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永（左）和哥哥梁思成在西北岡發掘工地閤影 ◎郭靜超 本期 我們給大傢講一個偉大的中國學者的故事。 1927年1月10日 紀念梁思永先生，他為中國考古學而生 - 趣味新聞網

梁思永（左）和哥哥梁思成在西北岡發掘工地閤影 ◎郭靜超

本期，我們給大傢講一個偉大的中國學者的故事。

1927年1月10日，清華國學研究院召開瞭一次氣氛熱烈的歡迎茶會，以慶祝上一年在山西夏縣西陰村考古發掘取得的豐碩成果。這是中國人領導和組織的第一次科學考古發掘。會上，此次發掘負責人李濟和地質學傢袁復禮先生在演講中說，他們二人搞考古都是半路齣傢，真正專門研究考古學的人還在美國……

他們在等待著中國第一位科班齣身的考古學者學成歸國。他就是梁思永。

得知人們對兒子的期待，梁啓超又高興又惶恐

1920年代以前，現代考古學於中國而言，還是一個沒有落地生根的西洋學科。梁思永之所以選擇如此冷門的專業，與他的父親有關。他是梁啓超先生的次子。梁啓超，這位中國近代極具影響力的政治傢和思想傢，也極力推動考古學在中國大地上生根發芽。

20世紀初，梁啓超即撰寫文章介紹丹麥古物學傢湯姆森著名的三期論。湯姆森用石器時代、青銅時代、鐵器時代三期來描述歐洲史前史。該學說在19世紀60年代得到廣泛傳播，至今仍然用於世界各地的史前考古學。梁啓超因此倡導依此學說，來撰寫中國史前史，而非神話傳說，“故以此學說為比例，以考中國史前之史，絕不為過。”瀋頌金在《梁氏父子與中國近代考古學的建立和發展》一文中如此說。

梁啓超還擔任當時的中國考古學會會長一職，大力支持田野考古工作。1926年，李濟赴山西西陰村考古發掘時，梁啓超曾兩次給主政山西的閻锡山寫信，請他對這一新興科學事業予以支持。在那個時局動蕩的年代，李濟的考古工作因此得以順利展開。

1926年10月，萬國考古學會會長、瑞典皇太子古斯塔夫訪問中國。梁啓超參加瞭10月22日舉行的歡迎會，並作瞭題為《中國考古學之過去及將來》的著名演講。他在演講中迴顧瞭中國考古學之前身――金石學的成就，同時還極具前瞻性地展望瞭中國考古學的發展：他認為中國考古學既要有意識地加強田野考古發掘，又要提倡先進方法和人纔培養。他相信“以中國地方這樣大，曆史這樣久，蘊藏的古物這樣豐富，努力往下做去，一定能於全世界的考古學上，占極高的位置。”

“梁啓超是把近代西方學術介紹到中國的傳播者，是中國近代‘新史學’思想的創始人。他提倡運用多種材料研究史學，其中包括考古學材料。在中國考古學正式誕生之前，他就已經為考古學的傳入做瞭很多鋪墊工作。”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陳星燦如是說。

梁啓超將融閤瞭西方考古學理念的新史學思想傳播到中國，同時也指導自己的孩子成為實踐這一理念的先行者。九個子女中，梁啓超希望次子梁思永學習考古學，於是送他到美國哈佛大學深造。因此，在1927年歡迎李濟從山西考古歸來的茶話會上，當他聽到兩位走在中國考古學最前沿的人自稱“半路齣傢”，並說梁思永纔是“真正專門研究考古學的人”時，其內心應是十分激動與高興的。當天晚上，他就給梁思永寫瞭一封長信。信中說：“我聽瞭替你高興，又替你惶恐，你將來如何纔能當得起‘中國第一位考古專門學者’這個名譽，總是非常努力纔好。”

梁思永沒有辜負父親的期望。他正努力積聚力量，預備將其轉化為中國考古學“大廈”之堅固基石。

從最高學術殿堂到極寒東北田野

1904年，梁思永生於上海，後隨父親流亡日本，就讀於神戶市華僑所辦的同文學校。1913年，他隨傢人迴國，不久後入讀當時北平西城的崇德中學。1916年至1924年，他就讀於清華學校留美預備班。在這八年間，梁思永學習勤奮，成就優異，他與兄長梁思成閤作翻譯英國學者威爾斯所著的《世界史綱》，並在梁啓超校訂後齣版。在此期間，他也參加瞭五四學生運動，“為自己的英勇行為感到十分自豪，並把他被關時所吃的乾饅頭帶迴來給傢人看，以示其愛國之心。”

1924年夏季，梁思永畢業，次年赴美留學。梁思永在哈佛大學研究院專攻考古學和人類學，曾參加美洲原住民古代遺址的發掘，專門研究過東亞考古學。學習期間，他經常與父親通信，探討學業和迴國實習事宜，得到瞭父親的大力支持。

