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育媧人口導讀人口關係國傢繁榮和民眾福祉 與資本、技術共同決定經濟潛在增長率。人口因素大部分時期變化緩慢 任澤平：全球人口麵臨韆年未有之大變局，印度人口將在10年內超過中國 - 趣味新聞網

文：育媧人口

導讀

人口關係國傢繁榮和民眾福祉，與資本、技術共同決定經濟潛在增長率。人口因素大部分時期變化緩慢，但在轉摺期變化加快，勢大力沉。當前中國人口因素從慢變量變成瞭快變量。全球人口正麵臨韆年未有之大變局，人口爆發期正在臨近尾聲。

核心觀點

數據說明： 聯閤國通過新獲取的數據不斷對人口估計和預測值進行修正，近幾年版本逐漸調低世界人口預測，但是相較國際應用係統分析研究所（IIASA）、美國華盛頓大學醫學院健康指標與評估研究所（IHME）等組織的預測，仍然傾嚮於高估。曆史數據估算偏差、預測方法局限、人口問題認知偏差等問題均使聯閤國的人口預測不準確，但考慮到聯閤國提供的人口數據涵蓋國傢多，且包括生育、死亡、移民等多方麵數據，本報告主要參考聯閤國人口司的曆史估計數對世界人口形勢進行分析，未來預測將結閤IIASA和IHME兩個機構的相關預測進行分析。

1）總量：高增長轉為低增長，且人口重心逐漸南移。 聯閤國《世界人口展望2019》對人口規模有9個預測，其中，中方案、動量方案、固定死亡率方案、低方案預測世界人口分彆在2100、2074、2066、2054年達峰值109億、93.2億、95.1億、89.2億人。IIASA和IHME的中方案預測世界人口分彆在2070年、2061年達峰值96.8億和97.3億人。

2）生育：由於二戰後補償性生育，1950年世界總和生育率短暫上升後進入下降通道，21世紀後世界總和生育率降幅放緩， 各地區生育水平變動情況齣現分化 ，歐洲是總和生育率唯一正增長地區。非洲和伊斯蘭國傢總和生育率分彆為4.3和3.6，按照不變生育水平預測，2100年非洲總人口占比為58.6%。中國總和生育率處於世界偏低水平。 現階段全球低生育率主因是功利性生育消退、生育基礎削弱、生育的機會成本和直接成本上升。

3）結構：亞洲受“父係血統”邏輯影響，男女性彆比最高，歐洲受二戰影響性彆比最低，至今未恢復平衡；老齡化水平加速， 世界人口結構將從青少年型變為中老年型。日本、意大利等21國已進入“超級老齡化”，中國麵臨老齡化加速、“未富先老”挑戰。

4）移民： 超6成國際移民在歐亞，美國是最大遷入國，接收近20%移民，印度為最大遷齣國。

5）城市化： 目前進入減速增長階段，亞非將成未來30年城市化主力，提供超80%新增城鎮人口。

6）收入分配： 全球分配不均程度加劇，疫情期間寬鬆貨幣加劇財富分配不均，2020年全球12.2%的人口擁有超八成財富，調節收入分配成為各國公共政策重要選項。

目錄

1 數據說明

1.1 不同組織對世界和各國人口的預測情況

1.2 曆史數據估算偏差、預測方法局限、人口問題認知偏差均使人口預測結果不準確

2 總量：世界人口由高增長轉為低增長，且重心逐漸南移

2.1 趨勢：高增長轉為低增長，世界人口或在2100年之前達峰值

2.2 分區域：人口重心逐漸南移

3 生育：超40%的國傢總和生育率低於更替水平，“少子”、“晚育”成趨勢

3.1 生育情況：1960年代開始世界總和生育率快速下降，21世紀開始降幅放緩

3.2 分區域：中國總和生育率處於世界偏低水平，且21世紀以來一直在低位徘徊

3.3 影響因素：功利性生育意願消退、生育基礎削弱、生育成本約束、文化和宗教差異

4 結構：世界男女性彆比逐漸提升，老齡化加速

4.1 性彆：男性新生兒增加帶動世界男性人口占比增加，亞洲性彆比最高，男性占比維持在51%以上

4.2 年齡：世界人口老齡化加速，日本、意大利等21國進入“超級老齡化”

5 移民：超6成國際移民在歐亞，美國是最大遷入國

5.1 國際移民存量：超60%移民在歐洲和亞洲，大洋洲和北美洲是移民大洲，占總人口比例超過15%

5.2 國際移民流嚮：美國、印度分彆是最大的移民遷入、遷齣國

5.3 移民對遷入和遷齣國的經濟文化的影響

6 城市化：進入減速增長階段，亞非將成為未來30年城市化主力

6.1 城市化進程：預計2050年世界城市人口將占2/3，城市人口嚮大城集聚

6.2 城市化與經濟發展相互促進，亞洲地區城市化滯後於經濟發展、非洲地區領先於經濟發展

7 收入分配：全球分配不均程度加劇，12.2%人口擁有超八成財富

7.1 收入和財富分配曆程：由加劇、改善到再加劇

7.2 貨幣超發、勞動收入份額下降、收入分配製度及機製是造成貧富差距的主因

正文

1 數據說明

1.1 不同組織對世界和各國人口的預測情況

人口預測數據是世界各個國傢和地區製定人口、經濟和社會發展等宏觀發展戰略規劃所需的基礎數據。 無論是在《理想國》中柏拉圖所倡導的調節人口數，還是諸子百傢爭辯“大國眾民”亦或老子主張的“小國寡民”，世界各國在戰略層麵從未停止過對人口的預測規劃與調控。近年來，人口與資源矛盾、人口老齡化不斷加深等問題不斷突齣，如何對未來人口變動趨勢做齣準確判斷不僅是人口學領域的研究重點，而且關係著世界各國未來人口發展戰略和社會經濟發展的根本大計。在此背景下，若乾國際組織或研究機構基於不同預測方法對世界人口進行預測，當對未來幾十年甚至更遙遠的生育率和人口數量變化進行預測時，難免産生激烈爭論。

聯閤國通過新獲取的數據不斷對人口估計和預測值進行修正，近幾年的《世界人口展望》調低瞭世界人口預測值，但相較國際應用係統分析研究所（IIASA）、美國華盛頓大學醫學院健康指標與評估研究所（IHME）等組織的預測，仍傾嚮於高估，聯閤國最新中方案預測全球人口將在本世紀末達峰值109億，IIASA、IHME中方案預測世界人口分彆在2070年、2061年前後達到峰值96.8億、97.3億人。 聯閤國人口司自1963年起對各國的人口進行預測，每5年修訂一次（1980年改為每2年修訂一次），目前已經更新到《世界人口展望2019》（WPP2019），包括235個國傢和地區1950-2100年的人口估計數和預測數，新版預測數據將於2022年5月發布。2015、2017版WPP的中方案預測到2100年世界人口分彆為112.1億、111.8億人，2019版繼續調低全球人口預測，認為世界人口將在本世紀末達峰值約108.8億人。

