。一個月去兩次理發店,要花70塊,太貴,不是辦法。住在北京順義高麗營鎮下邊的村子裏,他每個月的房租纔500塊,他想著,自己給自己染,就能省下一筆錢。
高麗營鎮的村子裏,電綫杆上貼著招租的告示。圖 / 徐晴攝
想年輕,光染發還不夠。早上起來,刷牙、洗臉,還得塗嬰兒霜――北京天氣乾燥,塗瞭東西,臉纔顯得油潤,皺紋也會看起來少些。買染發膏的時候,他會順手買一瓶定型�ㄠ�,對著頭發左右各噴兩下,用手掌往後捋捋,也會顯得精神一些。
王興華還發現,人老瞭,體重也下降得快。他身高167厘米,四五年前還有120、130斤,這兩年隻剩下110斤。他更喜歡稍微冷一些的天氣,可以多穿幾件衣服,鼓鼓囊囊的,能顯得強壯――強壯就是年輕。
每天淩晨四點半,王興華住的村子就熱鬧起來,村口的勞務市場會聚集起上韆人,嘈雜的聲音直到上午十點都難以散去――都是和他一樣,找活兒的人。勞務市場沒有名字,也不會齣現在地圖上,是非官方、約定俗成的,它們就藏在順義的各個村子裏,除瞭高麗營,還有南邊的“河南村”,西邊的“山西村”,東馬各莊、西馬各莊、馬坡。
清晨的勞務市場,大量的工人站在道路的兩邊等待,不時有車輛駛進,然後滿載工人駛齣。圖 / 徐晴攝
但每個市場承擔的功能又是不一樣的。住在東馬各莊的工人,基本都是45歲以下,他們最後會流嚮工廠的流水綫;在高麗營,60歲左右的建築工人是多數,一眼看過去,他們模樣相似:皮膚黝黑,戴黃色安全帽,挎軍綠色的包,錘子、鏟子、尺子露齣一角,等伸齣手來,乾而瘦,像骨頭上包瞭一層蠟紙。這些老年建築工人,是勞務市場裏更低廉的存在,招工中介、工長、包工頭和小老闆們會環視一圈,將高的、壯的、看起來更年輕的人帶走。
站在這一群老人裏,王興華更有競爭力。看起來年輕,是他生活的本錢,盡管他已經60歲,但還可以拍著胸脯跟人打包票,身體好著呢,沒毛病。年輕就像他隨身攜帶的工具包裏刻意露齣一角的鏟子,是專業的象徵,是一種需要被明確展示齣來的可售商品。
一位老齡建築工人提著“chanel”包,裏麵裝著錘子等工具。圖 / 徐晴攝
藏起年齡,並不是王興華的本意。
一個月前,上海、天津、廣東深圳、江蘇泰州、江西南昌、湖北荊州等多地發文,對建築企業招錄和使用超齡農民工做齣管理和限製。“建築業清退超齡農民工”引發社會討論。比如上海,明確禁止60周歲以上男性及50周歲以上女性進入施工現場從事建築工作業。
實際上,根據《2020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全國農民工總數是2.85億左右,其中50歲以上農民工占比26.4%。這意味著,每4個農民工裏,就有1個超過瞭50歲。近3億農民工中,從事建築行業的工人有5437萬人。多位建築行業從業者告訴每日人物,年輕人不願意乾,這一行的主力,恰恰都是50-60歲的人。
“清退令”一旦實施,將會影響和改變許多人的生活。這也意味著,60歲的王興華,或許會是這個行業裏最後的老人。
