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日期 3/7/2022, 2:59:30 PM
3月5日,復旦大學中文係教授金理帶著他的三個學生――復旦大學中文係2018級碩士研究生、華師大二附中寶山校區語文教師楊兆豐,復旦大學中文係2017級碩士研究生、遊戲編劇江林晚,復旦大學中文係2021級碩士研究生曹禹傑做客思南讀書會。
他們都是復旦大學“望道”討論小組的成員。討論活動每月由金理組織一次,地點定在光華西主樓2719室,參加的學生都是“90後”或“00後”。最特彆的是,他們的討論對象皆為當下文學前沿現場中的新人及新作,比如賈行傢、雙雪濤、笛安、鬍遷、陳誌煒、陳春成……
“有關文學青年的‘齣場’,批評傢李敬澤曾打過一個很形象的比喻:1980年代一個文學青年齣場時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搶話筒,那意味著占據瞭重要的文學資源。但是今天這個時代不一樣,年輕人一看你是麥霸,那這個麥剋風你把著吧,我不要瞭,然後他們自行跑到另一方天地裏載歌載舞。”金理說,盡管這個討論小組“對學生而言不算學分,對老師而言不算工分”,但他們希望能在討論中一起看到那些更廣闊的文學的天地,領略更多充滿活力的歌舞。
從校園來到思南,“望道”討論小組的師生們又展開瞭一場有關“青年文學的當下與未來”的精彩對談。在上海文藝齣版社編輯餘雪霽的主持下,“師徒四人”談到瞭當代青年文學寫作現狀,遊戲影視對文學的影響,以及一種關注同代寫作者的文學傳統。
思南讀書會第386期。從左至右:餘雪霽、江林晚、金理、楊兆豐、曹禹傑。澎湃新聞記者 羅昕 攝
在兩種聲音之間架起一座橋
金理一直記得,十多年前,在思南文學之傢的二樓,《上海文化》曾組織過一次討論會。參加那場討論會的有兩撥人,一撥是於1980年代登上文壇,而今成為中國當代最一綫作傢的寫作者,比如蘇童、格非、孫甘露,另一撥是金理、黃德海、張定浩他們這批青年批評傢,兩撥人坐在一起對話。
“當時有一位前輩發言,講著講著就開始批評郭敬明和韓寒,也批評他們的粉絲,就在這時,我聽到我背後傳齣一個非常小的聲音說――‘誰說的’。我迴頭一看,一個女孩子,應該是個‘90後’。她那個聲音非常微弱,但明顯錶達瞭對這個前輩發言的不認同。而我,就坐在這兩種聲音中間。”
這個畫麵總會在不經意間闖入金理的腦海,與此同時,還伴隨著一種慚愧的感受。“作為一個當代文學的跟蹤者和研究者,我本應該成為這兩方麵的橋梁,但當時我既沒有通過自己的研究告訴前輩為什麼在他們眼裏麵那麼不入流的文學能夠撥動當下青年人的心弦,也沒有告訴青年讀者其實除瞭郭敬明與韓寒還有很多優秀的作傢。這本應是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者非常重要的任務,但兩方麵都做得遠遠不夠。於是我就想,應該為這兩方麵的聲音搭建起互相溝通的橋梁。”
“望道”討論小組就是這樣的一個橋梁。金理說,小組專門追蹤新人新作,有意避開瞭莫言、餘華、王安憶等等已然完成經典化、能夠用文學史坐標體係標定的作傢。
“反過來想想,王安憶老師剛剛齣道的時候,也有很多她的同齡人在關注他,我的導師陳思和就與王安憶老師齣過一篇對話,標題是:《兩個69屆初中生的對話》。這是當時文學現場中兩個文學青年的對話,也是他們成長的起步點。後來王安憶老師每一部有代錶性的作品發錶,陳思和老師都有所迴應,這是一種非常良性的關係。”在金理看來,同代作傢與批評傢之間的相互理解和扶持是特彆動人的,“這個傳統應該在我們這代人身上延續,這是我們討論小組把談論對象定在青年作傢的原因。”
近日,“望道”討論小組課堂實錄《我曾經和這個世界肝膽相照:2719文學對話錄》由上海文藝齣版社齣版。
誰能代錶這一代最有纔華的作傢
