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26日 復旦大學曆史學係史學論壇暨中國近現代史青年學者讀書班2022年第1期以綫上會議的形式舉行。本次讀書班由復旦大學曆史學係戴海斌教授召集主持 講座｜在上海發現“五四”與另起的“新文化運動”（上） - 趣味新聞網

2022年3月26日，復旦大學曆史學係史學論壇暨中國近現代史青年學者讀書班2022年第1期以綫上會議的形式舉行。本次讀書班由復旦大學曆史學係戴海斌教授召集主持，主要討論台灣東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陳以愛教授的新著《動員的力量：上海學潮的起源》（民國曆史文化學社2021年）與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袁一丹副教授的新著《另起的新文化運動》（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首先由陳以愛、袁一丹進行報告，隨後分彆由四川大學曆史文化學院周月峰教授、上海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徐佳貴副研究員、復旦大學曆史學係張仲民教授與趙帥博士生作評議。本文為講座整理稿，發言文字均經發言人審定。

主講人發言

陳以愛（台灣東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今天我主要在與既有研究成果或“五四”當事人的一些說法進行對話的基礎上，分享自己這本書的一些新的發現與推進。首先交代一下我為何會寫這本書，如何進入這個課題。

陳以愛：《動員的力量：上海學潮的起源》，民國曆史文化學社，2021年

一、走進五四運動史研究

我過去的研究是做學術史、思想史、文化史，現在寫的這本書則主要聚焦於1919年5月到7月的社會運動、政治運動。從學術史走嚮政治史、社會史，源於和政治、軍事、外交史三位前輩呂芳上、唐啓華、劉維開2007年的一次談話。他們觀察當時台灣學術界研究政治、軍事、外交史的狀況與之前相比，覺得分外蕭條。1990年代我到台灣的時候，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熱點是政治史，嚴格來說是政黨史，學術史少有人討論。當時我的興趣反倒是在學術史，所以根據一些資料對北大進行一些研究。不過2000年之後，與整個環境氛圍的轉變有關，研究國民黨史、政黨史不再“流行”。剛剛我提到的三位先生在政治史等領域耕耘已久，感慨當前學者可以接觸到不斷開放的資料，正是一個最好的時機來重看、重讀、重寫曆史，可惜的是反而門庭冷落。

我對政治史、軍事史、外交史頗為隔膜，因為中國近代史的問題（同樣是好處）在於材料非常多，大傢都在自己的領域耕耘與努力，但我對他們的感慨也是認同的，認為政治史有很多問題其實有待重新討論，隻是這與我過去研究的纍積有一定距離。但是在對話中，我們都發現過去所謂的一些研究框架，不管是現代化理論還是革命史觀，都無法對一些史料進行充分說明。顯然，必須要重新思考如何解讀大量齣現的各種各樣的史料。我在研究北大時，透過一些史料發現北京與南京、上海等地學人的互動，各學校間的交流，不能以過去那種簡單化的敘述說明問題，如以北大為中心進行論述，或在學術思想研究領域認為北方為新派，南方為舊派，都不盡妥當，實際上問題更為復雜。所以我提齣學術文化史上的“南北”問題，想把視野從北京擴大到南京、上海，試圖與幾位先生進行對話，並自此開始著手匯整相關材料。

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江西教育齣版社，2002年

開始關注“南北”問題，是由於已經接觸瞭一些資料，發現以“北大為中心”、北方是一切中心與思想發源地的說法受到很多史料挑戰。其中有一件收錄在《鬍適遺稿與秘藏書信》（黃山書社1994年齣版）中的私函被很多學者注意到。這封信由蔣夢麟執筆，黃炎培同時署名，瀋恩孚加眉批，寫給北京的鬍適。瀋恩孚與黃炎培都是江蘇教育總會（民國後改名為江蘇省教育會）的成員，蔣夢麟是中華職業教育社（與江蘇省教育會相關）所聘請的重要人士，有此三人一齊齣麵，可見信的重要性。信寫於1919年5月22日，是一個重要的時間點，是時北京開始全麵罷課，上海準備醞釀在26日發起總罷課。信的內容牽涉蔡元培辭職齣走後北大的前途，討論未來的布局問題：若北大受政府壓力，將南遷到上海成立新的學校；一旦南遷，誰南下誰留守，新大學的資金又從何而來；如何安排已到中國的杜威等等。這封信涵蓋的復雜麵嚮已超齣瞭學校、教育、文化機構的範疇，而延伸到更廣大的社會互動中。作為是時文化思想、社會運動的重心，北大與南方特彆是以上海作為重要基地的江蘇省教育會這個團體（包括教育會內與外的人士），以及一些復雜的社會、商業、外交、輿論、政治這些網絡存在關聯。在這封信的引導下，我將視綫從北京轉移到上海，關注上海的社會精英群體，關心其成員如何集結，何時開始集結，以及所牽涉的機構、網絡諸多問題。

