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呂進今年3月20日是鄒絳先生百年誕辰。鄒絳是我國著名的詩歌翻譯傢、詩人和詩歌教育傢 西南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的創建者之一。在研究所 散文｜呂進：“聖人”鄒絳 - 趣味新聞網

文/呂進

今年3月20日是鄒絳先生百年誕辰。

鄒絳是我國著名的詩歌翻譯傢、詩人和詩歌教育傢，西南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的創建者之一。在研究所，方敬、鄒絳、呂進一起被稱為研究生的“三大導師”。1986年成立的中國新詩研究所，是新文學誕生以來的第一傢獨立建製的研究新詩的實體機構，也是國內外華文詩學界公認的新詩研究聖地。鄒絳在這裏度過瞭他的人生的最後10年，也是他的人生最富成果、最愉快的10年。

鄒絳熱愛中國新詩研究所，時時事事都掛念著研究所，毫無保留地把自己的生命融進瞭研究所的發展事業中。我和鄒絳是兩輩人，但他從不以長輩自居。詩人流沙河曾經送過我一本三聯書店齣版的《鋸齒嚙痕錄》，我看到瞭書中展現的一個有趣畫麵：1952年，成渝鐵路在成都火車站舉行通車典禮。流沙河在現場，他當年是位年輕記者。而我呢，則是在成都火車站席地而坐的川西實驗小學的少先隊員。戴著紅領巾的我們不斷地唱著：“哎――哎嗨，哎嗨，哎嗨喲，代錶們喲來得早喲，我們嚮你問聲好啊，嘿！” 鄒絳，正是我們“問聲好”的從重慶坐首班列車來蓉的重慶代錶之一。他是1954年加入中國作傢協會的，比我的入會時間足足早瞭30年。但是，對我這個晚輩所長，鄒絳從來理解我，尊重我，維護我，是我全天候的忠誠朋友，很給力。我們是忘年之交，並肩開路，同嘗艱辛，友情很深。

鄒絳與呂進（呂進 供圖）

1996年1月鄒絳去世後，北京《詩刊》快速地刊發瞭我寫的悼念文章，題目是《人到無求品自高》。我在靈堂的鄒絳遺像兩邊，掛上瞭我寫的對聯：“畢生奉獻，蠶至絲盡方作罷；一世淡泊，人到無求品自高。”是的，人到無求品自高。翻譯傢孫法理教授是鄒絳的武漢大學外語係的校友，也是鄒絳的西南師範大學外語係的同事。他寫道：“鄒絳是我的老學長，一起工作的時間很多，卻從沒有聽見他發過一句牢騷。我曾經對學生說他是個聖人，學生也有同感。”

鄒絳聲名遠播。他就是一部外國詩歌的活辭典，精通英語和俄語。中國許多讀者都是通過他，纔認識智利詩人聶魯達、美國黑人詩歌和俄羅斯詩人巴格裏茨基的。他還是新時期格律體新詩有影響的倡導者，在詩體重建上多有貢獻。他去世後，詩人張繼樓曾給中國新詩研究所送來一幅挽聯：“ABCD隨風去，平仄對仗留人間”，十分準確地概括瞭鄒絳的成就。

鄒絳是學術權威，長期擔任四川省和重慶市的外國文學研究會的會長，但他虛懷若榖。從1983年到1992年，重慶齣版社陸續齣版瞭鄒絳主編的4捲本《外國名傢詩選》，一時洛陽紙貴，實現瞭鄒絳編齣“一部豐富多彩而又耐讀的詩選”的預想，我翻譯的俄羅斯詩人伊薩可夫斯基的幾首詩也榮幸地被他編入。著名詩歌翻譯傢王佐良先生把這套“詩選”列在“外國文學閱讀書目”的“詩歌類”之首，這當然是很高的評價瞭，但是，我卻從沒聽他自己說起過這事。有一位現在已是中山大學教授的西南師範大學外語係畢業生，當年的兩首譯詩，是鄒絳一手幫他改的，因此在收入《外國名傢詩選》時，他鄭重地將鄒絳列為第一譯者。書齣來後，他一看，鄒絳已經把自己的名字刪掉瞭。

鄒絳是一個淡泊的人，低調的人，幾乎從不談論自己。有一次，我到他傢去談工作，在他打開書桌抽屜翻找我需要的資料時，我偶然看到抽屜裏有一封鬍喬木給他的親筆信。我立即取齣來，抽齣信箋閱讀。鬍喬木寫得很熱情，對鄒絳倡導的現代格律詩贊許有加。鬍喬木是當時的中央領導人之一，且具學者身份，讀書較多，發言慎重，他明確支持鄒絳的努力，這是多麼值得高興的事啊。鄒絳卻以尋常心對待，把這封信雪藏瞭。如果不是我的偶然發現，誰也不知道有這迴事。