清退
“清退令”什麼時候顯露影響,王興華已經記不清。他隻記得,去年,是他最後一次在北京的大型工地上乾活,當時他住在工地的宿捨裏,參與高層住宅的施工,已經乾瞭大半個月,有一天,工長突然通知大傢,明天要帶身份證來,超過60歲的,就不要來瞭。他離開那裏,從此成為一名零工。
也是從去年下半年開始,63歲的建築工宋曉東發現,他在的工地裝上瞭智能門禁係統,實名製考勤,能人臉識彆,也能記錄工地上的人員信息,包括工種、班次、時間,那些跟工地簽瞭閤同的正規工人,都可以刷身份證或刷臉進入。
正規工人,不包括像宋曉東這樣60歲以上的,他遭到瞭智能係統的攔截。他也曾經“蹭”過其他人的身份信息,等彆人刷瞭臉,緊跟在後頭,“像做賊一樣”溜進去,但今年,這個方法不起作用瞭。工長說,總有人來抽查,隨便選幾個人去門禁係統刷臉,有人刷不過,要重罰建築公司。
今年3月,也是剛滿60歲的湖北籍建築工人彭勇為,被熟悉的包工頭拒絕瞭――工地不要60歲以上的人。去年,他還跟隨著這位包工頭穿梭在雲南大涼山一帶,為高速公路紮鋼筋,對方誇他不惹事,埋頭乾活,性價比高。他想再爭取下這份工作,對方勉為其難地告訴他,可以來,但不能簽閤同,也沒有保險,工資打到他傢人的銀行卡裏――對方必須是60歲以下。
馮程來自河北邯鄲,考過助理安全工程師的證書,以前在工地上主管安全。過去的工作輕鬆,在建築工地走幾圈,很多潛在的隱患就能發現。但一過60歲,他就像食物過瞭保質期,工地不要瞭,連證書也不再被承認,自動失效。他第一天去高麗營勞務市場找工作時,中介挑走瞭比他更年輕的,留下瞭他。他心裏不平,“其他工作退休之後還可以返聘,我們建築工人,到這個年齡瞭,哢地就刹車瞭”。
衰老除瞭是“清退令”裏的數字,也是事實。
王興華是老花眼,需要戴眼鏡,每次去找活兒,都會被中介打量一番,他要一次次許諾,你的活兒我能勝任,勝任不瞭,一分錢不要。但實際狀況是,過瞭60歲,他的膽子越來越小,高處不敢去瞭,連二層、三層的架子都不再敢爬。他試過在外麵做小工,給東北來的瓦匠師傅供磚,師傅年輕,乾活兒利索,磚根本供不上,氣得嗷嗷叫,直罵他。宋曉東的眼神也不太好瞭,砌牆時,已經看不清那根校正水平和垂直的細小綫墜,砌著砌著,牆歪瞭,老闆也是要來罵人的。
圖 / 視覺中國
在工地上乾活,到處是噪音。塔吊、鏟車、攪拌機持續運轉,錘子、鐵鍬叮叮咣咣,電鑽、切割機隔一陣就發齣刺耳的聲響,時間長瞭,他們的聽力都下降瞭,說話的嗓門也不知不覺地變大。
宋曉東說,人老瞭怕熱。10年前,北京37度的高溫不算什麼,現在天一熱,人就像泄瞭氣的皮球,容量兩升的保溫杯得隨身帶著,水裏加一點點鹽,乾起活兒來齣汗嚴重,得及時補水。
年輕時在建築工地流下的汗水,帶來瞭錢,也帶來瞭一身傷病。胃病、腰間盤突齣、高血壓、失眠,像白發一樣,緊跟著步入老年的他們。因為吃飯常年不規律,王興華的胃有些毛病,以前一頓能吞半斤米飯,現在隻能吃吃麵條,喝點麵糊。他床頭櫃的抽屜裏塞滿瞭藥,一大半是降壓的,剩下是催眠的。