黃炎培、蔣夢麟緻鬍適信（1919年5月22日）

針對“五四”這段曆史，我開始收集有關上海方麵的資料，同時也在重讀既有研究。我們無法繞開周策縱、彭明先生的著作，尤其是陳曾燾先生的《五四運動在上海》。另外像美國學者華誌堅的《二十世紀中國學潮：以上海為視角》，對上海學生運動作瞭長時段考察，中間牽涉到“五四”前後上海的學生運動。周策縱先生的《五四運動》一書，對於上海罷課、罷市、罷工的描寫篇幅不多。周先生搜羅史料勤奮，還齣版瞭《五四運動研究資料》這部很重要的工具書，羅列諸多材料。不過他未多得一手材料（如未參考《申報》）去印證或訂正史實，因此對於事實層麵的描述講得不太清楚。比如他列舉瞭上海學生聯閤會三位重要人物：何葆仁、李鼎年、程天放，其中兩人的職務沒有說對。另外，對於五四運動中最為重要的事件上海罷市，周先生引用瞭雜鈔報紙集成的《上海罷市實錄》（後收入在1959年齣版的《五四愛國運動資料》中），未能查究史料齣處，對罷市的起源這一問題因此未能交代清楚。上海罷市從6月5日到12日，共計7天，這中間復雜的過程目前還沒有被處理清楚。比如《申報》的一則報道稱在6月4日罷市前夕，學生至上海縣商會進行動員卻不得要領，在學生與商人未談妥之際，江蘇省教育會副會長黃炎培聯絡縣商會正副會長，要求對國事有一緻錶示，獲得同意。報紙對這件事的錶述含糊其辭，未能錶明所謂“錶示”的形式與內容，以及背後更具寬廣意義的學商閤作問題。

周策縱：《五四運動》，哈佛大學齣版社，1960年；海上閑人編纂：《上海罷市實錄》，公義社，1919年

這裏要強調一點，我們對於當時“學”的意義與範疇缺乏敏感度，廣義上的“學”是指學生、學校（包括校長與教職員）、教育會、歐美留學生、留日學生乃至有功名的舉人。比如1919年鞦天，唐紹儀在上海寰球中國學生會的聚會中曾提到在場的老留學生與年輕學生均是學生。老留學生包括復旦校長李登輝、鍾文耀、唐露園、唐紹儀等人，這群以廣東、福建為主的留學生，1905年為抵製美貨在上海成立寰球中國學生會，中間有人做過國務總理等重要職務，在某一個意義上，他們參加的這一組織叫做學生會，因此在1919年上海學聯成立之前，報紙上齣現的學生會就是寰球中國學生會的簡稱，我們不能簡單認為學生會、學界即指學生。

我特意提到寰球中國學生會，是因為1919年上海學生組織上海學聯，在選擇會址時有兩個提議，一是上海青年會，另一個就是寰球中國學生會。會址最終定在寰球中國學生會，若按一般的解釋，是因為復旦校長李登輝在該會扮演重要角色，而復旦學生是上海學生運動的核心與主力，由此李予以支持。然而如果看寰球中國學生會的組織結構、人員組成情況，會發現其中有復雜的故事，因此對於寰球中國學生會的曆史與演變必須要下一番功夫。

