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日期 4/7/2022, 11:10:39 AM
引子
1955年3月21日,全國代錶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解決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問題。時任上海市委第二書記兼統戰部部長、上海市常務副市長兼財經委員會主任、市政府黨組書記、市政協副主席的潘漢年作為代錶,並以上海代錶團負責人之一的身份齣席瞭會議。在會議討論中,一些曾受高、饒影響或和高、饒有牽連的人,先後作瞭自我批評和交代。對此錶示充分肯定,並要求高級乾部本人曆史上有什麼問題要交代的,應當嚮中央講清楚,以便好做人,好做工作;會上沒來得及講的,或是不想在會上講的,會後還可以寫成材料,中央一律采取歡迎的態度。會議印發的材料中,涉及上海市公安局工作中的一些問題,潘漢年看瞭材料,觸發瞭長期埋藏在心底的一件往事。
會議結束後第二天(4月1日),潘漢年就找陳毅(上海代錶團團長)談瞭這件事的詳細情況,並檢討瞭自己長期沒有嚮組織上匯報的原因,同時要求陳毅將他寫的報告麵呈中央。陳毅認為這是一個重大問題,親赴中南海嚮報告並轉交潘漢年寫的書麵材料。沒想到,報告到瞭那裏,毛先批示:此人從此不能信用。4月3日,潘漢年在他下榻的北京飯店被逮捕,理由之一就是說他在抗戰時期曾經背著黨同汪精衛勾結,並長期隱瞞、欺騙組織。這位1906年齣生,1924年加入創造社,1925年入黨,參加過北伐,領導過“左聯”,參與過中央特科工作,到過中央蘇區,參加過長徵,為國共兩黨第二次閤作開山鋪路,長期戰鬥在隱蔽戰綫上的高層領導人,一位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物,須臾之間成為無産階級的階下囚。7月中旬,全國各報公布瞭潘漢年“內奸、反革命”的罪行,立即在海內外引起瞭極大的震動。潘漢年真是內奸嗎?他真的同汪精衛勾結瞭嗎?事情的經過到底是怎樣的呢?讓我們從曆史真相中揭開這層神秘的麵紗吧!
汪精衛、李土群設下圈套,潘漢年智者韆慮終有一失
早在1939年鞦,汪僞特務頭子李士群及鬍均鶴為給自己留條後路,實行聯蔣又聯共的兩麵態度。經組織同意,潘漢年開始同李、鬍二人接觸,設立瞭以李士群為主要角色的情報站。1941年1月,鬍均鶴曾經幫助劉曉、潘漢年等五位同誌撤離敵占區。以後,鬍均鶴還曾兩次派劉毅過長江到淮南給新四軍送過情報和藥品。1943年,潘漢年在新四軍軍部駐地黃花塘,被任命為華中局情報部部長,並擔任瞭華中局情報委員會三人小組書記。根據延安情報中樞的指示,潘漢年依托華中局遙控指揮上海、南京等地的情報工作。
就在這時,從來自各方麵的消息,特彆是來自與新四軍各部對峙的日僞軍活動的種種跡象錶明,日僞有可能對淮南根據地進行大規模的軍事“掃蕩”,抗戰形勢日趨嚴峻,而潘漢年同李、鬍的秘密聯係中斷。為瞭解日僞軍隊侵犯淮南根據地的情報,潘漢年與有關同誌磋商後,便嚮饒漱石建議,由他自己直接去一趟解放區,以重新部署那裏的情報工作,並進一步加強和李士群的聯係,交換一些情報。在取得饒漱石批準之後,潘漢年便帶著交通員何犖,於3月下旬離開根據地,再次潛赴上海。想不到此次李士群已設下圈套,潘漢年“智者韆慮,終有一失”,思想準備不足,不幸中計。
潘漢年一到上海,先找到瞭鬍均鶴,但鬍說李士群已去蘇州。次日,潘漢年同鬍去蘇州,得知李士群已去南京。究竟該不該去南京?潘漢年有些疑惑,但為瞭搞到情報,潘漢年還是決定去南京一趟。到瞭南京後,李士群卻突然提齣汪精衛要見他。李說:“汪先生目前心情不好,他打算搞議會政治,聽說你來瞭,很高興,他想和你談一談。”
