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沫的長篇小說《青春之歌》在1958年齣版後 很快成為風靡中國大江南北的暢銷書。這部作品在1959年除瞭被改編成話劇、京劇、新川劇等藝術形式外 《青春之歌》在海外：展現青春中國形象的一張“名片” - 趣味新聞網

楊沫的長篇小說《青春之歌》在1958年齣版後，很快成為風靡中國大江南北的暢銷書。這部作品在1959年除瞭被改編成話劇、京劇、新川劇等藝術形式外，還被拍攝成同名電影，作為新中國成立十周年獻禮影片在全國放映，更加受到人們的熱烈歡迎。同時，它也成為中國當時主動推介到海外的一部經典之作。這部反映中國現代青年以青春之我創造青春之中國、青春之民族的偉大作品，把一個充滿青春活力的中國形象展示給世界讀者，由此也成為代錶新中國的新形象、新氣質、新氣場的一張鮮亮的國際“文化名片”。

陳毅稱贊電影《青春之歌》：“什麼是國際水平，這就是！”

最早提齣《青春之歌》具有國際性水平的是時任外交部長陳毅同誌。1959年，北京電影廠的導演崔嵬、陳懷皚依據楊沫從頭一年11月份就開始著手改編成四萬字的《青春之歌》劇本，從3月拍攝到9月，曆經五個多月的日夜趕工纔攝製完成，也預定將在國慶節期間上映。陳毅等領導人先行觀看審片。陳毅在看後非常興奮，贊嘆道：“什麼是國際水平，這就是！”陳毅又將影片推薦給周恩來與鄧穎超。周恩來與鄧穎超為此專門召集電影攝製組人員、主要演員和作者楊沫等人到他們中南海的傢中一起觀看該片。周恩來與鄧穎超看後同樣也對影片贊不絕口。鄧穎超後來曾給楊沫寫信，說：“《青春之歌》電影我看過不止一次，小說也看到‘忘食’。”

▲電影《青春之歌》海報。（資料圖片）

該影片在全國放映時産生瞭轟動效應，有的影院甚至二十四小時輪番播放，依然座無虛席，成為中國電影史中的盛事。該片位居中國電影經典之列。在1995年紀念中國電影誕生90周年盛會上，它成為獲得中國電影“世紀奬”中的十部影片之一，在2021年還被列入慶祝成立100周年優秀影片展映活動片單。

▲楊沫在寫作。（資料圖片）

隨著小說與電影的流行與廣泛傳播，作者楊沫已經與這部半自傳體長篇小說融閤為一體瞭。楊沫在1993年3月26日的日記中記載，她在北京參加第八屆全國人民代錶大會時見到瞭時任國務院總理：“同誌是北京團的代錶，他至少已參加兩次大組會。有一次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召開大組會時，全體代錶先閤影，完瞭，當大傢嚮北京廳走去時，許多代錶爭著和他握手，當他走進我身邊時，我嚮他伸齣手去，說瞭一句：‘同誌，我是楊沫……’他握住我的手，有些驚訝地說瞭句：‘啊……青春之歌’。真沒想到他竟會在一刹那間把我和《青春之歌》聯係起來。”

日本讀者稱：“把個人的命運和民族的命運連接在一起，把自己所有的青春的熱血和熱情獻給祖國和人民的女主人公林道靜的生活道路，使我深受感動”

《青春之歌》很快成為中國當時采取類似“品牌營銷”方式主動推介到海外的一部作品，這種方式即是把國內特彆受歡迎的、能夠代錶新中國形象與時代精神的一些文學作品，不但通過改編為京劇、舞劇、連環畫及電影等多種媒介形式在國內繼續進行傳播，而且還推廣到海外進行大力宣傳與廣泛傳播。《青春之歌》在最初對外傳播時采用這種主動外宣方式，如對蘇聯與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傢外宣並取得顯著成效；然而，它很快就以高超的民族性成就與國際性水平，滿足瞭不同國傢在不同曆史時期的多種需求，由此轉變為以海外國傢在本國內主動進行吸收、傳播為主的狀況。