人上瞭年紀,睡眠質量也直綫下降。覺少瞭,打呼嚕,但晚上休息不好,第二天乾不動活兒。在齣租屋裏,王興華和老伴把床一分為二,睡覺時頭對著腳,睡齣一張太極圖,防止相互影響。
力氣就在衰老、傷病中一點點流失瞭。王興華曾經是架子工,敢登高,力氣大,6米長的實心架子,一根一百多斤,他能扛得動。宋曉東說,就在五六年前,60厘米長、30厘米寬、24厘米高的石磚,一塊有六十斤,他可以連續搬一上午不休息,但現在,用力太久,手會不受控製地輕微發抖。
衰老不會放過任何人。勞務市場裏的人,十個人裏有八九個跟王興華、宋曉東一樣。他們把衰老、病痛藏在身後,有人問起,就說自己年輕,身體好,什麼都能乾。
但有些活兒,顯然是乾不瞭。
在勞務市場裏,王興華見過伸手比齣2的男人,他招的是抹灰的工人,2是2毫米的意思,這是建築工地上的施工標準,抹完牆麵,乾瞭的時候,把5尺長的尺子放上去,用紅外綫燈看尺子與牆麵的縫隙,最大不能超過2毫米,超過瞭就沒有工錢。在高麗營勞務市場,老年建築工人們達不到這樣的要求,男人開著空車來,又開著空車走瞭。
有人需要他們
距離高麗營勞務市場3公裏的地方,一個不到8平米的房間,裝著王興華和妻子在北京的全部。
一張床、兩個櫃子,綠色的被子是從路上撿來的,塑料瓶裝的菜籽油是從老傢帶來的,比在北京買便宜,櫃子上幾顆皺瞭皮的蘋果,是他們唯一能吃得起的水果。
生活在北京,省錢是第一要義。村子深處房子的租金比村口的便宜,是個長條形的狹窄空間,廚房和衛生間在兩端,人在裏麵轉身都費勁,需要跟另外兩傢鄰居,一個河南工人、一個安徽工人共用。大傢錯開時間,用三個不同的插座――各做各的飯,各齣各的電費。
王興華齣租屋裏的廚房窄小,要和另外兩傢人公用。圖 / 徐晴攝
妻子不在傢。她齣發的時間更早,淩晨三點。這一天,她找到瞭活兒,去一個社區做保潔,齣發的時候太匆忙,床上的被子還是亂糟糟的。
在這個熟悉的空間裏,王興華難得地放鬆下來。他整理瞭一下房間,也順帶整理瞭自己的大半生。他是河南人,很年輕的時候結瞭婚,跟妻子生瞭兩個兒子,抱養瞭一個女兒。這些年,他進廠打過工,也撿過破爛,乾得最長的是建築工,因為掙得多,50歲之前,還值壯年,一天工資300多元,不休息,一個月能掙1萬。
他對賺錢有強烈的渴求。兩個兒子都在城市裏買瞭樓房,小兒子的首付裏,有他給的10萬,之後兩個兒子的房貸一個月近1萬,他隔三差五也得幫忙還。
宋曉東的際遇,和王興華相似。他已經63歲,也是建築工人。4月的一天,他像王興華一樣,輾轉於好幾個勞務市場,還是沒有找到活兒。坐在路邊的土地上,看著地上的螞蟻搬傢,他迴憶起往事。18年前,他45歲,第一年來北京,住在北京西站的地下通道裏,袋子墊在身下,一個晚上就這麼挺過去瞭,後來有瞭點錢,纔住進瞭一間地下室。
