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2月31日 鑒於對南昌日軍的受降工作基本完成 為什麼說組建“剿總”是蔣政權最後的瘋狂？詳解蔣軍指揮體係變遷 - 趣味新聞網

1945年12月31日，鑒於對南昌日軍的受降工作基本完成，且所轄之贛西南地區已無“敵情”，自1938年6月起成立瞭七年多的第九戰區被明令撤銷，司令部機關並入第六戰區共同組建“武漢行營”，戰區司令長官、陸軍二級上將薛嶽一夜之前成為瞭“下崗工人”，隻好避往上海閑居。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其他戰區的司令長官如鬍宗南、顧祝同、劉峙、餘漢謀等將領，則紛紛齣任新改製的各“綏靖公署”主任，其真實原因，是由於第九戰區在長衡會戰中的慘敗和逐漸不那麼聽招呼，薛嶽實際上已經失寵。

截止抗日戰爭勝利前夜的1945年6月，重慶軍事委員會的指揮體係和作戰序列，已經調整為三大行營和十二個戰區（冀察和魯蘇兩個遊擊戰區被撤銷），其中贛州行營主任顧祝同，有權節製第三、第七和第九戰區的作戰事宜，也就是說，原來的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升官瞭，理論上成為瞭薛嶽的上級，那麼“老虎仔”當然不爽，早就不想乾瞭。

而在對日受降完全結束後，重慶當局麵對全國民眾的和平呼聲，隻好錶麵上做齣姿態，一邊電邀延安方麵前來談判，一邊著手修改其指揮機構和軍事單位的稱謂。畢竟抗日戰爭已經結束，再設立對外戰爭的“戰區”就不閤時宜瞭，所以從重慶談判開始以後，老蔣下令將原各大戰區逐步根據受降地和現有防區，重新劃分管轄區域並更名為“某地綏靖公署”，其實無非是換個牌牌而已。

“綏靖”兩字本來是有綏靖地方治安之意，軍事化色彩和戰爭意味都不濃，也算是老蔣為國共和談地進行應個景，同時對國際國內的輿論有所交代，於是從1945年底開始，原有的十大戰區都不復存在，一堆“綏靖公署”粉墨登場。

一、綏靖公署實則是戰區司令部的“換湯不換藥”。

在抗戰之前的土地革命戰爭中，老蔣也曾設立瞭一批綏靖公署，全稱是某地“綏靖主任公署”，它的準確性質可以定義為“地方性軍政指揮機構”。所以級彆並不很高，通常包括一省或者數省交界地帶之轄區，主要是為瞭應對各地紅軍、遊擊隊的襲擾，用以強化當地的“治安”。綏署主任擁有轄區內的軍政全權，亦可指揮轄區內的所有正規軍、地方武裝和民團，由於對紅軍作戰為第一要務，這些綏署主任多以地方軍閥頭目或者軍隊大員充任。

截止到全麵抗日戰爭爆發之前，南京政權先後設立瞭十八個綏靖公署（期間有調整和裁撤），比如廣東綏靖公署主任餘漢謀、太原綏靖公署主任閻锡山、駐閩綏靖公署主任蔣鼎文、川康綏靖公署主任劉湘、豫鄂皖邊區綏靖公任衛立煌、滇黔綏靖公署主任龍雲等等，所舉實例，基本涵蓋瞭某省、兩省、數省邊區或者以某市命名的情況，但是職能和權力是完全相同的。

1937年全麵抗日戰爭爆發後，這些綏靖公署要麼被撤銷，要麼連同所屬部隊整體改製成為“集團軍”編製投入戰場，比如衛立煌的豫鄂皖綏署被改編為第14集團軍、劉建緒的浙閩贛皖邊區綏署改編為第10集團軍、張發奎的蘇浙邊區綏署改編為第8集團軍等等。我們知道，抗戰時期的大型戰區那是下轄數個集團軍的，所以抗戰以後的“綏靖公署”雖然名稱沒有變化，但是級彆卻要高於抗戰之前，因為它是以各大戰區司令長官部及所屬部隊改製而來的。

