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日期 3/28/2022, 5:29:04 PM
劉旭
聽鄭在歡講述不一樣的90後生活。
2021年的最後一天,當人們在商業街或廣場等待跨年的時候,作傢鄭在歡和幾個要好的朋友一同進入瞭鬍同裏的蓬蒿劇場。在這個隱秘的地方,他要開一場自己的新書發布會。
對於圖書的售賣來說,這是一個慣常的流程。以往的這類活動,大多以作傢對談為主,嚴肅、正經,有時甚至是尷尬。鄭在歡對這種固定的形式多少有些抗拒,他覺得,讓人感受文本魅力,遠比那些解構的內容更有意義,因為“沒有幾個人能在一兩個小時的談話裏,悟齣一個又一個的生命道理”。
鄭在歡新作《今夜通宵殺敵》。/微博@上海文藝齣版社
所以在那晚的活動上,鄭在歡也沒有和那些來自文學圈的朋友談論任何虛無縹緲的東西。他們隻是輪番地去閱讀新書《今夜通宵殺敵》裏的片段,讀完之後,再和場下的觀眾聊著每個人所獨有的通宵故事。
其中有一個女孩的分享讓鄭在歡記憶猶新。女孩說,自己曾經在跨年夜坐火車跑到鄭州去見一個心愛的人,但那個人並沒有齣門見她。那天淩晨,飢腸轆轆的她,吃著從車站附近買來的蛋餅,又買瞭一張返迴北京的票。她知道,等抵達的時候,迎接她的將是下一個晨曦。
如果是在小說中,這個故事無疑是俗套的,但當一個真實的人麵對麵講述時,故事的質感就變得不再一樣。在鄭在歡看來,這就是語言在現實語境中的魅力。在這背後,有互動,也有共情,而這些,正是文學所追求的。
2021年12月11日,作傢鄭在歡與導演王紅衛、十月雜誌副主編季亞婭、單嚮空間編輯總監羅丹妮,一起就他的新書《今夜通宵殺敵》展開瞭一場對談。/微博@單嚮街圖書館
除瞭與讀者交流,鄭在歡的小說還聯結瞭他身邊的那些朋友。在這場跨年秀開始前,他們每天都會在一起排練,他說:“大傢過的是一種集體生活,能和我打心眼兒裏欣賞的人玩在一起是特彆美妙的事情。”
而這些朋友,也讓喜歡搖滾樂的鄭在歡圓瞭組樂隊、當主唱的夢,起碼在那晚,他很盡興。從小就喜歡音樂的他,哼唱過周傑倫,長時間聽過刀郎,也模仿過許巍。懵懵懂懂的那段時期,他經常會把磁帶的後半截扯齣來,錄上自己唱的歌。他覺得,那時候像他這樣的年輕人,八成都是喜歡文藝的,當時的流行文化也提供瞭很好的滋養。他說:“其實‘娛樂至死’也挺好的,但前提是高質量的內容。”
“自己寫得不爽,小說就沒意思瞭”
鄭在歡今年32歲,和同齡作傢相比,他的職業生涯是比較長的。16歲的時候,他就已經開始寫小說瞭。去年年末接續齣版的這兩本書,其中大多的篇目也都是他在二十三四歲時完成的。
寫下這些故事那幾年,他在北京過著一種封閉的生活。他待在齣租屋裏,床上堆滿瞭書,消磨時間的方式,除瞭飢不擇食似的閱讀,就是一天看4部電影,等入睡時,已經是淩晨四五點鍾瞭。在鄭在歡的心裏,隻有一個念頭――寫一部長篇小說。他當時覺得,長篇作品纔能算作一本書,而齣版一部長篇小說,纔能有齣名的機會。
作傢鄭在歡。/受訪者供圖
但堅持瞭兩年後,他發現自己寫的東西無處發錶,齣書更是不可能的事情瞭。在煎熬的日子裏,他靠寫一些短篇故事來調節自己的心緒。漸漸地,他發覺,好像這種形式的小說也很有魅力。
他寫下的第一篇叫《這個世界有鬼》。那段時間,人們都在關注著富士康員工跳樓的社會新聞,鄭在歡在報紙上也看到瞭一篇與此相關的簡短報道。報道裏寫,三個少年相約去自殺,最後,兩個人離世,一個人幸存瞭下來。
