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 中央紅軍在長徵初期就遭受重大損失 除瞭湘江之戰，還有哪些原因，讓中央紅軍在長徵初期摺損5萬人？ - 趣味新聞網

1934年11月，中央紅軍在長徵初期就遭受重大損失，齣發時的8.6萬紅軍，渡過湘江後隻剩下3萬餘人。中央紅軍戰損如此嚴重，自然與突破國民黨軍三道封鎖綫，尤其湘江之戰的慘烈有很大關係。短短三個月損失瞭5萬餘人，在中國紅軍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但僅僅都是因為湘江之戰的緣故嗎？

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正確地總結指齣其主要原因： 單純防禦路綫的逃跑主義的戰略方針和“龐大的軍委縱隊及各軍團後方部的組織”形成的“大搬傢”。

除瞭慘烈的湘江之戰，至少有以下幾個原因，亦是應吸取的經驗教訓。

首先要明確的是，中央紅軍的長徵並非是倉促齣動。在1933年9月開始的第五次反“圍剿”作戰陷於不利後，中央就已經開始有領導和有計劃地部署撤離中央蘇區，這一過程並非是驚慌失措的“逃跑”和混亂無序的“倉促”。

較為明顯的幾個例子包括：1934年7月、9月兩次要求各軍團“擴紅”，徵集新兵和隨軍民夫；7月初派遣紅七軍團以“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名義先行齣徵，吸引國民黨軍隊追擊，掩護主力突圍；命紅六軍團嚮湖南中部轉移，派程子華到鄂豫皖根據地，令紅二十五軍嚮鄂豫陝邊轉移；成立新部隊，組建紅八軍團，等等，這些都是為瞭掩護中央紅軍主力實行戰略轉移的統一部署。

既然已經做瞭相應的計劃部署，為何仍然導緻長徵之初的中央紅軍遭受重大損失呢？

第一個原因

――保密範圍過於嚴格，沒有對廣大紅軍指戰員進行深入的政治思想動員。

中央書記處在決定實行戰略轉移時，所下達的一係列命令、指示、通知，多以“絕對秘密”為由，嚴禁嚮乾部戰士和蘇區群眾傳達。最初僅是中央書記處、中央政治局成員瞭解這一情況，後來擴大到中央委員。到8月份以後，秘密嚮蘇區各省委領導同誌傳達瞭這一決定。9月份，擴大到紅軍軍團一級乾部和重要的中央蘇維埃政府部門負責人，如聶榮臻、林彪這時纔大略瞭解。

絕大多數紅軍乾部到10月初纔瞭解實行戰略轉移，分散在前綫作戰的各軍團的師、團乾部，均是10月初或是到瞭集結地後纔知道要撤退。

雖然過去行軍打仗，也常進行大範圍的行軍，但這時直到齣發前纔知道要轉移，並且還不清楚走多遠、到哪裏去，以緻齣動時許多乾部感到有些懵，部隊長途行軍作戰準備嚴重不足。

其實，廣大紅軍指戰員，尤其是各級戰鬥骨乾都經過多年齣生入死的考驗，對黨絕對忠誠，對革命理想和革命事業信心堅定，他們都是可以信賴的。如果提前兩三個月透露給他們，虛心聽取他們的意見與建議，集思廣益往哪兒走、如何走的問題，肯定會減少決策的錯誤和瞎指揮。

而且，如果早一點告訴直接指揮部隊行軍作戰的師、團乾部，部隊也可以進行相應的適應性訓練，新建的軍團也可以加強針對性整訓，大量補充的新兵也不至於臨陣磨槍，很多仗也就不是後來的打法，亦會減少後來的嚴重傷亡。

第二個原因

――采取錯誤的搬傢式行動，限製瞭主力軍團的作戰機動性和靈活性。

中央紅軍各部隊，齣發時的兵力如下：紅一軍團，總計19880人，包括新兵2600人；紅三軍團，總計17805人，包括新兵2600人；紅五軍團，總計12168；紅八軍團，總計10922人；紅九軍團，總計11538人，包括新兵1300人。

中央軍委編為兩個縱隊，第一縱隊包括司令部、政治部、軍委乾部團、炮兵營、工兵營等，共計4693人；第二縱隊包括總供給部、兵工廠、衛生部、醫院、教導師等，總計9853人。

最初，中央紅軍各軍團行軍速度是很快的，如擔任左前鋒的紅一軍團，長徵最初的25天就走瞭1830裏，平均每天走73.2裏，按照這個行軍速度再用十天即可抵達預定轉移的湘西地區。

但後來為什麼放慢瞭腳步呢？

軍委兩個縱隊由於攜帶大量沉重物資，行軍十分遲緩。兩個縱隊閤計14546人，非戰鬥人員占大多數，隨行的有兵工廠的機器，被服廠、醫院的設備，印鈔機、X光機等沉重物件，以及糧油鹽和備用被服等軍需物資，均靠人拉肩扛背擔。

軍委兩個縱隊一天隻走二三十裏，嚴重拖瞭一天行軍約70裏的主力部隊的後腿。各軍團為掩護軍委縱隊，被迫放慢步伐，很多部隊失去到達原定地區的先機，處於被動挨打的境地。

彭德懷指齣： “這樣抬著‘棺材’走路，哪有個打仗的樣子！把革命當兒戲，真是鬍鬧！”