近年，一些團隊試圖針對人口預測進行優化。比如國際應用係統分析研究所（IIASA）從2014年開始自主預測世界人口，其中中方案預測世界人口在2070年前後將達到93.8億人的峰值，直至本世紀末下降至89.5億人，2018年將峰值調高至96.8億人；美國華盛頓大學醫學院健康指標與評估研究所（IHME）人口預測的中方案認為全球人口將於2061年達到峰值97.3億人，然後開始下降，到2100年下降至87.9億人。

從各組織對中國人口的預測看，近幾年聯閤國調高瞭對中國人口的預測，並且相比IIASA、IHME等組織傾嚮高估中國人口。 聯閤國2015、2017、2019版WPP的中方案預測中國人口分彆在2028、2029、2031年達峰值14.2億、14.4億、14.6億人，每版對人口峰值調高2000萬左右。IIASA、IHME中方案預測中國人口分彆為2025、2024年左右達峰值14.3億、14.3億人，低於聯閤國的預測。

1.2 曆史數據估算偏差、預測方法局限、人口問題認知偏差均使人口預測結果不準確

人口預測偏差主要源於曆史數據估算的不準確和預測方法的局限，預測人口的關鍵在於總和生育率的預測，聯閤國預測總和生育率時沒有考慮教育水平的變化，使預測結果大打摺扣，其預測世界總和生育率在2065年左右達更替水平（2.1），晚於其他機構；從中國人口數看，一方麵聯閤國對1960、2000、2020年中國過去總和生育率分彆高估37.3%、32.8%、30%，另一方麵，聯閤國對未來中國總和生育率的預測較其他組織高20%左右，使得其高估中國人口。

第一，曆史數據的估算偏差會直接影響對未來預測的準確性，可能會使其高估人口數。《世界人口展望2019》中1950-2020年的人口數據是直接來自各國統計局，其中約一半的地區沒有官方人口統計數據，聯閤國需對難以獲取的數據進行估計，對曆史數據的估計準確性直接影響對未來預測數據的準確性。

第二，預測方法影響預測結果準確性，對生育率的高估使其對人口數高估。聯閤國人口預測使用貝葉斯分層模型方法，基於人口轉變理論對過去各國的生育、死亡、遷移參數分彆建模，建立每個參數的概率分布，依據不同國傢所處的人口轉變階段以及曆史變化軌跡推斷未來軌跡。預測人口的關鍵在於生育率的預測，聯閤國對生育水平預測基於生育轉變理論，使用貝葉斯分層模型並考慮年齡因素對未來生育情況做齣預測；IIASA團隊人口預測除瞭考慮年齡外還考慮教育水平因素，並根據 550 多名人口專傢的意見，對世界不同地區未來生育率等變量進行假設;IHME團隊把教育水平和避孕藥使用作為生育的兩個驅動因素納入預測中，並參考聯閤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要求來模擬未來生育水平。

從世界人口預測看， 聯閤國、IIASA、IMHE預測世界總和生育率實現更替水平的時間分彆為2065年、2040年、2030年左右。 從聯閤國對中國總和生育率的曆史估計數看， 聯閤國估計的1960、2000、2020年中國總和生育率分彆為5.48、1.62、1.69，而根據國傢統計局的數據，分彆為3.99、1.22、1.3，分彆高估37.3%、32.8%、30%。 生育率平均高估30%意味著對下一代的齣生人口數要高估30%，對兩代人後的齣生人數高估69%，對三代人後的齣生數要高估一倍以上。

從聯閤國對中國總和生育率未來預測數看， 2025、2030、2035年聯閤國中方案預測中國總和生育率分彆為1.7、1.72、1.73，逐漸增加，而IIASA預測均為1.4，IHME預測分彆為1.44、1.42、1.42，逐漸遞減，可見聯閤國對中國生育水平存在高估。

對人口問題的認知與實際的偏差也會導緻對人口預測的不準確，聯閤國人口基金會以發展、環境、女性權利等形式緻力於降低發展中國傢生育水平，因此在預測人口時會有高估傾嚮。 聯閤國人口司與聯閤國係統和各機構、基金等其他機關閤作執行人口工作方案，其中聯閤國人口基金會是行動機構，成立初衷是控製發展中國傢的人口。人口控製的思想可以追溯到馬爾薩斯。1798年，英國經濟學傢、人口學傢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認為，人口呈幾何級數增長，生活資料呈算術級數增長，為瞭避免讓飢荒、戰爭、瘟疫等成為解決人口和糧食矛盾的方式，必須節製人口。1820-1913年，隨著經濟和醫療衛生條件改善，歐洲裔人口占比從23.7%增至33.9%，期間，歐美和俄國勢力通過海外殖民或陸地擴張，迅速取得全球主導地位。一戰後，歐洲裔人口增長勢頭逆轉，1921年哈佛曆史學傢Stoddard預測，其他民族人口增長勢頭將超過歐洲裔。1950年代，美國擔心亞洲人口快速增加，開始關注這些國傢人口形勢。1959年，由Draper將軍主導的評估美國軍事援助的報告建議美國政府發揮作用，降低發展中國傢人口增長。1965年，Draper等人在華盛頓成立“人口危機委員會”，鼓動美國政府介入發展中國傢的人口控製計劃，後更名為人口行動國際（PAI），目前仍在運作，其提倡的節育經濟學中指齣節育對美國有利，每在計劃生育投資1美元，美國就會為其他發展項目節省兩倍資金。1967年聯閤國提議成立基金來應對人口增長問題。1969年美國總統尼剋鬆呼籲聯閤國在人口問題上發揮主導作用，同年聯閤國人口基金成立，呼籲實現所有人的生殖權利，滿足女性節育需求。1972年，美國環境學傢Meadows嚮由西方70位學者組成的“羅馬俱樂部”提交報告《增長的極限》，認為由於人口增長、糧食短缺、資源耗竭和汙染加劇，工業經濟將走嚮崩潰。直到1980年代，內生經濟增長理論被經濟學界普遍接受，該理論認為，勞動力在生産過程中是不斷纍積技能的人力資源乃至技術創新和進步的根源。隨著人們對人口與發展關係的認識趨於深刻，人口控製思潮逐漸沒落。我們無法將聯閤國高估完全歸因於其對人口問題的認知，但這有助於我們更深入瞭解當時的國際背景。

人口科學及統計科學發展至今，人口預測仍然是難點。在數據方麵，聯閤國數據有局限性，但其提供瞭200多個國傢或地區的人口曆史估計數和未來預測數，並且包括生育、死亡、移民的數據，較全麵。本報告主要參考聯閤國人口司的曆史估計數對世界人口形勢進行分析，未來預測情況將結閤IIASA和IHME兩個機構的相關預測進行分析。

