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傢應該都聽過一種說法 叫“漢承秦製” 都說“漢承秦製”，為何秦朝二世而亡，漢朝卻延續瞭四百年？ - 趣味新聞網

大傢應該都聽過一種說法，叫“漢承秦製”，指的是漢朝建立後，在政治、經濟、軍事、法律等很多方麵都繼承瞭秦朝所創立的製度，因此被稱為漢承秦製。

但是秦漢畢竟是兩個不同的王朝，而漢朝存在的時間又比較長，因此實際上，漢朝在繼承秦朝製度的基礎上，也做瞭修改、變化、創新，形成瞭自己獨特的製度和政治文化，所以“漢承秦製”還有後半句，叫“有所損益”。

而在這些變化創新裏，漢朝所形成的不同於秦朝的政治文化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漢朝沒有像秦朝一樣短命、二世而亡，而是延續瞭400多年，並且還為後世諸多王朝奠定瞭基本的政治文化模式。

漢朝的政治文化模式曆經瞭三次變遷，從漢初開始奉行黃老之術，到漢武帝開始實行儒法並用、“霸王道雜之”的政策，再到漢光武帝開始的儒法閤流。

接下來我們就詳細聊下這三次變遷。上篇文章我們聊到過，在政治文化模式方麵，秦朝獨尊法傢思想，實行法治，重用文法吏，一切以富國強兵為先，注重效率，使得秦國擁有瞭巨大的社會動員能力和資源組織能力，最終迅速崛起，一統天下。

統一後，秦朝把這套模式推嚮瞭關東六國地區，而關東六國雖然也經過瞭戰國時期的變法，但是遠沒有秦國徹底，其政治文化模式深受周代禮治思想的影響，與秦朝很不一樣，秦朝的這套模式根本無法整閤這些地區。

另外，在秦朝的這種政治文化模式的指導下，國傢所形成的官僚帝國體製、文吏政治具有不斷擴張其自身權力、追求國傢乾預的天然傾嚮，這與君主專製製度與君主追求其個人的私欲私利的需求一拍即閤，導緻對社會壓迫日益增強，民眾不堪其擾，最終揭竿而起，秦朝崩潰，二世而亡。

大澤鄉起義

秦朝如此強大的一個國傢卻二世而亡，這對漢初的統治階層産生瞭極大的震撼，因此，建國之初，他們都在苦苦思索秦朝滅亡的原因，希望以史為鑒，賈誼的《過秦論》就是其代錶作。但無論得齣的原因是什麼，秦朝所開創的這套官僚帝國體製，漢朝是繼承下來瞭，它也必須要繼承下來。

原因很簡單，你要是不用這套製度，你用啥呢？用周朝的製度，那肯定不行。自春鞦戰國以來，社會日益復雜，人口數量、土地製度、生産力等，已與周朝有瞭很大的不同，周朝的那套製度早已無法滿足國傢治理的需要，無法有效應對新齣現的各種社會情況，要不然也不可能“禮崩樂壞”。

自己獨創一個？那也不現實，當時漢朝剛剛建立，百廢待興，根本無時間也無能力另起爐竈，新造一個製度。而且實踐也已經證明，秦朝的製度對於管理一個超大規模的統一國傢是有效的。

但是秦朝這套體製的弊端又非常明顯，怎麼辦呢？於是漢朝在繼承這套體製的同時，廢棄瞭秦朝獨尊法傢、重用文法吏的政治文化模式，而是改用道傢的黃老之術，無為而治、與百姓休養生息、輕徭薄賦。政府充當守夜人的角色，彆瞎摺騰，多做多錯，少做少錯，因此盡可能不做。

黃帝與老子

按照北大曆史係教授閻步剋老師在《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裏的說法：“漢朝的這種做法相當於是給高速運轉的官僚機器，降低瞭轉速，盡量減少其所承擔與發動的事務，從而緩和對社會的壓力，使那個為此體製提供資源且已疲憊不堪的社會，獲得一個休養生息的喘息的機會。”

這樣漢朝纔得以逐步恢復過來，纔能有文景之治這樣的盛世。

但是在漢武帝繼位後，情況發生瞭變化。漢武帝雄纔大略，誌嚮遠大，他以祖輩數十年積纍下來的財富和強大的國力為資本，開始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麵動作頻頻，希望有一番大作為，把漢朝推嚮瞭全盛。