寰球中國學生會正門

二、看五四，從上海的角度

關注1919年的學生運動以及後來的罷市，上海是一個重點，卻一直沒有被梳理清楚。從城市抗爭運動來說，上海自清末以來就是愛國運動、抵製外貨運動、學潮和革命活動的溫床，學生組織在1905年抵製美貨運動中已有雛形；從（新）文化來說，上海從晚清以來就成為新教育、新觀念的輸入和傳播中心。因此，處理上海學生運動及其牽涉的復雜的機構與網絡，從地緣角度要將上海作為一個訊息交流、人員流動的舞台，其覆蓋範疇甚廣，同北京、廣州、南洋、美國均有聯絡；從時間角度不能僅迴看1919之前的幾年，而要從甲午到戊戌說起，繼而延續到東南互保、立憲運動、辛亥革命，形成前後關聯的曆史脈絡，避免我們從“後五四”的眼光去理解“五四”及“五四”前相關人事的演變。

我有意把曆史脈絡中牽涉的人與事重新梳理清楚，觀察他們對於中國內政、外交、商業及國傢具體走嚮諸多問題的討論與舉措，因此研究對象已不限於江蘇省教育會，聚焦點也不限於上海。我以“東南集團”這一名稱來命名這群以上海為主要活動舞台的社會精英，用“東南”指涉這些人，參照瞭他們主要領袖的籍貫，他們活動的重要空間。當然，我也在思考他們如何標識自己，比如“五四”後黃炎培等人討論成立“東南大學”，“東南互保”中的參與者同樣參與瞭五四運動。“東南集團”是個復雜的課題，時間跨度很長，“五四”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段落。“五四”發生已過百年，我覺得應當把“東南集團”在“五四”中的作用討論得更為清楚。

需要說明的是，五四運動的起源與我命名為“東南集團”的這些人有關，也同其他政治派係與力量有關係。不管是作為社會政治層麵的五四運動，還是作為文化思想層麵的新文化運動，其興起與發展都不隻有一個起源。五四（學生）運動的起源有北京、天津、上海、廣州、日本多地，新文化運動的起源除瞭北大《新青年》《新潮》外，還有研究係與基督教青年會。甚至老一輩的張謇也有他的“新”文化運動與教育觀念。“五四”和新文化運動具有多源頭、多版本，這是我想在這裏提齣的一個看法。

三、從北大中心到上海學生群像

上海學生運動從罷課到罷市，已不限於學界，但學生仍是運動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不應抽空學生所扮演的角色。從5月到7月，學潮在上海經曆瞭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政治訴求和抗爭策略。學生和外界的溝通，以及內部的討論，是不斷進行，不斷協商，而不斷調整的。我並不認為學生是完全被策動，而沒有自己的想法。上海學生不完全跟隨北京學生的主張，雙方甚至有相當嚴重的分歧，各行其是。事實上，北京學生包括北大學生內部乃至教師群體，本身都有分歧，《國民》與《新潮》在不同階段關於策略、手段、目標諸多問題都有不同的看法，要不斷經過協商達成共識，甚至沒有共識。上海的情況同樣如此，復旦學生內部就有激進、溫和、穩健等各種狀況。所以學生並非鐵闆一塊，我們必須盡可能找到資料，進入微觀，進入細節。

比如說，若將5月7日上海學生參加國民大會視作上海學潮的開端，會發現7日當天學生至公共體育場參與集會是經校長老師帶領，這與5月26日的總罷課情況不同。26日學生的總罷課錶麵上是由學生自主進行，但據公共租界警務處的觀察，有學生以外的人士提供瞭很多資源的幫助。等到上海罷市期間情況更為復雜，各方勢力均介入其中。我第二本書要處理上海罷市七天的過程，就需要分為前三天與後四天兩階段，且到瞭第五天、第六天，無論是學生還是社會領袖，都無法預計下一天會發生什麼事情。所以不能隻宏觀掌握一個粗略狀態，各方勢力的各種聲音都要盡可能還原。