具體來說，鬍宗南第一戰區改製為西安綏靖公署，閻锡山第二戰區改製為太原綏靖公署，顧祝同第三戰區改製為徐州綏靖公署，劉峙第五戰區改製為鄭州綏靖公署，餘漢謀第七戰區改製為衢州綏靖公署，孫連仲第十一戰區改製為保定綏靖公署，傅作義第十二戰區被改製為張垣綏靖公署（張傢口），其他第四、第六、第八、第九、第十等戰區要麼被裁撤，要麼並入其他單位。另外在西南後方地區還給一些雜牌軍頭比如龍雲、劉文輝等設立瞭綏靖主任公署，不一一列舉瞭。

所以各綏靖公署的主任就是以原各戰區的司令長官改稱的，有權節製和提調轄區內的所有軍事力量，區彆在於，大部分的綏署主任不再兼任“省主席”，以顯示不再以“軍人乾政”的原則，比如我們知道薛嶽在抗戰期間就曾以戰區司令長官的職務同時兼湖南省主席。

二、解放戰爭初期南京當局尚能實行“軍政分開”的體係。

抗戰末期保留的三大行營，全稱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某地行營”，是代錶最高統帥的軍事派駐機構，日本投降以後，為瞭接收地盤和接管權力，仍然沿用瞭這一機構名稱，其中李宗仁的漢中行營調到華北組建瞭“北平行營”，同時新設東北行營、武漢行營、西北行營和重慶行營。“行營”為某一戰略區的最高軍政指揮機構，下轄各綏靖公署、綏靖區、警備總司令部等軍事單位，同時也管理當地的民政。

也是為瞭搞和平氣氛，前述六個行營在1945年底至1946年夏鞦，全部改稱為“行轅”（國民政府主席某地行轅），淡化瞭其軍事色彩，所以至1946年6月解放戰爭全麵爆發之前，蔣政權的權力架構設計其實是軍政兩條綫的，在幾大戰略區分設作為最高權力機構的“行轅”，行轅主任在軍事上指揮各綏靖公署（下轄綏靖區或警備總司令部）、在政治上則領導各省主席（下轄各市各縣），還算是比較正規的官僚體係。

（西北行轅主任張治中劇照）

以李宗仁的華北行轅為例，軍事上有權指揮孫連仲的保定綏靖公署、傅作義的張垣綏靖公署，政治上有權領導華北地區五省和三個特彆市的政府，包括河北、山東、察哈爾、綏遠、熱河五省，以及北平、天津和青島三個特彆市。盡管李宗仁是雜牌的桂係老大，並不被老蔣所信任，兩個綏署主任和五個省主席、三個市長基本都直接嚮南京對口單位負責，但是他們理論上還都是李宗仁的部屬，錶麵上的服從也是必須的，這是兩碼事。

1946年10月北平行營正式改稱北平行轅，主任和副主任仍由李宗仁、吳奇偉分任，1947年3月第十―、第十二戰區分彆改組為保定綏靖公署和張垣綏靖公署，名義上仍然隸屬北平行轅指揮，另外北平、保定、天津等大城市的警備司令部亦隸屬該行轅管轄。在研究國民黨軍隊的指揮體係變更時，要注意其時間軸的混亂，也就是新的機構名稱確定以後，各地和各單位的改稱和掛牌是需要一定時間的，而不是一體到位，不過總體方案是有據可循的。

（鬍宗南劇照）

東北的政治環境比較特殊，因為涉及到與蘇軍打交道的復雜問題，所以我黨的軍隊最初稱為“東北人民自治軍”，而杜聿明也沒能成為綏署主任，而是單獨設立瞭“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作為東北行轅下屬的軍事機構，直接對行轅主任熊式輝負責。我們在《大決戰》電視劇中隻發現瞭杜聿明的身影，那是因為主要錶現的是東北解放戰爭的進程，而當時東北實際的軍政最高負責人，是沒有露麵的陸軍二級上將熊式輝，與杜聿明並稱“東北二瘸”。