2017年,“望道”討論小組集中討論瞭一批年輕作傢的作品,主要以各大純文學刊物推齣的青年創作專號、“90後”小說專輯為主。同學們一開始都很興奮,但當他們看完瞭這些作品,普遍反映卻是失望,甚至有同學錶示:它們絕對不能代錶我們這一代最有纔華作傢的創作。
金理當時非常吃驚。“在我看來,這已經可能是中國最有代錶性的文學刊物選拔齣來的作品,為什麼他們還覺得不夠好?”金理又問他們,對於同代寫作者,大傢在讀誰?於是他從學生那裏聽到瞭很多原本陌生的名字,比如陳誌煒、大頭馬。
“在那一刻,我覺得其實是學生在提升我,雖然我也在關注中國當代文學和青年作傢,但是我麵對的那張地圖其實非常陳舊,我的眼光太狹窄瞭,而更活躍、更有創造力、更有原創性的青年作傢並不在我的視野中。”金理感慨,正是他的學生們提醒他,要拓展自己的閱讀視野,調整自己的觀察眼光。
“望道”討論小組研討現場
另一邊,學生們也覺得這樣的討論很有意思。楊兆豐印象最深的是大傢有一次討論王蘇辛的《白夜照相館》,“我記得那一天,一開始我們是以賞析的態度討論,之後大傢就開始挑毛病,因為所有進中文係的同學也都想過自己寫寫,難免會先套著評論傢的麵具去討論,可討論著討論著就‘變臉’瞭,開始暢所欲言。過瞭二十分鍾,金理老師開始總結,他說那我們來聽聽作者本人的意見,原來那天王蘇辛就隱藏在我們後麵的座位上,聽著我們對她作品的討論。這簡直是一個有戲劇性質的場域。”
“也不是每一次討論都是‘完美’的。”這場讀書會年紀最小的嘉賓、生於1999年的曹禹傑說,有一次大夥討論徐皓峰的中篇小說《詩眼倦天涯》,一開始讀完都覺得很有韻味,但是從文學、戲劇影視改編等角度進入到這個文本半個多小時後,圓桌上的八九個人就不知道應該談什麼瞭。
“那次迴去之後我思考瞭蠻多,當一個新的文學文本展現在我們麵前,作為一個文學讀者甚至是文學專業求學者,我們居然沒有辦法用一個比較恰切的視角進入其中,那種感覺是百味雜陳的。”
但也是在這樣色調不一的討論與反思裏,熱愛文學的青年們都在往前走著。“我們有一位同學,也是這本書的作者之一,本科畢業後就去加州大學伯剋利分校深造瞭,她到美國之後傳迴來瞭一張照片,是她在當地書店拍到的路內的《十七歲的輕騎兵》英文版。當時我很感動,會覺得隨著同學們開枝散葉到世界各地去,青年文學的種子也被帶到瞭世界各地。”
為什麼當代青年文學讓人不夠滿意
在活動中,幾位青年學子也紛紛談到瞭他們對於當代青年作傢,也就是同代寫作者的整體印象。楊兆豐直言自己還是不太滿意。“比如你給我兩本青年作傢的小說,一本是2020年的,一本是2000年的,讓我像抓周一樣去拿,我肯定一把拿到2000年的,因為我心裏會覺得2020年的小說,它的語言和內容不一定會讓我更滿意。”
事實上,楊兆豐很多時候也在反思自己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印象”。“我覺得現在的小說有一個情況,它的趣味性、反諷性在不斷地下降,但是它們努力去構建的抒情性在不斷地上升。往往一個故事充滿瞭有美學意味的迴憶或者說對另外一個美麗世界的渴望,充滿瞭抒情的欲望和衝動,但它對真實生活的觀察和反思在慢慢下降,這是我心中覺得有一點不滿的地方。”
他還提到,也會有一些很成熟的青年作者能夠做到抒情和反諷的平衡,比如周嘉寜的近作《明日派對》,雖然仍有世紀初中日青春小說的味道,但做得已經不錯。“而我們在小組裏討論過的一些作品,類似鄭小驢的《去洞庭》和陳春成的《夜晚的潛水艇》,不論讀起來滯重還是輕盈,我都覺得小說裏幽默和反諷的比重是比較低的,小說裏充斥著情緒。這種形式的抒情是基於某種時代的壓抑,也是對現實生活的逃逸,但這種對壓抑的破解之道是很被動的,像是宣泄而不是玩味。”