漢武帝

道傢的無為思想無法滿足漢武帝的需要，於是被漢武帝所拋棄，龐大的專製官僚機器又重新加快瞭運轉，文吏集團再次興起。政府的日常行政事務，比如打仗、刑法、賦稅、官員考核等等，都需要有專門的人纔來做，這部分人就被稱文吏群體。

漢武帝時期文吏群體有兩個代錶人物桑弘羊、張湯，一個專門給國傢搞錢，弄齣瞭鹽鐵官營、均輸平準，一個專門以法律治國，被稱為酷吏。

漢初實行的黃老之術的政治文化模式，隻是給官僚帝國體製降低瞭轉速，這個體製本身並沒有變化，因此文吏集團並沒有消失，他們還是處理政府的日常行政事務，隻是相對於秦朝時沒有那麼重要而已。但是隻要外部有變化，他們就會再次興起。漢武帝時期的擴張政策，恰恰就給他們提供瞭這樣的機會。

因此，秦朝所開創的帝國體製，到瞭漢武帝時期進一步完善，漢朝政治文化模式似乎在迴歸到秦朝時的法傢模式。到瞭漢武帝後期，海內虛耗，戶口減半，民生凋敝，幾有亡秦之禍。但是漢朝並沒有步秦朝的後塵，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漢武帝在國傢的指導思想裏引入瞭儒傢。

孔子

為瞭維護大一統，給自己的政權帶來閤法性，漢武帝需要一種理論，這種理論要能給事實上實行的君主專製與官僚體製，披上一層閤法的外衣，讓國傢獲得不是基於強權，而是基於文化價值和文化象徵的閤法性。

而儒傢就很閤適，儒傢具有濃厚的意識形態特徵，主張實行仁政、有民本思想，儒生精通禮儀教化，因此可以滿足漢武帝的需要，於是儒傢思想開始進入漢朝的統治思想裏，儒生也開始參政。

朝廷中開始逐漸形成瞭兩大治國思想儒傢與法傢，兩大政治集團儒生集團與文吏集團的對立。儒生集團主張用儒傢思想治國，實行仁政、以民為本，注重禮樂教化，反對嚴刑峻法、抵製帝國的擴張政策，因此他們對漢武帝窮兵黷武、窮奢極欲一嚮持批評態度。

而文吏集團則主張用法傢思想治國，實行法治，提倡嚴刑峻法，主張富國強兵，國傢應該對社會進行控製和乾預。後來在漢昭帝時期召開的鹽鐵會議上，通過這兩個集團的辯論，可以明顯看齣這二者之間理念上的巨大差異。

法傢代錶人物韓非子與儒傢代錶人物孔子

對於漢朝統治者來說，儒傢與法傢和與之對應的儒生與文吏，都有用，可以滿足自己不同的需求，因此從漢武帝開始，漢朝的政治文化模式便成為瞭儒法並用，漢宣帝曾親口說過“漢傢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就反映齣瞭這種政治文化模式。

我們也可以稱之為外儒內法、儒錶法裏，在意識形態上，提倡儒傢的理想，而在現實政治上實行法傢的製度。在政治上以儒傢掌“教化”，而以法傢掌“吏治”。當然這也不是漢朝原創的，戰國時期的思想傢荀子，就已經提齣瞭“禮法兼綜”的思想。

治國不能隻用法傢思想，原因就不用多說瞭，秦朝的實踐已經證明瞭這點，想更詳細瞭解的可以看我上篇文章。

那為啥不能隻用儒傢呢？一是因為儒傢思想更像是一種意識形態，更多的是一種哲學文化思想，它對於官僚政治的構成原則、組織方式和運作規程涉及的非常少，因此瞭解儒傢思想對於直接處理現實政務是沒有太大幫助的。

而法傢就不同瞭，法傢本質上是一種專製官僚政治行政理論，它對於如何管理國傢、處理政務有非常具體的、細節上的描述，一看你就知道咋辦，可操作性很強。

二是，儒生本身不像文吏一樣善於處理實際政務，儒生沒啥實踐經驗。先秦的儒生主要以學士身份在民間從事文化活動，並沒有直接參與行政事務。到瞭漢武帝時期，儒生雖然開始參政瞭，但是主要是傳授經術和製禮作樂，實際處理政務的還是文吏。

可能你想問瞭，如果隻用儒傢會怎麼樣呢？曆史上有沒有隻用儒傢的政治實踐呢？還真有，中國曆史上曾經齣現瞭幾乎完全按照儒傢思想治國的王朝，與秦朝完全任用法傢思想治國，正好形成瞭絕好的對照，這就是王莽的新朝。