1927年7月至1928年8月，為瞭解國內考古情況，梁思永曾迴國在清華國學研究院擔任助教，整理瞭李濟先生在西陰村發掘的陶片，後來寫成專刊齣版。學習期間他還撰寫《遠東考古學上的若乾問題》一文，對東亞考古提齣瞭極具前瞻性的見解。

1930年夏，梁思永畢業歸國。迴國後，梁思永就加入瞭剛成立兩年的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以下簡稱“史語所考古組”）。同年鞦，他開始執行該所發起的“東北考古計劃”――赴黑龍江發掘昂昂溪遺址。深鞦入鼕時節，他又從通遼轉入熱河進行考古調查。陳星燦曾在文章中寫道：“他和同事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行程過韆裏，曆時38天，完成瞭中國人第一次係統的東北考古調查。”

這裏的艱苦，有社會和自然環境兩重因素。“當時的東北考古，控製在日本人和俄國人手中。梁思永隻帶著助手，深入東北考察，是冒著巨大風險的。”陳星燦解釋說。

在熱河，梁思永見到的是社會動蕩下人跡罕至的村落和田地。他在調查報告中寫道：“這慘黯的境況不但使我們精神感受極大的打擊，並且增加瞭許多行旅的睏難。一路上人食、馬草、飲水、燃料、宿息的地方沒有一天不發生問題。此外再加上賊匪的齣沒，氣候的寒冷，冰雪的阻礙，白晝時間的縮短，我們的行走止息完全受瞭環境的支配，沒有絲毫的自由。”

在如此惡劣的條件之下，親身冒險采集考古資料，是以往中國文人知識分子不屑去做的，梁思永和中國新生代的考古學傢去做瞭。他們“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以期用內涵豐富的考古資料來重修古史。

陳星燦認為：“梁思永此次的考古調查，讓我們對東北的史前文化有瞭第一次真切的認識。尤其昂昂溪遺址的史前漁獵考古資料，至今仍有重要參考價值。”從此，梁思永的考古工作開始為中國考古學帶來嶄新樣貌。

發現“後岡三疊層”，發掘山東城子崖

迴到北平後，梁思永完成瞭黑龍江昂昂溪的發掘報告，於1931年春，參加河南安陽小屯及後岡的發掘。此次發掘，是史語所考古組在安陽殷墟的第四次發掘。第一次由齣身河南本土的甲骨學傢董作賓主持，第二、三次則由史語所考古組新任組長、美國哈佛大學畢業的中國第一位人類學博士李濟先生主持。

此次發掘，史語所考古組調動瞭全部力量，包括李濟、董作賓、梁思永、吳金鼎、郭寶鈞等人，考古規模和人員數量均空前龐大。這其中，最關鍵的力量是梁思永的參與。自從梁思永加入之後，殷墟發掘纔逐漸走上科學的軌道。

此次發掘持續瞭50餘天，因時局動蕩而暫停。梁思永於是帶領團隊轉到山東城子崖進行發掘。

1931年深鞦，梁思永迴到安陽，進行第五次發掘工作。這一次他發現瞭著名的“後岡三疊層”――即小屯（商）、龍山、仰韶這三個時期的文化層有非常清晰的疊壓關係。“這一發現在當時有限的考古發掘材料中，就已經可澄清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和商文化的相對年代關係。”陳星燦評價這一發現時說，“隨著50年代後期，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之間的過渡層――廟底溝二期文化被發現，纔最終確定仰韶-龍山-商文化的發展序列。”

而梁思永之所以能識彆齣這樣的地層關係，以土質土色及包含物的不同來劃分地層，而非單純以深度來劃分，這與其在哈佛大學學習的地層學方法關係密切。梁思永曾跟隨研究美洲考古的祁德去過美國西南部，參與原住民遺址的發掘。當時，祁德要求依照地層的自然變化來劃分地層。因此，梁思永將這種新方法應用於國內的考古發掘。這也令他當之無愧地成為中國考古地層學的奠基人。

梁思永之所以在第四次安陽發掘後轉到山東城子崖進行發掘，一方麵因為河南戰事所迫，另一方麵也因為在城子崖已有重要發現――龍山文化。

有關龍山文化，梁思永在其文章《龍山文化――中國文明的史前期之一》中介紹瞭它的由來：“龍山文化之存在的證據，最初是吳金鼎在1928年春間所發現而提齣的。在當地叫做城子崖的台地的西麵斷崖上，暴露著一個完整的文化層。在這裏這位發現者掘齣瞭與石器骨器共存的、薄胎兒帶黑色光澤的陶片。被這個文化遺物部分地堆成的城子崖，是在山東省曆城縣東七十五華裏的一條小河的東岸上，正對著小小的龍山鎮。因此，龍山這個名字就作瞭所發現的文化的稱謂。”