杜聿明這個保安司令長官，其實與其他戰略區的各綏署主任性質完全相同，無非是稱謂不同罷瞭，某種意義上，也是考慮瞭杜聿明的資曆和級彆不夠，他畢竟纔是陸軍中將銜。

三、各“剿總”的組建是老蔣徹底撕下和平麵紗的産物。

所謂的“剿總”並不是解放戰爭時期纔齣現的新名詞，它最早齣現於土地革命戰爭年代的1932年，因為老蔣一直誣紅軍和遊擊隊為“匪”，所以在對紅色根據地進行圍攻期間，這個機構名詞已經炮製齣來瞭。1932年4月，南京政府明令老蔣兼任“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同時任命何應欽為“贛粵閩邊區剿匪總司令”，專司對我紅四方麵軍所在的鄂豫皖蘇區、紅一方麵軍所在的閩贛蘇區進行軍事圍攻，職務任命的同時，也就組建瞭這兩個“剿匪總司令部”機構，簡稱為“剿總”。

比如我們熟知的少帥張學良，因1933年長城抗戰失敗被迫引咎辭職齣國“考察”，迴國以後就先後擔任瞭“豫鄂皖剿總副總司令”和“西北剿總副總司令”，不過因為這兩個剿總的正職都是老蔣自兼，所以張學良是以副職代行權力，率領東北軍先後在大彆山區和陝北地區與紅軍作戰，期間東北軍損失慘重卻得不到補充，直至發動西安事變。

在這一時期的戰爭中，大體是紅軍主力轉戰到哪裏，老蔣的“剿總”就緊跟著設到哪裏，在當地實行軍事管製和軍政一元化管理。

1945年日本剛剛投降，老蔣就給高級將領們秘密下發瞭《剿匪手冊》，挑起內戰之野心早已昭然若揭，《大決戰》電視劇中特彆有老蔣因此誇贊範漢傑“認真研讀”的橋段。但是礙於當時國內的政治環境和和平氣氛，老蔣尚不敢公然打齣“剿匪”的旗號，於是推齣瞭行營、行轅、綏靖公署、綏靖區、保安司令部、警備司令部等名目繁多的軍政機構，既完成瞭軍事和政治力量的重新布局，也起到瞭掩人耳目的作用。

隨著人民解放軍在各個戰場捷報頻傳，國民黨軍隊屢遭敗績且士氣低落，在我軍轉入戰略大反攻的1947年夏季，為解決南京政權在軍事、政治和經濟上的嚴重危機，老蔣問計於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得到答復是“采取緊急措施的時刻，恐怕已經來到瞭”。一番籌措之下，老蔣於1947年7月4日正式頒布瞭《戡亂****總動員令》。

這也就是我們耳熟能詳的所謂“戡亂救國”，其內容實質就是徹底撕破和談臉皮、撕下和平麵紗，動員所有力量與我軍進行戰場上的角逐，再次全麵實行軍事獨裁和軍事管製，有點“總體戰”的意思。

根據這個動員令而通過的《動員戡亂完成憲政實施綱要》，規定“戡亂”時期所需之兵役、工役及其他有關人力，均應積極動員；“戡亂”所需之軍糧、被服、藥品、油、銅鐵、通信器材等軍用物資，均應積極動員；以及規定瞭違反這個綱要的懲處措施等等，就是在各個領域全麵總動員，並再次誣我為“匪”。

於是“剿匪總司令部”的名頭被再次公開使用齣來，1947年11月，老蔣親赴北平召開會議，決定閤並張垣和保定兩個綏靖公署，改組為“華北剿匪總司令部”，晉升傅作義為總司令，作戰區域包括河北、察哈爾、綏遠和山西北部地區（後又劃入熱河省）。理論上華北剿總仍然隸屬於李宗仁的北平行轅指揮，但實際上傅作義已經成為華北的軍政最高長官，直接對南京負責，到瞭1948年5月，老蔣乾脆撤消瞭北平行轅。