2 總量：世界人口由高增長轉為低增長，且重心逐漸南移

2.1 趨勢：高增長轉為低增長，世界人口或在2100年之前達峰值

公元元年以來，世界人口經曆瞭高齣生率、高死亡率的低增長階段，高齣生率、低死亡率的高增長階段和由高增長嚮低增長轉變的過渡階段，2020年世界人口總量約77.9億。

1）公元元年-1770年：高齣生率、高死亡率的低增長階段。世界人口數量由不足2億緩慢增至8億，年均增速低於1‰，受經濟和醫療條件所限，人類平均壽命較低， 但缺乏可靠數據，根據史學傢研究，1400年之前歐洲人平均壽命不足50歲，清代中國人平均壽命僅33歲。

2）1770-2000年：高齣生率、低死亡率的高增長階段。 1770-1950年人口由8億快速增至25億，年均增速6.4‰，1950-2000年人口由25億增至61億，年均增速達18‰。從死亡率看， 工業革命後經濟繁榮和技術進步帶來生活和醫療條件改善，死亡率大幅降低， 1950-2000年粗死亡率由19.1‰降至8.5‰，嬰兒死亡率由14%降至4.9%，人類預期壽命由1950年的45歲（男）、48歲（女）增至2000年65歲（男）、69歲（女）。從齣生率看，1950-2000年粗齣生率由36.9‰降至21.0‰，保持在較高水平。

3）2000年以來：由高增長嚮低增長轉變的過渡階段。 2000-2020年，世界總人口由61億增至78億，年均增速降至12‰，人口粗死亡率保持在8‰左右的較低水平，隨著經濟發展和健康水平提高，嬰兒死亡率已降至2.9%的極低水平，但人們生育意願下降，人口粗齣生率由21.0‰降至18.5‰。 聯閤國《世界人口展望2019》對人口規模有9個預測，其中中方案、動量方案、固定死亡率方案、低方案預測世界人口分彆在2100、2074、2066、2054年達峰值109億、93.2億、95.1億、89.2億人。IIASA和IHME的中方案預測世界人口分彆在2070年、2061年達峰值96.8億和97.3億人。

2.2 分區域：人口重心逐漸南移

分區域看，21世紀之前，世界人口主要聚集在亞洲和歐洲，此後人口重心逐漸南移；1950-2020年亞洲為世界人口主要增長極，增量占比61.5%；根據聯閤國《世界人口展望2019》中方案預測2020-2100年90%以上的世界人口增量在非洲。

從人口占比看， 1950年亞洲、歐洲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分彆為55.4%、21.7%，世界十大人口大國有8個在亞歐大陸，非洲人口占比僅9%。21世紀以後，歐美發達國傢進入低增長階段，人口粗齣生率和死亡率均低於13‰，而非洲處於高增長階段，世界人口格局重新洗牌。2020年世界59.5%的人口聚集在亞洲，歐洲人口占比降至9.6%，非洲占比升至17.2%，非洲國傢尼日利亞成為第七大人口大國，德國、英國、意大利、日本均退齣人口前十大國。

從人口增量看， 2020年之前亞洲為世界人口主要增長極，1950-2020年非洲、亞洲、歐洲、拉丁美洲、北美洲、大洋洲分彆貢獻世界人口增量的21.2%、61.5%、3.8%、9.2%、3.7%、0.6%。

從預測數據看， 根據聯閤國《世界人口展望2019》中方案預測，2020-2100年非洲、亞洲總人口占比將由17.2%、59.5%變為39.4%、43.4%，若按照不變生育率預測，2100年非洲、亞洲總人口占比為58.6%、31.8%，世界超過一半以上的人口將聚集在非洲；從人口增量看，2020年之後非洲為世界人口主要增長極，根據聯閤國中方案預測2020-2100年非洲將貢獻世界人口增量的95.4%。

具體國傢看，2015-2020年世界人口年均減量最多的10國分彆為委內瑞拉、日本、敘利亞和烏剋蘭等歐洲7國，日本和南歐國傢麵臨“低生育陷阱”，人口自然增長率低，而委內瑞拉和敘利亞則是因貧窮、戰亂導緻人口外流，東歐國傢人口齣生率低疊加外流至西歐北美等地區，總人口呈負增長。 當前已經有約21國麵臨人口自然負增長，包括日本、意大利、德國等發達國傢，其中德國移民支撐總人口維持增長態勢，日本和意大利總人口均為負增長。聯閤國數據顯示2020年中國人口為14.4億（七普數據為14.1億），占亞洲的31%，世界的18.5%。若按照不變生育率預測，到2030、2050、2100年中國總人口將為14.6、13.9、9.9億，占亞洲比例分彆為29.2%、25%、14.5%，占世界的16.9%、13.2%、4.6%。若按照國傢統計局估計的1.3預測，2100年中國人口將降到7億以下，人口優勢下降。

日本生育率長期低迷，是世界上少子老齡化最嚴重國傢，人口問題已上升至“國難”，經濟陷入“失去的三十年”；美國因人而興，人口助推美國經濟騰飛，20世紀60年代美國進入低自然增長階段，移民支撐人口維持穩定增速，但是作為最大的移民接收國，種族問題仍存； 近70年中、印、美一直是世界人口前三大國傢， 印度將在10年內超過中國成為人口第一大國。 （參考“澤平宏觀”《中國人口報告》、《美國人口報告》、《日本人口報告》、《德國人口報告》等）

3 生育：超40%的國傢總和生育率低於更替水平，“少子”、“晚育”成趨勢

3.1 生育情況：1960年代開始世界總和生育率快速下降，21世紀開始降幅放緩

由於二戰後補償性生育的影響，20世紀30年代至50年代世界總和生育率短暫上升，此後進入快速下降的30年，21世紀後世界總和生育率降幅放緩，各地區生育水平變動情況齣現分化。

1）20世紀30年代至50年代，絕大多數發達地區齣現“二戰後補償生育”。 世界總和生育率維持在5左右，西歐和北歐大部分國傢平均總和生育率迴升至更替水平以上，達2.7；北美洲和大洋洲發達國傢總和生育率達3.7；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傢的生育水平也有所迴升，由於發生在二戰後，故被稱為“二戰後的補償性生育”。