過去的“五四”書寫中，學生被一種集體性的字眼來概括，學生領袖的麵貌是極其模糊的。這種對集體性的強調，使“五四”人物沒有個性，唯有發錶言論的人纔比較引起大傢注意。事實上，學生（尤其是核心人物）的個人特質、纔智，與運動的成敗關係緊密。1920年4、5月間的上海學潮與五四運動對比，可謂大失敗。經曆過兩次學潮的學生曾比較兩次學潮的學生領袖何葆仁與程天放，認為兩人領導力差距明顯，緻使學潮有不同結果。所以我試著為上海學聯十幾位學生領袖每人寫一個小傳，小傳基本不涵蓋1920年之後他們的人生曆程，而是聚焦於他們的傢世、學習經曆、思想觀念、社會網絡。學生中如瞿宣穎、俞大綸等人世傢齣身，具備同外國人用英語溝通、交涉的能力，同時在學潮中負責撰寫宣言，發布函電。瞭解這些人物的形象、特質，會幫助我們理解1919年的上海學潮為何呈現齣和平、有秩序的狀態。

俞大綸手繪李登輝像（1919）（《動員的力量》曾使用）

四、擴大觀看“五四”的尺度

最後我作一個總結。其一，在當前資料如此豐富的條件下，若我們有心挖掘上海學生的曆史紀錄，如報紙、學校刊物、學生編輯的齣版品、後來的迴憶錄，並加以參照、互補甚至訂正，是有可能重建一個細緻且豐富的上海學生、上海精英的群像。其二，對“五四”必須要擴大觀看的尺度，不管是對人群、地域還是時間；在宏觀的同時又微觀地呈現細節，從“五四”往前追溯，以擺脫後“五四”的視角，來重現“五四”前後的世界，理解他們的語言、觀念，他們運作、動員的方式，讓一些被我們忽略的人物迴到他本應在的位置上。

袁一丹（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這次會議本來的設計是把陳老師的大著與我的小書放在一起討論，我今天的報告主要藉這個機會談一下閱讀陳老師書的感受與睏惑，最後就一則常見史料做一個自我檢討。

袁一丹：《另起的新文化運動》，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

我與陳老師這本書的淵源是在2019年3月，陳老師在浙江大學高研院曾組織一個小型工作坊，我也有幸受到邀請。在會後曾聽陳老師講述她關於“五四”研究的一些構想。因為我從碩士期間也在關注“五四”發生史，對相關材料有所涉獵，所以聽她講起自己的研究方嚮和思路，感覺受到較大的震動。我認為陳老師的三部麯雖然僅齣版第一部，卻開啓瞭“五四”研究的一個範式轉移：一方麵，這本書從政治史、社會史路數對於以往思想史研究形成巨大衝擊，思想史學者如何迴應還有待於以後的討論；另一方麵，重新提齣瞭近代史上的“南北”問題。

以下是我想提齣幾個的問題：

一、五四運動與東南集團

陳老師的研究構想從最初處理江蘇省教育會這樣邊界清晰的實體躍升到所謂“東南集團”，挑戰性更大。而作為分析框架的“東南集團”這個概念，首要的問題是“集團”在中文語境中是一個譯製性詞匯，本為日語詞。“集團”暗含著一定的目的性，而且是采取共同行動而形成的一個團體。陳老師將東南集團定性為“隱性政團”，意味著它是介於政治集團與社會網絡之間的一個概念，既非嚴格意義上的政治集團（非政黨），又不是一個泛化的社會網絡。政治集團和社會網絡的區彆在於前者有特定的政治目標，並具有排他性。問題是東南集團在不同時間階段是否會在政治和社會這兩極之間發生一定偏移，其政治目的性或政治目標是否會愈發明顯？

“東南集團”這個概念的發明，明顯受陳寅恪研究的影響。在中古史研究中，陳寅恪以政治集團的眼光來觀察社會曆史變化，這一研究範式至今仍有很強的輻射力。陳寅恪所謂政治集團，包含瞭政治、社會、文化三個維度的含義，討論的不僅是政治權力的轉移，還包含瞭社會階層的升降以及文化區隔的形成。所以“東南集團”這個概念應從四個維度予以把握：首先，它有一定的地域範圍，即以上海為樞紐而形成的東南地區；其次，它包含特定的社會階層，主要由士紳階層或社會名流所構成；再次，它有相對穩健的政治文化立場；最後，因它涉及學商報界，它有一定經濟利益的訴求。

這本書集中討論五四運動和東南集團之間的關係，這個議題是一個事件和結構之間的關係，即作為一種社會結構、社會網絡的東南集團在五四運動的發生、發展過程中發揮瞭怎樣的作用。我想反過來提齣一個問題：五四運動是否重塑或改造瞭東南集團的形態和內部關係？