鄒絳西去後，他的姐姐鄒德鸞女士給我寫來一封長長的信，一共有6頁。鄒德鸞比鄒絳長6歲，在信裏，她簡短地迴顧瞭弟弟的一生，也敘述瞭弟弟對新詩研究所的深情。讀瞭德鸞女士的信，我纔更詳細地知道瞭鄒絳的人生道路。鄒絳本名鄒德鴻，因為追求革命，以“鄒絳”為筆名。絳者，紅色也。當年為瞭躲避他的傢鄉四川樂山的反動當局的追捕，來到瞭重慶。鄒絳是“革命軍馬前卒”鄒容的侄子，民盟盟員，在1949年以前就和地下黨時有接觸。1947年，鄒絳接待瞭母校武漢大學地下黨介紹前來的一位黨員，來人不是彆人，正是小說《紅岩》寫到的江姐。

鄒絳給自己樹立的人生標杆很高，他是一個完全沒有低級趣味的脫俗的人，純淨的人。他的境界很高，“吃的是草。吐的是奶。”時間也許可以劃分為無價值時間和有價值時間，可以說，鄒絳的時間全部是有價值的時間。他在詩的世界繁忙，對詩外世界的一切不願花時間去關心。住的是一間沒有廚房、沒有廁所的小房間，一日三餐都拿著飯盒去學校食堂打飯。1987年，學校評審高級職稱的時候，人事處長老宋給我打來電話說，這次教授名額不夠，鄒絳就評研究員吧。他說，研究員的任職條件其實比教授更高，但一些人不瞭解，總是更願意評教授，“請你這位所長務必抽時間親自上門，做好鄒老師的工作。”我自然心中有數：這等“俗事”，何須上門啊！我打電話給鄒絳，說瞭情況，他隻“啊”瞭一聲，就轉過來談編輯新詩研究所的所刊《中外詩歌研究》的一些事情瞭。考慮到鄒絳從來沒有齣過境，我便嚮境外的大學推薦鄒絳，他很高興，但又反而來規勸我：“老呂，齣去的事都不要考慮我，我手頭還有好多事要做啊！”這是一種多麼耀眼的光亮啊!

他住進醫院以後，我隻要去探視，病房就等於開起瞭工作討論會，研究生啊，學術梯隊啊，當然更多的是《中外詩歌研究》。在彌留之際，他還在病床上嚮教學秘書小李口述研究生期終考試的考題。當夜，他就離開瞭我們。詩人梁上泉曾經有一首寫鄒絳的詩，有“生死是吾師”之句，也道齣瞭我的心聲。

對名利滿不在乎的鄒絳卻是外圓內方的。他誠摯寬厚，但他是非分明，對於不擇手段滿足一己私欲的人，錶示齣瞭很大的鄙視。我記憶中很深刻的一件事，發生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那時，西南師範大學被驅趕齣重慶，遷到梁平縣的一所中學裏。我和鄒絳都發錶過文學作品，所以都是與文藝黑綫有關聯的“有問題”的人，被集中關在一間單獨的小房子裏，便於看管。房子外麵有個水缸，是全係教師的飲水，晚上由人輪班值守。我發現，已經開始第三遍輪值瞭，仍然沒有叫過我和鄒絳。我找負責人抗議：“你們是不是怕我們要在水裏投毒？”於是我們也值班瞭。我很得意，但我卻第一次聽見鄒絳抱怨：“十鼕臘月的，這麼冷，爭什麼值班嘛。”我說：“這可是群眾的資格啊！”他苦笑：“哎呀，彆理他們那一套。”大有“看庭前花開花落，觀天上雲捲雲舒”的氣概。

在鄒絳先生百年誕辰前夕，重慶齣版社及時推齣瞭新詩研究所編撰的《鄒絳詩文集》。紀念活動的消息發齣後，要求到會的來函很多。新詩研究所所長嚮天淵教授給我發來微信說：“呂老師，人很多，看來要換更大一些的會場纔行。”其實，原來安排的會場，是北溫泉公園的數帆樓，既是名樓，又是中國新詩創研中心的活動場地，已經不小瞭。看來，鄒絳沒有遠去，這位“人到無求品自高”的“聖人”永遠令人感到親切，永遠讓後人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