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死相諫：位卑未敢忘憂國 事定猶須待闔棺吳可讀 以死相諫：位卑未敢忘憂國，事定猶須待闔棺 - 趣味新聞網

以死相諫：位卑未敢忘憂國，事定猶須待闔棺

吳可讀，字柳堂，號冶樵，甘肅皋蘭（今甘肅蘭州）人。吳可讀先世為浙江處州人，明代初年，肅莊王硃�D到蘭州的藩王府就位，吳可讀的先祖隨行，由此遷居蘭州，此後，世代以耕讀傳傢。

吳可讀生性穎悟好學，記憶力超常，讀書常過目成誦，並且能詩善文，下筆韆言，一揮而就。

道光十五年（1835年），吳可讀考中乙未恩科舉人。然而，入京會試失敗，並長期寓居北京。一說，吳可讀寓居北京是為就近備考，節省往來盤費；但也另有說法稱，他久考不中是另有隱情，原來，吳可讀在京城趕考期間，迷上瞭一位叫翠花的姑娘，並引為知己，遂將考試之事放輕瞭，每日沉湎於溫柔鄉中不能自拔，所以，還得瞭個外號叫“吳大嫖”。吳可讀索性以在京讀書作為托詞，日日與翠花纏綿，直到韆金散盡，而深受妓傢冷落纔作罷，屈指算來，好時光已過八載。

沒辦法，在京城，沒有銀子是混不下去的，他隻好同心愛之人淚彆迴鄉，好在當時有個“大挑製度”，於是，這吳可讀便以大挑舉人的身份，迴到瞭傢鄉，鏇即被任命為伏羌，也就是現在甘肅天水市下轄的甘榖縣，當瞭縣學訓導。

所謂大挑製度，是清早期因人纔缺乏，所以規定，考取舉人即可擔任知縣；但到瞭乾隆年間，隨著官吏隊伍地逐步健全，清政府對入仕者的要求更為苛刻，非進士不能為官。但進士畢竟鳳毛麟角，難以滿足基層的實際需要，而閑處在傢的舉人也在不斷增加，久考不中，也影響瞭他們參加科舉的積極性，因此，必須要為落第舉人找到一條上升的通道。舉人大挑製度，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産生的。因此，清政府在落第舉人中，選拔一批符閤規定標準的人，授予知縣、教諭等官職。

不管怎麼說，吳可讀是入仕瞭，他在甘榖被聘為硃圉書院山長（即院長），在書院講學授徒，這一呆，又過去瞭十五年；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由學生們為他湊集瞭路費，再赴京師會試，終於考中瞭進士，此時，他已三十八歲瞭。

考取進士後，吳可讀被任命為刑部主事。後來又晉升為員外郎，但此後職位長期沒有再次升遷。其間，他曾於鹹豐九年（公元1859年），參與處理順天鄉試的考務。

鹹豐十年（公元1860年），吳可讀母親去世，他返迴甘肅，被聘為蘭山書院山長。在甘肅期間，他曾奉旨幫辦甘肅團練。服喪期滿後，吳可讀赴北京，仍補任為刑部主事，後升任吏部郎中。

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吳可讀升任河南道監察禦史。當時，清廷正為各國駐華公使覲見同治皇帝的禮儀問題爭論不休。先爭論同治皇帝是否應該接見外國駐華公使，繼而又爭論外國公使是否應對同治帝行跪拜禮，相持不下，曆半年之久。吳可讀上疏，請令各國使節覲見時，不必強令行跪拜禮，而是應該隨各國禮俗，這樣，既展示齣寬大的胸懷，又可避免因末節小事上的爭論，損害國傢利益。反映瞭吳可讀的一種不妄自尊大，平等待人的進步觀點。吳可讀的建議得到輿論贊同。

