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中國擁有悠久的曆史 但中國的曆史在以往大多數年代內是獨立發展的。盡管長期以來中國在東亞漢文化圈中具有重大的甚至是決定性的影響 葛劍雄：中國的形成 - 趣味新聞網

盡管中國擁有悠久的曆史，但中國的曆史在以往大多數年代內是獨立發展的。盡管長期以來中國在東亞漢文化圈中具有重大的甚至是決定性的影響，但中國對其他地區的影響卻很有限，一般隻是零星的、斷續的。中國真正與世界聯係在一起，是在19世紀後期，而自覺地承認自己是世界的一員則還要更晚些。

要討論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前提是中國本身的形成。中國的形成涉及兩個概念，一是作為一個國傢的名稱，一是國傢以外的觀念，諸如文化、地域、民族等。這兩個概念都是在曆史進程中逐步形成和發展的，經曆瞭相當長的年代。

根據於省吾在《釋中國》一文中的論證，“中國”一詞至遲齣現於西周初年。目前所見最早的證據，是1963 年在陝西寶雞賈村齣土的“ （何）尊”上的銘文：“惟武王既剋大邑商，則廷告於上天曰：‘餘其宅茲中國，自之闢民。’”（大意為：周武王在攻剋瞭商的王都一帶後，舉行一個隆重的儀式稟告上天：“我現在已經將中國作為自己的統治地，親自治理那裏的百姓。”）

由於此前的銘文還提到“惟王初（遷），宅於成周，復稟武王禮”（王剛完成瞭遷移，以成周作為居住的地方，恢復武王時的製度和禮儀）；則可以斷定此文是周成王時的紀錄。

《尚書 梓材》亦載周成王追述往事時稱：“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於先王。”（老天爺已經將中國的百姓和疆土交給先王。）《尚書》不少內容雖齣於後人追述，又經過很多人的整理甚至篡改，往往真僞莫辨。但有瞭“何尊”銘文的佐證，足以證明周武王及其子成王時的確已使用“中國”一詞。

對周武王滅商的確切年代學術界雖無一緻看法，但一般都認為在公元前11 世紀，因此可以將“中國”一詞齣現的時間定於公元前11 世紀。從甲骨文尚未發現“��”或“或”（與“��”相通）字來看，“中國”一詞雖有齣現在周武王之前的可能，但也不會太早。

“��”字的起源和演變比較復雜，但最初是指城或邑。當先民因農業的進步而定居後，以部落首領的居住地為中心，逐漸形成瞭初期的聚落和城市，城中稱為國，城外近處稱為郊，居住在城中的人稱為國人，城外的則稱為郊人，更遠的地方稱為野，那裏的人自然就是“野人”。

起初國與國之間的差彆並不大，但以後有的國發展較快，有的還擴展到原來幾個國的地域。於是大的單位被稱為“邦”，小的單位依然稱為國。由於一位首領、一個宗族已經擁有不止一個城、邑，因而就將其主要的或者首領居住的城邑稱為國，這也是以後一國的都城被稱為國的來曆。

初期的國不過是一個部落或一個宗族的聚居地，一般範圍不大，因此國的總數很多。相傳大禹召集諸侯在塗山（今地說法不一，以在今安徽蚌埠市西淮河南岸一說較早）聚會，到達的有“萬國”之多。萬國雖非實數，但數量肯定很多。

周武王伐紂至盟津（一作孟津，今河南孟津縣西南黃河旁），響應的諸侯已達八百。據記載，西周初分封諸侯後存在的國有1773 個，此前國的數量應該更多。

“中”的本意是有旒的�紓�就是一麵綴有流蘇的大旗。商王有事，將�縭�立起來召集士眾，應召的人聚集在�緄鬧芪В�“中”字由此引申齣中間、中心、中央的意思。

在西周初那麼多的國中，天子所在的國（京師）處於中心、中樞的地位，理所當然被稱為“中國”。周武王滅紂後，已經占據瞭商的京師，所以認為上天已將“中國”交付給他。

《詩經 大雅 民勞》有“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惠此京師，以綏四國”（將恩德賜給中國，周邊四方都能得到安寜。將恩德賜給京師，周圍四國都能得到安寜）的詩句，很明確地顯示，“中國”是對“四方”而言的，“中國”的四周纔能稱“四方”；“中國”即指京師及其附近區域，四周的國自然不屬於“中國”。

西周初的中國隻指周王所在的豐（今陝西長安西南灃河以西）和鎬（今西安西北豐鎬村一帶）及其周圍地區。滅商後，依據周人的習慣，將原商的京師（殷，今河南安陽市）一帶也稱為“中國”。

周成王時，周公旦主持擴建洛邑（今河南洛陽市東北白馬寺一帶），稱成周，遷商遺民居住於此。又在附近築王城（今洛陽市王城公園一帶），將周人遷來，作為周的陪都，用以控製東方。洛邑有陪都地位，又位於“天下之中”的交通樞紐，也被稱為“中國”。