五四運動涉及多方力量博弈，與東南集團相對峙、相交錯的力量，若用目前使用的一些概念錶述，如北大派（或《新青年》集團）、國民黨以及研究係。隻是我們在用這些概念與指稱時與研究對象之間總有一些縫隙。比如用“研究係”來指稱梁啓超、張東蓀、藍公武等人，問題在於他們何以構成一個研究係，他們內部的關係、組織是否有那麼嚴密，若使用黨、派、係、團體等概念來指稱這一群人，是否與他們個人的思想主張與政治立場完全貼閤。

二、東南集團在“五四”闡釋史中的失聲

東南集團在過往的“五四”闡釋史中長期處於“失聲”狀態，不僅是研究者重北輕南所緻，可能跟這個團體自身的特性有關，他們長於組織、宣傳、布局，短於立論、創說、著述。根據《張彭春清華日記》1923年3月5日條，他認為郭秉文、黃炎培這些東南集團的核心成員，論學問沒有專深的研究，他們的本領“在能利用時局，能知人，組織還巧活，工於宣傳”，將東南大學作為造助手的地方。張氏預言若無政潮擾亂，將來的教育人纔也是他們一係的。而“他們比彆人強的，有組織，能宣傳，手靈巧。弱的是沒有真正的見識(如用美國入口貨!)，太好名利”。張彭春同東南集團在教育領域處於競爭關係，作為敵對方，他看到瞭東南集團核心成員之所長所短。

張彭春：《張彭春清華日記》，開源書局，2020年

五四運動既是乾齣來的，也是說齣來的。換言之，“五四”有名與實兩個層麵。東南集團所擅長的組織動員即實的層麵，更宜於從政治史、社會史的角度去分析。而北大派與研究係不僅在運動過程中推波助瀾，還積極投身於“五四”的命名權與闡釋權之爭，因而他們的聲音更容易得到思想史研究的注意。東南集團之所以沒有建立起自己的一套“五四”論述，可以從《晨報》組織的“五四”紀念中黃炎培的發言一窺究竟。1920年5月4日《晨報》舉辦首次“五四”紀念，參與者基本代錶五四運動的領袖人物，像梁啓超、蔡元培、黃炎培、鬍適、蔣夢麟，還有學生輩羅傢倫等。黃炎培作為東南集團的首腦撰寫《五四紀念日敬告青年》一文，但這篇文章像是現場演說，談的都是當時頗具主流的看法，缺乏思想深度。與鬍適和蔣夢麟的文章相比，黃炎培的“五四”論述並沒有給研究者留下一些可以深入闡發的思想命題。

黃炎培：《五四紀念日敬告青年》，《晨報》1920年5月4日（袁一丹提供）

陳著中有一句話，我特彆認同：“在宏大的曆史敘事中，角色走馬燈似地齣場，隻留下模糊身影及僵化聲調，旁白多，而獨角戲少，場麵話多，而內心話鮮。”像黃炎培、蔣夢麟這些東南集團的核心成員，在五四運動中發揮重要的作用，盡管留下瞭一些材料，但黃炎培等人的形象和在“五四”中的行事邏輯與動機仍是模糊且難把握的。如果說五四運動有名與實兩麵，那麼我們不能隻看到台前的名角，在街頭活動的學生，還要撩起簾幕來看這些幕後推手。問題是如何去研究這些站在幕後商討布局的人？

黃炎培與我之前研究的湯爾和有類似之處。鬍適曾藉閱湯爾和的日記，談到在“五四”風潮、六三運動，蔣夢麟代理北大等事件背後都有湯爾和的作用，鬍適稱湯“是當日操縱北大學潮的主要人物，他自命能運籌帷幄，故處處作策士，而自以為樂事”。如陳老師所言，對於“五四”這樣的一個大事件，“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真正知曉內幕的人可能不會留下太多痕跡與內心獨白，而在紀念文章中大談特談“五四”的人可能並不知道運動的真正內情。湯爾和曾經談到他對於政治的理解，認為“談政治，第一要知道事實，事實就是內幕”。而“政治這樣東西，拿衣裳來比喻，他決不是一件單衣，乃是有錶有裏”，“你如光看錶麵，直等於癡人說夢”。他對鬍適說：“你們說的是一個世界，我們走的又另是一個世界。”由於湯爾和、黃炎培行事的隱秘性，導緻我們今天若要給他們畫像，結果可能仍是一個麵目模糊的畫像。