吳可讀任禦史時，曾多次上疏言事，直聲震動朝野。其中兩次最為有名，除瞭在是否要求外國公使對同治帝行跪拜禮的問題上的建言之外，還有便是彈劾烏魯木齊提督成祿的奏章。同治年間，新疆局勢混亂，烏魯木齊提督成祿，一方麵畏敵如虎，聽任沙皇侵略軍從伊犁長驅烏魯木齊燒殺搶掠，而自己龜縮在甘肅高台，不敢過酒泉一步；另一方麵，又貪婪狠毒，既嚮民間攤派瞭三十萬兩白銀的“供奉”，又因攤派未得滿足，誣民為盜、縱兵殘殺二百多人，以此冒功請賞。

彈劾成祿，吳可讀曾上兩份奏疏，第一份痛陳成祿有可斬之罪十，有不可緩之勢五。然而，成祿是滿人，又是鐵帽子王奕�X的親信，這皇親貴族自然不能不管，所以，當奕�X施以援手後，成祿被改判斬監侯，從立即執行改為緩期執行瞭。吳可讀氣憤至極，又上第二疏，要求判處斬立決，甚至願意為此賭上自己的腦袋。因言辭過於激烈，吳可讀差一點掉瞭腦袋，後在大理寺少卿王傢璧的堅持下，吳可讀免於死罪，改為降三級調用。對於吳可讀彈劾成祿的兩份奏疏，世人評價不一。比如，同樣彈劾成祿的左宗棠，對吳可讀的前一份奏疏加以肯定，但認為，後一疏不夠妥當。無論如何，盡管吳可讀未能使成祿被處以斬立決的刑罰，但成祿的翻案企圖，畢竟也以失敗告終。

因一時無官可補，吳可讀遂於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返鄉，並應左宗棠之聘，再次主講蘭山書院。直到光緒皇帝登基後，吳可讀纔重新得到起用。

光緒二年（公元1876年），吳可讀迴京，擔任吏部稽勛司主事。當時，就已故的同治皇帝與光緒皇帝及其後繼者的關係問題，清廷已有討論，但因觸犯慈禧太後之忌諱，不久便遭壓製，歸於沉寂。吳可讀恐此事不瞭瞭之，終於，以自盡這一激越而不容迴避的方式，將該問題再次提齣。

光緒五年（公元1879年），同治皇帝靈柩奉安惠陵，吳可讀主動請求隨行參與典禮。葬禮完成後，吳可讀並未迴京，而是來到薊州（今天津薊縣）東馬伸橋鄉廟中。在這裏，他留下上奏清廷的奏摺一件，即《奏為泣請懿旨將來大統仍歸承繼大行皇帝嗣子事》，指責兩宮太後在立嗣問題上“一誤再誤”，請為同治皇帝立嗣；緻寺廟中的周老道的信函三封，將在自己死後代為報官等事交代給他；緻其子吳之恒的《父柳堂絕筆》（即“遺訓”）與《父柳堂親筆遺囑》（即“遺囑”）各一件，囑咐其子吳之恒安撫親人、料理後事。 並寫下絕命詩：“迴頭六十八年中，往事空談愛與忠。�g土已成黃帝鼎，前星預祝紫微宮。相逢老輩寥寥甚，到處先生好好同。欲識孤臣戀恩所，惠陵風雨薊門東。”

做好以上種種安排後，光緒五年閏三月初五日（公元1879年4月25日），吳可讀自盡。為求必死，吳可讀決心在服毒後自縊，但因房梁既高且朽、無法係繩，遂服毒自盡。

吳可讀死後，清廷經過廷議，再次明確以光緒皇帝的繼任者為同治皇帝的嗣子，並且確定瞭具體方案，尤其是理順瞭“建儲”或“繼統”問題與“繼嗣”問題的關係，即通過繼統之人的確定，來同時確定繼嗣之人、而不是先確定繼嗣之人，後確定繼統之人，從而避免對繼嗣問題的預先安排，觸犯清廷“不預立皇儲”的祖製。對吳可讀，清廷按照五品官的待遇加以撫恤；其葬於薊州的遺願，也得以實現。

吳可讀是個小人物，是吏部裏級彆最低的官，於今也沒幾人能記得他瞭，但在當時，卻是震驚朝野之事，一時間，朝野清流轟轟烈烈地設祭招魂，為他建祠立廟，情文並茂的挽聯貼滿靈堂。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