吳金鼎的發現並非偶然。這是李濟等學者對山東考古的重視使然。他們根據文獻記載和已有的考古發現，認為沿渤海、黃海的省份在考古學上有重要地位，於是赴山東開展考古調查。發掘城子崖的目的，既是為瞭研究中國文化的源頭，追溯商朝早期及以前的遺存，也要探查東部比殷墟更早的遺址，為駁斥當時流行的“中國文化西來說”增加證據。

1930年底，李濟、董作賓、吳金鼎等人對城子崖進行瞭第一次挖掘，發現瞭龍山黑陶期的圍牆、陶窯，還獲得瞭陶片、骨、石器等標本。到瞭1931年鞦，梁思永主持瞭城子崖遺址的第二次發掘。在發掘中，他根據地層學方法劃分地層，發現瞭灰陶文化和黑陶文化兩個疊壓的文化層；在發掘工作的安排上，他改進瞭方法，提高瞭效率；同時，他也在後續研究中對文物進行瞭類型學分析，為中國考古類型學奠定瞭基礎。

後來梁思永主編瞭《城子崖》報告的編寫。這本報告中，他自己撰寫瞭幾章，還對全部稿件進行瞭詳細審閱和修改。這是第一部由中國考古學傢自己編寫的田野發掘報告，開創瞭田野報告的基本體例。其中包括“規範的考古基本概念和術語，更重要的是一套完整的文字和圖片錶述係統”。這種體例至今仍被沿用。

“根據龍山文化的考古發現，梁思永先生第一次係統總結瞭這個文化的特徵，並作瞭分區的嘗試。”15盡管由於當時考古發現的局限，梁思永對龍山與仰韶文化的關係問題上，沒有超齣龍山文化嚮西發展、仰韶文化嚮東發展的“東西二元對立”假說的範疇，但陳星燦認為，“他對仰韶、龍山與殷墟商文化的辨識是相當準確的。”而且“龍山文化是中國文明前身的解釋，確在相當程度上動搖瞭當時已流行瞭十多年的‘中國文化西來說’，這也是梁思永先生的一大貢獻。”

“拼命三郎”與西北岡發掘

瞭解梁思永的人都知道，他有著“拼命三郎”的工作精神。1931年春剛結婚三個月，梁思永即參加在安陽小屯和後岡的發掘，之後便總是齣現在考古現場。他的女兒梁柏有曾撰文說：“他在野外工作中和工人們一起挖掘，盡管條件十分艱苦，有時需要捲起褲腿在水中泡上幾個小時，為瞭工作不受雨季影響，有時還要挑燈夜戰，吃飯也無定時，工作緊張使他無法離開工地，隻得啃點白饅頭，喝幾口涼水算作一頓飯，但他還是乾勁十足。”

在艱苦條件下如此拼命工作，意誌再強，身體也吃不消。1932年春，梁思永剛28歲就患上瞭烈性肋膜炎，因此臥病兩年。醫生從他的肺中抽齣瞭四瓶如啤酒顔色的積水。

1934年春，他的身體剛有所恢復，便著手完成熱河調查報告。同年鞦季至1935年，又赴安陽主持瞭三次殷墟侯傢莊西北岡殷王陵的發掘，也是殷墟考古的第十至十二次發掘。這三次發掘的收獲和規模，都達到瞭空前的高峰。尤其在1935年鞦的西北岡第三次發掘中，每天雇用500名工人，這是到那時為止中國田野考古史上雇人最多的。發掘麵積達9600平方米。這三次發掘揭開瞭1232座殷商墓葬，其中包括10座大墓。

曾跟隨梁思永參與西北岡發掘的夏鼐先生在紀念文章中這樣寫道：“梁先生那時剛過三十歲，肋膜炎病愈後並不很久，瘦長的身材，蒼白的臉色，顯得身體還沒有完全恢復過來。但是在工地上他是像生龍活虎一般地到處奔跑巡視，他的那種忘我的工作精神，使他完全忘記瞭身體的脆弱。”

“西北岡的大規模發掘，充分展現瞭梁思永先生卓越的考古專業纔能以及齣色的管理能力。當時時局不穩，人員又多，他作為發掘主持人，既要保證發掘的有序進行，又要安排幾百人的行動。即便今天看來，當時的發掘場麵也很壯觀，很瞭不起。”陳星燦評價說。

西北岡大墓的發掘引起瞭國外學者的重視。西方漢學傢和日本學者紛紛發錶文章，探討商代社會和文化。當史語所創辦者傅斯年陪同法國漢學傢伯希和訪問發掘現場時，他們和梁思永一同坐在大墓工地上，望著殷商的遺跡，留下瞭一張閤影，定格瞭那一曆史瞬間。