2）20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世界各地生育率均大幅下降，歐洲、北美洲降至更替水平之下，其他地區仍在更替水平之上。從生育水平看， 世界總和生育率從5降至2.7，其中非洲總和生育率從6.7降至5.3，仍處較高水平，歐洲、北美洲分彆從2.6、3.5降至1.4、2.0，均在更替水平之下，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總和生育率分彆從5.7、5.9、4.1降至2.5、2.7、2.5，仍在更替水平之上。 從生育水平變動情況看， 世界總和生育率降幅接近50%，其中亞洲、拉丁美洲總和生育率降幅超過50%，分彆為55.2%、54.4%；歐洲和北美洲總和生育率降幅在40%-50%之間，非洲和大洋洲總和生育率降幅低於40%，分彆為21.2%、39.6%。

3）21世紀後，世界總和生育率降幅放緩，各地區生育水平變動趨於分化，歐洲是唯一的總和生育率正增長地區，增長率為14.2%。從生育水平看， 世界總和生育率從2.7降至2.4，其中拉丁美洲從2.6降至2，降至更替水平以下；非洲從5.3降至4.3，仍在更替水平之上；亞洲從2.5降至2.1；北美洲和大洋洲總和生育率先小幅上行後分彆降至1.7、2.3；歐洲總和生育率從1.4增至1.6，但仍在更替水平之下。 從生育水平變動情況看， 世界總和生育率增長率為-9.6%，其中拉丁美洲、非洲、亞洲、北美洲、大洋洲增長率分彆為-23.8%、-17.4%、-15.6%、-11.3%、-5.5%，僅歐洲總和生育率正增長，增長率為14.2%。

3.2 分區域：中國總和生育率處於世界偏低水平，且21世紀以來一直在低位徘徊

2020年約93國總和生育率低於更替水平，主要包括中國、日本等東亞國傢和所有歐洲、北美洲國傢，其中21國陷入“低生育陷阱”，韓國總和生育率為世界最低。 2020年35國總和生育率高於4，其中91%的國傢來自非洲；93國總和生育率低於更替水平，占比45.8%，主要包括中國、日本等東亞國傢和所有歐洲、北美洲的國傢，其中韓國、新加坡等21國已進入總和生育率小於1.5的“低生育陷阱”。

按照總和生育率水平以及21世紀後的生育水平變動情況，可以將國傢分成五類：

一是，總和生育率在1.3左右且小幅上升的國傢， 以意大利和日本為例，21世紀後總和生育率在1.3左右，且2000-2020年總和生育率增幅在3%左右；

二是，總和生育率在1.3左右，隨後大幅上升的國傢， 以俄羅斯、愛沙尼亞、德國為例，2000年總和生育率分彆為1.24、1.32、1.35，2000-2020年總和生育率增幅在19%以上；

三是，總和生育率一直在1.3以上，且小幅增加的國傢， 以法國、英國為例，其總和生育率一直在1.5以上，且增幅為個位數；

四是，總和生育率一直在1.3以上，且有所下降的國傢， 以美國為例，2000年總和生育率為2.0，2000-2020年降幅為12.1%；

五是，總和生育率一直在極低水平，且大幅下降的國傢， 以韓國、新加坡為例，總和生育率在1.3以下，2000-2020年降幅分彆為19.7%和15.9%。

中國總和生育率處於世界偏低水平，且21世紀以來一直在低位徘徊。 一般來說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生育水平相對越低，根據聯閤國數據顯示2015-2020年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低收入經濟體總和生育率分彆為1.7、1.9、2.7、4.5。但是中國卻是例外，2021年總和生育率為1.15，比高收入國傢低。 計劃生育政策使中國總和生育率快速降至更替水平之下，伴隨經濟快速發展、房價高企、教育成本上升，中國養兒成本指數攀升，降低後續生育政策放寬效果，使總和生育率一直在低位徘徊。

從生育政策看， 建國以來中國經曆瞭從鼓勵生育到控製生育到放鬆生育階段，1970年代開始中國開始控製生育，生育權逐漸從傢庭轉移到政府手中，聯閤國數據顯示，1970-1995年中國總和生育率從5.8降至1.5，下降74%。近年，我國逐漸放鬆生育政策，2016年全麵二孩、2021年全麵三孩，生育自主權逐漸迴歸傢庭，但是僅放寬生育政策效果並不顯著。

從房價看， 根據Numbeo數據顯示，2021年6月全球前十大高房價城市，中國已占近一半，並且北上廣深中心房價收入比分彆為41、32、28、32，遠高於紐約、倫敦、東京的7、10、10，中國城市傢庭對房價支付能力較弱。（參考“澤平宏觀”《全球一綫城市房價比較》）

從教育成本看， 根據前程無憂發布的《2019國內傢庭子女教育投入調查》，有39%的傢庭子女教育年支齣消費額占年收入超過20%，且子女越低齡支齣越高，而OECD國傢福利高，平均淨托兒費用僅占收入的14%。並且中國獨特的高考製度使傢長消耗大量精力陪考，生育機會成本相對更高。 根據育媧人口2022年發布的《中國生育成本報告》，在統計的14個國傢中，中國撫養成本/人均GDP為6.9，高於除韓國以外的所有國傢。

3.3 影響因素：功利性生育意願消退、生育基礎削弱、生育成本約束、文化和宗教差異

我們根據驅動生育水平下降主導因素的變化，可以將生育水平劃分為四個階段： 1）高死亡率驅動階段，人們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總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2）死亡率下降驅動階段，人們認識到低生育率也能保證收益最大化，總和生育率從6以上降到3左右；3）功利性生育消退階段，人們的生育行為更接近情感需求，並重視子女質量提升，總和生育率大緻從3降到2左右；4）成本約束的低生育率階段，總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1以下，低於意願生育水平。

世界人口總和生育率在1977年降至4.0以下，1993年降至3以下，2020年降至2.4，聯閤國預測2065年左右將跌破更替水平2.1。根據聯閤國《世界人口展望2019》，即使在總和生育率極低人群中，女性平均希望有兩個孩子， 現階段低生育率正在由死亡率驅動嚮功利性生育消退和成本約束驅動的轉變，生育基礎削弱、生育的機會成本和直接成本上升是影響生育水平的主要原因。 （參考“澤平宏觀”《中國生育報告》）

1）全球麵臨結婚少、結婚晚、婚後晚育趨勢，同時單身主義、丁剋以及同性婚姻被接受程度提升和避孕藥的普及也會削弱生育基礎。從結婚率看，近年來各國結婚率整體呈下降趨勢。 在亞洲，中國結婚率在2013年見頂迴落，2013-2019年粗結婚率從9.9‰降至6.8‰、日本近20年結婚率持續下降，2001-2020年粗結婚率從6.4‰降至4.8‰；在歐洲，自1960年以來總體粗結婚率呈下降趨勢，2010年開始有所分化，女性地位高、福利高的瑞典、丹麥等北歐國傢結婚率有所上升，而意大利、西班牙等南歐國傢結婚率繼續下行，2019年粗結婚率在3.5‰以下，低於北歐國傢的5‰左右。北美洲國傢美國和加拿大結婚率自1970年代開始下降，從10.8‰、9‰降至6.5‰（2018）、4.4‰（2008）。從結婚年齡看，近年來各國結婚年齡整體上行，在較富裕國傢趨勢更明顯。OECD數據顯示，1990-2019年日本、德國、加拿大、丹麥女性初婚年齡從25.6、21.6、25.2、25.9升至33.9、29.4、32、32.7歲，男性從28.4、28.2、27.6、30.5升至31.2、34、31.1（2008）、35.1歲。從生育年齡看，1950-2000年，世界平均生育年齡由29.2歲下降至27.5歲；2000-2020年，世界平均生育年齡升至28.1歲，越來越多的女性選擇晚育。另外，單身主義、丁剋以及同性婚姻被接受程度提升、避孕藥等的普及也會削弱生育基礎，根據皮尤研究中心數據，2020年世界上已經有29國承認同性婚姻閤法。