當時,他去六裏橋勞務市場找活兒,同樣是淩晨4點齣去,瓦工、小工,什麼活都乾,一天乾滿12個小時。在北京打零工的18年,宋曉東走嚮衰老,這座城市逐漸壯大。2005年,首都機場的T3航站樓還沒有建好,他去修過機場跑道,後來南邊的亦莊、北邊的天通苑,西邊的西二旗、東邊的通州,大大小小的樓盤一茬茬冒齣來,他都參與過。
上午九點,大量沒有找到活兒的工人們還在等待著。圖 / 徐晴攝
曾經的城市邊緣被更多建築工人建設成新的中心,他們卻被漲起來的租金步步逼退。宋曉東從北四環的地下室,先搬到南法信的齣租屋,又到瞭北法信的群租房,最終來到瞭順義的村子裏。
他現在的住所,租金已經是北京最便宜的,大約10個平方米,水、電、燃氣都算上,600塊齣頭,沒有獨立的洗手間,齣門走100米,纔有一個公廁。
上瞭年紀,壓力越大,賺錢是必要、必須的事。宋曉東也有一個女兒,兩個兒子。在河南老傢,適齡的男性比女性多,一個女孩可以跟十幾個男孩相親,男孩沒房沒車,幾乎沒辦法結婚。父親給兒子買房,是風俗,是傳統,也是規矩。城裏新開的樓盤都是一百多平,兩個兒子都背上近40多萬的房貸,每攢夠幾韆塊錢,他就轉給兒子們。他在北京做建築工人賺的錢,又流入瞭老傢的建築行業,他自嘲,自己是勞動力,也是購買力,水不過是從一條河流到瞭另一條河。
北京的勞務市場上,王興華和宋曉東代錶著多數老齡建築工的樣貌。他們大多來自性彆比例失衡的地區,傢裏至少有一個兒子,身上肩負著支持下一代成傢立業的重任。因此,他們也會堅持做臨時工、日結工。
每個早晨,招工的人把他們一車拉走,輸送到幾十公裏或上百公裏外各個需要的地方,9小時的工作結束後,晚上再一車送迴來。交易的規則是,老人們隻打零工,乾一天的活兒,拿一天的錢;中介管午飯和交通,晚上迴來,下車纔會結錢。
日結的好處在於自由。夏天迴去收麥子,兒子的孩子齣生瞭,要迴老傢幫忙帶。傢族裏的婚喪嫁娶,隨時有可能把他從北京抽迴老傢――還有人需要他們。
係統之外
最近幾年,北京市治理建築工地,改善瞭工人的工作環境。工地上有瞭集裝箱一樣的免費宿捨,還有夫妻房,有熱水、電、廁所,還裝瞭空調,每天中午有兩個小時的休息時間,一天工作不會超過8個小時。更重要的是,建築工人都上瞭保險,齣什麼意外,有保險公司兜底。
但這些變化,不管是王興華還是宋曉東,還有更多的老年建築工人們,都無法感受到。在勞務市場,他們隻能找些小工地上的零活兒,老闆們追求效率,午休時間不會超過一個小時,大傢吃飯的速度快,王興華說:“好像沒有感覺,狼吞虎咽地咽下去。”
在這裏,《勞動法》是不存在的,有時候一天乾瞭10小時,老闆還不讓走。體力跟不上,沒人說歇一會兒,喝口水,再催促著趕緊乾。也有些老闆,錶麵上說,纍瞭就歇歇,真到那時候,還沒歇,趕快、趕快、趕快,已經催促起來。
失去瞭閤同、保險的庇護,上當和被坑是常有的事。王興華一一數著:招工時說不用上高,去瞭要上高;說乾9個小時,實際乾10個小時;說中午管飯,其實要自己齣錢買;說給200塊勞務,最後隻給瞭180塊。還有一些中介,說是日結,但總要拖上一段時間,或是乾脆不給。勞務市場的晚上,隔三差五,總有一輛警車閃著燈停在村口,來處理常見的糾紛。
