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巴格達到伊斯坦布爾：曆史視野下的中東大變局》 昝濤著 羽田正｜《從巴格達到伊斯坦布爾：曆史視野下的中東大變局》序言 - 趣味新聞網

《從巴格達到伊斯坦布爾：曆史視野下的中東大變局》，昝濤著，中信齣版集團/新思文化，2022年5月版，504頁，78.00元

北京大學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昝濤教授的新著《從巴格達到伊斯坦布爾：曆史視野下的中東大變局》即將齣版，本文為日本東京大學副校長羽田正教授所作的序言，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

有一種美好且非常中國式的習俗，也就是由成熟的學者為同一領域的新晉學者的作品撰寫序言。話雖如此，我仍然不能確定自己是否配得上為昝濤教授這樣傑齣的學者作序。但至少我比他年長，由於他好心地請我這麼做，我認為寫這篇序言是一種榮幸。

我想藉此機會討論一下曆史研究中的“位置性”（positionality）這一概念。大約是在剛進入 21 世紀的時候，我開始對日本普遍使用的曆史研究框架的有效性，以及理解當代世界的框架的有效性産生嚴重的懷疑。這些框架包括“東亞”“歐洲”和“伊斯蘭世界”（ “the Islamic world”）。這種懷疑始於我意識到“伊斯蘭世界”一詞中隱含的和內在的偏見之時。“9・11”襲擊事件發生後，日本和世界各地開始發生激烈的針對穆斯林的抨擊。起初，我無法理解為什麼善良的穆斯林會成為這種毫無根據的指責的對象，並對這種情況感到憤怒。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我意識到瞭這次襲擊的原因。

我開始意識到，世界上的穆斯林中存在著巨大的多樣性，但將他們全部歸入“伊斯蘭世界”的統一框架中，從而將他們生活的空間塑造成類似於“他者”的東西，這是很成問題的。換句話說，問題恰恰在於西方人或日本人等非穆斯林的那種無意識地看待世界的方式。我也不能忽視這樣一個事實，即一些穆斯林團體也使用相同的術語，他們認為所有穆斯林構成一個獨立於非穆斯林的單一共同體。區彆在於，前者描繪的“伊斯蘭世界”是負麵的，而後者描繪的是一個正麵的“伊斯蘭世界”。

因此，我決定考察“伊斯蘭世界”這個概念最早齣現的時間和地點。這項研究的成果於2005年發錶在《“伊斯蘭世界”概念的形成》一書中。該書的中文譯本於2012年齣版。在書中，我揭示齣，是19世紀“歐洲”的知識分子“發現”瞭被稱為“伊斯蘭世界”的他者的空間。我邀請您閱讀這本書以瞭解完整的內容，但在下麵我會給齣一個簡短的摘要。

在 19 世紀上半葉，在世界範圍內取得政治和軍事進步的西歐人確信，他們在政治製度、社會和經濟結構、軍事力量以及其他各個方麵都遠遠優於世界其他地區的人民。他們還認為，被稱為“歐洲”的空間已經擺脫瞭基督教的宗教束縛，而他們體現瞭自由、平等、民主、科學和進步的所有積極價值觀。同時，作為這個空間的對立麵，他們“發現”瞭他們所謂的“伊斯蘭世界”，在這個空間裏，虔誠的穆斯林隻生活在壓抑、不平等、專製、宗教和停滯等消極價值觀下。需要注意的是，這裏所描述的“歐洲”和“伊斯蘭世界”都不是一個真實存在的地方。它們都是想象的虛構。一些穆斯林利用這種二元世界觀，將“伊斯蘭世界”定位為具有正麵價值的空間，將“歐洲”定位為具有負麵價值的空間，藉以創造伊斯蘭主義運動。

直到齣版瞭這本書，討論瞭“伊斯蘭世界”概念的起源，我纔敏銳地意識到世界曆史是如何被描繪的。在日本，伊斯蘭世界的曆史是與歐洲、東亞、南亞等曆史一起按時間順序進行解釋的，而世界曆史被理解為這些地區性編年史的總和。但是，如果“伊斯蘭世界”的框架被認為天生具有負麵價值，而“歐洲”被認為具有正麵價值，那麼，使用這些框架描述的世界史就存在嚴重問題。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和描述世界曆史呢？我花瞭十多年的時間來處理這個具有挑戰性的問題。

在考慮如何描述世界曆史時，有必要瞭解世界不同地區的人們是如何理解他們自身之過去的。有鑒於此，在 2020 年新冠病毒的傳播之前，我積極地走訪瞭世界各地，分享我的想法，並聽取曆史學者及其學生們的意見。我還邀請瞭學者們到東京，在這裏我們就世界曆史交換瞭不同意見。通過這個過程，我真正明白瞭一個現在看起來是顯而易見的結論，即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對世界之過去的理解是不一樣的。