“作為文學愛好者,我比較期待的青年作傢是在兩條路中間的作傢。”在江林晚看來,現在的青年創作很容易走嚮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條路比較學院派一點的,還有一條路是投入市場,市場會給作者及時反饋,包括在網上寫文,讀者的評論會影響每個人物的命運和結局的走嚮,她們做遊戲也會有部門專門去搜集網上的反饋。“但我們其實需要的是在兩條路中間的創作者。”
金理主持的“青年作傢進課堂”邀請王占黑與復旦學子交流
文學和公共生活之間的互動
楊兆豐和江林晚都已從復旦畢業,他們倆的現有工作軌跡恰好是相反的:楊兆豐從遊戲公司齣來去做老師,江林晚從中學實習齣來去做遊戲編劇。
在江林晚的觀察裏,一些優秀的遊戲正在追求引入文學的元素。她在玩一個叫作“極樂迪斯科”的遊戲,第一次玩的時候還蠻驚訝的,裏麵有大段大段的對話,而且其中討論的東西是她曾經覺得在遊戲裏不太會受歡迎的東西。“我們往往覺得遊戲是一個非常輕的娛樂,一般來說玩傢他們會尋求非常及時性的感官刺激,但是那部遊戲裏討論瞭資本主義,討論瞭各種政治觀點,它也非常受歡迎。這個遊戲展現瞭一些在遊戲中發掘文學性的可能,它的文風和美術風格一起,構成瞭這個遊戲的完整世界。”
“我個人是經常玩劇本殺的,因為我有一個好朋友是影視編劇,她會帶著我去玩。影視編劇玩劇本殺也會反饋在他們的作品裏,可能會導緻我們現在看到的影視劇齣現劇本殺的風格。”楊兆豐舉例,比如中國台灣作傢陳雪寫《摩天大樓》的原文,寫作的結構和劇本殺的台本形式有很大的不同,但這部作品呈現為12集的網絡劇時,我們可以看到有很經典的劇本殺的結構;又比如今年熱播的《開端》,也有非常明顯的劇本殺的屬性,每集呈現為一個掛靠在主綫敘事下的人物小傳,並且每個人物小傳會根據劇情推進的進度來做安排。“它不會嚮《竹林中》那樣拆解真相和人性,而是為瞭降低理解的門檻,故意剔除瞭文學性,把這種形式降維成服務於劇情的工具。”
在楊兆豐看來,這種作品在錶麵上充滿著人文關懷,放在商業寫作裏顯得非常討巧,而且理想的受眾也不是那些被很多文學經典訓練過的讀者,很容易叫好又叫座。當渴望獲得閱讀快感的讀者被這種劇本殺式的思維規訓、渴望獲得認可的作者被這種模式規訓、需要完成KPI的文學平台或載體被這種風嚮規訓,就會導緻我們看到市麵上齣現瞭很多相仿的寫作結構。
“我個人也沒辦法說這個傾嚮到底它的影響是正麵還是負麵的,但是我們能看到它已經産生瞭影響。不論是金老師,還是我個人,都比較關注文學和公共生活之間的互動關係,我們覺得很難忽視這種風嚮的變化。”
深刻地關注同代青年的寫作
對於師兄師姐的觀察,曹禹傑也非常感慨。他想起自己進入復旦中文係時,正好是中文係建學科一百年。在五個係主任對話的高峰論壇上,陳思和再次和學生們說起瞭這段話:“當我研究現代文學的時候,現代文學就是一條河流,我就是這個河流裏麵的一塊石頭。不僅我個人,所有研究現代文學的、從事現代文學的人都是這條河流裏的石頭。你們也是。這條河帶著前人的生命信息,從我們身上流過去,流過去時把我們淹沒瞭。但當河水流過我們身體的時候,就把我們的生命信息也帶瞭進去。那麼這個文學史就是一個活的文學史,是有生命的文學史。”
“我的導師是金理老師,金老師的導師是陳思和老師,陳思和的導師是賈植芳先生,賈植芳先生曾師從過魯迅,當我們按照這樣師承譜係追溯下來,我們可以‘吹噓’我們都是魯迅的徒子徒孫。”曹禹傑說,在這看似開玩笑的口吻後麵,其實有著很切身的使命傳承的感覺,“如果你往前追溯的話,幾代老師都非常深刻地關注著他們身處的那個時代的那些青年,他們所展現齣的各種各樣的美學風格以及各種各樣的思想觀念,以及這樣的美學風格和思想觀念又是如何深切地嵌入到那個時代的社會環境中去的。”
近日,“望道”討論小組課堂實錄《我曾經和這個世界肝膽相照:2719文學對話錄》也由上海文藝齣版社齣版。書中“圓桌”與“筆談”兩部分為討論小組課堂實錄,而有些同學對某話題的進一步思考和獨立成文就構成瞭“作業本”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