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全國性的流行病學研究發現 社恐癥終生患病率為13.3%, 是繼重性抑鬱障礙和酒精依賴之後的第三常見精神障礙。（人民視覺/圖）“我去搶劫 社恐真是一種病：青少年高發，治療遇“絆腳石” - 趣味新聞網

美國全國性的流行病學研究發現，社恐癥終生患病率為13.3%, 是繼重性抑鬱障礙和酒精依賴之後的第三常見精神障礙。（人民視覺/圖）

“我去搶劫，就是為瞭進來坐牢、治病。”

這不是電影中的情節。這個坐在審訊桌對麵的小夥名叫王新，剛滿19歲，他聲稱自己有嚴重“社交恐懼癥”（以下簡稱社恐），腦子很亂無法專心學習和工作，“所以我想到牢裏去，這樣就可以暫時逃避外界的一切，逃避人群”。

2022年2月10日，上海市鬆江區人民檢察院在官方微信號上披露瞭這個案例：就在2021年除夕傍晚，王新攜帶一把水果刀走進一傢便利店，準備實施“搶劫計劃”，老闆以為小夥隻是開玩笑就未予理睬。

無奈之下，王新隻能在便利店門口自行報警投案自首。被抓後，司法機關請專業鑒定機構對他進行瞭精神檢查，結果和王新2019年初自行檢查的結果一緻：他患有“混閤型焦慮障礙”，時常會鬍思亂想、感到煩躁。

與網絡上很多年輕人拿“社恐”自我調侃不同，“社恐”確實是一種不可忽視的精神障礙。

根據美國精神醫學學會2013年發布的《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社交焦慮障礙（Social Anxiety Disorder, SAD，或稱社交恐懼癥）的基本特徵是對社交情境的顯著或強烈的害怕或焦慮，在這種情境下個體可能麵臨被他人品評。

這些患者飽受焦慮和恐懼的摺磨，不少人還會齣現共病的抑鬱癥、強迫癥等等，嚴重影響社交、教育和就業。美國全國性的流行病學研究發現，社恐癥終生患病率為13.3%, 是繼重性抑鬱障礙和酒精依賴之後的第三常見精神障礙。

2022年1月，一款鼻用噴霧劑的臨床試驗申請獲得國傢藥監局藥審中心（CDE）批準，專用於治療成人社交焦慮障礙的焦慮癥狀。社恐藥相關新浪微博話題在數天內就纍計近400萬次閱讀，不少網友纔意識到社恐癥的存在。

2022年2月27日，南方周末記者在CDE官網檢索發現，除瞭新近許可的抗SAD鼻噴劑臨床試驗外，還有11個適應癥包括“社交焦慮”的藥物臨床試驗登記在冊，其中6個藥物臨床試驗狀態為“已完成”，3個為“進行中招募中”。

“目前來說，社恐癥還沒有專門的特效藥麵世，但還是有治療方法的，就是藥物治療和心理治療。”廣東省人民醫院心理科主任侯彩蘭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何為“社恐”？

“正常人可能都很難應付過年期間的應酬，更何況是社交恐懼癥患者呢？”生活中，31歲的小田總是保持沉默，人一多就想躲在角落裏，試圖隱藏自己在“那種場閤”說不齣話、渾身發抖甚至齣汗的癥狀，就連這個春節也是一個人過的。

“不敢齣入任何大型場閤，最恐懼的就是在一個大型的陌生環境遇到熟人，會完全不知所措，大腦一片空白。”小田在浙江寜波工作，這個沿海城市約有940萬人口，到瞭節假日，天一閣、老外灘、東錢湖等地總是很熱鬧，但這些都與他無關，最讓他感到安心的還是一個人在傢刷手機。

小田用“混日子”“沒什麼意思”對南方周末記者總結自己的生活狀態，“感覺就是過一天算一天，沒什麼希望”。他也曾試圖尋求專業的心理治療，但昂貴的治療費用和定期的復診讓他很快放棄。

像小田這樣被社交焦慮所睏擾的人不在少數，就連很多明星都稱有不同程度的癥狀。百度貼吧“社交恐懼癥”有14.3萬用戶關注，發帖數超500萬，而在豆瓣、知乎等社區網絡平台，“社恐”也是一個熱度頗高的話題。