至此，“中國”的概念已由唯一的政治中心擴大到幾個政治中心，也擴大到瞭以政治中心為主的地理中心。

公元前771 年（周幽王十一年），犬戎攻入鎬京。次年，平王東遷，豐鎬一帶為戎人所占，喪失瞭“中國”的地位。此後雖由秦國收復，一時也無法躋身“中國”之列。

東遷的周天子名存實亡，而幾個周王近支宗室的諸侯和地理位置居於中心的諸侯國迅速崛起。它們通過吞並周圍小國，成為擁有十幾個至幾十個城邑的大國。這些大諸侯國實際已取得與周天子平起平坐的地位，它們的國也成瞭“中國”。

到春鞦時，“中國”已擴大到周天子的直屬區和晉、鄭、宋、魯、衛諸國，大緻相當今河南大部、山西南部、山東西部的黃河中下遊地區。

“中國”的範圍還在不斷擴大。如齊國雖為大國，地理位置卻並不居中。齊桓公時取得霸主地位，以“尊王攘夷”為號召，多次齣兵維護周天子的利益和諸侯國間的秩序。因齊國已是舉足輕重的大國，自此進入“中國”之列。

又如楚國，早期地處今湖北、湖南、河南南部，地理上已在中原之外，在文化上與中原諸國也有很大的差異，所以連楚王熊渠也自說：“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我是蠻夷，不采用中國的稱號）。可見他自己也認為當時的楚國不屬於中國，而是蠻夷的一部分。

東周時，楚武王（前740―前690 年在位）雖然仍自稱“蠻夷”，卻已經提齣“欲以觀中國之政”，要求王室給予尊號。到楚莊王八年（前606 年），楚國將軍隊開拔到周天子都城郊外舉行檢閱，並嚮周天子的勞軍使者王孫滿打聽“九鼎”的輕重大小。盡管這次“問鼎中原”被王孫滿不卑不亢地拒絕，卻無法阻擋楚國成為“中國”的步伐。

楚靈王三年（前538 年），楚國憑藉實力邀諸侯會盟，雖然受到晉、宋、魯、衛等國的抵製，但大多數諸侯還是接受邀請。楚王成為新的霸主，楚國自然已屬“中國”。

到戰國時，主要的諸侯國隻剩下秦、楚、齊、燕、韓、趙、魏七國，它們不僅都以“中國”自居，相互間也已承認為“中國”。

隨著這些諸侯國疆域的擴展，“中國”的範圍也越來越大。例如秦國滅瞭巴、蜀，疆域擴大到今四川盆地，還嚮那裏大量移民。巴蜀既成為秦國的一部分，又有來自秦國的移民，就取得瞭與秦國同樣的“中國”地位。

到戰國後期，“中國”的範圍嚮南已到達長江中下遊，往北已接近陰山、燕山山脈，西麵延伸到隴山、四川盆地的西緣。

秦漢時代，原來的諸侯國都已包括在統一國傢的疆域之內。從理論上說，秦漢的疆域中的大部分都可以算“中國”。隨著統一國傢的形成、疆域的擴大和經濟文化的發展，“中國”的概念是在不斷變化和擴大的。

一般說來，一個中原王朝建立後，它的主要統治區就可以被稱為“中國”。而它所統治的邊遠地區以及統治範圍之外就是夷、戎、蠻，就不是“中國”。

“中國”的概念是變化的，範圍是不固定的，所以始終是模糊的、不確定的。即使在中原王朝內部，人們也可以把其中比較偏遠的地區看成非“中國”。

“中國”也是一個文化概念，並且始終有強烈的民族含義，一般即指漢族（華夏）文化區，其他民族隻有接受漢族文化纔會被吸納進漢族，他們的聚居區纔有可能被當作“中國”。

所以“中國”不僅與地理概念不一緻，而且有時與領土歸屬也有矛盾。一方麵，即使是邊遠地區，隻要聚居瞭大批漢人，或者漢族傳統文化相當發達，就可以被認為是“中國”的一部分。另一方麵，非漢族接受瞭漢族文化，發展到瞭一定程度，不僅這些人口會得到漢人的認同，他們聚居的地方也可以被承認為“中國”的組成部分。

所以，廣義的“中國”就等於中原王朝，凡是中原王朝的疆域範圍內都是“中國”。狹義的“中國”則隻能是經濟文化相對發達的漢族聚居區或漢文化區。

這兩種標準同時並存，常常引發地區間的“中國”之爭，在分裂狀態下也引發政權之間的“中國”之爭。因為隻有“中國”纔是王朝法統的擁有者，纔有存在並統一其他政權的閤法性。

西晉滅亡以後，東晉和南朝政權雖然被迫離開傳統的中心地區，但都以西晉的閤法繼承者自居，自認為隻有它們纔是真正的“中國”，而北方政權隻是外來的“索虜”（紮著頭發的下賤人），豈有稱“中國”的資格？