▲小說《青春之歌》日文版。（資料圖片）

從1960年開始，電影《青春之歌》被推介到日本、越南、朝鮮等海外多個國傢播放，果然不負眾望地引發當地人們的觀看熱潮，受到熱烈歡迎。小說作品同時被翻譯為日語、朝鮮語、俄語、阿爾巴尼亞語、保加利亞語、德語、西班牙語、泰米爾語、韓語、泰語、世界語、僧伽羅語等20餘種版本，更加助長瞭《青春之歌》在海外的廣泛接受，也推動瞭中國紅色經典在海外的成功傳播。

這些都與《青春之歌》擁有國際性水平及價值意義密切相關，正如陳毅所稱贊的那樣。這部作品的世界性的價值和意義首先體現在女主人公林道靜的形象具有生活典型性與現實真實感。與挪威劇作傢易蔔生《玩偶之傢》中娜拉離傢齣走後所麵臨的前途未蔔境遇相比，林道靜這個受過現代教育的中國女青年知識分子在叛離封建傢庭之後卻選擇融入社會集體生活中，由一個多愁善感的浪漫主義者，在經過艱苦的思想改造與社會工作實踐之後，逐漸成長為一名革命者與自食其力的新人。更確切地說，這是一個知識分子從個人主義走嚮集體主義並投身社會生活的故事，具有普遍性的世界文化意義與價值。自從《青春之歌》問世以來，林道靜的生活道路就啓發著一代代中國青年進行思考：到底應該怎樣生活，纔能使自己寶貴的青春年華不被虛度？是投入熱血沸騰的社會生活中發揮個人價值與作用，還是把自己圈在個人小世界中做多愁善感的林黛玉？這同樣是全世界青年人在林道靜啓發下要進行思考並選擇的人生問題。

日本共産黨主席野阪參三在廣州看過電影後，著文《中國知識分子所走的道路》，號召日本青年閱讀《青春之歌》，指齣林道靜的道路就是日本青年應該走的道路，並說：“女主人公在入黨時舉手嚮黨和人民宣誓，用她那充滿瞭喜悅和自豪的目光凝視著紅旗的神態，給人留下瞭深刻的印象”。影片在日本二十多個城市陸續上映，一年中一部拷貝共放映瞭3249次，許多青年工人看過影片，紛紛提交加入日本共産黨的申請。林道靜的扮演者謝芳跟隨中國婦女代錶團訪日期間，東京的大街上也齣現瞭林道靜的巨幅劇照和畫像。

日本青年在讀過小說或看過電影後深受林道靜的影響與感染，甚至比中國青年更傾嚮於走“林道靜道路”。據載，有兩位年輕的日本女孩幸子與輝子就是因為都特彆喜歡《青春之歌》而結緣成為知心筆友，盡管一個住在大阪，另一個在距離很遠的�斡瘢�但是卻並不妨礙二人締結真誠的友誼，並且二人樹立的共同人生目標就是“走林道靜道路”。

《青春之歌》的藝術魅力之一正在於林道靜形象産生真實可信的審美感受，以緻很多海外讀者，特彆是青年人經常感同身受地拿她的性格特徵與人生體驗來對照自身，産生代入感與心靈共鳴。一位不到十九歲的日本女工三浦下圖在1965年寫給中國作傢協會的《青春之歌》讀後感中說：“我試著把林道靜和自己換個位置，這樣一來這部《青春之歌》就一頁也翻不過去瞭。我如果遇到這本書中的情況一定會受挫而氣餒的。這本書給瞭我許多各種各樣的教育和鬥爭勇氣。讀著這本書，在看到林道靜成長的同時好像我也和她一起成長起來瞭。”

同年剛畢業的日本女學生藤田峰子在閱讀該書的過程中被感動得流下眼淚，她忍不住在給中國作協的信中抒發感慨：“生下來就命運不濟，但並不悲觀，把個人的命運和民族的命運連接在一起，把自己所有的青春的熱血和熱情獻給祖國和人民的女主人公林道靜的生活道路，使我深受感動，以緻用淚水來抑製內心的沸騰。”她還以自己的親身體驗為例，談到自己在春天畢業後因孤獨感而參加一位高校老師的讀書會，當幾個愛讀書的日本青年與老師聚在一起閱讀《青春之歌》時，每個人都被林道靜等年輕人的精神所感動並産生情感共鳴，同時産生非常強烈的代入感：“以老師為中心展開討論的時候，産生我們自己也成為同誌一般的錯覺，感到我們的老師就像盧嘉川或者是江華似的；而且認為自己應該是林道靜，並把自己的朋友看成是王曉燕……這部光輝的作品，照耀著離開學校去獨立生活的我的前進道路：這將會使我無論遇到任何細小的事情也會想到林道靜，想起那些卓越的同誌們的形象。”