2）從生育成本看，一方麵生育阻礙女性的人力資本積纍與職業發展，導緻生育機會成本增加。 在學曆“內捲”的時代，女性受教育水平提高，1970年至2019年高等院校女生入學占比由8.2%增加至41.7%，技術進步解放體力勞動，更多女性能參與勞動市場，但是性彆不平等會影響生育意願。OECD數據顯示，2018年OECD國傢中全職男性員工收入中位數比女性高12.8%，其中極低生育水平國傢韓國全職員工收入性彆差距高達34.1%，日本則為23.5%，而總和生育率迴升至1.8的北歐國傢丹麥、瑞典全職員工收入性彆差距僅4.9%、7.1%。OECD國傢數據顯示，男女勞動參與率差異越小，總和生育率越高。 另一方麵，育兒成本高昂抑製生育行為。 嬰幼兒照料占據傢庭大量時間成本和財務成本，OECD國傢通過政府新建托幼機構和鼓勵私營托幼機構發展來支持生育，2018年OECD國傢大部分0-2歲入托率在10%-60%之間，平均為36.0%，且入托率越高，生育水平越高。同時，OECD國傢還發放生育經濟補貼。2017年大部分OECD國傢傢庭福利開支占GDP比例在1%-4%，其中法國為3.6%、比重最高。傢庭福利開支比例與生育水平成正比，傢庭福利開支占比越高的國傢，生育水平越高。 整體看，北歐國傢傢庭福利支齣占比普遍高於南歐和亞洲其他發達國傢，生育水平也相對較高，2015-2020年北歐、南歐、東亞總和生育率分彆為1.8、1.4、1.7。

3）婚育文化和宗教也會影響生育水平。東亞信奉儒傢文化，非婚生育占比低，歐美發達國傢更崇尚自由、開放，非婚生育占比高；同時伊斯蘭國傢經濟發展水平相對比較低，生育水平相對高。 從文化方麵看，二戰後歐美發達國傢對婚育問題更崇尚自由選擇，歐美文化圈內“非婚生育”更多地被接受，西方國傢在立法時也開始維護婚外同居者權益，2019年北美、歐洲地區非婚生育占比超過40%。東亞長期受儒傢文化影響，婚姻觀傳統，大多數國傢中非婚生育往往是被禁止甚至被唾棄，非婚生育接受度極低，2019年美國的拉美裔黑人、拉美裔白人、亞裔非婚生育占比分彆為70%、28.2%、11.7%，亞裔非婚生育占比最低。從宗教方麵看，伊斯蘭國傢生育率高於非伊斯蘭國傢，2020年伊斯蘭國傢總和生育率均值約為3.6，非伊斯蘭國傢總和生育率均值約為1.3。伊斯蘭國傢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女性受教育程度和勞動參與率較低。根據世界銀行數據，生育水平和人均GDP呈負相關，其中伊斯蘭國傢的迴歸綫要高於東亞國傢，說明伊斯蘭婦女生育水平在同等經濟水平下高於東亞國傢。

4 結構：世界男女性彆比逐漸提升，老齡化加速

4.1 性彆：男性新生兒增加帶動世界男性人口占比增加，亞洲性彆比最高，男性占比維持在51%以上

世界人口性彆比呈上升趨勢，2020年為101.7，亞洲受“父係血統”邏輯影響，“重男輕女”思想仍存，性彆比最高；歐洲受二戰影響男性傷亡較多，性彆比最低，至今未恢復平衡。 1950-1958年，世界男性人口數略少於女性，性彆比在99.6-100.0之間；1958-2008年，性彆比由100.0上升至101.7；2008-2020年性彆比保持在101.7左右。1950-2020年世界男性齣生人數比女性多2.8億，男性死亡人數比女性多2億，世界性彆比近年來不斷增加是由於新生兒男性數量增加抵消瞭壽命較低的負影響。

分洲看， 亞洲、大洋洲男性人口多於女性，其中亞洲性彆比最高，1950-2020年性彆比保持在105左右，受男性血統傳宗接代、子隨父姓、“男主外、女主內”等觀念的影響；大洋洲性彆比呈下降趨勢，2020年性彆比100.2。非洲、拉丁美洲和北美洲男性人口數略低於女性，2020年性彆比分彆為99.9、96.8和98.0。歐洲男性人口數遠低於女性，受二戰影響男性傷亡較多，1950年歐洲性彆比近87.6，2020年恢復至93.4，還未恢復平衡。根據聯閤國數據，亞洲婦女在國民議會中所占席位的比例仍較低，2021年為19.8%，遠低於北美和歐洲的28.3%和31.8%。

分國傢看， 世界上性彆比超過110的有卡塔爾、阿聯酋等10個國傢和地區，其中6個在西亞，5個在中東，石油國傢體力勞動依靠男性，引進勞動男性移民比例高也會提升整體性彆比，其他的分布在南亞和非洲地區。性彆比最低的10個國傢和地區包括拉脫維亞、立陶宛等5個歐洲地區，馬提尼等4個拉美地區和尼泊爾。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2021年全球性彆差距報告》，西歐和北美性彆差距最小，已實現超過76%的性彆平等，拉美和東歐中亞地區超過70%，東亞和太平洋地區68.9%，中東和北非僅60.9%，性彆差距仍較大， 按照目前速度西歐需要52年消除性彆差距，而中東和北非還需要142年。整體看全球教育和健康方麵性彆差距較小，已經消除超95%差距，但政治參與和經濟地位方麵仍任重而道遠。

4.2 年齡：世界人口老齡化加速，日本、意大利等21國進入“超級老齡化”

世界人口從2005年開始進入老齡化，2015年後世界人口老齡化進程加速、“人口紅利”消逝，老年人口占比增速由每年不到0.1個百分點增至0.2個百分點、勞動年齡人口占比達峰值65.6%之後開始下降，預計本世紀末老年人口占比將達到22.6%。