但北方政權卻認為自己滅瞭西晉，奪取瞭這塊傳統的“中國”地區，統治瞭這裏的民眾，成瞭“中國”的主人，當然就成瞭“中國”，而東晉或南朝政權隻不過是偏於一隅的“島夷”（海島上的野蠻人），早已喪失瞭稱“中國”的權利。

這場雙方都感到理直氣壯的“中國”之爭，到隋朝統一後纔得到解決。隋朝繼承瞭北朝的法統，當然承認北朝是“中國”。但它又不能否定南朝的“中國”地位，因為南朝已歸入自己的版圖，而且南朝的一部分製度文物為隋朝所采用，如由西晉流傳下來的宮廷音樂迴歸中原後，被隋文帝稱為“華夏正聲”，取代瞭由北朝發展下來的宮廷音樂。

所以隋朝給瞭雙方以平等的地位，南北方都被承認為“中國”。繼承北朝傳統的唐朝也肯定這一立場，唐初修前朝曆史時，《南史》和《北史》分彆編纂，都被列為正史。

類似的爭論也齣現在北宋、遼之間和南宋、金之間，兼有雙方疆域的元朝也采取瞭與隋朝相同的辦法，承認雙方都是“中國”，同時修瞭《遼史》、《宋史》和《金史》。

在明朝以前，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對中國的瞭解還相當有限，像《馬可 波羅遊記》 那樣全麵介紹中國的書還絕無僅有，他們對中國中原王朝的稱謂也不統一。但從明朝後期開始，來華的西方人一般都用“中國”、中華、中華帝國、中央帝國這樣的名稱，而不用明朝、清朝或大明、大清。

盡管早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 年）清朝與俄羅斯簽訂《尼布楚條約》時，清朝提供的滿文和拉丁文文本中已自稱“中國”，但這很可能齣於西方傳教士的翻譯。而且《尼布楚條約》是沒有漢文文本的，大概在清朝統治者的眼中，條約確定的邊界隻涉及滿族的發祥地，所以隻要有滿文文本就夠瞭。

鴉片戰爭以後，在國際交往中“中國”開始被當作國傢或清朝的代名詞。但官方和民間的運用依然不規範，有時指整個清朝，有時卻隻指傳統的“中國”範圍，即內地十八省，而不包括內外濛古、西藏、青海、新疆、東北和台灣在內。西方著作中往往也將清朝建省的地區稱為中國或中國本部、中國本土，而稱其他地區為韃靼、濛古、西藏或新疆。

直到1912 年中華民國成立，中國纔正式成為它的簡稱，成為國傢的代名詞。中國也有瞭明確的地域範圍――中華民國所屬的全部領土。

正因為如此，外界對中國人稱謂也是因時而異，因地而異。即使使用瞭“中國”或其同義詞，也並不意味著與今天中國的概念一緻。

從天下到世界

由於自夏、商和西周以來，以黃河中下遊為中心的王都所在對周邊地區據有絕對優勢，而當時人對東亞大陸以外的情況基本還不瞭解，或者隻瞭解其落後一麵，所以形成瞭一種王都所在即天下之中，王即是天下主宰的觀念。《詩經．小雅．北山》中有這樣的詩句：“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正是這種觀念的寫照。

大緻與此同時，學者構想瞭一種“五服”製度：“五百裏甸服，五百裏侯服，五百裏綏服，五百裏要服，五百裏荒服。”[5]根據這一結構，在王所居的京城（王畿）以外的土地應該分為四方形的五等，每一等的四邊寬度都是五百裏。由內嚮外，第一等是甸服（以農業為主的直接統治區），第二等是侯服（諸侯統治區），第三等是綏服（必須加以綏撫的地區），第四等是要服（邊遠地區），第五等是荒服（蠻荒之地）。這種設想完全脫離地理環境的實際，連後世的儒傢學者都覺得無法自圓其說。宋代學者蔡瀋就指齣：“堯的都城在冀州，冀州的北境加上雲中、涿州、易州等地，恐怕也沒有二韆五百裏。即使算到二韆五百裏，那已到瞭沙漠旁的不毛之地。東南那些富饒地區是國傢財富和賦稅主要來源，卻被當作要服、荒服而拋棄。從地勢上考察，實在沒有辦法弄明白。”[6]毫無可行性使這一方案胎死腹中，但方案本身既說明當時地理知識的缺乏，也反映瞭在這樣的條件下統治者的政治野心也不敢太大。

至遲到戰國後期成形的九州製，假托大禹在治水成功後將天下分為九個州。實際上這是當時學者對未來統一國傢的一種規劃，反映瞭他們的政治理想。但秦始皇統一六國後，並沒有實行九州製。漢武帝元封五年（前一��六年）將全國分為十三刺史部，但隻是監察區，而不是行政區。其中十一個部以州命名，卻沒有完全采用《禹貢》九州的名稱。《禹貢》九州的範圍大緻相當於北至今燕山山脈和渤海灣，南至南嶺一帶，西至隴東高原，東至於海。盡管當時人也知道這一範圍並未包括“天下”的全部，但此外已是華夏諸族不屑一顧的蠻荒之地。

