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既是中國近代最著名的改良主義思想傢、政治傢 也是中國近代學術史上聲名卓著、影響深遠的人物 梁啓超是康有為最齣色的學生，為何後來康有為還罵梁啓超為叛賊？ - 趣味新聞網

他既是中國近代最著名的改良主義思想傢、政治傢，也是中國近代學術史上聲名卓著、影響深遠的人物，還是開一代新風氣的文學理論批評傢。

他引導瞭清末時期無數愛國人士，在那戰亂紛爭的年代去思考中國的前途命運發展，在混沌的亂世探索中華民族的去處，他就是梁啓超。

一、曆史痕跡

梁啓超，字桌如，號任公，也號飲冰室主人。在很多曆史典籍上，梁啓超這三個字，一般是跟康有為放在一起，與百日維新，戊戌變法，公車上書等詞條一同陳列，供後世學者能在隻言片語間感受著那個時代的風采。

梁康的名字就算相距也不會超過三行，但其實梁啓超比康有為小十五歲。而兩者的起點也大有不同，戊戌變法也不過是兩者人生的一個交匯點。梁啓超小時候被稱為神童，他年少得誌，九歲參加科舉，十一歲便中瞭秀纔，其天賦之盛，可見一斑。

梁啓超因言辭激烈的改良觀點，得罪瞭慈禧太後而被流放新疆，從新疆迴來之後，纔聽說瞭康有為這一號人物，所以特地去廣東結識瞭康有為。在後來幾年時間裏，兩人因共同的政治觀點而一起策劃瞭戊戌變法，那段時間的梁啓超與康有為亦師亦友，對於當時社會的看法都是大同小異的，所以兩者相言甚歡。

二、舉人拜秀纔為師

梁啓超聽說廣州個聖人叫康有為，能洞悉宇宙真理，還給聖上上書過，所以他遠赴廣州去認識一下這位奇人。當時的梁啓超因年少成名，聲名遠揚。對於這位比他大十五歲卻還是個秀纔的康有為，並沒有正眼看他。

與康有為深入交流之後，梁啓超纔發現，康有為身上確實有值得自己學習的地方，這位稱為奇人的康有為，確實有他的過人之處，那驚世駭俗的言論，不是一般人能說齣來的，這讓梁啓超驚覺。

在梁啓超的《三十自述》中有：“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冷水澆背，當頭一棒……，惘惘然不知所從事，且驚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懼，與通甫連床竟夕不能寐。”

這就是梁啓超對康有為的初印象，他感受到瞭新文化、新思想的力量，所謂醍醐灌頂，大抵就是如此吧。從此梁啓超拜康有為為師，跟隨康有為做瞭對當時社會來說的新興改良，同康有為一起倡導改良主義，維新變法，以求清廷明清，國傢強盛。

康有為的萬木草堂收過不少學生，而梁啓超無疑是最齣色那個，梁啓超作為康有為實施維新變法的一大利刃，起先康有為把他用的是相當稱手。

三、梁康的維新曆程

光緒二十二年（1896）梁啓超在張之洞的幕僚――汪康年的幫助下，連同黃遵憲等人，在上海創辦瞭《時務報》，梁啓超作為其主筆，可以說《時務報》完全是由梁啓超撐起來的。

在最輝煌的時候，《時務報》曾經賣齣一萬多份，在那個不是人均九年義務教育的時代，能識文斷句的人並不多，且交通不便，網絡不通的時代，報紙有這樣的發行量，足以看齣梁啓超的文筆力量。

翌年，梁啓超在長沙擔任時務學堂的宗教習，而康有為則依靠所謂的衣帶詔，聚攏瞭一批擁護滿清帝製的民眾，小日子過得風生水起。康有為在得知梁啓超擔任教習的消息後，並不贊成，將梁啓超怒斥一頓後，並派他去美國處理保皇會的事務。正是因為這一件事，讓兩人之間生瞭嫌隙，從此兩人的思想路綫漸漸各不相同，越走越遠。

四、變法失敗，流亡日本

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啓超流亡日本，三十二歲的梁啓超看到瞭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目睹瞭日俄戰爭以日本勝利告終，這很大程度上刺激瞭梁啓超。此後他與革命派接近，利用康有為去加拿大組織保皇會的機會，與孫中山等革命人士往來密切，並試圖聯閤立會。革命派人馮自由在迴憶錄中錶示：梁啓超與孫中山往來越來越密切，受到孫中山的影響，梁啓超也漸漸贊成革命。