1948年1月17日，隨著陳誠的離去，東北行轅也被更名為“東北剿匪總司令部”，衛立煌走馬上任總司令。1948年6月原武漢行轅和“國防部九江指揮所”閤並成立“華中剿匪總司令部”，被踢下南京“國防部長”職務的白崇禧，就任華中剿總總司令；同月，老蔣再以原“陸軍總司令部鄭州指揮部”、“徐州指揮部”閤並組建“徐州剿匪總司令部”，以之前被撤職的鄭州綏署主任劉峙為總司令。至此，國民黨軍隊在與我軍主要進行交戰的幾大戰略區，都完成瞭“剿總”的組建。

換言之，“剿總”的組建是老蔣在軍事上的高度集權和政治上的徹底攤牌，屬於在解放戰爭中後期最後的瘋狂，幻想以此強化各戰略區的軍事化管理和奉行“作戰為第一要務”。

四、各“剿總”實行的軍事獨裁對民生破壞極大。

比較特殊的是西北區，盡管在抗戰勝利以後就組建瞭以張治中為主任的“西北行營”，駐地為甘肅蘭州，但是由於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鬍宗南在黃埔係中的特殊地位、以及中央軍和“馬傢軍”之間的矛盾，西北行營的轄區從組建伊始就不包括陝西省，而是管轄甘肅、寜夏、�i海和新疆等西北四省之軍政事務。所以在西北行營更名為西北行轅、第一戰區改製為西安綏靖公署以後，兩者之間仍然沒有隸屬關係，鬍宗南和他的綏署部隊直接受南京“國防部”指揮。

與此同時，我西北野戰軍在1947年的作戰區域仍然局限在陝北地區，在甘、青、新等省份並無戰事，所以西北行營也就沒有沒有改組成為“剿總”的必要，如此也就解釋瞭，為什麼在解放戰爭中期的五大戰場上，蔣軍隻齣現瞭四個“剿總”的原因。某種意義上，這也是鬍、馬兩股敵人後期不能形成閤力的原因，一方麵是中央軍和地方軍閥的矛盾，另一方麵是“馬傢軍”歸西北行轅指揮，而鬍宗南的部隊單獨組建瞭西安綏署，兩者之間並不存在統一指揮的機構。

按照1948年8月南京“軍事檢討會議”形成之決定，各剿總在總司令部駐地之外，可視情況再設“某地前進指揮所”，以下為兵團、軍、師等作戰序列及各大中城市的警備司令部。“前進指揮所”多由黃埔嫡係的副總司令兼任主任，比如東北剿總副總司令範漢傑兼“錦州指揮所主任”，指揮第六兵團和錦州守軍，徐州剿總副總司令杜聿明也兼“前進指揮所主任”，指揮邱清泉、李彌和孫元良三個兵團的作戰等。

這也是老蔣重用嫡係、削弱總司令權力的一種手段，以方便其實施軍事獨裁，因為衛立煌、傅作義等人，都不是那麼絕對的忠誠，而劉峙又是個草包，此為“剿總”的基本軍事指揮體係。同時在剿總機關還設有“政務委員會”和“經濟委員會”等等，分彆管理民政和財政等事宜，與之前的“行轅”性質大同小異，區彆在於“剿總總司令”實現瞭軍政一元化管理，集某一戰略區的所有大權於一身。

而這幾個總司令又都是現役將領，凡事隻從軍事層麵考慮，對行政和民政基本不通，遂使轄區內兵痞橫行、政務荒廢和民不聊生。

五、共有三個“剿總”在三大戰役期間完全覆滅。

1948年9月起，人民解放軍開始對長江以北的國民黨軍隊遂行戰略大決戰，遼瀋戰役之前，衛立煌“東北剿總”已經下轄正規軍四個兵團14個軍44個師（旅），加上非正規軍和地方武裝，其總兵力達到55萬餘人。在東北野戰軍的猛烈打擊下，敵東北剿總所屬部隊紛紛被殲，其絕大部分主力約47萬餘人被消滅，至1948年11月中旬東北全境宣告解放，衛立煌逃離瀋陽，所以老蔣不得不於11月16日宣布撤銷“東北剿總”。

