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個案取自”帝國的惆悵 – 易中天”）公元1067年 正月 成也是官，敗也在官... - 趣味新聞網

發表日期 2013-07-15T09:25:06+08:00

     （文章個案取自”帝國的惆悵 – 易中天”）
公元1067年，正月，三十六歲的宋英宗病逝，
法定的接班人皇太子趙頊承嗣大統當瞭皇帝，是為宋神宗。
當然，神宗是他的廟號，死瞭以後纔叫的。在世的時候，我們大約隻能喚他一聲「當今聖上」。
神宗是北宋王朝的第六任皇帝，
前麵五任是太祖趙匡胤、太宗趙光義、真宗趙恆、仁宗趙禎和英宗趙曙。
此後，則還有三任皇帝，即哲宗趙煦、徽宗趙佶和欽宗趙桓。
這時，北宋王朝已過去108年，算是步入中年，而新皇帝卻很年輕。
慶曆八年（公元1048年）齣生的趙頊，此刻正好二十歲。
年輕人血氣方剛，總是想做些事情的，宋神宗也不例外。
也因為如此，血氣方剛的宋神宗與個性剛烈的王安石一拍即閤，
推行瞭中國曆史上著名的”熙寜變法”（俗稱王安石變法），
至於這變法為何在中國曆史上獨享盛名，
原因隻有一個，那就是這是一次徹頭徹尾的失敗變法個案。

話又說迴來，宋神宗的變法，倒也不是自尋煩惱，無事生非，為政績而政績。
變法是有道理的，甚至可以說是有遠見卓識的。
我們知道，一個成熟的王朝，如果順順當當地延續瞭上百年，那就幾乎一定會齣問題。
因為曆代王朝實行的政治製度，即中央集權的帝國製度，
其閤理性是建立在生産力水平不高，社會成員普遍貧窮落後的基礎之上的。
正因為普遍貧窮落後，這纔不但需要一個統一的國傢，
而且需要一個至高無上的權力實體（朝廷）或權力象徵（皇帝）。
一旦富裕起來，強盛起來，或貧富拉開差距，
王朝發展成超級大帝國（突破規模），麻煩也就接踵而至。

《宋史•食貨誌》說：
「承平既久，戶口歲增。兵籍益廣，吏員益眾。佛老外國，耗蠹中土。
縣官之費，數倍於昔。百姓亦稍縱侈，而上下始睏於財矣！」
也就是說，和平安定的時間長瞭，人口就會大幅度增長，開支也會大幅度增長。
一是軍隊越來越龐大，二是官場越來越臃腫，三是宗教越來越興盛，這些都要增加費用。
何況富裕起來以後，要求也不同於前。
不但官員的排場越來越大，就連民眾的生活也漸漸奢侈，財政豈能不成問題？
與此相反，行政的效率則越來越低，國傢的活力也越來越少。
因為承平日久，憂患全無。朝野上下，慵懶疲軟，得過且過，不思進取。
因此每到王朝的鼎盛時期，動亂的烽煙便已悄然升起，
帝國的喪鍾也已悄然響起，隻是大傢看不見也聽不見。
他們看見聽見的，是形勢大好，是歌舞昇平，
是「雲裏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傢」，是「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
但等到「霓裳一麯韆峰上，舞破中原始下來」時，就後悔莫及瞭。
大唐便是這樣。

宋神宗顯然不願意看到這種結局。
事實上當時的情況也不容樂觀。
據清人趙翼《廿二史劄記》引盧策所言，宋仁宗皇祐年間，
國傢財政收入三韆九百萬，支齣一韆三百萬，占收入的三分之一。
宋英宗治平年間，國傢財政收入四韆四百萬，支齣八百八十萬，占收入的五分之一。
而到瞭神宗的熙寜年間，收入雖達五韆零六十萬，
但支齣也是五韆零六十萬，竟佔收入的百分之百。
如此說來，趙頊的國庫，豈不等於是空的？
實際上，國傢財政收入的增長，本身就有問題。
從皇祐到熙寜，不過二十年光景，財政收入就增加瞭百分之十二以上。
在當時的條件下，經濟增長哪有這樣的速度？
顯而易見是加重人民負擔所緻。
支齣的增長速度就更成問題，竟達百分之三十八以上！
如此入不敷齣，王朝哪裏還能支持得住？
事不宜遲，大宋股份有限公司再不進行企業改革可不行，
熙寜變法就是在這時空背景之下上路的。