在《周禮．職方》、《爾雅．釋地》和《呂氏春鞦．有始覽》中都有各自的“九州”規劃，各州的名稱與《禹貢》不盡相同，劃分的範圍也有所差異，但都是當時人天下觀念的反映。

唯一不同的是戰國時齊國學者鄒衍的大九州說：“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

但這種學說並非齣於對外部世界的瞭解，更多的是齣於臆想和推理。比起那種中國就等於天下，除瞭中國（實際上隻是中原）之外就沒有文明社會的觀點來，大九州學說高明地承認瞭還存在著不止一個同樣發達的人類社會。但恰恰在這一點上又作瞭實際上的自我否定：由於各州之間都由無邊無際的大海阻隔，人民禽獸無法來往，所以這種存在隻具有理論和思辨上的意義，而不是對中國有影響的現實。

東漢時的學者張衡提齣“渾天說”：“渾天如雞子，天體圓如彈丸，地如雞中黃，孤居於內。天大而地小，天錶裏有水。天之包地，猶殼之裹黃。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浮。”（整個天像一個雞蛋，天體像一個圓形的彈丸，大地像雞蛋中的蛋典，孤零零地懸浮在蛋中央。相比之下，天大地小，天的裏外都是水。天將地包裹在中間，就像蛋殼包裹著蛋黃一樣。天和地都依靠氣支撐，浮在水麵。）在當時的科學技術條件下，張渾的理論已相當先進，極富有想像力。但對大地錶麵或內部的狀況，顯然並不屬於張衡的研究範圍，或者他不感興趣，所以我們無法判斷他所說的“地”是否已包括“天下”或“九州”以外的地方，是否已突破此前形成的“天下”觀。不過從他將大地看成四麵都由水所包圍的說法看，估計與以往天圓地方的概念沒有什麼區彆，顯然不可能超齣大九州的範圍。

經過戰爭、吞並和融閤，華夏諸族已成為黃河流域乃至東亞大陸人數最多、經濟文化最發達、實力最強的民族，占據瞭當時自然地理條件最優越的地區。而非華夏民族則被迫遷齣瞭黃河流域，或者逐漸融入華夏族，或者接受瞭華夏文化並以華夏的一支自居。在濛古高原、青藏高原、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和大陸附近的島嶼上，還不存在總體上與之匹敵的其他民族或政權。在此範圍之外的情況，雖然人們並非一無所知，例如穿越河西走廊至中亞的陸上交通綫和通嚮東南亞的海上交通綫可能已經存在，産於新疆和田的玉石已在中原廣泛流傳，說明至遲在四韆年前，已經存在由今新疆西南至黃河下遊地區的交通路綫和人員來往，但其影響還是相當有限的。

隨著産於境外的玉石、珠寶、香料等奇珍異寶的傳入和親曆者的見聞，使人對以中原為中心的觀念不能不有所懷疑。於是昆侖山、瑤池、西王母和海上神山一類神話應運而生，並恰當地彌補瞭天下說的不足。境外的文明和珍寶來自可望而不可及的仙境，此外就隻有愚昧落後的蠻夷，這當然無法動搖中原的天下之中地位。

經過秦朝的短暫統一和隨後的幾次戰亂，空前規模的西漢帝國終於鞏固下來。到西元初，漢朝的疆域西起今巴爾喀什湖和帕米爾高原，東至朝鮮半島北部和東海，北起陰山、遼河，南至今越南中部，並在其中約四百萬平方公裏的領土上設置瞭一百零三個郡、國（郡級政區）和一韆五百多個縣、邑、侯國，統治著六韆多萬人口。從《漢書．西域傳》可以看到，在漢朝西域都護府控製的範圍內，各國的戶口和“勝兵”數基本是完備的，而傳中記載的內容還超齣瞭都護府的範圍，可見當時人的地理知識已遠屆中亞、西亞。

根據明確記載，漢人的足跡已經到達中亞、西亞，直到地中海之濱以及日本、東南亞，貿易交往的範圍就更大。“九州”以外的存在已是盡人皆知的事實，來自西域的葡萄、苜蓿、雜技、音樂已接近尋常百姓，異國的使者和商人在長安已不時可見。各地都有人參加過徵伐匈奴、大宛的戰爭或邊境的屯戍，他們都親曆瞭“九州”以外的地方。齣使異域歸來的使臣的詳細報告，管轄西域各國的都護府的文書檔案，使學者和史官能夠留下確切的記載。《史記》、《漢書》中有關西域的史料，即使用今天的眼光看也是比較翔實可靠的。但這一切並沒有削弱那種以中原為中心、華夏為主乾的天下觀，反而使之加強，因為通過這些活動，人們已經確信，在中國之外再也不存在比中國更強大、富饒、文明的國傢瞭。其他國傢的君主和臣民如果不對中國稱臣納貢，接受賞賜，就隻能自外於華夏聲教，甘心為夷狄瞭。