而自1948年11月29日起打響的平津戰役中，在敵“華北剿總”原轄的四個兵團12個軍共42個師（旅）、連同非正規軍共約60萬人中，被我東北野戰軍和華北軍區野戰部隊殲滅瞭三個兵團部13個軍51個師（包括戰役中新建和重建的軍、師），連同非正規軍總計52.1萬人。最後僅侯鏡如第十七兵團之一部從海路逃走，所以傅作義宣布接受和平改編的1949年1月，敵“華北剿總”也告覆滅。

淮海戰役之前也已打響，我華東野戰軍和中原野戰軍聯手作戰，從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總共消滅敵軍“徐州剿總”直屬機關和直屬隊、一個前進指揮所、五個兵團部22個軍56個師，正規軍連同其他部隊共計55萬餘人，占其全部60萬兵力的絕大部分（黃維兵團並非徐州剿總所屬），解放瞭長江以北的華東地區。所以到瞭1949年1月間，敵“徐州剿總”及其所屬部隊也完全覆滅瞭。

因此在《大決戰》呈現的三大戰役期間，人民解放軍實際摧毀和消滅瞭敵人東北、華北和華東區的三大“剿總”，唯一還在苟延殘喘的隻剩下白崇禧的華中剿總，也因為作戰序列內的第十二兵團被殲而實力大損，除桂係軍隊外稀稀拉拉沒剩幾個兵瞭。

六、蔣軍在大陸最後的高級指揮機構是“軍政長官公署”。

三大戰役中蔣係中央軍精銳基本就殲，老蔣在桂係的“逼宮”下被迫宣布下野，南京政府的副總統李宗仁於1949年1月21日齣任“代總統”，李宗仁接管權力後擺齣一副革新麵孔，同時也為瞭做齣與和談的姿態，遂於1月23日發布文告宣稱“以最大努力謀求和平，不閤民主原則之法令悉將迅速撤銷”。那麼所謂的“剿匪總司令部”名稱當然不閤時宜瞭，於是下令將原有的剿總更名為“軍政長官公署”，其實也隻剩下一個，1949年4月5日，白崇禧改任“華中軍政公署”之軍政長官，也就是解放戰爭後期白崇禧“白長官”稱謂的由來。

由於長江以北的廣大地區已經解放，我軍即將嚮江南、西北和西北進軍，國民黨當局在此期間先後將西北行轅改製為“西北軍政長官公署”，以張治中為軍政長官（1949年5月被免職，馬步芳接任），最終被第一野戰軍在解放大西北的進程中全部消滅；再以原重慶行轅改製為“西南軍政長官公署”，以張群為軍政長官（後為顧祝同），鬍宗南殘部逃竄入川後，再以這個原來的西安綏署主任晉升“代理長官”，在我一野、二野的猛烈打擊下，“鬍代長官”率領長官部一路逃至西昌，最終於1950年5月被徹底消滅，鬍宗南隻身逃台。

另在華東沿海地區組建“東南軍政長官公署”，以陳誠為軍政長官，統轄江蘇、浙江、福建和島內的軍政事務，長官部設於台北，1950年3月31日由於東南沿海各省均已解放，被老蔣下令撤廢。在1949年5月間，隨著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即將進軍中南，老蔣為瞭驅使粵係將領負隅頑抗，又以廣州綏靖公署為基乾升格成立瞭“華南軍政長官公署”，以餘漢謀為軍政長官，長官部設於廣州，指揮三個兵團15萬人。

結果這個所謂的公署僅僅存在瞭五個月，就因為廣州被二野陳賡兵團解放而壽終正寢瞭，也就是說，在解放戰爭後期國民黨當局總共成立瞭五個“軍政長官公署”，其中一個是由“剿總”改稱而來，另外四個為新建，不過都隨著蔣軍敗亡大陸而很快灰飛煙滅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