熙寜變法失敗，宋神宗和王安石無疑都有責任。
宋神宗太急功近利，急於求成；王安石則太固執己見，一意孤行。
但就事論事，就法論法，這些新法本身卻並無大錯。
它們無一不是齣自良好的願望，甚至是很替農民著想的。
這次變法，不該是這個結果。

就說青苗法。
平心而論，青苗法應該是新法中最能兼顧國傢和民眾利益的一種瞭。
我們知道，一年當中，農民最苦的是春天。
那時，鞦糧已經吃完，夏糧尚未收獲，正所謂「青黃不接」。
但換一個角度看，這時農民又其實是有錢有糧的。
這個「錢糧」，就是地裏的青苗，隻是不能「兌現」而已。
於是那些有錢有糧的富戶人傢，就在這個時候藉錢藉糧給農民，
約定夏糧鞦糧成熟後，加息償還。
利息當然是很高的，是一種高利貸。
還錢還糧也一般不成問題，因為有地裏的青苗作擔保，是一種「抵押貸款」。
當然，如果遇到自然災害，顆粒無收，農民就隻好賣地瞭。
土地的兼併，便由此而生。
所謂「青苗法」，說白瞭，就是由國傢替代富戶來發放這種「抵押貸款」，
即在每年青黃不接時，由官府嚮農民貸款，鞦後再連本帶息一併歸還。
所定的利息，自然較富戶為低。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摧兼併，濟貧乏」，
既免除農民所受的高利貸盤剝，也增加國傢的財政收入。
這當然是兩全其美的事。
至少，在王安石他們看來，農民嚮官府藉貸，總比嚮地主藉好（靠得住，也少受剝削）；
農民嚮官府還貸，也總比還給地主好。
還給地主，肥瞭私人；還給官府，富瞭國傢。
農民沒有增加負擔，國傢卻增加瞭收入，這難道不是好辦法？
實行青苗法所需的經費，也不成問題。
因為各地都有常平倉和廣惠倉。
我們知道，農業帝國以農為本，以糧為綱，而農業生産靠天吃飯，每年的收成並不一樣。
豐年榖賤傷農，災年榖貴傷民，這就要靠政府來平抑物價。
也就是說，豐年榖賤，政府必須拿一筆錢齣來，平價收購糧食，儲存於官方糧庫，
等到災年榖貴時，再平價賣給百姓。
這樣就能防止富戶奸商囤積居奇投機倒把，做到「物價常平，公私兩利」。
這個辦法，就叫常平法；專門用來儲存平抑物價之糧食的倉庫，就叫常平倉。
在現代，是屬於糧食部門和物價部門主管的事情。
至於廣惠倉，則是用於防災救濟的國傢儲備糧庫，始建於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
當時，由於地主死亡無人繼承等原因，各地都有一些無主的土地。
這些土地，曆來由官府自行齣售。
樞密使韓琦卻建議將這些土地由官府僱人耕種，
所得田租專款專用，專門用來救濟境內老弱病殘和救災。
這就是廣惠倉。在現代，是屬於民政部門主管的事情。
王安石的辦法，是變「常平法」為「青苗法」，
即將常平倉和廣惠倉賣齣陳米的錢用來做青黃不接時的「抵押貸款」。
這也是一箭多雕的。
青黃不接時，糧價飛漲，賣齣倉內陳榖，可以平抑物價，此其一；
賣糧所得之資可以用於貸款，此其二；
平價糧食和抵押貸款都能救濟農民，此其三；
國傢憑此貸款可以獲得利息，此其四。
當然，奸商富豪受到抑製，農民負擔得以減輕，也是好處之一。
總之，青苗貸款利息較低，農民負擔得起；所賣原本庫中陳糧，國傢負擔不重。
何況官府藉齣餘糧，可解農民燃眉之急；鞦後收迴利息，可增王朝國庫之資。
這難道不是公私兩利？難怪王安石會誇下海口：
「我不用增加賦稅也能增加國庫收入（民不加賦而國用足）」。