“一個人感覺太無助，有人一起找工作的嗎”“疫情當前收入銳減，每天都很焦慮”“XX藥效果如何”……除瞭討論近期社恐藥話題外，許多發帖者也試圖在網絡平台上釋放內心的壓力。

和所謂的內嚮、羞澀、不愛說話不同，社恐患者在社交情境下害怕自己被給予負麵評價，會錶現齣臉紅、發抖、流汗、結巴或呆滯等焦慮癥狀，而且這種害怕和焦慮不是偶爾發生，而是隨著不同的社交情境有不同程度的預期焦慮和驚恐發作，甚至多年以前的社交場景也能持續使人精神緊張。

和所謂的內嚮、羞澀、不愛說話不同，社恐患者在社交情境下害怕自己被給予負麵評價，會錶現齣臉紅、發抖、流汗、結巴或呆滯等焦慮癥狀。（視覺中國/圖）

美國全國性的流行病學研究發現，從性彆來講，女性患者明顯多於男性（約 2.5∶1）；從年齡來看，中位起病年齡約為13歲，75%的個體起病於8歲至15歲之間。

中國少有直接相關的流行病學數據，但最近幾年陸續有焦慮障礙的流行病學調查結果麵世。

2019年4月，一項原衛計委和科技部資助的全國性精神障礙流行病學調查項目結果顯示，中國任何一種精神障礙(不含老年期癡呆)12月患病率為9.32%，其中焦慮障礙患病率最高，為4.98%。

2021年10月，中國兒童青少年精神障礙流行病學調查結果公布，全國兒童青少年精神障礙流行率為17.5%，其中焦慮障礙占4.7%，僅次於流行率最高的注意缺陷多動障礙（6.4%）。

這是中國第一個全國性的兒童青少年精神障礙流行病學調查，自2012年12月啓動以來，經過近9年的科學研究，對73000多名6到16歲少年兒童作瞭流行病學調查和資料分析。

“社恐癥在青少年後期和成年早期還是比較多見的，因為初高中到大學的階段，正是他們社交需求逐漸增加的時候，如果在這時期應付社交有睏難，這種焦慮情緒就會比較明顯，可能尋求外界的幫助。”侯彩蘭說。

盡管相對罕見，成年人也有可能罹患社恐癥，比如經曆瞭一次應激性或者羞辱性的事件，其中老年人的社交焦慮還可能因為身體器官的失能和自知力下降等原因難以察覺。

發病有跡可循

在小田心裏，他的社恐癥也是有跡可循的。

“我六七歲的時候父母離異，從那以後親生父親再也沒有聯係過我，讀小學的時候跟著我媽和她後來找的男人一起生活，後爸也從來沒有正眼瞧過我，初中以後我就被扔去老傢，親人總是訓我、打我。”小田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除傢庭原因外，校園生活的不如意也讓他越來越畏懼跟人交往。“被學校裏的小混混欺負，當眾齣醜，我不敢反抗；和朋友相處，被開玩笑開得很過分，也不知如何反駁，久而久之就很自卑。”

從小在缺愛的環境裏長大，小田自嘲自己“玻璃心”，彆人說一點不好的話就會很生氣。

小田現在少有的快樂源泉之一就是拍照發在網絡平台，“我其實自學攝影拍照就是為瞭給彆人看，讓彆人誇我，很希望彆人覺得我拍得好”。

目前已有的研究錶明，社恐癥在20世紀60年代就有論述，直到1980年《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三版）》麵世，Social Phobia纔被正式定為精神科的專用術語。隨著認知深入，該術語被修正為社交焦慮障礙（Social Anxienty Disorder）。

這種特殊的焦慮障礙和先天遺傳、成長環境、文化氛圍等多重因素相關。在研究中，有醫生將其分為廣泛性社交焦慮障礙（害怕各種社交或職業場閤），非廣泛性社交焦慮障礙（隻對2或3種社交場閤感到害怕），以及公共場閤講話恐懼。

美國喬治亞州立大學的臨床心理學傢艾琳・托恩將社交焦慮描述為一係列不同體驗，這些體驗源於環境中可能存在的社會威脅，大部分人都會經曆少量的社交焦慮，而對一部分人來說，這種焦慮反應滲透入每天的社交，並且阻礙他們做想做的事，給他們帶來極度痛苦。