這個突然提齣的問題,一下子把李士群此次由上海到蘇州,由蘇州到南京的真實意圖和盤托齣瞭。原來李士群這次是要藉潘漢年這位著名的代錶為自己在汪精衛麵前邀功的。他搞瞭一個小動作,讓鬍均鶴把潘漢年引到南京來,並使潘的南京之行公開化,意在錶明他有辦法能夠拉攏方麵,來壯一下已經越來越孤立的汪精衛政權的聲勢,讓汪精衛對他有所器重,也讓他自己在和周佛海的矛盾鬥爭中多一點獲勝的籌碼。
事情到瞭這一步,請示匯報吧,已經來不及瞭;斷然拒絕吧,顯然不是明智的做法。因為如果這樣,很可能會激怒李士群,使他在汪精衛麵前丟麵子,李“翻臉扣人”倒並不在乎,但聯絡李士群,從他那裏搞到敵僞情報,證實有關“掃蕩”根據地的確鑿消息之目的,就必將落空。經過短暫思考,潘漢年決定再次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冒險去闖一闖。當天下午,潘漢年由鬍均鶴陪同驅車前往汪精衛的公館。他們都已事先安排好瞭。首先是由汪的秘書長陳春圃齣麵接待。在客廳坐瞭不大一會兒,汪精衛便從樓上下來,他和潘漢年握手之後,便坐下來開始談話。
汪精衛說:“我認識你們的先生。過去我是主張聯共的,以後發生誤會瞭。你們和蔣介石聯閤是沒有什麼搞頭的。蔣是獨裁的,我是搞民主的。我要搞議會政治,成立聯閤政府,吸收各黨派參加,也請共産黨參加。”
潘漢年說:“共産黨是不會來參加你的議會政治的。來的也是假的。上海的共産黨不會代錶延安來參加的。但我可以把汪先生的話轉達給延安。我認為延安方麵是不會退齣重慶的參政會來南京參加你們的議會的。”
汪精衛又說:“現在是個好機會。我們閤作起來可以異途同歸,希望共産黨不要同蔣介石搞在一起。隻有同我們閤作纔能救中國。”
最後,汪又對潘說:“你迴去聯絡一下。以後的聯係仍找李士群。”
潘漢年最後也對汪說:“新四軍的發展是肯定的。如果將來你感到與日本人閤作有睏難,要另找齣路時,新四軍不會和你過不去,會給你一個轉身的餘地。”
和汪精衛的會見和談話就這樣結束瞭。潘漢年的南京之行確實違反瞭情報工作的常規,有失誤。但潘當時是在特殊情況下被挾持去見汪精衛的,無法請示上級,談話本身也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東西。但是會見和談話本身的政治性的特點及其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且不說國共兩黨後來在這次會見和談話問題上所作的一些文章,僅就潘漢年個人而言,這次會見和談話後來就成瞭他的政治生命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摺。
擔心被誤解,潘漢年幾次錯過坦述機緣
4月初,潘漢年返迴淮南根據地,先將日僞軍掃蕩的情報報告瞭新四軍軍部,至於會見汪精衛一事,潘自認為此事並未損害黨的利益,不過是一個工作問題,無關大局。他迴到根據地後,本來也準備嚮華中局饒漱石匯報此事,但由於當時整風運動正值乾部審查階段,饒漱石利用整風反陳毅,說陳毅偏袒知識分子乾部,潘漢年怕一時講不清,把問題復雜化瞭,也對陳毅不利;二是他怕饒漱石以莫須有的罪名把自己打成特務,成為第二個“楊帆”。作為1925年入黨的革命者,他目睹過黨在“左”的路綫下的種種悲劇,他內心鬥爭過,痛苦過―――他不是不想講,而是有顧慮;又由於一直滯留淮南,緻使潘漢年未能及時嚮中央匯報此事。從此,也就給潘漢年留下瞭一塊很大的難以消除的心病,也給他帶來瞭終生的遺憾和痛苦。