儒生在漢武帝時期參政後，尤其是在漢元帝繼位後，勢力越來越大。在西漢後期，朝廷揮霍無度、土地兼並嚴重、流民增多，社會危機日益嚴重。儒生覺得這是因為漢朝沒有完全任用儒傢的原因，如果要是完全任用儒傢思想改革，社會危機一定可以化解，並且還能實現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

於是儒生開始造勢，追求獨自掌權，要求改製，徹底實現王道和禮治，走嚮瞭另一個極端。最後王莽上台瞭，取漢朝而代之，完全按照儒傢的方案進行改革，結果天下大亂。

儒傢思想，你把它作為文化理想、意識形態是可以的，但是要是把它作為實際處理政務的原則是行不通的，王莽的實踐就證明瞭這一點。關於王莽改製，可說得很多，之後我會專門寫一篇文章詳細講一下。

在王莽的新朝覆滅後，漢光武帝劉秀重建漢朝，重新確立瞭漢朝“儒法並用”的政治文化模式，宣布瞭“霸王道雜之”治國路綫的迴歸。不過東漢的政治文化模式這時候卻開始發生瞭一些變化，儒傢與法傢，儒生與文吏由對立走嚮瞭融閤，儒法閤流，儒生“文吏化”，文吏“儒生化”，從而産生瞭新的政治角色――士大夫。

漢光武帝

這是因為，儒生參政後，其中一些人在實際處理政務時，逐漸發現瞭儒傢思想在實踐中的不切實際，坐而論道容易，起而行事很難。因此，無論是盡職作為官員的本分也好，還是希望把政務處理好方便日後升官也好，儒生開始自覺或不自覺地緻力於將儒術與官僚政治相結閤。

尤其是王莽改製的失敗更是給瞭儒生以強烈的震撼。東漢與西漢相比，儒傢思想的一大變化就是，儒傢針對治理國傢、針對社會危機的論述更具現實意義和理性精神。

其中一個錶現就是儒傢把政治理想與政治現實區分開瞭，在落實儒傢的政治主張“仁政”的具體途徑上，大同社會作為一個最高的理想境界，儒傢此時把它看做是對於現實社會的對照與警醒，時刻提醒與督促社會不斷進步。所以，理想有時候是用來追求的，不是用來實現的。

儒傢也意識到瞭現實政治最多隻能達到“小康”社會的地步。按照閻步剋老師的觀點來說“當儒者在實際上已把現世的立足點放在‘小康’之上以後，由法傢所推動的、在長期發展曆程中不斷完善起來的官僚法紀，就不僅是‘法治’的基礎，甚至也將是‘仁政’的現實基礎瞭。”

促使儒生“文吏”化的另一個原因是，從漢光武帝開始，朝廷規定州郡長官對於將要加以察舉的人，不能隻看品德，應該先給他們一定的官職，讓他們熟悉行政事務，或者是檢驗他們到底能不能處理具體的行政事務，閤格的人纔能舉薦至中央當官。相當於是給個試用期。後來這個範圍還擴大到瞭公府徵闢。這就促進瞭儒生必須要精通法律文書、增強處理實際政務的能力。

而在另一方麵，儒生的“文吏化”，使得文法律令不再是文吏的專長，他們麵臨著競爭與壓力，為瞭自己的前途，這些文吏開始學習儒傢思想，於是文吏開始儒生化瞭。

儒法閤流，士大夫階層就此誕生瞭，他們既精通儒傢思想，又能處理實際的政務，還承擔意識形態方麵的事情。單純的文吏，最終演變成瞭居於士大夫之下的胥吏階層，承擔具體技術性行政事務。

自此之後，除瞭元朝比較特殊外，中國曆代王朝大體上的政治文化模式就是儒法閤流、士大夫政治，維係這個政治文化模式的人就是士大夫階層，雖然後世有所變革，但是基本沒有逃脫這個大框架。

當然，這種新的政治文化模式，並不能完全解決中國古代官僚政治所麵臨的一切問題，官僚政治有自己固有的弊端，但是這是古人在所能想到的、所能利用的思想資源裏，設計齣的相對來說最好的政治文化模式。它相對地延長瞭各個王朝的生命，並且保證瞭帝國在一次次解體之後，又能一次次地以類似形態重新建立起來，並繼續生存下去。

參考資料：閻步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