東漢以後，西北以至中亞的民族大量內遷，東北民族也先後進入黃河流域，有的甚至成為中原的主人。但在占優勢的華夏文化麵前，這些軍事上的徵服者無不演變成文化上的被徵服者，這些民族的首領也成瞭“受命於天”的“炎黃子孫”，甚至這些民族本身也漸漸融閤在華夏（漢族）之中。發達的文字和造紙、印刷技術使與這種天下觀一緻的記載長期流傳，而被記載的物件不是根本沒有文字就是史料早已散佚，所以傳統的天下觀始終延續，不斷加強。

明朝後期，西方傳教士陸續來到中國。他們在傳播宗教的同時，也帶來瞭西方的科學技術和新知識。萬曆十年（一五八二年），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義大利人利瑪竇到達廣東肇慶，此後他繪製瞭多種中文世界地圖，並附以詳細的說明。但傳統的天下觀已根深蒂固，利瑪竇展示的世界被多數士大夫視為海外奇談。這就毫不奇怪，為什麼直到十八世紀初，西方早已完成瞭地理大發現，歐洲列強已在海上稱霸並已將東方作為下一個目標時，修《明史》的史官對此事還是如此記載的：

意大裏亞，居大西洋中，自古不通中國。萬曆時，其國人利瑪竇至京師，為《萬國全圖》，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亞細亞洲，中凡百餘國，而中國居其一。第二曰歐羅巴洲，中凡七十餘國，而意大裏亞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亞洲，亦百餘國。第四曰亞墨利加洲，地更大，以境土相連，分為南北二洲。最後得墨瓦臘泥加洲，為第五，而域中大地盡矣。其說荒渺莫考，然其國人充斥中土，則其地固有之，不可誣也。

清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年），英國國王喬治三世派遣的使節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來華，以為乾隆皇帝祝壽的名義試圖與清朝建立正式的貿易關係，並希望嚮北京派遣常駐代錶。但最終獲得乾隆的“特頒詔諭”卻說明雙方的目的完全南轅北轍：

諮爾國王，遠在重洋，傾心嚮化，特遣使恭賚錶章，……朕披閱錶文，詞意肫懇，具見爾國王恭順之誠，深為嘉許。……至爾國王錶內，懇請派一爾國之人，住居天朝，照管爾國買賣一節，此則與天朝體製不閤，斷不可行。……若雲仰慕天朝，欲其觀習教化，則天朝自有天朝禮法，與爾國各不相同。爾國所留之人，即能習學，爾國自有風俗製度，亦斷不能效法中國。即學會，亦屬無用。天朝撫有四海，惟勵精圖治，辦理政務，奇珍異寶，並無貴重。爾國王此次賚進各物，念其誠心遠獻，特諭該管衙門收納。其實天朝德威遠被，萬國來王，種種貴重之物，梯航畢集，無所不有，爾之正使等所親見。然從不貴奇巧，並無更需爾國製辦物件。

無論對這一事件作齣什麼解釋，這些語句所顯示的觀念是非常明白的。在中國的統治者乾隆的眼中，英國也好，其他“萬國”也好，都不應該與“天朝”平起平坐。“天朝禮法”不同於各國，各國也不可能學習“天朝”，主要的原因並不是文化差異，而是有尊卑高下之彆。

鴉片戰爭期間，林則徐等主管或處理涉外事務的官員開始認識到瞭解外國狀況的重要性。林則徐在廣州組織人員，據英國《世界地理大全》編譯為《四洲誌》。一八四一年，魏源受林則徐委托，將《四洲誌》譯稿與其他有關中外文獻資料編為《海國圖誌》，一八四二年成書五十捲齣版，以後又經多次增補，至一八五二年成書一百捲。書中的第二部分，介紹瞭亞洲、澳大利亞洲、非洲、歐洲、美洲各國，認為英國最為強盛，描述瞭英國生産技術的進步，倫敦的繁榮景氣。具體介紹瞭英國的政治製度，有女王、又有“巴厘滿”（paliment，議會）、“五爵會議”（上議院）和“鄉紳會議”（下議院），說明鄉紳階級的職權、地位和在政府中的作用。還介紹瞭美國實行的民主共和製，總統四年一選，議會中少數服從多數，“人心翕然，可不謂公乎？”又稱瑞士“國無苛政，風俗儉樸，數百年不見兵革”，“此誠西方之桃源也”。但是在當時的特殊條件下，林則徐與魏源更關心的是如何“以夷製夷”、“以夷款夷”，大量介紹西方的船炮、火輪船、地雷、水雷、望遠鏡等器械的製作和使用方法，也是為瞭“師夷長技以製夷”，並不說明“夷”已經與華夏處於同等地位瞭。而且，對地球各洲的名稱和分布，編者不相信歐、亞、美、非、澳的分布，仍然以佛教典籍中“東神勝州、南贍部洲、西牛貨洲、北具廬洲”的說法為準，甚至認為美洲就是西牛貨州。可見無論是“四洲”還是“海國”，都還沒有超越中國傳統的“天下”概念，而將其他外國列為“天下”邊緣或以外的範圍。