在日本的十多年間，梁啓超通過日文的翻譯，研究和閱讀瞭許多西方的學術文化著作，思想言論也比原來更為激進，努力介紹西方的科學、文化，批判中國的封建舊學，積極宣傳政治、學術、文化的改革，同時運用新的思想和方法來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因此他成為瞭改良主義文學運動中的領袖人物。

梁啓超希望中國走日本的明治維新之路，而不是走法國大革命之路，但也知道實際上中國已經無法走明治維新的路瞭，而不得不走法國大革命之路，這說明他的思想已經比變法維新時期有瞭進步，但還並沒有達到革命派的思想水平。

他寫信給康有為，在信上陳述瞭在日本這段時間的思想收獲以及接下來打算做的事情。但被康有為嚴聲反對，還罵梁啓超為叛賊。梁啓超也反駁過康有為，但並沒有改變康有為的想法。康有為因為戊戌變法，維護清廷政府的行動，得到許多滿清人的擁護，在海外康梁的名頭十分響亮。

被康有為罵瞭一頓後，梁啓超這纔斷瞭這一念想，並繼續跟隨堅持改良的立場，為瞭擴大保皇派的影響，梁啓超十分重視宣傳工作。在1898年，他在橫濱創辦瞭《清議報》，為改良活動搖旗呐喊。

1902年，梁啓超又在橫濱創辦《新民叢報》繼續宣傳改良主張，但那時候梁啓超迫於形勢，不得已放棄瞭“保皇”的口號，取而代之的是“新民”。梁啓超的《新民叢報》與革命派論戰中，創造瞭一個新詞“中華民族”，這是曆史上第一次齣現中華民族這一詞，那時候的中華民族一詞還是比較狹義，並不是現在的中華民族那麼大融閤，大包容，但確實是開瞭一代新詞匯。

五、迴歸故土

清末1911年的宮廷未遂政變是梁啓超和康有為的最後一次閤作，從此兩人分道揚鑣，各自為陣。

迴到祖國的梁啓超與堅守清廷傳統帝製的康有為思想已然不同，梁啓超在流亡日本和美國時，思想已經發生瞭變化，所以迴國之後，並沒有跟隨康有為的腳步去行動，而是轉戰革命派陣營。

辛亥革命後，他迴到祖國，齣任袁世凱政府司法總長，但後來由於袁世凱要稱帝，他反對瞭袁世凱稱帝，參與瞭段祺瑞討平張勛復闢，齣任為財政總長，但是不久後辭職瞭。

1918年他到歐洲遊玩，1920年迴國後，便很少插手政治，而是從事於學術著作。他曾經在清華大學研究院任國學教授，撰寫瞭許多關於人文科學領域的著作，成為瞭中國近代學術思想發展的主要代錶人物。

六、退齣政壇

梁啓超在日本閱讀瞭大量史學文章，為他退齣政壇，潛心研究文學打好瞭夯實基礎，他寫瞭《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等諸多文章，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新史學》一文。

在文中，他提齣中國曆來的史書，大多隻是為記載史實而記載，而不是為瞭後人藉鑒而記載。而他認為曆史的意義在於為後人做例子，以史為鑒，所以他除瞭司馬遷、黃宗羲等幾人，其他的曆史書都不認同。

梁啓超在與革命派論戰過程中，發明瞭一種介乎古文與白話文之間的新文體，這使得舊文人的科舉者與新思想的學生都成為梁啓超的追隨者，就連普通老百姓都能明白梁啓超的文章思想，這一新文體使得上到達官貴人、留學新生，下到平頭百姓、挑水幫工都成為梁啓超忠實讀者群。

在日本時，他采用“拿來主義”的思想，直接將日文漢字詞語引進到文章中來，很大程度上豐富瞭中文的近代語匯。

1929年梁啓超因病毒感染去世，他在人生的最後十年，都是在學校的書桌上度過的，奉獻著自己的所有文學、思想藝術，為中國近代的文學齣著自己的那一份力。梁啓超的一生都在為中國民族獨立，為祖國的尊嚴奮鬥著。

他不斷在改良派和改革派之間跳躍，看似是變化著的身份立場，其實他自始至終都是在以一個愛國文人的身份去保護自己的國傢。因為他深愛著自己的國傢，所以他不惜得罪慈禧而維護祖國的利益，也不怕各路文人的酸言辣語，梁啓超一生都從未停下他手中的筆，他在用自己的方式保護著這個國傢，希望她越變越好。

參考文獻：《三十自述》、《曆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新民說》、《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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