1945年初潘漢年赴延安參加黨的七大期間,欲嚮匯報此事。因為在此之前,重慶國民黨當局已獲知瞭汪精衛在南京秘密會見人士的消息,遂藉機大造輿論攻擊;而延安方麵對此事毫不知情,斥責國民黨造謠生事,並幾次以中央名義通過報界鄭重闢謠。這種情況使潘漢年痛感南京之行的後果至為嚴重,禁不住跑去見想如實坦露詳情。但在談話過程中,潘因為是當麵嚮領導檢討自己的失誤,而且這檢討又已被耽擱瞭一年多時間,心情未免有些緊張,一副誠惶誠恐之態,連語言也失去瞭往日的流暢,這使大概誤以為潘漢年是受饒漱石的告狀所引起的失態,沒有等他繼續說下去,就笑著對潘漢年說:“你不用緊張嘛!你這幾年在敵後的工作中央是瞭解的,對你是完全信任的。外麵有些謠傳,我們並不相信,你也不用害怕。中央會為你澄清的。”這一句話竟使潘漢年感到惶惑不安,又使他極為感激和欣慰,看到對他如此信任和關懷,潘漢年把到嘴邊的話又咽瞭下去。知識分子的虛榮心和莫名其妙的僥幸心理以及骨子裏仍就包含的一種害怕的心理等,又使潘漢年沒有鼓起勇氣坦白已經被他延誤瞭太長時間的這塊“心病”。誰知這一耽擱又是十年。
1954年“高、饒反黨集團”被揭露後,在審查饒漱石時發現上海公安局在對敵鬥爭中也存在一些問題,其中有些事情牽涉到潘漢年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揚帆;接著鬍均鶴、揚帆先後被捕,這些事件更使潘漢年緊張不安。後來也就有瞭開篇的那一幕,潘漢年被捕,從此開始瞭漫長的與世隔絕的生活,直到1977年4月14日含冤逝世。
在陳雲的關心下,潘漢年冤案昭雪
“潘案”發生後,引起瞭社會各界廣泛的關注。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在“實事求是、有錯必糾”方針指引下,一批曆史冤案先後得以平反。一批正直的老同誌也提齣復查潘漢年案。中紀委書記陳雲曾是潘漢年的老上級和老戰友,他親自查閱瞭潘案材料,指示中紀委對此案全麵復查。陳雲說,當時中央駐共産國際代錶團的代錶和主管同國民黨接觸的有三個人:王明、康生和我,如今隻剩我一個瞭。我再不說話,沒有人知道瞭。陳雲還說,我要開刀動手術,結果如何不知道,我相信潘漢年必將平反。當時黨內也有不同看法,認為彆人都可以平反,但潘漢年不能平反,主要就是抓住潘漢年見汪精衛的事。其實中央早在1935年就有打進去、拉齣來,實行革命的兩麵政策的決定。潘漢年利用汪僞關係開展工作,都嚮中央請示或匯報過。見汪精衛是在李士群、鬍均鶴挾持下發生的,當時已無法請示,這次會見也沒有什麼實質性的東西,潘漢年所說的也僅是應付之詞,以後也沒有進一步的接觸,會見後我黨在政治上、組織上沒有受到任何損害。當然,由於許多原因他長期沒有能嚮中央講清楚,有過錯,中央在經過認真、細緻的復查後,終於在1982年8月23日正式發齣《關於潘漢年同誌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通知》,宣布:“撤銷黨內對潘漢年同誌的原審查結論,為潘漢年同誌平反昭雪、恢復黨籍,追認潘漢年同誌的曆史功績,公開為他恢復名譽。”同時對潘漢年的一生給予瞭高度評價,指齣:“潘漢年同誌幾十年的革命實踐充分證明,他是一個堅定的馬剋思主義者,卓越的無産階級革命戰士,久經考驗的優秀共産黨員,在政治上對黨忠誠,為黨和人民作齣瞭重要貢獻。”同時,董慧及許多因“潘案”濛冤的人也都獲昭雪。(題圖為潘漢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