然而實際操作下來的結果卻極其可怕。
首先利息並不低。王安石定的標準，是年息二分，即貸款一萬，藉期一年，利息二韆。
這其實已經很高瞭，而各地還要加碼。
地方上的具體做法是，春季發放一次貸款，半年後就收迴，取利二分。
鞦季又發放一次貸款，半年後又收迴，再取利二分。
結果，貸款一萬，藉期一年，利息四韆。
原本應該充分考慮農民利益的低息貸款，變成瞭一種官府壟斷的高利貸。
而且，由於執行不一，有些地方利息之高，竟達到原先設定的35倍！
利息高不說，手續還麻煩。
過去，農民嚮地主貸款，雙方講好價錢即可成交。
現在嚮官府貸款，先要申請，後要審批，最後要還貸。
道道手續，都要求人，托請，給胥吏衙役交「好處費」。
每過一道程序，就被貪官汙吏敲詐勒索從中盤剝一迴。
這還是手續簡便的。
如果繁瑣一點，則不知要交費幾何！農民身上有多少毛，經得起他們這樣拔？
更可怕的是，為瞭推行新政，王安石給全國各地都下達瞭績效目標，規定各州各縣每年必須貸齣多少。
這樣一來，地方官就隻好硬性攤派瞭。
當然，層層攤派的同時，還照例有層層加碼。
於是，不但貧下中農，就連富裕中農和富農、地主，也得「奉旨貸款」。
不貸是不行的，因為貸款已然「立法」。你不貸款，就是犯法！
結果，老百姓增加瞭負擔，地方官增加瞭收入。
而且，他們的尋租又多瞭一個旗號，可以假改革之名行腐敗之實瞭。
改革幫瞭腐敗的忙，這恐怕是王安石始料所未及的吧？

青苗法如此，市易法和均輸法也一樣。
熙寜五年（公元1072年），一個名叫魏繼宗的平民上書說，京師百貨所居，市無常價，
富戶奸商便趁機進行控製，牟取暴利，吃虧的自然是老百姓。
因此他建議設置「常平市易司」來管理市場，物價低時增價收購，
物價高時減價齣售，則「商旅以通，國用以足」。
這就是市易法的起因。
具體辦法，是由朝廷設立「市易司」，撥款一百萬貫為本，控製商業貿易。
這個辦法，和常平法一樣，也是動用國傢力量來平抑物價。
當然「市易司」也不是專做虧本生意，也是要贏利的，隻不過並不牟取暴利而已。
比方說富戶奸商一文錢買進二文錢賣齣，「市易司」則一文錢買進一文半賣齣。
贏利雖不算多，也能充盈國庫。再加上官府財大氣粗，控製瞭市場，物價的波動就不會太大。
均輸法的用意也是好的。
我們知道，在王朝時代，地方上每年都要嚮中央運送財物，以供國傢必要之需，這就是所謂「輸」。
輸送的品種和數量，當然也都有一定之規。
這就有弊病。
比如同一個地方，有時年成好，有時不好；同一種東西，有的地方貴，有的地方不貴。
這原本是很正常的。
但如果按照老辦法，則不管豐年災年，價貴價賤，輸送的品種和數量都不準改變，當然並不閤理。
王安石的辦法，是變「發運」為「均輸」，即撥款五百萬貫（另加三百萬石米）為本，
由朝廷任命的「發運使」來統籌上供之事，以便「徙貴就賤，用近易遠」，
也就是哪裏的東西便宜就在哪裏購買。
國庫裏麵剩餘的物資，則由「發運使」賣到物價高的地區去。
這樣兩頭都有差價，多齣來的錢，就成為國傢財政的又一項收入。
這個辦法，也可以說就是變「地方貢奉」為「中央採購」，觀念也夠超前的。
但這樣一來，所謂「發運使衙門」就變成瞭一傢最大的國營企業，而且是壟斷企業瞭。
其實青苗、市易兩法的問題也正在於此。
青苗法是衙門做銀行，市易法則是衙門做商店，兼做銀行。
因為「市易司」不但做買賣，還兼做貸款。
商人以産業為抵押，五人互保，可以嚮「市易司」藉錢或賒物，年息二分。
於是市易司和發運使衙門，還有發放青苗貸款的州府縣府，便都既是衙門，又是企業（公司或銀行）。
我們現在幾乎每個中國人都知道，政府部門辦企業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結果。
何況王安石的辦法還不是政府部門辦企業，而是由政府直接做生意，
結果自然隻能是為腐敗大開方便之門。
當時代理開封府推官的蘇軾就說均輸法弊端甚多：
「簿書廩祿，為費已厚」，此其一：「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此其二。
於是，「官買之價，必貴於民。及其賣也，弊復如前」。
因此他斷言：朝廷隻怕連本錢都收不迴！
就算「薄有所獲」，也不會比嚮商人徵稅來得多。
這是毋庸置疑的。因為我們比誰都清楚「官倒」是怎麼迴事，
也都知道官方（政府或國企）採購是怎麼迴事。
那可真是不買對的，隻買貴的，不是品牌不要（非良不售），沒有迴扣不買（非賄不行）。
所以官方採購貴於民間採購，也就不足為奇。
至於官方經商，就更是有百弊無一利。
事實上所謂「市易司」，後來就變成瞭最大的投機倒把商。
他們的任務，原本是購買滯銷商品，但實際上卻專門搶購緊俏物資。
因為隻有這樣，他們纔能完成朝廷下達的利潤指標，也纔能從中漁利，中飽私囊。
顯然，商業貿易隻能是民間的事。
官方經商，必定禍國殃民。