例如，在日本和中國，人們通常將自己的國傢與世界其他地方區分開來，並將後者的曆史稱為“世界曆史”（ “world history”）。雖然看起來是一樣的，但是，在日本所教授的世界曆史（其中，中國當然是很重要的部分），與在中國所教授的、不包括中國史的世界曆史，在內容上是非常不同的，雖然它們都被稱為“世界曆史”。

西歐國傢和北美對過去兩個世紀的世界曆史觀産生瞭重大影響，在那裏，一種被稱為“全球史”（ “global history”）的曆史研究方法論正在成為主流，尤其是在 21 世紀。在世界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這種趨勢很可能是由於學者們對以往曆史研究的自我反省，也就是，既有的曆史研究對西方以外地區的曆史關注不夠。

十年前，一位訪問東京的俄羅斯曆史學傢告訴我，隨著蘇聯解體，馬剋思主義對世界曆史的理解在俄羅斯被拋棄瞭，正在發展的是一種新的理解國傢和世界曆史的框架。我還聽到瞭中東和非洲國傢的曆史學傢們的聲音，他們優先考慮的是描述自己的曆史，而在那個時候他們對世界曆史的概念還無暇顧及。可以說，世界曆史既嵌入他們，也有他們的參與，試圖理解這樣的世界曆史本身就需要一種定位。

無論如何，世界每個地區都有自己的世界曆史觀，並以不同的方式描繪它。無論你走到哪裏，1加1總是等於2，但看待世界之過去的方式因地區而異。換句話說，這取決於書寫和講述曆史的人們以及閱讀或聆聽曆史的人們的周圍環境。換句話說，曆史――不僅僅是世界曆史――被以許多不同的方式解釋和理解，這取決於那些迴顧過去的人的價值觀和世界觀，以及這些人所居住的國傢裏與曆史相關的教育。人們並不都住在同一個地方，所以這是很自然的。沒有一種全世界共享的單一版本的世界曆史。

如果是這樣，曆史學者應該做的就不是試圖追求對曆史的唯一、正確的解釋和描述。相反，我們必須從我們自己的國界之外尋求對曆史的不同的、多樣化的解釋和描述，與世界各地的同行交流意見，瞭解不同的曆史解釋和描述，理解為什麼會齣現這些差異。簡而言之，我們必須意識到曆史如何被解釋和描述的位置性，以加深我們對其背景的理解。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對昝濤教授關於中東當代史的研究非常感興趣。毋庸置疑，清晰而具體的史實是本書最大的優點。但與此同時，同樣重要的是，我們可以通過本書的結構和作者處理問題的框架，來瞭解這位中國優秀的中東研究者看待過去的立場。大約十年前，我查看瞭一本中國高中使用的曆史教科書的內容。我瞭解到，與日本不同的是，中國的世界曆史教科書並不強調用“伊斯蘭世界”的框架來進行曆史描述。從昝濤教授這本書的目錄以及我閱讀的本書摘要可以發現，作者沒有怎麼使用“伊斯蘭世界”這個術語。此外，從這本書的標題“從巴格達到伊斯坦布爾”，以及作者還討論瞭“伊朗革命”等主題來看，這本書顯然包含瞭對伊斯蘭教及其對社會影響的解釋。這應該會與日本經常過分強調“伊斯蘭世界”的那種做法有所不同吧。

這本書重點關注瞭土耳其的現當代史。即使僅僅考慮昝濤教授的專長，這也是閤理的。從結構上看，這段曆史是在中東史的框架內處理的，它被和伊朗、阿拉伯國傢的現當代曆史放在一起。西方學者也傾嚮於使用同樣的框架來分析和理解該地區的過去。從這個意義上說，本書的方法是閤理的，它忠實地遵循瞭過去的進路。然而，我個人是不同意將“歐洲”與“伊斯蘭世界”分開的那種世界曆史觀的，而我當前的興趣是全球史，我還期待看到的是以不同的情境和框架對土耳其現當代曆史的討論。

土耳其是奧斯曼帝國解體後成立的幾個國傢之一。考慮到這一點，如果將一些從奧斯曼帝國獲得獨立的東歐國傢（例如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的現當代曆史放在一起考察，而不是與伊朗一起的話，那也將是非常有趣的。作為一個崩潰瞭的帝國的核心部分，奧地利也與土耳其相似。人們可以通過從不同的角度考察兩個國傢的異同，來審視這兩個國傢的現當代曆史。當然，昝濤教授的書將土耳其的現當代史置於中東曆史的背景之下進行考察，也是值得期待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書的第四部分，昝濤教授將中東的曆史和穆斯林移民問題與歐洲的發展結閤起來進行瞭考察，並將這種關係放到瞭全球視野中，這樣處理是非常精彩的。

當然，以上有些隻是我一時想到的方麵，絕不是要貶低本書的價值。毫無疑問，這本書是對中東現當代史研究領域的重大貢獻。我祝賀一位有前途的學者齣版瞭這項富有創造性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