工人一擁而上,衝著車裏的雇主爭相介紹自己的工作經驗。圖 / 視覺中國
有一次,王興華去一個工地乾雜活,乾瞭一會兒,老闆說,吊籃上缺一個人,讓他也上去,把地麵上的建材吊到幾十層的樓上。站在吊籃裏,他不敢往下看,一整天,戰戰兢兢地過。最後,他隻拿到雜活的工錢,220塊。一個同樣乾雜活的長期工告訴他,自己的日薪是280塊,昨天來的那一批老年工人,也因為同工不同酬跟老闆吵瞭起來,今天又換瞭王興華這一批新的。
還有一次,一個河南老鄉帶王興華上工,談好瞭是挖坑栽樹的活兒,他們坐瞭兩個小時的車,到那裏一看,是個建築工地。乾瞭,工錢虧瞭,不乾,幾十公裏的路,得自己迴來。北京那麼大,他們不認路,最後,幾個老鄉咬咬牙,四處找人問,終於坐公交車摸瞭迴來。
54歲的李樹文,是一傢建築公司的老闆。4月的一個上午,他看著勞務市場裏烏泱泱的、仍然沒有找到活兒的人,嘆瞭口氣。活兒少是有理由的。最近幾年,這個市場幾乎飽和瞭,項目少,往年的4月,大工程都下來瞭,整個公司的人忙得腳不沾地,但今年全是小活兒、零活。小項目是賺不到錢的,想賺一點,得找包工,把最能乾的工人聚到一起,連軸轉,加班趕工,用最快的速度把項目乾完。
速度決定著李樹文能否賺到錢。以瓦工舉例,砌一塊磚,一毛五,一個35歲的瓦匠,一天能砌6000磚,一天賺900、1000塊不是難事。要是換瞭歲數大的,他指瞭指市場上的人,“不說到瞭60歲的,50多歲的,一天頂多砌2000磚,一天300塊錢”。年紀大的工人乾活慢,自己賺不到錢,也會拖纍工程賺不到錢。
不招老人,另一個原因是,老齡工不符閤規定,沒法簽閤同,單獨買保險也不好買,價格太高,不劃算,乾脆不買。前一陣,李樹文找瞭一個六十多歲的臨時工搬東西,東西不重,也就二三十斤,但工人踩到一顆石子,人摔倒瞭,東西也摔壞瞭,他帶人去醫院,花瞭將近2000塊醫藥費。
老齡工要求日結工資,也給瞭他很大壓力,工程款有迴款周期,每個月隻發80%的工資,留下20%周轉是經常的事。“怎麼能做到每天都按時發呢?”
最近幾年,建築行業裏流行用“突擊隊”,工人不願一年或是半年纔結一次工資,風險太大,也不願意讓包工頭賺差價,就自己結成隊伍,乾短期、勞動強度大,但日薪更高的活兒,不簽勞動閤同,工錢日結。
建築工地麵臨招工睏難的問題,趕工程進度時,也會找“突擊隊”支援。突擊隊強度大,都是些更年輕的建築工人,多是40-50歲,讀過高中,習慣使用智能手機,掌握瞭有門檻的技術,他們的適應能力和抗風險能力都更強,再不濟,還能去開滴滴和送外賣,有退路,而老年的建築工人,很難加入這樣的隊伍。
圖 / 視覺中國
建築工地上的老年人,就這麼被拋棄到係統之外,成為不受法律、保險、團隊保護的零工、臨時工。
李樹文最終得齣結論,人過瞭60歲,就該退休,迴傢,幫兒子照顧孩子。這個結論在勞務市場裏引發瞭一場小型爭吵,旁邊的一位工人質問他,迴傢,你給退休金?李樹文迴答:你有地。工人生氣瞭,伸齣手指著他:三分地,吃去吧!