在朝鮮和越南，影片也深受歡迎。朝鮮廣大讀者在爭先恐後地讀過本國剛齣版的譯文之後，同樣懷著激動興奮的心情，其中高輝本的看法很有代錶性：“《青春之歌》為什麼能夠這樣強烈地鼓舞為正義而鬥爭的年輕人的熱情呢？這也許是作者本人親身體驗過和林道靜一樣的現實生活，並且在那裏成長的緣故吧！”可說《青春之歌》在當時的國際文壇中如同夜空中升起的耀眼明星，照亮並指引著異國青年，特彆是女青年同樣投身到事業中，以便尋找更有意義與價值的生活方式與生命色彩。

蘇聯在1959年11月齣版瞭由翻譯傢尤・勒琴科與伏・弗剋齊斯托娃所譯俄文版《青春之歌》，其目的在於“《青春之歌》在中國國內受到瞭廣大讀者的歡迎，它將幫助蘇聯讀者更好地瞭解中國青年在領導下和中國人民一道為建設自己的光明未來――社會主義而進行的英勇鬥爭”。有趣的是，本國內主要是老年人閱讀它，讀後還經常寫信給作者楊沫，同樣把林道靜的故事代入自己的經曆，並以此來抒發自己對青年時代的懷念與對戰爭生活的諸多迴憶。這也說明《青春之歌》在海外傳播並不僅局限於年輕人，而是被不同年齡層所接受。這個現象在20世紀70年代後愈發明顯，也是這部紅色經典在海外得到廣泛傳播的成功經驗之一。

印尼華僑給楊沫寫信：“林道靜的命運使讀者們會感到：一個革命者，難道就不能享受愛情的幸福嗎？而事實卻相反，在革命中成長的愛情纔是最偉大的愛情”

《青春之歌》的國際性的價值和意義還體現在，對青年人充滿青春浪漫色彩的不同愛情選擇的真實錶現，以及對他們追求事業成就的肯定與贊揚。由於愛情生活是每一個青年人必然會經曆的人生體驗，也是人類在現實生活中的一個自然現象，正如馬剋思所說的“在這個世界上，唯有愛情和咳嗽是無法掩飾的”，而且經曆愛情生活還代錶著閱曆成長與思想成熟，愛情由此成為世界文學與文化中的一個永恒主題，特彆是在錶現青年人的青春熱情與人生道路選擇的國際作品中。《青春之歌》就屬於此列，而這在中國紅色經典中也是較為獨特的。

在1958年發錶於香港《文匯報》署名李奔的一篇文章《青春的火花――〈青春之歌〉讀後感》中，作者先是指齣：“小說通過林道靜和其他革命青年的形象，給我們刻畫瞭當時從苦悶、彷徨到覺醒、成長的知識分子麵貌，寫齣瞭他們的痛苦和歡樂，流血和鬥爭，也寫齣一部分人動搖和沉淪以緻叛變而成為時代的渣滓。這本小說可以說是四十年代中國政治、社會麵貌和中國革命知識分子成長的一個真實的側麵，也是一本充滿瞭朝氣、活力、上進的美麗的青春頌詩。”接著探討林道靜的生活經曆及書中的其他英雄人物事跡，然後又專門探討林道靜對兩次愛情的處理，認為林道靜與初戀，即第一任丈夫餘永澤之間感情的破裂與分手，在於兩人之間缺乏共同的愛情目標追求，而她與江華之間的愛情與婚姻卻正是因為他們擁有“共同的生活目的”，後者“是愛情的基礎，是愛情的靈魂”。這也體現瞭正確的愛情觀與事業觀。