他沒有辜負父親的厚望

發掘西北岡後，梁思永本打算好好審視一下這些不凡的齣土物，寫完發掘報告，再安排下一步的發掘工作。然而，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計劃被打斷。他便跟隨史語所考古組和珍貴文物輾轉各地。先到長沙，後經桂林到昆明，之後又搬到“地圖上找不到的”位於四川的偏遠村莊――李莊。這期間，生活艱苦，物資緊缺，同事們個個麵有菜色，何況身體虛弱的梁思永。

1942年，梁思永肺結核劇烈發作，一度病情危急。1944年春節，他曾趁著夫人不在身邊，悄悄問主治醫生：“我有一件事嚮你商量，看來我這身體是無法完全恢復康健瞭。但是現下我仍可勉強工作。我想要知道我這病體能不能勉強支持工作一年。隻要給我一年的工夫，我便可將西北岡的報告趕完瞭。那時縱使因精力耗盡而死亡，我也是甘願的。”也許上天為之動容，將一乘瞭一個十。

梁思永將西北岡王陵的材料整理齣多達241頁的手稿，還包括一個初擬的分章目錄。寫作這些手稿，梁思永真可謂嘔心瀝血。陳星燦解釋說，這些手稿是在多種睏難情況下寫齣來的：一是梁思永的身體狀況差；二是生活條件艱苦；三是沒有研究的條件。做研究工作的人知道，研究考古材料，最好是攤開，以方便觀摩、記錄和測繪。但當時的器物和資料根本沒有地方攤開。梁思永隻能將材料從箱子裏翻齣來，整理完之後再放迴去。大量材料就是在這種拿齣來、放進去的繁瑣程序中誕生的。陳星燦在提到這些細節時，不禁感慨“非常感動”。

1945年抗戰勝利，梁思永到重慶做瞭一次大手術，截去瞭幾根肋骨，以便讓感染結核的左肺萎縮下來，之後便迴北京調養身體。1948年，他因在考古學上的突齣貢獻而當選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1949年，國共內戰形勢漸漸明朗，國民黨政府敗退至台灣，也將史語所考古組的資料一並帶去。梁思永撰寫的手稿，也成為考古組的珍貴材料，一起去瞭台灣，等待有心人的係統整理齣版。

不過梁思永留在瞭北京，加入瞭1950年成立的考古研究所，並擔任副所長。此時，他不顧孱弱的身體，仍盡心計劃和指導田野發掘和室內研究工作，同時不忘積極扶持青年考古學者的成長。

1954年2月，入院檢查的他本打算如無大礙就迴所繼續工作，然而他卻再未能走齣醫院大門。4月2日，梁思永心髒病發作，告彆人世，享年尚不滿50歲。臨終前，他對傢人說：“我不再奮鬥瞭，我奮鬥不瞭啦，我們永彆瞭。”

梁思永先生的奮鬥停止瞭。他短暫的一生是為中國考古學而生的。他沒有辜負父親的厚望，為中國考古學貢獻瞭自己全部的智慧和心血，真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陳星燦說：“梁思永為中國考古學注入新的方法，奠定瞭類型學和地層學的基礎，樹立瞭考古發掘報告的寫作典範。他是殷墟早期的發掘者之一，是商文明的重要發現者。他是中國考古學的奠基人。”

李濟說：“梁思永先生，中國一位最傑齣的考古學傢，已經把他全部的生命貢獻於這一件事瞭。”

夏鼐說：“他的心血已經耗盡，腦汁已經絞乾，現在連他的屍骨也已成灰，但是他的精神和功績是永存不朽的。”

斯人已逝，餘波蕩漾。1954年夏，梁思永逝世的消息傳到海峽對岸。他曾經的同事和學生，懷著哀悼之心，決定做一件事――全力以赴完成梁思永生前最牽掛的西北岡墓葬發掘報告。董作賓與李濟商量後，決定由高去尋對照實物資料，輯補梁思永之遺稿。李濟將寫有22萬字的遺稿親自交到高去尋手上。從此，這位在古文字學、史學、民俗學和古器物學上都頗有造詣的學者開始將餘生精力都放在這一件事上。從整理遺物、核對、測量、照相再到係統整理資料，他幾乎重新編寫瞭報告；曆經十多年的日日夜夜，高去尋終於完成瞭以《侯傢莊》為名的七本係列報告。報告扉頁上這樣寫著：“梁思永未完稿/高去尋輯補。”這“輯補”二字，從未飽含如此情意，從未載有如此分量……

緻謝：感謝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陳星燦對本文的大力支持和提齣的寶貴意見；感謝南京大學曆史學院張良仁教授和美國史密森博物學院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劉��博士對本文的細心修改。

供圖/郭靜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