博古也承認： “長徵是搬傢，抬轎子，使紅軍受到很大削弱”。

如果不是主力軍團變成瞭“押運隊”和“護送隊”，以其急行軍速度是完全可以快速突破湘江的，但為瞭掩護後方大部隊而被迫在湘桂交界，失去瞭突圍先機。

11月28日，紅一、紅三軍團搶在國民黨軍之前趕到湘江邊並成功渡江，控製瞭渡河點，架設起5座浮橋。但是如此寶貴的時間，卻被軍委縱隊浪費瞭，由於輜重太多，扔又不肯扔，走又走不快，大搬傢式的軍委縱隊最後這32裏路足足花瞭四天纔走完。

堅守在湘江渡口的紅軍戰士，為瞭給軍委縱隊留下寶貴的渡江機會，不得不與敵人展開激烈的陣地爭奪戰，各路紅軍都陷入瞭以少對多、以弱對強的險境，幾乎每一分鍾都在犧牲。

如果軍委縱隊不帶著這麼多輜重，快速行軍並且迅速過江，則中央紅軍就會在減員極少、傷亡不大的情況下渡過湘江，紅軍的兵力依舊可以維持在七八萬左右。

怕打破“壇壇罐罐”，結果紅軍在遭受慘重代價後，“壇壇罐罐”也全被打爛、丟掉。紅軍從此纔輕裝上陣，快速行軍有瞭可能。

第三個原因

――不敢主動集中兵力打擊追堵敵軍，喪失瞭轉移突圍絕佳的戰機。

國民黨軍雖然調集瞭20多個師的兵力對中央紅軍進行圍追堵截，但這些部隊派係林立、各有其主，各打各的算盤，有的甚至打算對紅軍“網開一麵”。

比如，中央曾派何長工、潘漢年同廣東軍閥談判藉路，果然紅軍南下時，粵軍沒有堵擊，確保瞭中央紅軍順利衝破第一、第二道封鎖綫。

廣西軍閥白崇禧一開始也是這個心思，他對紅軍的態度是隻要不進入廣西境內，那就“來去自由”，最多是擊其尾，給老蔣做做樣子。紅軍隻要不進入廣西，國民黨中央軍也就無法以“追剿”的名義進入廣西，白崇禧對紅軍和老蔣都是提防的。

為瞭唱好讓路這齣戲，白崇禧甚至還命部隊讓開一條三十公裏長的口子，讓紅軍快速通過。但是等瞭好幾天卻依然沒有見到紅軍的影子。

此時紅軍在乾什麼呢？毛主席和博古、李德在激烈的爭論紅軍的行動路綫。

突破國民黨軍前幾道封鎖綫後，中央紅軍行進到瞭瀟水中遊的湖南道縣，這時，從宜章至湘江廣大地區，敵軍較弱，又無堡壘，非常利於紅軍機動作戰。毛主席嚮博古、李德建議： 乘敵正在調動，其主力尚未靠攏，集中優勢兵力，尋殲敵軍一路或一部，以扭轉被動戰局。

不齣意外，博古、李德卻拒絕瞭這一建議。

在他們眼裏，唯一的前進方嚮就是湘西。如果蔣介石沒有預判紅軍的路綫，那麼嚮西可算是一條奇兵妙計，但現在蔣介石已經在這裏布下瞭天羅地網，博古、李德卻還執迷不悟，非要往蔣介石的口袋裏鑽，以展示他們那不閤時宜的“革命英雄主義”。

為此，他們頑固地堅持消極的避戰方針，又采用錯誤的“甬道式”行軍隊形，命令各軍團在前後左右四麵掩護居中的軍委一、二縱隊行進，猶如八抬大轎緩緩嚮前，以緻失去集中主力殲敵的良機。

麵對數量為紅軍數倍、裝備優良的敵人，這樣笨拙的戰術，必然導緻重大損失。

在博古、李德單純防禦路綫的逃跑主義戰略方針指揮下，國民黨中央軍逐漸縮小瞭包圍圈，被蔣介石訓斥的白崇禧也惱羞成怒，發誓“清剿”紅軍，何健的湖南軍隊也從北邊壓下來，除瞭血戰湘江、拼死西渡外，紅軍再無退路。

結果，5萬多名年輕戰士的生命，終結在這條大河中。

5萬人的損失，讓紅軍代價慘重，但這個悲劇完全可以避免。

如果博古、李德聽瞭毛主席的話，改變行軍路綫，不往蔣介石的口袋裏鑽，湘江之戰的損失肯定可以避免，以少量的傷亡代價就可以突圍齣去。而就算一定要渡湘江，如果早點把那些輜重裝備扔掉，行軍速度就會大大加快，一樣能夠趕在國民黨軍未部署完成前渡過湘江西去，也不會有如此嚴重的損失。

5萬紅軍將士，都是黨的好兒女，如負傷被俘後親手扭轉腸子犧牲的紅34師師長陳樹湘。如果這些紅軍能夠保留下來，未來到達陝北的中國革命火種必然更多，中國革命勝利的進程或許就能更早實現。

但在認真吸取沉痛的血的教訓同時，亦應堅持一分為二，實事求是地看到紅軍廣大指戰員，在他們身上體現齣來的那種英勇的獻身精神和革命必勝的堅定信念。沒有這些，中央紅軍是無法突破國民黨軍的四道封鎖綫繼續前進，並最終實現長徵乃至中國革命勝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