鄭在歡以此為原型,寫瞭這篇小說。在寫那位幸存者時,他如是寫道:“李青齣院之後受到瞭各方關注,記者堵在他的齣租屋裏,反復問著他同樣的問題。他隻用一句‘活得太纍’敷衍他們。他們給他請瞭心理醫生,麵對那個慈眉善目的老頭,他隻能說自己‘喜歡活著’。”鄭在歡說:“我寫小說,並不是想把故事講成那種社會調查,我想追求的是,把一件事兒說得有趣、豐富而有彈性,如果寫得太俗,或者我自己寫得不爽瞭,小說就沒意思瞭。”
鄭在歡作品《團圓總在離散前》。
等到24歲,鄭在歡覺得自己在北京實在是待不下去瞭。他在那個夏天考慮著,要不乾脆迴到老傢做個農民算瞭,“與鄉鄰生活在一起,齣門就能互相打招呼”。但等到真正迴到故土,他發現,自己已經難以再適應那樣的環境瞭。他說:“迴去的時候,見不到年輕人,每天隻能和大媽們、老太太們聊天,每次聊的也基本上是一樣的東西。”蚊蟲叮咬,生活單調,駐留瞭5天,他毅然決定,要迴到北京。
這次迴京,他寫瞭一篇名為《駐馬店女孩》的小說。這個短篇故事,也像是他在重新審視自我的身份。他在當中寫道:“很多次到達這裏,又坐上火車匆匆離開。身為一個駐馬店人,我隻是駐馬店的過客。”寫完這篇,他找瞭一份影視公司的工作。通勤與熬夜,成瞭他生活裏最主要的兩件事。在現實的擠壓下,小說成瞭一個忽遠忽近的幻夢。
“真正好的文本,是和生活綁定在一起的”
對於如今的鄭在歡來說,北京是盛放自己軀體與精神生活的地方。但在十幾年前,這個城市之於他的意義,隻是打工糊口的目的地之一。與媒體口中在順境中成長起來的90後不同,鄭在歡的生活經曆充滿瞭波摺。
他的生母早逝,他由奶奶帶大。因為繼母不願支持,他在讀完初中一年級之後,就沒再接受過學校的教育瞭。打工,成瞭他謀生以及逃離的唯一齣路。他的第一份工作,是追隨親戚到保定的白溝鎮生産箱包。每天早上六點到夜裏十一二點,他都是在踩縫紉機中度過的。那時,他身邊的人,大多與他相似――年齡小的,十五六歲,稍長一點,也不過二十歲齣頭。難得休息的時候,一群人混混日子,上個網,也就過去瞭。
真正的好文本是和生活捆綁在一起的。/圖・pexels
鄭在歡覺得,時間長瞭,這不是個辦法。於是,他又輾轉餘姚、寜波等地,尋找新的齣路。但工作是看不到頭的,身邊的同事換瞭一批又一批,也依舊和他沒有什麼共同語言。他下班後,有時和同事一起上網、打麻將,有時靠讀書來打發時間。
那時流行韓寒和郭敬明的作品,他看瞭之後,覺得他們寫的東西好像和自己生活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他開始試著寫下自己身邊的人的故事,滿街晃悠的輟學少年、留守在傢裏無所事事的小孩、潰敗的中年人,都成瞭他書寫的對象。寫完之後,他發現,快樂好像也多瞭一點。
2009年,他認識的一個朋友在北京開瞭一傢淘寶店,店麵大、生意忙,急需人手。於是,這個朋友聯係瞭他。就這樣,鄭在歡在海澱的西山腳下當起瞭淘寶客服。但乾瞭幾天他就放棄瞭,一方麵是因為他打字慢,並時常齣現錯誤;而另一方麵,則是因為剛開春的北京,風颳得很大,每天坐在工位的時候,他能感覺到腳下的風在亂串。生活裏沒有什麼熟識的人,再加上氣候的寒冷,讓他覺得自己很淒涼。
文藝青年的標準形象。/圖・pexels
也同樣是在這年,他的生活迎來瞭一綫轉機,他偶然看到瞭小說徵文比賽的消息,首奬30萬元。他用手機打字,投齣瞭一部玄幻小說與一部流浪冒險小說,最後流浪冒險小說得瞭奬,奬金8000元。寫作這部小說時,他認識瞭第一個文學上的朋友魏思孝。在鄭在歡的記憶裏,魏思孝戴著發箍,傢裏擺放著的都是小眾齣版物――文藝青年的標準形象。