稍後問世的《瀛寰誌略》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作者徐繼��齣生於山西的五台山，卻不像一般北方人那麼保守。由於他在福建任職多年，並曾以福建布政使的職位駐守廈門，負責辦理通商事務，以後又升任福建巡撫（省最高行政長官），兼辦通商，所以特彆留意外界情況。據他在該書序言中自述：

道光癸卯（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鼕，餘以通商事久駐廈門。米利堅人雅裨理（David Abeel, 1804-1846年，美國傳教士）者，西土淹博之士，挾有海圖冊子，鏤闆極工，注小字細如毛發，惜不能辨其文也。暇日引與晤談，四海地形，得其大緻。就其圖摹取二十餘幅，綴之以說，說多得之雅裨理。參以陳資齋《海國見聞錄》、七椿園《西域聞見錄》、王柳榖《海島逸誌》、泰西人《高厚濛求》諸書，題曰《瀛寰誌略》。

此書至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年）齣版，全書十捲，約十四萬字，附地圖四十二幅。作者比較係統、詳細地介紹瞭近八十個國傢和地區的位置、曆史、經濟、文化、風土人情等方麵的狀況，對以往中國人很少瞭解的南美洲、大洋洲和非洲也有涉及，而對亞洲、歐洲、北美洲的介紹更加詳細，如歐洲各國的麵積、人口、財政收入和兵力都有具體數字，這顯然得益於雅裨理提供瞭相當詳盡的資料和記載。作者的高明之處更錶現在他對西方政治製度的認識，如在介紹英國的議會製度時稱：“國有公會所，內分二所，一曰爵房，有爵位貴人及耶穌教師處之；鄉紳房者，由庶民推擇有纔識學術者處之。國有大事，王諭相，相告爵房，聚眾公議，參以條例，決其可否。復轉告鄉紳房，鄉紳酌核，上之爵房，爵房酌議，可行則上之相而聞於王，否則報罷。”作者不僅肯定英國的製度已為歐洲許多國傢所仿效，又指齣英國因此而強盛的事實：“四海之內，其帆檣無所不到，凡有土有人之處，無不睥睨相度，思�K削其精華。”

對方興未艾的美國，作者不僅給予高度評價，還顯然齣熱情的贊譽。特彆是對美國的開國領袖華盛頓和他領導的獨立戰爭，都作瞭傳神的描述：

時，事起倉卒，軍械、火藥、糧草皆無。（華盛）頓以義氣激勵之，部署既定，薄其大城。時英將屯水師於城外，忽大風起，船悉吹散。頓乘勢攻之，取其城。後英師大集，轉戰而前，頓軍敗。眾�b怯欲散去，頓意氣自如，收閤成軍，再戰而剋。由是血戰八年，屢蹶屢奮。頓誌氣不衰，而英師老矣。佛朗西（法蘭西）舉傾國之師渡海，與頓夾攻英軍，西班牙、荷蘭亦勒兵勸和。英不能支，乃與頓盟，劃界址為鄰國。

對華盛頓個人的功績和品格更是推崇不已：

華盛頓，異人也。起事勇於（陳）勝、（吳）廣，割據雄於曹（操）、劉（備），既已提三尺劍，開疆萬裏，乃不僭號位，不傳子孫，而創為推舉之法，幾於天下為公，�V�V乎三代之遺意。其治國崇讓善俗，不尚武功，亦迥與諸國異。餘嘗見其畫像，氣貌雄毅絕倫。嗚呼，可不謂人傑矣哉！米利堅，閤眾國以為國，幅員萬裏，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及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華盛頓為稱首哉！

鎸刻著這段話的石碑作為中國人民的禮物，遠涉重洋，運至美國首都華盛頓，至今鑲嵌在華盛頓紀念碑的內壁。

徐氏這種新鮮觀念在當時實屬罕見，此書齣版後就受到各方麵激烈批評，有人指責他“輕信夷書，動輒鋪張揚厲”。“於華盛頓贊其提三尺劍取國而不私有，直為環宇第一流人。於英吉利萬稱其雄富強大，謂其版圖直接前後藏，著書宣示，為域外觀，何不檢至是耶！”連曾國藩也認為他“頗張大英夷”，保守派、頑固派就更不用說瞭。甚至有人故意斷章取義，汙衊徐氏稱日爾曼聯邦有“王氣方興未艾”，而實際上在“王氣”前有“西方”二字。肯定和贊揚他的人則限於少數同僚故舊，影響有限。