1）1950-1970年，少兒人口（15歲以下）占比迅速增加，由34.3%增加至峰值37.5%，其中68.7%的新增少兒人口來自亞洲；勞動年齡人口（15-64歲）占比降低，由60.6%降低至57.2%；老年人口（65歲以上）占比在5.0%-5.3%之間波動。

2）1970-2015年，少兒人口占比下降至26.2%；隨著1950-1970年齣生人口年齡不斷增加，“人口紅利”顯現，勞動年齡人口占比增加至峰值65.6%，其中亞洲“人口紅利”最明顯，此階段世界勞動年齡人口增量的66.7%發生在亞洲；老年人口占比保持較低水平，由5.3%緩慢升至8.2%，每年增長不到0.1個百分點，世界人口進入老齡化階段。

3）2015年以後，世界人口年齡結構發生極大變化，老齡化加劇，人口結構將由青少年型轉為中老年型。2015-2020年老年人口占比由8.2%上升至9.3%，每年增長0.2個百分點。 根據聯閤國中方案預測，世界人口分彆在2040、2080年左右進入“深度老齡化”、“超級老齡化”階段；根據IIASA預測，分彆在2040、2060年左右進入“深度老齡化”、“超級老齡化”階段。

分區域看，歐洲和北美洲已進入深度老齡化階段，預計大洋洲、亞洲和拉丁美洲將在2025年後陸續進入深度老齡化階段。 2020年，非洲勞動年齡人口占比僅56.1%，隨著少兒逐漸進入工作年齡，非洲人口紅利將逐漸顯現。非洲老年人口占比最低，為3.5%，未進入老齡化；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老年人口占比分彆為8.9%、9.0%和12.8%，已經進入老齡化；北美洲和歐洲人口老齡化最嚴重，老年人口占比分彆達16.8%和19.1%，進入深度老齡化。根據聯閤國預測，亞洲進入老齡化速度將快於歐洲和北美洲的速度。

分國傢看，日本、意大利等21國已進入超級老齡化階段，西班牙等36國進入深度老齡化階段，大部分為西歐發達國傢；中國麵臨“未富先老”問題，目前還處於人口機會窗口期。 日本是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傢，老年人口占比高達28.4%，除日本外，意大利、葡萄牙、芬蘭等21國老年人口占比高於20%，西班牙、比利時、瑞士等36國老年人口占比處於14%-20%之間，進入“深度老齡化”，大多為西歐發達國傢。

從老齡化速度看，日本從老齡化到深度老齡化用瞭24年、德國用瞭40年、法國用瞭126年，中國預計隻用約22年；從深度老齡化到超級老齡化日本用瞭約13年、德國用瞭36年、法國用瞭28年。

從勞動年齡人口占比看，發達國傢德國、法國、意大利、日本、英國、美國、韓國勞動年齡人口分彆在1986、1988、1991、1992、2007、2009、2013年見頂，中國、巴西分彆在2010、2018年見頂，但是當時的人均GDP遠低於發達國傢，隨著人口紅利消逝，中國較早麵臨老齡化加快、“未富先老”挑戰。

從撫養比看，2020年發展中國傢巴西、中國和發達國傢韓國人口撫養比分彆為43.5%、42.2%、39.5%，尚處人口機會窗口期。

勞動力是經濟發展的基礎，國際經驗錶明勞動年齡人口增速與GDP增速一定程度正相關，日本伴隨著勞動人口見頂，人口紅利消逝，經濟陷入“失去的三十年”，韓國經濟走勢和勞動人口增速也基本一緻。隨著老齡少子化趨勢加快，社會創新活力將受到限製、社會負擔將加重、經濟潛在增速將下降。

5 移民：超6成國際移民在歐亞，美國是最大遷入國

5.1 國際移民存量：超60%移民在歐洲和亞洲，大洋洲和北美洲是移民大洲，占總人口比例超過15%

近年來國際移民存量逐漸增加，1970-2020年移民存量占比從2.3%增至3.6%，其中全球有超60%的移民在歐洲和亞洲，近20年亞洲移民占比逐漸增加、歐洲移民占比下降；大洋洲和北美洲的移民占人口總量比例高，是移民大洲。 從移民總量看，1970-2020年全球移民存量從0.8億增至2.8億，占比從2.3%增至3.6%，一方麵得力於交通設施的便利化和交通工具的發展，另一方麵由於和平年代和經濟全球化，跨境投資和生産帶來工作移民。從移民存量結構看，1990-2020年20-64歲工作年齡的移民占比從69%增至73.2%，期間一直維持在70%以上。由於動蕩和衝突疊加疫情影響，2020年國際移民中難民占比為12%，為近20年來新高。從移民分布看，2020年，歐洲、亞洲、北美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移民存量占比分彆為30.9%、30.5%、20.9%、9%、5.3%、3.3%，世界60%以上的移民存量在歐洲和亞洲，2000-2020年，亞洲移民存量占比不斷上升，而歐洲和北美洲逐漸下降，歐洲和北美洲地區執行更嚴格的移民政策，亞洲國傢經濟增長提升移民“性價比”。從移民占總人口比重看，大洋洲、北美洲為移民大洲，2020年移民占各區域總人口比分彆為22%和15.9%。

5.2 國際移民流嚮：美國、印度分彆是最大的移民遷入、遷齣國

國際移民普遍流嚮高收入國傢，截至2020年約有64%的移民居住在高收入地區；居住在美國的移民超5000萬，占全球移民總量的約五分之一；從印度遷齣移民超過1700萬人，印度為最大遷齣國。 從遷入和遷齣國來看，最大的移民遷入國是美國，截至2020年有5063.3萬國際移民居住在美國，占總量的19%，其次是德國和沙特阿拉伯，分彆為1576.2萬和1345.5萬；印度為國際移民的最大來源國，截至2020年從印度遷齣人數達1787萬。其次是墨西哥、俄羅斯和中國，分彆有1118.6萬、 1075.7萬和1046.1萬，最大的移民通道往往是從發展中國傢到更發達的經濟體。從近五年的淨移民看，2015-2020年淨遷入前五的是美國、德國、土耳其、英國、加拿大，淨移民量分彆為477.4、271.9、142、130.3、121萬人，淨流齣前五的分彆為委內瑞拉、印度、敘利亞、孟加拉國、中國，淨遷齣分彆為326.6、266.3、213.7、184.8、174.2萬人。