19歲的鄭在歡不清楚文學是什麼,他隻是隱約地感覺到,自己或許可以走寫作這條路。在聊天的過程中,魏思孝提到瞭很多著名作傢的例子。鄭在歡當時有些不屑,他心想,看書就看書唄,咋還追星呢?但後來讀到那些代錶作的時候,他也就理解瞭。
不過,在文學上,鄭在歡一貫如此,他從不想去做一個苦大仇深、滿嘴理想抱負的文學青年,他隻希望,自己能寫一點兒有意思的東西,至於高尚、崇高的那些追求,最好可以在故事裏被消解掉。
很快,他把奬金當作自己寫作的啓動資金,買瞭一台電腦,帶著一股“莽勁兒”,投身於寫小說當中。他格外自信,身邊的幾個人也都在鼓勵他,這更讓他覺得,隻要能把自己想寫的內容落在紙麵上,就一定能有所成就。
19歲的鄭在歡不清楚文學是什麼,他隻是隱約地感覺到,自己或許可以走寫作這條路。/圖・pexels
結果事與願違。生計所迫,他不得不參與到一些帶著目的性的寫作當中,甚至拮據的時候,為瞭7000多元的稿費,他還想過和幾個朋友一塊兒攢一本書齣來。他說:“現在迴看,那些文字的價值,僅僅是賺錢活下去的工具。”在他心裏,真正好的文本,是和生活綁定在一起的。他再翻閱那些故事時,也時常會迴到一段段被彆人視作挫摺與坎坷的經曆裏。他覺得,好像也沒那麼苦,偶爾也會有美好的事情發生。
離開故鄉,纔能重塑自己
2017年,鄭在歡的《駐馬店傷心故事集》齣版。有不少人都通過這本書,認識瞭鄭在歡。媒體、讀者、圖書編輯也都給他打上瞭一個個標簽,其中最有代錶性的幾個,都與駐馬店這個小城相關。
鄭在歡說:“我澄清過無數次,我從來沒有一刻鍾想過給自己弄一個什麼文學故鄉,都已經是‘地球村’瞭,把人局限在同一個地域上,在藝術領域是很偷懶的一件事兒。”在他看來,這是一種文化上的霸權,就好像給自己找到瞭一個文學上的靠山,從而獲得瞭獨傢解釋權。
鄭在歡作品《駐馬店傷心故事集》。
縱觀文學的曆史,有很多作傢都被這樣的話語模式框定住瞭。譬如,提及福剋納,必定會說到約剋納帕塔法;談論馬爾剋斯,馬孔多這個小城也一定不會缺席……人們往往也就遺忘瞭,這些作傢寫過的地方,不隻有自己的故鄉。
在鄭在歡眼裏,故鄉是一個人的來處,他說:“當我們還沒有能力改變自己生活的時候,我們的行為模式都會受到傢庭和故鄉的影響。”不久前,他和朋友閑聊,他說自己不喜歡吃奶奶做的麵條,因為奶奶給他盛的麵很少有湯,“就像個麵坨”。但他愛吃的,是麵湯多,同時漂著香油和菜葉的那種麵。朋友反問他:你想過這是為什麼嗎?他突然意識到,奶奶在故鄉經曆過三年睏難時期,“在她的觀念裏,麵湯是騙人的玩意兒,紮紮實實的纔是好的”。
鄭在歡說,這就是傢鄉對一個人的塑造,但離開瞭那裏,我們身上的烙印也就沒有那麼重瞭。“無論是小說還是生活,我都希望自己能做個‘地球人’,更大、更開闊,因為隻有甩掉那些與生俱來的東西,我們纔能重新塑造自己。這應該是一個人的理想。”
在鄭在歡眼裏,故鄉是一個人的來處。/圖・unsplash
而至於為什麼還願意書寫故鄉,鄭在歡的答案是“十幾歲時候的生命體驗對人的刺激很強”。他說:“涉世未深的人,是敏感的,接觸什麼都是全新的,雖然整體上是波瀾不驚,甚至有些枯燥,但身處其中,會發現,青年時期齣格的錶達、不顧後果的行動,都是純粹的、有詩意的,並且值得分享齣來。”
當他來到北京之後,他覺得,大傢都挺文明的,發於情,止於禮:“沒有多少能看清的東西能刺到我,如果我在當中,我或許想要去揭開它,但我要是遊走在外麵,我也隻能是遠觀,這或許也是我的城市書寫少的原因。我的城市生活不夠透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