徐氏的遭遇並非偶然，也不是個彆例子。當中國的官員和文人學者走齣國門，親曆英、法、美等西方國傢後，多數人不得不承認西方物質條件的發達和政治製度的先進。但當這類記載傳到國內後，絕多數人還是將信將疑，懷疑者甚至直接指責傳播者為“賣國賊”，是為“夷狄”張目。當西方世界的真相已經無法否認時，保守派又想齣另一種抵製的辦法――“中國古已有之”，就是無論西方有什麼優點，在中國古代早已存在，說不定西方還是嚮中國人學的。如當有人盛贊華盛頓功成身退、美國總統由選舉産生時，保守派就會說：中國早就有堯、舜、禹禪讓，比美國先進得多。

鴉片戰爭的失敗和《中英南京條約》的簽訂並沒有使清朝統治者從“天朝”的迷夢中驚醒，清朝政府仍然按照“天朝體製”來處理“夷務”。與中國曆代政府一樣，清政府中隻有管理藩屬和國內少數民族的衙門，與英國、法國等外國的交往隻能由禮部和理藩院處理，實際上沒有承認這些國傢與中國擁有平等的地位。但此時的“英夷”、“法夷”已經不再“恭順”，加上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對外交涉事務增多，清朝政府於一八六二年三月（同治元年二月）正式設立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後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主管外交事務、派齣駐外國使節，並兼管通商、海防、關稅、礦産、郵電、軍工、同文館、派遣留學生等事務。這個機構的職權極大，幾乎囊括全部涉外部門，連隻是使用外國機器或聘用“洋匠”的交通、郵電也包括在內。而此舉最重大的意義，還在於清朝終於在體製上承認瞭外國的平等地位，在中國曆史上首次設立瞭處理外交事務的機構。

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八國聯軍攻占北京，次年清朝與列強簽訂《辛醜條約》，並按條約規定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改為外務部，列為六部之首。就這樣，在外部力量的逼迫和推動下，清朝政府從虛幻的天下觀念轉變到現實的世界觀念。但是從最高統治者到平民百姓，依然程度不等地殘留著傳統的天下觀，因而使這個過程異常漫長而艱難。隻有在這個過程基本完成之後，中國纔真正能以平等的地位和心態成為世界大傢庭的一員。西方列強和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加劇瞭中國人對外界的逆反心態，使他們更難接受世界的現實。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和聯閤國的成立，使中國在世界上獲得瞭應有的地位，標誌著這個過程的基本完成。

中國與世界

對中國人的起源，中國的曆史書往往會追溯到一百多萬年前的元謀人、五十萬年前的北京人。大多數中國人認為，現在的中國人是他們的後代。盡管世界上早已有瞭人類起源於非洲、世界上的人都有共同的來源的說法，卻沒有或者很少影響到中國人的觀念。近年來，遺傳基因研究在中國的發展，導緻中國的遺傳學傢對中國人來源的關注，並且用基因檢測的方法證明：中國人的確來自非洲，時間大約在10萬年前。

但中國的大多數考古學傢、曆史學傢並沒有接受這樣的結論。另一方麵，由於遺傳學傢的證據僅限於基因本身，對具體的遷移過程還無法作更多的解釋，所以並沒有動搖傳統的觀念。相反，為瞭證明中國人源於本土，一批考古學者正在進行辛勤的發掘，希望能找到更有說服力的證據。一些曆史學傢也試圖充分挖掘文獻資料，並且結閤天文、曆法、考古、年代學等方麵的研究，能夠重新建立中國早期曆史的年代錶。

不過迄今為止，還無法證明中國有文字記載以來的曆史與外來因素有什麼關係。無論中國人來自何方，中國幾韆年來的文明和曆史的起點，的確是由本土産生的。

在世界沒有連成一體前，不存在整體性的世界曆史，隻有世界各地區各自的曆史。

在中國的夏、商、周時代，世界上先後同時存在著埃及、巴比倫、阿加德、烏爾、西台、希臘、亞述、以色列、腓尼基、印度、羅馬、迦勒底、波斯、馬其頓、敘利亞等文明，但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發現中國與它們之間有什麼明顯的關係。也就是說，中國的早期曆史與世界其他地區的曆史是平行發展的。盡管我們不能絕對肯定，它們之間沒有任何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但根據現有的史料來判斷，至西元前二二一年秦朝建立為止，中國的曆史也是獨立發展起來的。

這並不意味著中國與外界沒有接觸或沒有聯係，也不意味著中國對世界其他地方的曆史進程沒有發生過什麼影響，但是中國能起重大的或決定性的作用的範圍一般限於東亞，即中國大陸和朝鮮半島、今越南大部、琉球、日本等地，對世界其他地方的影響一般較小，而且往往是間接的。

造成這種結果的主要原因是地理條件，中國的中原地區與這些文明之間相隔遙遠，交通極其睏難，要穿越河西走廊、青藏高原、帕米爾高原、歐亞草原。距離最近的印度與中國中原地區之間也隔著青藏高原、橫斷山脈和中國西南的崇山峻嶺。如果通過海路，在繞道好望角的航綫開通之前，隻能由印度洋進入太平洋至中國沿海。即使是在陸上或海上絲綢之路存在的年代，中國與沿綫國傢或地區間的聯係往往也是接力式的，而不是從頭至尾的，所以由此傳播的資訊也是間接的、片斷的，人員的直接交流也幾乎不可能。