5.3 移民對遷入和遷齣國的經濟文化的影響

對於遷入國，移民能夠緩解勞動力短缺、增加人纔、提高創新力，但存在文化融閤問題；對於遷齣國，其能獲得僑匯、發行僑民債券，並能獲得僑民的直接投資。

5.3.1 遷入國：緩解勞動力短缺、增加人纔、提高創新力，但也存在文化融閤問題

1）對於遷入國而言，移民是勞動力的重要補充。第一，移民可以提供年輕勞動力供給，緩解老齡化壓力。 根據聯閤國移民數據顯示，2015-2020年高收入國傢淨移民占人口增加總數的63.7%，大量勞動力來自移民，並且移民年齡結構較年輕，2020年世界移民存量中，44歲以下占比超過60% 。第二，高技術移民能夠提高創新力。 美國籍諾貝爾醫學奬、物理學奬和化學奬獲得者中，有25.8%為國際移民，並且2006-2012年間，美國新創建的工程技術公司中四分之一的主要創始人是移民。 第三，移民同樣在文化、政治方麵有貢獻。 一方麵移民和人口的流動促進現代食品體係發展、豐富國內飲食文化。另一方麵在政治方麵的貢獻具體取決於各國的政策環境。根據聯閤國《世界移民報告2020》顯示，世界上有五個國傢賦予無國籍移民在國傢選舉中投票權，分彆為智利、厄瓜多爾、馬拉維、新西蘭和烏拉圭，要求居住時間在1-15年不等，但是在海灣國傢移民工人眾多，卻不能尋求工人權力。

2）遷入國引進低質量移民也會拖纍對經濟增長，OECD國傢移民和當地居民財政貢獻比普遍低於1。 高福利國傢負擔移民的福利保障，卻難以收迴與當地人對等的財政迴報。比利時國傢銀行的報告顯示，由於移民的低就業率，移民相對當地人有較低的財政貢獻。根據OECD數據顯示，僅葡萄牙移民財政貢獻比大於1，愛沙尼亞、西班牙、奧地利的移民財政貢獻比小於0.8。同時移民就業率低於當地人，會增加總體人民的失業率。所以移民雖然增加人力，但是如果移民的人均産齣低於本土人民，也會拖纍經濟增長。

3）移民也帶來瞭文化衝突和融閤的挑戰，成為社會治理問題。一方麵，由於長期遭受不公平待遇，移民群體易發起反抗運動。 雖然美國近年來接收的亞洲、中南美洲以及非洲的移民持續增長，但少數族裔在政治地位、教育、就業等方麵仍處弱勢地位，種族矛盾突齣，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數據，2018年美國有資格選民中的白人占67%，黑人和拉美裔各占13%，亞裔占4%。美國種族矛盾起源於15世紀的黑奴貿易，盡管南北戰爭實現黑人解放，但未能根本解決黑人社會地位，美國接連齣現洛杉磯大騷亂、“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等反種族歧視運動。 另一方麵，外來移民增加瞭高福利國傢的財政支齣、擠占當地公民的就業機會，會引起當地人的“反移民運動”。 歐洲的高福利國傢吸引大量移民，占比從1990年的6.9%上升到2019年的11.0%。2015年以來中東、北非局勢動蕩，大量難民湧入歐洲，而隨之頻發的惡劣治安事件和恐怖襲擊威脅社會穩定，擾亂經濟活動秩序。歐洲本地人認為外來移民經濟貢獻低、損害經濟發展，卻得到政府財政補貼，損害本地人的利益，也會由此産生反移民情緒。

5.3.2 遷齣國：移民通過僑匯、僑民債券和直接投資為來源國經濟做貢獻

中低收入國傢作為移民主要遷齣國，接收全球一半以上的僑匯， 2019年其僑匯收入是外商直接投資的兩倍多。 世界銀行數據顯示，2019年全球僑匯收入閤計6542億美元，其中中低收入國傢僑匯收入為3445億美元，占全球的52.7%。中低收入國傢是主要人口遷齣國，接收僑匯金額遠超其外國直接投資，在2019年其外商直接投資約1623億美元，不足僑匯收入的一半。 同時僑民債券是成本較低的募資方式。 政府既可以從國外居民那裏獲得優惠利率貸款，同時海外公民也有機會參與原國傢建設。2017年尼日利亞發行3億美元的僑民債券用於基礎設施建設，以色列自1951年以來通過僑民債券融資超過400億美元。 並且僑民還提供直接投資並創辦企業。 在格魯吉亞約有17%的私營公司為僑民開辦，僑民的企業傢精神有助於來源國物質資本積纍和提高經濟生産率。

6 城市化：進入減速增長階段，亞非將成為未來30年城市化主力

6.1 城市化進程：預計2050年世界城市人口將占2/3，城市人口嚮大城集聚

世界城市化進程大緻分為三個階段，1950年之前世界農村人口占比超過2/3，2007年世界城市化率達50%，城市人口開始超過農村，目前世界人口城市化進程處於減速階段，2020年世界城市化率約為56.2%。

1）1950年之前， 世界超過三分之二的人居住在農村，其中十八世紀六十年代工業革命從英國開始，逐漸傳傳導至德國、美國、法國等國傢，帶動世界城市化發展，到1950年世界城市化率達到30%，英國、德國、美國、法國等發達國傢城市化率分彆為79%、67.9%、64.2%、55.2%，基本實現城市化，而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傢城市化率低於20%；

2）1950-2007年， 世界城市化處於加速發展階段，世界城市人口快速增長，從7.5億增至33.6億人，年均增速2.7%，城市化率從30%增至50%，世界城市人口占比超過農村，此階段韓國、巴西城市化進程較快，城市化率分彆增加60、47個百分點，日本、中國城市化率分彆增加35、33個百分點，英國和德國城市化進程明顯放緩；

3）目前世界人口城市化處於減速階段， 根據聯閤國《世界城市化展望2018》預測，2007-2050年城市人口將從33.6億增至66.8億，年均增速降至1.5%，2050年世界將有約三分之二的人住在城市。

分區域看，北美和拉美已進入城市化後期，亞洲、非洲城市化水平低於全球水平的56.2%，未來30年將成為城市化主力，預計將提供87.7%的新增城市人口。 分洲看，2020年北美和拉美地區城市化程度較高，城市化率分彆為82.6%、81.2%，進入城市化後期；歐洲和大洋洲城市化率分彆為74.9%和68.2%，城市化程度也較高；亞洲和非洲城市化率分彆為51.1%、43.5%，還在城市化快速發展階段，城市化程度低於全球水平的56.2%。分國傢看，2020年日本城市化率已經突破90%，英國、美國、韓國等國傢也超過80%，進入城市化後期，發展中國傢中國、印度城市化率分彆為59.2%（國傢統計局數據63.9%，2017年超過60%）、34%。

城市化進程中城市人口嚮大城集聚，1950-2020年世界超韆萬的城市人口占比從3%增至13%，2020年德國、英國城市人口主要集中在30萬以下小城市，日本城市人口主要集中在1000萬以上超大城市。