▲小說《青春之歌》英文版。（資料圖片）

《青春之歌》在印度尼西亞非常受當地華僑喜歡，一個原因同樣是它對愛情故事的充分描寫。華僑林育纔在1959年給楊沫的信中寫道：“林道靜的命運使讀者們會感到：一個革命者，難道就不能享受愛情的幸福嗎？而事實卻相反，在革命中成長的愛情纔是最偉大的愛情。”

與當時海外讀者普遍肯定《青春之歌》中的愛情故事為其“青春頌詩”增加朝氣蓬勃光彩的同時，國內在《青春之歌》齣版之後卻持有兩派意見，其中否定一派以工人郭開發錶的兩篇批判性文章《略談對林道靜的描寫中的缺點》《由〈青春之歌〉談文藝創作和批評中的幾個原則問題》為代錶，並引發《中國青年》《文藝報》先後展開大討論，還延伸到學校、工廠、共青團等中，有四韆餘封讀者來信討論“怎樣正確認識餘永澤這個人”。當時質疑、反對的聲音主要針對作者詳細描寫林道靜與幾個男青年之間的愛情糾葛，並以此為理由把《青春之歌》和林道靜看作是小資産階級作品與知識分子。雖然時任文化部長茅盾與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所長何其芳分彆撰文《怎樣評價〈青春之歌〉》《〈青春之歌〉不可否定》等文章反對郭開的觀點，但是重點卻並非像海外讀者一樣肯定愛情故事，而是從更宏觀的理論視角來談，像何其芳指齣：“郭開同誌根據的原則都是正確的。然而他把這些原則運用到具體事物上來，卻完全不顧實際的情況，這樣他的批評就成為正確的對立物瞭。這正是教條主義的特點。”

這次大討論事件也傳播到日本。島田政雄、三好一兩位翻譯傢在1960年所寫的《〈青春之歌〉日譯本的譯者後記》中，不但肯定《青春之歌》中的愛情與林道靜具有的正麵價值與現實意義，而且可用來做這場大討論的一個總結語：“這場爭論的提齣，被認為是三十年代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苦悶的中國知識分子和正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青年之間的思想距離。中國領導發現瞭這個問題，有意識地開展討論，通過廣泛、深入、徹底的討論，以豐富現代青年思想，從而填平這兩個時代的精神的曆史差距。爭論的結果，絕大多數人，熱愛主人公，肯定瞭作品，齣現瞭新的口號――走‘林道靜的道路’！”

當《青春之歌》在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的特殊時期在國內受到批判與冷落時，英美與歐洲等西方國傢對《青春之歌》的研究、譯介等傳播活動卻逐漸開始興盛，特彆是80年代後日本、蘇聯等國傢因冷戰結束、時代巨變等原因轉嚮對中國最新作品的宣傳，此時西方國傢卻反而成為它的傳播重鎮。

《青春之歌》英文版由中國翻譯傢南英翻譯後，在1964年由外文齣版社發行，之後以高度的藝術成就與青春中國的美學魅力逐漸成為英語世界的暢銷書與中國文化參考書目，扭轉瞭西方對新中國的諸多誤解。因此在以英語國傢為主的西方，對《青春之歌》與林道靜的肯定性評價始終占據主流。美國學者魏剋蘭早在1963年發錶的《中國共産主義小說中的英雄與英雄崇拜》一文中，談到當時一些英美讀者誤會中國共産主義小說中宣傳說教的因素太多，然而當他閱讀這些小說後卻發現包括《青春之歌》在內的諸多有趣佳作。

美國學者黃胄於1973年在英國齣版的專著《共産主義中國的英雄與惡棍――中國當代小說對生活的反映》及1974年的文章《浩然――農民小說傢》中，則把丁玲小說《莎菲女士日記》中體現齣五四新文學先鋒精神的莎菲看作是林道靜的雛形，認為後者是“新城市女性”，“剛從儒傢倫理道德的束縛中得到自由，要求采用一種新鮮的、全新的刻畫方式”。荷蘭學者佛剋馬、法國學者保爾・巴迪等人也持類似的觀點。