三、五四運動的兩支筆杆子

陳老師的書描繪瞭“五四”的兩個重要版圖，一個是以北大為中心，以蔡元培為象徵符號，以《新青年》和《新潮》為輿論陣地、思想陣地的版圖；另外一個就是以復旦為中心，以李登輝校長為核心人物，包括《復旦年刊》、《復旦雜誌》等刊物的版圖。兩個版圖之間，有一些鏈接性的人物，如蔣夢麟、羅傢倫。羅傢倫是復旦畢業的，而後去瞭北大，在“五四”中發揮瞭重要的作用。他起草瞭《五四運動宣言》這份白話傳單，是運動中重要的一支筆杆子。另一支筆杆子就是書中用瞭很多筆墨談到的瞿宣穎（後名瞿兌之）。我想以這兩支筆杆子作一對比，來討論是什麼原因造成北大與東南集團在五四運動及五四運動史中的一顯一隱。

瞿宣穎（袁一丹提供）

羅傢倫與“五四”的聯係明確，他不僅是五四運動的親曆者，還是五四精神的初始定義者。五四運動發生不久，羅傢倫就在《每周評論》發錶《“五四運動”的精神》一文，將五四事件提煉為五四精神。羅傢倫雖是復旦公學畢業，但今天我們是把他作為北大學生運動的骨乾來認識。相較之下，由於以往我們對於以復旦為中心的上海學生運動不夠重視，很少將瞿宣穎與“五四”相聯係，我們對他曾經在“五四”時期撰寫許多宣言，扮演發言人的作用知之甚少。若拉長時間的尺度，觀察“五四”後瞿宣穎與新文化運動的關係，一個重要的拐點是他於1920年赴北京政府任職。1925年，瞿宣穎第一次被北方的新文化界所注意，卻是站在新文化的對立麵。他在章士釗創辦的《甲寅》發錶瞭兩篇引起爭議的文章，其中一篇就是《科舉議》。他在這個時間點主張恢復科舉製度，羅列科舉的四點好處，如科舉是“正途齣身，獨成氣類，雜流自知斂跡，物望遂歸士林，經術得殊榮，清議得風力”。這在當時北京的輿論界引起瞭軒然大波。魏建功就在《京報副刊》反對瞿說，認為“我們太樂觀瞭，以為新文化運動成功瞭”，沒想到“現在連張之洞以至梁啓超們覺悟到應該廢除的‘科舉’都還有人提倡”，在魏看來，瞿宣穎是一個“遺老”。另一篇引起巨大爭議的是瞿宣穎的《文體說》，涉及文白之爭，而北大派的新文化運動最重要的內容就是主張白話。瞿宣穎卻認為“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是欲求文體之活潑，乃莫善於用文言”，文言“既適於時代之變遷，尤便於個性之驅遣”，且“世間難狀之物”，“胥賴此柔韌繁復之文言”。因此關於文白之爭，科舉與學校的問題，他都“不閤時宜”地站在新文化主流的對立麵，成為瞭章士釗旁邊的靶子。對照瞿宣穎在上海學生運動中活躍的身姿，我們應該如何解釋“五四”以後他的人生軌跡和思想轉嚮？

我最開始注意瞿宣穎是因抗戰時期他在淪陷區相當活躍，曾任僞北大總監督、僞華北政務委員會秘書廳長等職，創辦《中和》月刊，提倡掌故之學。他在淪陷時期的這種組織活動能力或許與他在五四學生運動中得到的鍛煉不無關係。陳著前言藉用瞿兌之論“掌故學”的說法，來談處理東南集團的方法，這對我們處理政治史問題很有啓示，比如要注意社會製度的實際運用情狀，要分析集團中人物淵源師友親族的關係，對於許多重復參錯的瑣屑材料要具有綜核的能力。而瞿宣穎恰是在淪陷時期打齣“掌故學”的旗號，他曾作一劄記《修齋記學・知人論世》，談及知人論世“不能盡以年代論”，如陸遊“雖南宋人，實與南宋人不類而類北宋。蓋傢世有關，且生於宣政之見，所見所聞猶有北宋之遺”。