例如，西元九十三年，東漢的使者就與羅馬帝國失之交臂：

和帝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賫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

但即使甘英抵達瞭羅馬帝國，羅馬帝國與東漢之間是否能就此溝通，或形成人員交往和物資交流，答案也是否定的，因為當時的羅馬帝國和東漢雙方都沒有這樣的需要，偶然的或間接的人員來往不會産生多少影響。

正因為如此，中國與中亞以西的地區從來沒有發生過直接的衝突，東方與西方兩種文明從來沒有正麵碰撞的機會。西方再強大的遠徵軍，在到達帕米爾高原或印度次大陸時，一般都已成為強弩之末，不可能對中國構成威脅。同樣，中國中原王朝的遠徵軍也沒有越過中亞，沒有擴展到喜馬拉雅山以南，如漢武帝時對大宛的徵伐，唐朝高仙芝兵敗怛羅斯、清朝乾隆時平定天山南路等。海上也是如此，在十七世紀以前，西方任何海上優勢都構成不瞭對中國的威脅，濛元的水師也從來沒有能登上日本列島。這不是說地理障礙完全不能逾越，而是因為一個國傢、一個民族的政治、軍事行動不同於個人探險或經商，不僅要考慮可能性，而且要從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麵全麵衡量是否必要。例如，十五世紀初鄭和的船隊擁有二萬多人和充足的物資供應，曾到達東南亞、南亞、西亞和非洲東岸。如果明朝希望獲得海外殖民地的話，肯定不會有什麼睏難，但明朝從來沒有這樣的目的。

即使是文化方麵的傳播和交流，往往也具有偶然性。例如，至遲在西元二世紀的東漢，中國已經擁有成熟的造紙技術，但直到唐天寶十載（西元七五一年）高仙芝與大食（阿拉伯帝國）軍隊在怛羅斯（今哈薩剋江布林）之戰中失敗，隨軍的造紙工匠被俘，造紙技術纔傳入阿拉伯地區，以後又傳至歐洲。

其次，由於中國與西方的曆史是獨立發展的，所以不具有相關性。近代以前，中國的興衰基本與外界無關，而西方的治亂也不受中國的影響。所以即使一方正處於頹勢弱勢，另一方也未必會趁人之危；即使一方如日中天，另一方也未必會納貢稱臣。

中國曾經嚮世界貢獻過“四大發明”，但中國也從世界各國的發明中獲益。中國的知識、學術和文化不斷地傳嚮外界，但中國也從外界學習先進文化。在科學技術和文化的交流中，很難說哪一方的作用更大，貢獻更多。

但中國的人口數量經常占世界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最低也有百分之十，最高竟達到百分之三十五。[11]在農業社會，人口的數量具有決定性的作用，中國同時也是世界上生産糧食最多的國傢，並有大量經濟作物和農産品可以供應市場。中國的富餘勞動力也是一個龐大的數字，當他們從事非農業生産時，就能生産齣大量商品，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使這些商品在國外非常具有競爭力。從唐宋至明清，中國都曾有大量商品齣口，至明朝後期達到空前的水準。中國的生絲、紡織品、棉布、瓷器等商品幾乎遍及全球，外貿長期處於齣超，導緻白銀大量流入中國。據有的學者估計，中國的入超所獲白銀占全球産量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12]有的學者甚至認為，“整個世界經濟秩序當時名副其實地是以中國為中心的”。[13]盡管由於在缺乏準確的原始資料的條件下，不同學者對當時經濟總量的估計相差懸殊，所以得齣的結論也完全不同，但可以肯定，使中國在世界扮演最重要角色的機會不是來自政治、軍事和文化，而是經濟。

隻是這樣的作用也是不自覺的，以至中國大多數人至今還不瞭解。由於明朝從初年開始就禁止民間的對外貿易，官方隻容許以“稱臣納貢”為前提的朝貢貿易，而且對“朝貢”的次數、規模、範圍都有嚴格的限製。所以，當時中國對外經濟聯係和交流的主體是民間的走私貿易，包括中國商人雇傭或招引“倭寇”進行的武裝走私。即使在明朝實際上取消禁令的階段，外貿主要也是由民間進行的。直到鴉片戰爭爆發，中國開放的閤法外貿港口還隻有廣州一地。正因為如此，對明清期間中國在世界所起的作用不能高估，更不能認為中國已經嚮世界開放，或者已經與外界結為一體。

葛劍雄現在的書房全局

葛劍雄，復旦大學資深教授，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曆史學部委員，聯閤國“未來地球計劃”中國委員會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從事曆史地理、中國史、人口史、文化史、環境史等方麵研究，著有《中國移民史》、《中國人口史》、《統一與分裂：中國曆史的啓示》、《未來生存空間.自然空間》、《中國曆代疆域的變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