林道靜的愛情故事與事業追求對全世界的婦女解放之路具有巨大的啓示意義，如果說女性追求個性解放與個人成長之路的青春曆程在20世紀50至70年代海外傳播中尚處於隱而未發的階段，時代環境決定著海外傳播重點關注的是林道靜的事業追求之路與她參加革命運動的人生軌跡；那麼當這個主題與80年代後流行於西方的女性主義理論、性彆理論、西方馬剋思主義理論等相結閤，林道靜就順理成章地變成一位勇敢追求女性身心解放與個人幸福的國際先驅者與開路人，且個人情愛成為推動她追求個人解放的一個重要動力，這也成為近幾十年來海外流傳最廣的觀點。如美國學者葉紅玉在文章中稱：“楊沫的《青春之歌》創造齣兩個美麗的女英雄林紅和林道靜。電影根據楊沫的流行小說改編，她非常明確地把林道靜描寫成一個非常有魅力的女性。”

▲小說《青春之歌》朝鮮文版。（資料圖片）

美國華人學者王斑在專著《崇高的曆史形象》中對個人情愛與革命事業之間存在的隱秘復雜關係提齣瞭看法：“《青春之歌》接近尾聲時，林道靜的愛情似乎得到瞭強化和擴展。在革命影片中最為感染人的景象莫過於和睦的傢庭關係，親密的同誌友誼和手足之情，革命大集體節日般的歡樂。”

海外讀者熱切盼望《青春之歌》續篇：“我們希望不久林道靜將以一個經過種種鬥爭考驗後的黨員的形象呈現在我們眼前”

日本女青年幸子和輝子在1961年給楊沫所寫的信中，在結尾時提齣希望能夠盡快看到《青春之歌》第二部齣版：“我們希望不久林道靜將以一個經過種種鬥爭考驗後的黨員的形象呈現在我們眼前。”海內外讀者始終關心林道靜在1935年參加“一二・九”運動之後的命運發展軌跡，所以《青春之歌》續篇的齣版成為大傢共同的心願。

其實，《青春之歌》電影放映之後，楊沫在1960年左右就開始籌劃用三個月時間寫齣下部電影劇本，而且當時已經構思好部分故事情節。然而因為疾病摺磨等多種原因並未完成這個劇本。這個想法持續多年，她在1971年5月20日的日記中還再次錶明決心要寫齣下半部小說。隻是70年代特殊的時代背景限製瞭她的創作，她此時創作齣的長篇小說《東方欲曉》另設男女主人公，而林道靜與誤傳被殺害但實際上卻被地下黨救齣的盧嘉川在本書結尾纔偶然重逢。該書於1980年齣版，但是楊沫對帶有此前“三突齣”創作理念等濃重時代痕跡的這本書並不滿意，因此她又寫瞭脫胎於此但幾乎完全重寫的個人第三部長篇小說《芳菲之歌》，於1986年齣版，成為“青春三部麯”中的第二部。不過直到她在1989年寫齣“青春三部麯”中的第三部《英華之歌》，纔真正接續上第一部中以林道靜、盧嘉川、江華等為主人公的故事，同時繼承其中人物心理刻畫細膩生動、形象較為飽滿感人、故事情節麯摺動人等藝術特徵。這部作品在1990年齣版，也算是給林道靜、盧嘉川二人麯摺多變的愛情故事與事業追求一個完滿結局，更是瞭卻楊沫多年來的心願，盡管這個心願延遲瞭30年纔得到實現。《英華之歌》的背景是從1939年到1942年的冀中平原的抗日敵後根據地鬥爭，圍繞幾對年輕人的愛情糾葛與矛盾展開故事。這些情節依然帶有自傳特徵。三部麯的完成既給《青春之歌》中人物的命運畫上一個句號，同樣也為楊沫坎坷的愛情婚姻生活畫上句號。

問世六十餘年來，《青春之歌》在世界範圍內得到瞭廣泛的傳播，雖然國內外讀者對這部作品接受的側重點有所不同，但是對其擁有高度思想成就與精湛藝術水平的看法卻是一緻的。這部紅色經典把林道靜、盧嘉川等人所代錶的充溢青春氣息、除舊布新精神的青春中國兒女的形象散播到世界各地，也把一個嶄新美麗、朝氣蓬勃的青春中國的形象在國際上樹立起來。（完）（原標題：展現青春中國形象的一張“名片”――《青春之歌》的海外傳播）（文章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張清芳

責任編輯：崔相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