這次改革的直接目的原本就是要增加國傢財政收入。
這樣一種改革，說得好聽叫理財，說得不好聽就隻能叫聚斂。
我們知道，在當時的條件下，國民生産總值基本上是一個常數。
財富不藏於國，即藏於民。國庫裏的錢多瞭，老百姓手裏的錢就少瞭。
變法以後，神宗新建的32座內殿庫房堆滿絹緞，隻好再造庫房。
但這些財富是從哪裏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是從地裏長齣來的嗎？
顯然不是。
就如變法反對派 司馬光所言，「不取諸民，將焉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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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把場景拉到西元1368年建立的明朝，
事實上，有明一代的特點，是皇帝多混賬而朝臣無大惡。
明代的皇帝，和曆朝曆代相比是最差勁的。
太祖洪武皇帝 硃元璋，心狠手辣，殺人如麻，和他一起打江山的功臣幾乎被他趕盡殺絕。
成祖永樂皇帝 硃棣，殘忍暴戾，也是草菅人命，殺人如麻，
還動不動下令將人犯「拖齣去著狗子吃瞭」，或者下令將女犯輪姦，簡直就是心理變態。
仁宗洪熙皇帝 硃高熾，宣宗宣德皇帝 硃瞻基，這兩個算是不錯，因此有所謂「仁宣之治」。
可惜仁宗在位隻有一年，宣宗在位也隻有十年，
況且宣宗還因為喜歡鬥蟋蟀而被稱為「促織天子」。
接下來，英宗 硃祁鎮（他有兩個年號，正統和天順），就開始齣問題瞭。
最大的問題還不是做瞭俘虜，搞瞭復闢，殺瞭忠臣，
而是開瞭宦官專政的先例，為大明王朝留下無窮後患。
英宗的兒子憲宗成化皇 帝硃見深也很夠嗆。
此公寵信太監，迷戀佛道，熱衷於房中術，朝政頗為穢亂，
《正說明朝十六帝》一書總結為三句話：
一個貴妃（萬娘娘）、兩個宦官（汪直、梁芳）、三樁弊政（西廠、皇莊、傳奉官）。
不過，憲宗的兒子孝宗弘治皇帝 硃佑樘，卻是難得的明君，
被認為可以和漢文帝、宋仁宗相提並論。可惜天不佑大明。
這個最溫良恭儉讓的皇帝卻有一個最任性頑皮的兒子。
他這個兒子武宗正德皇帝 硃厚照，堪稱「亙古第一頑主」。
而且，正是因為他的荒唐鬍鬧，害得孝宗這一係斷子絕孫，
世宗嘉靖皇帝硃厚熜和奸臣嚴嵩纔得以粉墨登場。
以後便是一代不如一代。
穆宗隆慶皇帝 硃載垕，惟一的愛好是女人，最大的優點是無能。
神宗萬曆皇帝 硃翊鈞，酒色財氣，醉生夢死，最擅長的是耍賴和罷朝。
光宗泰昌皇帝硃常洛，在位隻有一個月，惹齣的案子倒有三個：
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此即所謂「明末三案」。
熹宗天啓皇帝硃由校，其實是個文盲。
他在位七年，玩瞭七年積木，鬥瞭七年蟋蟀，朝政全部交給另一個文盲 太監魏忠賢。
等到他的弟弟崇禎皇帝 硃由檢來收拾局麵時，局麵其實已不可收拾，隻好亡國。
當然，亡國也不能都怪前人，崇禎自己也有責任。
崇禎的勤政自律固然超過前人，他的剛愎自用、嫉賢妒能、苛刻猜忌怕也史無前例。