從城市數量看，1950年世界人口超過1000萬的城市僅日本東京和美國紐約兩個，1990年為10個，2020年超過1000萬的城市為29個。

從城市人口占比看，1950-2020年世界1000萬以上城市人口占比從3%增至13%，30萬以下城市人口占比從60%降至41%。

從具體國傢看，德國、英國城市人口目前主要集中在小城市，30萬以下城市人口占比分彆為73%、54%，沒有1000萬以上的城市。德國大中小城市的基礎設施、工作機會、社會保障等條件差距較小，城市化錶現為“去中心化”；日本的城市人口主要集中在超大城市，1000萬以上城市人口占比49%，而30萬以下城市人口占比僅20%。

從居住在最大城市的人口占比看，1960-2020年世界的最大城市人口占比從17.6%小幅降至16.1%，

整體看美國、日本、韓國等地最大城市人口占比從19世紀下半葉開始下降，但是在大都市圈的人口繼續聚集，1970-2020年美國加州德州佛州人口占比從18.6%增至29.1%、日本東京圈人口占比從23.3%增至29.3%。

6.2 城市化與經濟發展相互促進，亞洲地區城市化滯後於經濟發展、非洲地區領先於經濟發展

城市化進程和經濟發展密切相關，兩者的作用是雙嚮的。

分洲看，北美洲和大洋洲的城市化情況與經濟發展情況同步，而亞洲城市化率滯後於經濟發展、非洲地區城市化領先於經濟發展。 根據聯閤國數據，當城市化率為30%時，非洲和亞洲的人均GDP分彆為799.4美元、1236.3美元，當城市化率達到50%時，拉丁美洲和亞洲的人均GDP分彆為371.4美元和7042美元，當城市化率為70%時，拉丁美洲、大洋洲、北美洲和歐洲人均GDP分彆為2380.9、2720.8、2939.4、12411.5美元。

分城市看，美國、韓國、法國城市化進程與經濟發展同步，而中國城市化發展落後於經濟發展，城市化率達60%時的人均GDP約1萬美元，遠高於其他國傢。 當城市化率為60%時，日本、巴西、法國、韓國、中國人均GDP分彆為475.3、1004.1、1334.7、1992.5、10500.4美元，當城市化率為70%時，日本、巴西、法國、美國、韓國人均GDP分彆為1451.3、1648.1、2536.1、3007.1、4748.6美元。

從城市化節點看，美國、法國、日本、巴西、韓國達到70%的年份分彆在1960年、1968年、1968年、1985年、1988年，從60%提升至70%分彆用瞭約13年、10年、11年、11年、6年。

7 收入分配：全球分配不均程度加劇，12.2%人口擁有超八成財富

7.1 收入和財富分配曆程：由加劇、改善到再加劇

全球收入與財富分配不均狀況大體經曆瞭加劇、改善、再加劇的過程，2020年疫情後大規模貨幣寬鬆使全球財富分配區域不均狀況加劇、富人更富、窮人更窮。

從收入分配情況看，根據世界財富與收入數據庫顯示，世界大部分經濟體收入分配集中程度在二戰前達到峰值，之後逐漸減弱，然而1980年代以來，各經濟體內部收入分配狀況未能改善，反而重新惡化，並且惡化速度超過此前改善速度。1981-2020年全球收入排名前1%的人群占據的收入份額從16.9%增長19.3%，收入差距持續拉大。

從財富分配情況看，2020年財富分配不均程度加深，呈現富人更富、窮人更窮趨勢，全球12.2%的人掌握瞭85%的財富。根據瑞士信貸《全球財富報告2021》，2020年3月全球傢庭財富總額較1月損失17.5萬億美元，即下降4.4%。但是隨後的大半年內，大規模的貨幣和財政刺激，推動資本市場繁榮，傢庭財富快速增長，但分布並不均衡。

從區域間看，2020年北美洲和歐洲的社會總財富分彆增長10.0%和9.8%；亞太地區（不含中國）和中國的社會財富總額分彆增長6.7%和6.0%；非洲財富總額僅增長0.7%，印度和拉丁美洲負增長。

從經濟體內部看，各經濟體呈現K型復蘇，一部分人的生活因疫情而陷入睏境，而持有房産和金融資産的人財富卻迅速增加，富人更富、窮人更窮。根據瑞士信貸《全球財富報告 2021》，2020年全球12.2%的成人人口擁有84.9%的財富，財富差距極其懸殊。

從各國看，日本和意大利的收入和財富基尼係數均保持較低水平，通過有效的分配和再分配政策使收入和財富差距維持較低水平；美國的收入基尼係數不高，但財富基尼係數較高，持續量化寬鬆的環境推升金融資産價值，使貧富差距加大；印度等發展中國傢陷入收入分配陷阱，收入和財富基尼係數均較高；中國目前收入和財富基尼係數處在閤理區間，不均衡情況可控，但仍需改善。（參考“澤平宏觀”《中國收入分配報告2021》）

7.2 貨幣超發、勞動收入份額下降、收入分配製度及機製是造成貧富差距的主因

第一，貨幣超發會造成財富再分配，易加劇貧富差距，超發貨幣流入市場，會造成通貨膨脹和廣義資産價格上升。一方麵，通貨膨脹會擠壓居民實際收入，另一方麵資金流入資本市場會催生資産泡沫，資産配置結構中房産和金融資産占比高的人財富增值快，貧富差距加大。房地産兼具消費屬性和金融屬性，房價和貨幣供應密切相關，根據BIS數據，1970-2021年一季度，23個經濟體本幣房價年均增速、本幣名義GDP增速分彆為6.3%、7.5%，剔除泰國、馬來西亞、韓國、中國香港，相關係數達0.87。2020年疫情衝擊下，全球央行大規模寬鬆，推升房價和股價，2020Q1-2021Q1，全球主要經濟體房價平均上漲超7%，其中土耳其上漲32%、新西蘭上漲超20%，納斯達剋和標普500指數均上漲50%以上；上證綜指、滬深 300、創業闆指分彆上漲24%、37%和45%。

第二，技術進步會使資本邊際生産率（資本偏嚮型）升高，從而資本收入份額上升、勞動收入份額下降，從而擴大勞動所有者和資本所有者的收入差距，進而增加貧富差距。

第三，不同發展階段對效率和公平的抉擇影響收入分配差距。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收入分配製度從平均主義到按勞分配、再到多要素分配；思路從重視平均，到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到兼顧效率和公平；貧富差距逐漸由處於低位、到持續擴大、到緩和。

第四，收入分配機製影響收入差距。收入分配製度分為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美國主要通過稅收和社會保障進行再分配調節，所得稅製度是隨著收入水平提高其邊際稅率增加，同時由聯邦或州政府齣資，以現金補貼、食品券等形式，為低收入者提供幫助，並且通過稅收抵扣鼓勵個人捐贈。日本通過初次分配促平等，包括維持農産品高價、對小企業實行優惠金融政策、在邊遠地區開展公共工程等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