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萬廣華齣身農村,一直做農業相關研究,他的許多親戚、同學是外齣打工的農民。在他看來,中國有3.75億流動人口,其中5000餘萬是建築工人,如果不能解決這個群體的養老問題,直接清退,會産生大規模的、嚴重的社會問題。
按照規定,一位60周歲、沒有交過保險金的農民工,如果一次性補繳15年的費用4.5萬元,可以每月領取438.74元養老金。這筆錢,對離開城市的建築工人們而言,很難有什麼效用。萬廣華覺得,最好的辦法,是讓他們進入當地城市的社會保障係統,逐漸市民化,同時針對40歲以上的人提前進行技能培訓,有一技之長,纔能保證日後的生存。
尊嚴
建築工人可以在城市流動,卻極難在城市定居。
最典型的例子是,王興華一抽屜的處方藥,跟菜籽油一樣,也是從老傢帶來的。他的醫保隻能在老傢使用,在北京買藥,太貴。他最終想瞭一個辦法,每年鼕天迴河南老傢,三天兩頭往醫院跑,開藥。在老傢不用乾重活,開迴來的藥也不吃,他把藥攢起來,攢夠瞭,再帶到北京。
王興華在老傢攢起來的降壓藥、安神藥。圖 / 徐晴攝
對王興華來說,在北京做建築工人的日子,跟藥一樣苦,跟身體的疼痛一樣漫長。
淩晨4點起床,齣門找活,站上一個多小時,找到活,再坐兩個小時車去工地。坐車不好受,空間狹窄,坐20分鍾,腿就麻瞭。你的腿碰瞭我的,我的胳膊碰瞭你的,工人之間總是吵鬧不休。
早上8點,進瞭工地,外套往旁邊一扔,開始砸牆、扛土、搬磚、遞灰,一口氣乾到中午12點。吃飯半小時,胃還沒開始消化,下午的活兒又來瞭。
到傍晚6點,這一天還沒結束,還要再坐兩個小時車迴傢。他覺得自己像一台機器,一直在高速運動,一般人受不瞭,都是咬著牙堅持。”
在北京這麼多年,王興華隻去過一次長城,一次天安門。長城是跟妻子一起去的,兩個人提前問好路綫,坐上去八達嶺的公交車,他穿著一身撿來的、洗乾淨的校服,在長城上照瞭一張照片,後來成瞭他的微信頭像,迴來後,昵稱也改成“長城”。天安門是他和一個遠房侄子一起去的,路途太遠,他不知道怎麼走,也不清楚升旗是幾點,坐錯瞭地鐵,耽誤瞭時間,沒趕上,到現在還是覺得可惜。
翻開他的手機相冊,裏麵所有的照片,都是老傢的全傢福,沒有一張是在北京拍下的。他說,也拍過,後來都刪瞭,他覺得北京沒什麼可值得紀念的,這裏沒有生活,隻有生存。
他也時常覺得沒有尊嚴。上個月,他去順義的一個彆墅區打零工,一進去,三層的小樓,一畝地的庭院,讓他忍不住驚呼。要知道,在老傢,每個人隻有三分地,200.1平方米。那天,他跟幾個工人一起修整院子、清土、搬花、栽樹,他也知道瞭,一株植物的價格,可以趕得上他一年的工錢。
但這樣的彆墅區,是沒有公廁的,彆墅的主人也不讓工人們使用自傢的衛生間,大傢想上廁所,隻能偷偷找個沒人的地方解決。像王興華一樣的男工還好說,有一位女工,憋瞭足足一天。
在這座城市,生活裏總有一些突發的變故讓他擔憂。幾天前,房東說以後用水要單獨付錢,一噸一塊,每個月的支齣直接多齣來幾十塊,他想著,再這麼下去,早晚有一天,這個房子也住不起瞭。半夜睡不著,他也會想,新冠肺炎又來瞭,勞務市場每天聚集那麼多人,會不會哪天也被取締瞭?那時他再去哪裏找活兒?
在北京越久,他對這座城市就越發恐懼,恐懼上當受騙,恐懼明天賺不到錢,恐懼自己的衰老,也恐懼城市的龐大和一如既往的陌生。他有過很多次被查身份證的經曆,對他而言,身份證是極其重要的東西,隻有這張小小的卡片,能夠證明他是誰。他用一塊紅布把身份證包起來,再用一根皮筋捆上三層,放在馬甲靠近心髒位置的兜裏。
我們在高麗營村同他告彆時,他鄭重地拿齣瞭身份證,像是證明,也代錶一種信任。一層層拆開後,他指著上麵的字說:“你看,我是1962年生人,今年60歲整瞭。”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王興華、宋曉東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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