明代皇帝如此差勁，國祚為何還能延續如此之久呢？
這是因為，自隋唐而宋元，經過七百多年探索，文官製度已經完善，
官僚政治已經成熟，帝國的政權其實是由士大夫階層來支持的。
這些人耕讀為本，詩書傳傢，滿腦子「忠君報國」，一肚皮「修齊治平」。
一旦進入官場，大都能各安其位，各司其職，盡心盡責，
因此國傢機器甚至在君主缺位的情況下也能運轉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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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案例很明白的點齣瞭一個重點，
那就是”成也是官，敗也是官”，
好的官，可以讓一個滿是壞皇帝的朝代延續276年之久，
壞的官，也能讓一個富國強兵的變法以巨大的失敗告終。
他們可以讓正確政策産生錯誤的結果；
他們當然也能讓糟糕的政策産生不那麼悲慘的結果，
這群身處權力金字塔中間位置的物種，
在巨大遲緩的國傢機器裏的重要性絕對高過那孤立在頂端的皇帝大爺。

迴到現今社會，其實官，也就是主管，
在企業裏也是決定成敗關鍵的重要因素，
管理學上有一個普剋定律(Packard's law) :
「當一傢公司的成長速度，一直高過於延攬人纔或內部培養的速度時，就無法成為一傢卓越的公司。」
說穿瞭，一個企業裏的人纔數量將決定企業未來幾年的成長力道，
現在的人纔就是未來的將要擔任主管位置的菁英份子，
然而台灣教育體係並沒有訓練基層主管相關課程，
學校齣來的不是乾基層活，就是搞經營策略，
我們的教育沒有中低階主管這訓練係統，
也就是說，中低階主管必須由企業自行培訓，
這是眾所皆知事實，也是維持瞭好一段時間沒有被解決的問題，
但到瞭企業內部纔發現，多數企業對基層培訓非常…不積極(幾乎是零)，
尤其是管理技能方麵，很多中低階主管壓根沒上過管理學相關課程，
而這些中低階主管未來將是邁嚮更高階經理人的種子選手，
那可好，不懂管理的主管（低階），當瞭需要懂經營的經理（中階），
導緻我們常在職場上看到應該經過規劃與分配、調度、協調的團隊工作，
事實上隻有一團亂來形容…
而這票主管們便一直開會一直檢討缺失並想辦法改進，
但一團亂的情況卻始終沒有改變，
沒有主管願意麵對這血淋淋的事實：”原來我不懂的管理與經營!!”

台灣職場常見的現象便是，
聽話服從與埋頭苦乾的奴纔型工作者容易受到上級青睞，
而職場上普遍存再著一個荒繆的觀念：“升遷是一種對下屬的奬勵”，
於是這種賣命又聽命的工作者便開始擔任主管工作，
但一個長期隻能服從的人忽然間要開始做決定與規劃、調度，
其結果可想而知，那不是他擅長的，
更直接點，這是這位新手主管而全無法理解的領域，
於是他隻能繼續用自己的專長：”努力乾認真乾，上頭說乾就乾”來麵對這睏境，
當主管用勤勞努力來處理手中的工作時，
那該部門的員工也隻能跟著奉獻努力與勤勞來迴應主管的領導，
這也造就瞭台灣人超時加班、爆肝賣命啃頻果的超異常現象，
尤其是規模越大的企業，這現象便越是普遍…

在許多職場上觀光過一遭，將軍發現主管決定瞭部門的命運，
也看過許多部門與團隊在更換主管前後産生巨大的績效差異，
既然主管是決定成敗的關鍵因素，
又為何台灣企業並不積極投入培訓教育？
簡單說， 在台灣老闆眼中，
管理人纔，是渾然天成的，是DNA與生俱來的，
再加上一張高貴華麗的文憑就是管理人纔，
至於稱不稱職，那不是問題…

一位不具名的老闆錶示：
「真正的人纔，是來幫老闆賺錢的，
培訓是要花錢的，那不是真正的人纔。」

這也是為何台灣企業到達一定規模後無法繼續高成長，
身處中階不稱職的”官”，便是綁住企業雙腳的拖油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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