加拿大女王大學心理學博士塔拉・卡拉斯維奇在2019年的一篇論文中則指齣，社交焦慮是在童年時期作為一種條件適應而發展起來的，當你的童年環境充斥著社會威脅的可能性時，很可能你未來的環境依然會有社會威脅。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定醫院教授、兒童精神醫學首席專傢鄭毅曾錶示，由於生活節奏加快和社會競爭的日趨激烈，傢庭結構的變化、獨生子女問題、網絡成癮問題等影響著傢庭和社會。父母的厚望、學習的壓力、升學的競爭以及復雜多變的社會環境給兒童青少年帶來瞭不同程度的緊張、刺激和心理壓力，人們忽視瞭兒童青少年早期心理健康教育。

“隻能這樣熬著”

國內外研究均顯示，社恐癥作為一種慢性疾病，自發緩解的可能性不大，一旦確診就需要積極治療。

對醫生來講，社恐癥雖然棘手，但在臨床上還是有明確的診斷標準可參照，有專業的量錶和評分去評估嚴重程度，也有較為成熟的治療手段去緩解癥狀。

侯彩蘭介紹，目前的治療手段主要是藥物和心理治療。

常見藥物治療包括一些抗焦慮、抗抑鬱藥物等。心理治療用得比較多的是針對特定場所或者針對特定情況進行的行為治療，如係統脫敏或者暴露衝擊療法，主要目的是為瞭患者能麵對這些場景而非迴避。

2022年1月，國傢藥監局藥審中心公布，一款適應癥為成人社交焦慮障礙的1類新藥臨床試驗被許可。（CDE官網截圖/圖）

也有研究錶明，將心理療法和藥物療法結閤起來，能顯著改善社恐癥患者在日常生活和社交活動中錶現齣的焦慮、擔憂和恐懼等癥狀，還有助於提高患者的自我認可。

南方周末記者發現，國內醫學界最早研究社交焦慮、社交障礙現象的期刊文章可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後期，研究對象包括留守兒童、福利院兒童、離異傢庭青少年、患有殘疾的青少年等。

讓心理醫生感到無奈的是，有些人可能不覺得自己罹患心理方麵的疾病，不一定選擇到醫院尋求專業診斷，也有一些人確診社恐癥後無法做到良好的就診依從性，就漸漸放棄治療。

“和其他心理疾病一樣，社恐癥也存在治療依從性不高的可能性。”侯彩蘭觀察發現，行為療法讓患者可能暴露在讓他們感到並不舒適自在的場所，産生瞭抵觸情緒，也有患者擔憂療效顯現慢和治療周期長等問題，慢慢就不願意來醫院復診。

據央視新聞2021年10月報道，在北京安定醫院兒科病房，由於兒童青少年心理疾病患者增長迅速，要想住院接受治療，患者至少要等上一年，但與此同時，也有一些傢長由於對疾病缺乏瞭解，導緻治療延遲。

疫情期間，很多人隻能居傢辦公，綫下的社交活動被語音連綫、虛擬會議等取代，一些事情悄悄發生瞭變化。

“一部分社恐患者更勇於來醫院就診瞭。”侯彩蘭說，疫情期間大傢減少外齣，外齣時人人都戴口罩，社恐患者反而感覺“更有安全感”，給瞭他們一個更便捷的齣行和就醫環境。

從事心理衛生工作多年，侯彩蘭對此並不是全然的欣喜。她認為，短期來說，社恐患者的獨處時間增加，減少社交帶來的壓力，但是當患者長期獨處，得不到一些外部的刺激或者訓練，可能還會加重癥狀。

“我經常接觸到的受訪者，總是有一對耐心很差的父母，教養孩子的模式單一，一味強調學習成績，缺少陪伴、互動和尊重，很難迴應孩子的社交需求。”在精神科醫生劉振東的描述中，他執意使用“受訪者”而非“患者”“病人”這樣的稱呼。

劉振東在山東省一傢三甲醫院供職，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自己不想給這些孩子造成額外的壓力，尤其是一些聰慧早熟的孩子，同時也意識到壓抑的傢庭環境和社會氛圍是治療路上的“絆腳石”。

“很多受訪者治療都半途而廢瞭，完整治療的是少數，因為一邊是傢長們都忙著掙錢，沒有時間和精力帶孩子上醫院，另一邊孩子又要忙學習，就隻能這樣熬著。”從業三十餘年的劉振東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為保護患者隱私，文中小田為化名）

南方周末記者 黃思卓 南方周末實習生 陳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