最後迴到我的那本小書。之前海斌老師提議與陳老師的書放到一起討論，是想展開文史之間的對話。我覺得文學齣身的學者與曆史學者在對待具體材料時，眼光與追問的層次不太一樣。以我書中的一條核心材料為例，這條材料來自周作人的《北平的事情》。周作人認為“五四從頭至尾，是一個政治運動，而前頭的一段文學革命，後頭的一段新文化運動，乃是焊接上去的”。我抓住“焊接”這個詞，想要追問“五四”與在它之前的文學革命，在它之後的“新文化運動”是如何焊接在一起的。

以思想史的做法，很容易提取這段話作為周作人的觀點，但若觀察“焊接”說提齣的時間點與具體語境，會發現十分特殊。《北平的事情》一文作於1949年1月份，恰是北平解放前夕，此時的周作人已淪為文化漢奸。他以化名發錶此文，且文章是以主客對談體的方式展開。在“焊接”說之前，周作人援引瞭鬍適的說法，稱“五四的老祖宗之一”鬍適“力說五四的精神是文學革命，不幸轉化而成為政治運動”。我在書中對這條材料並沒有做深入地辨析，應當追問的是為何淪為文化漢奸的周作人在1949年要重談“五四”，而且是以鬍適作為對照來談。

在此之前，還有主人的一問：“吃五四飯的有哪幾位？”由此引齣主客兩人關於“五四”的討論。而周作人在1948年寫的《紅樓內外》談到“北伐成功以來，所謂吃五四飯的飛黃騰達起來，都做瞭新官僚”，也齣現瞭“吃五四飯”這一帶有輕衊意味的說法。我碰巧在台北鬍適紀念館的鬍適藏書中發現鬍適所藏的《知堂乙酉文編》，裏麵收有《紅樓內外》一文。鬍適讀到周作人這句話時，在“所謂吃五四飯”的“五四”處打瞭一個叉，改為“革命”一詞。這處忍不住的批改，說明鬍適並不認同周作人所謂“吃五四飯”的這一說法。

鬍適批注《知堂乙酉文編》（袁一丹提供）

鬍適所謂“五四的精神是文學革命，不幸轉化而成為政治運動”這個說法，常為一些近代史的學者引用，但大傢都含糊其辭，沒有去考證這條材料是鬍適在何時何地提齣的。我也是最近纔發現，在1948年的“五四”紀念時，鬍適曾接受多傢報紙采訪，聲稱“五四轉變得太早”，意為“當年提倡‘五四’時，主要的目標為倡導新思潮和新文化，而非政治。卻不料此一非政治性運動轉變太快，尚未建立起穩固的基礎，即已染上濃厚之政治色彩”（漢口《大剛報》1948年5月5日）。而上述周作人的“焊接”說，正是針對鬍適的轉化說，隻是鬍適並未寫成文章，所以很難在鬍適的文集中找到這一說法。這個說法在當時有廣泛的報道，比如1948年5月5日的《益世報》稱鬍適認為“五四演變成政治運動，而對新思潮新文化的運動，是一大損失”。鬍適之所以在1948年這次“五四”紀念中提齣這種說法，或許跟鬍適當時的仕途起伏有關。《鬍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記載，1948年3月，蔣介石對王世傑提齣想請鬍適齣任總統候選人，這個邀請對鬍適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和考驗。《益世報》5月5日曾報道，鬍適在上海檢查身體，“前傳鬍氏齣任政治要職之說已成過去，據鬍適說決無意作官”。我推測鬍適對於“五四”政治性的錶態，和他成為總統候選人這件事情有關係。

以這條材料為例，我認為思想史研究者在援引任何一個觀點時，不能剝離曆史語境、抹去時空坐標泛泛而談。作為文學研究者，我會格外留心思想觀點提齣的時間點、錶達方式、修辭策略及背後的動機。陳著為我們展示瞭從政治史、社會史的視角重審“五四”研究的巨大潛力，但在傳統思想史研究中，麵對一條常見材料，我們需要追問與深思的問題還有很多。所以“五四”研究雖是一個老題目，但仍然大有可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