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9年 拿破侖遠徵埃及時 西方破譯瞭古埃及文，中國纔破解一半甲骨文！甲骨文破解為何緩慢 - 趣味新聞網

1799年，拿破侖遠徵埃及時，在埃及港灣城市羅塞塔，法軍上尉皮耶・布夏賀發現發現瞭一塊殘缺的石碑，後來被命名為“羅塞塔石碑”。石碑上刻有古希臘、古埃及與當時通俗體三種文字，其中古埃及文部分有殘缺，英國學者根據古希臘文讀齣石碑記載的是托勒密五世的登基周年紀念文書，但古埃及文則無一人能夠辨彆齣來。

1822年，34歲的法國語言天纔商博良（下圖），宣布破譯古埃及象形文字，揭開瞭古埃及文的神秘麵紗，因此今年是古埃及文字破譯200年。商博良能夠破譯古埃及文，最為重要的綫索是“羅塞塔石碑”，上麵的古希臘文、通俗體給破解提供瞭參照。

然而與西方破譯古埃及文的難度相比，中國在甲骨文破解上更具優勢，因為如今的漢字是由甲骨文演變而來，彼此存在韆絲萬縷的聯係，但自19世紀末發現甲骨文以來，迄今已有120多年，但隻破譯瞭一半，以至於如今相關部門給齣“破解一個甲骨文奬勵十萬”的激勵。

那麼，在有漢字對照的情況下，中國人破譯甲骨文為何較為緩慢？其實，甲骨文的破譯比想象中的難度還要大，不信請看以下三個案例。

甲骨文破解難點之一：普遍缺少完整演化過程

2016年，中國文字博物館發布瞭一則“甲骨文釋讀優秀成果奬勵計劃”公告：破解齣一個甲骨文，奬勵十萬元。由於迄今還有3000餘甲骨文沒有破解，因此理論上有三個億奬金等待領取。

但在過去七年內，隻有一個字被完全破解，這就是“蠢”字，破譯者是復旦大學學者蔣玉斌。那麼，甲骨文被發現已經120餘年，為何之前無數學究天人的大師們都沒能破解蠢字，而直到前些年被蔣玉斌破譯瞭呢？

其實，關鍵問題應該是蠢字的演化鏈條不完整，中間少瞭一些演化步驟，即初始字形與後來字形之間缺少一定的演化環節。甲骨文中的蠢字非常簡單（見下圖），而後來的蠢字非常復雜，讓人很難將之聯係起來。

上圖四個字中，一與二、二與三之間缺少演化環節。如果蠢字初始字形與成熟字形之間，保存瞭每一步演化環節，那麼估計小學生都能破譯甲骨文。

蔣玉斌先是確認下圖一字形是“屯”字，大緻搞清楚瞭蠢字的文字演化鏈，之後印證甲骨文與史書記載的內容，最終破解瞭蠢字。

甲骨文破解中，普遍存在上述難點，於是部分文字因為上下文、前後字形相對接近等原因容易破解，但也有很大一部分難以破解。

甲骨文破解難點之二：時代變化而被廢棄的文字

甲骨文是一個成熟的文字係統，但甲骨文上的文字並未定型，一直處於變動狀態，根據商代社會的變化而會改變，其中有些文字因時代變化而被廢棄。

以兵器戈為例，商代戈字（見下圖）有多種寫法，越到晚期越接近後來的青銅戈形象，這就說明商代兵器戈是不斷變化的，於是文字也在不斷變化。

與戈字類似的還有很多，還有比如“羌”字，起初“羌”字上還有繩索，反映在商羌戰爭中俘虜瞭大批羌人；後來“羌”字上沒瞭繩索，反映齣商羌關係可能有所緩和。

總之，甲骨文上的文字，往往都有多個字形，本質上都是根據時代變化而變化。在時代變化過程中，有些文字反映的東西還存在，於是文字傳承瞭下去；有些文字反映的東西不存在瞭，於是或齣現大變化，或就徹底被棄用，這就造成瞭甲骨文破解的第二個難點。

甲骨文中的“我”，本來是一種帶有鋸齒的凶器，統治階層以此震懾統治者，即手持“我”大聲嗬斥，但在商周文字中“我”不斷變化，後來鋸齒凶器完全看不到，“我”中反而帶有“戈”字形象，另外“我”字後來演變為第一人稱。下圖A是甲骨文，B是周初金文，C是晚周金文，D是秦代小篆。

幸運的是，周代還在使用鋸齒凶器“我”，所以“我”字被沿用至今，並成為瞭第一人稱。但還有很多文字不太幸運，因為很多器物或錶達，在周代或在商代已經被淘汰不用瞭，於是導緻這些文字也被廢棄。在這種情況下，這些被廢棄的文字接近無解。

不僅如此，學者裘锡圭先生稱甲骨文為“特殊的俗體字”，可能不是商朝日常使用的文字，因此甲骨文上的不少文字未必傳承瞭下來，無法找到對應的現代漢字，這種文字無疑很難破譯。

甲骨文破解難點之三：普遍存在一字多義的現象

中國文字中，幾乎每一個字都有多種意思，最簡單的比如“之乎者也”，在不同語境之下含義會有所區彆。甲骨文中很多文字也存在一字多義的現象，這就給其破解帶來瞭第三個難點。

造字之初，文字數量很少，可能100個文字就足夠錶達，但這種錶達無疑非常模糊，不可能過於精確。隨著時代發展的需要，文字數量也會不斷增加，到商代時文字愈發係統化，但受製於時代認知水平，無法達到“專字專用”的狀態，其實即便今天也無法達到，於是就必然會齣現一字多義的現象。

甲骨文中一個字形，既是電字的初始字形，又是神字的初始字形，還是申字、伸字等的初始字形。還有一個字形，既是伏字的初始字形，還是包字的初始字形，而伏字與包字在意義上沒有什麼關聯性。在這種情況下，想要準確識彆的話，就要依賴於意思明確的上下文內容，而一旦缺少上下文語境支持，那麼就很難識彆齣某個甲骨文。

與此同時，還有一種“一字多義”的現象，以二裏頭遺址中的一個陶文為例：

“二裏頭遺址”是夏朝晚期至商代早期的遺址，齣土的陶文（見下圖）上有一個字很能說明問題。上圖陶文拓片中，圖1-4代錶的箭矢，圖5-7是井，圖8代錶的是什麼？

根據夏商的社會情況，現代學者分析指齣，圖5-7不是現代取水的“井”，而應當是捕獵的陷阱，因此圖8的意思是有箭矢有陷阱的捕獵，即古人將箭矢捕獵與陷阱捕獵兩種方式結閤瞭起來，用一個字來錶述。

無疑，遇到這一類文字時，字形比較形象時，可能相對容易破解，但如果字形不那麼形象，破解難度就會變大。當然，由於這類文字包含多層意思，因此無論能不能破解意思，最終都很難找到對應的現代漢字。

除瞭上述難點之外，甲骨文破解中還存在時代不同帶來的認知偏差、甲骨文中眾多的異體字、以及甲骨文中的錯彆字等等，這些都會增大識彆的難度。

可以說，不是中國沒有商博良一樣的文字天纔，而是甲骨文的識讀難度實在太高，所以如今纔識彆齣一半左右，所以纔有“十萬一字”的重金激勵。反過來說，古埃及文的破解也存在很多難點，比如文字不斷變化、演化鏈條缺失等與甲骨文類似的問題，但包括商博良在內的西方學者卻能破解，不得不讓人驚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