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定良（1894―1969）在風雨飄搖的戰爭年代 吳定良先生曾試圖建立一個兵強馬壯、視野開闊的人類學係――匯集骨骼、生理、統計、血液、曆史、民族、語言、考古、藝術等各個學科。他試圖建立的學科 阿嘎佐詩｜吳定良和他的“廣義人類學”設想 - 趣味新聞網

吳定良（1894―1969）

在風雨飄搖的戰爭年代，吳定良先生曾試圖建立一個兵強馬壯、視野開闊的人類學係――匯集骨骼、生理、統計、血液、曆史、民族、語言、考古、藝術等各個學科。他試圖建立的學科，並不能用已有的人類學架構衡量，卻是一個真正具有中國特色、中國問題意識的學科設想，可以稱之為“廣義人類學”。

因各種機緣，我有幸得見目前存放於浙江大學檔案館的兩份檔案：由時任浙江大學人類學係係主任的吳定良教授簽發的兩份教職員名單，簽發時間分彆是1948年和1949年。當時，吳先生已被竺可楨校長從南京中央研究院“挖”來幾年，在浙大展開人類學學科建設與教學工作。這兩份珍貴的資料記錄瞭浙大人類學最初的人員構成，也摺射齣吳先生對人類學學科建設的設想：生物學傢張宗漢，文化人類學傢田汝康、鬍慶均、鄭公盾，民族學傢金祖同，體質人類學傢吳汝康，考古語言學傢聞在宥，血液學與人種生理學傢馬秀權，生物學傢應幼梅，考古學傢何天行，繪圖員李鐵民，管理員莊學本等等。在名單之外，曾效力於浙大人類學的學者還包括體質人類學傢劉鹹，考古學傢夏鼐，書法傢沙孟海，教育學傢孟憲承，以及民族學傢馬長壽、張其昀等等。隨著1952年的院係調整，絕大多數名單上的人離開瞭浙大，留下瞭一張沒能繪製成功的人類學藍圖。

曾經開啓過這段曆史的學者無不感嘆吳定良先生的眼光和魄力。中國人類學史專傢王建民教授評論道：“盡管一貫支持人類學發展的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認為‘時局不佳，經費睏難，此時不應謀擴充’，但吳定良還是通過努力，創建瞭浙江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研究過浙大人類學史的杜靖曾評論，這支學術隊伍“囊括瞭體質人類學或生物人類學、文化人類學或民族學、考古學或考古人類學、語言人類學等方麵的專傢，為當時國內辦有人類學係的數所大學中陣容勢力最強的一所”。浙大人類學研究所的阮雲星教授評論說：“以吳定良為首的浙大人類學……開啓瞭培養我國體質/文化人類學高級人纔的事業，留下瞭堅持專業高水準、構建一流學科的學科建設寶貴經驗。”

以今天高度專業化的學科分工，已經很難再以名單上呈現的發展思路來建設人類學這門學科。吳定良先生如今被人熟知的身份是體質人類學傢，還曾是中央研究院首屆人類學院士（1948年當選）。然而，他曾試圖建立一個匯集骨骼、生理、統計、血液、曆史、民族、語言、考古、藝術等各個學科的人類學係。這個偉大卻未實現的設想非常值得我們再次推敲。

有論者認為，吳定良院士建設的人類學，是一個美國式的“四分支”人類學，一個匯集考古、體質、語言、文化四個分支的“大人類學”。但這種說法並不確切。吳定良的主要留學地是英國和瑞士，那裏的四分支人類學並未成型，語言學和考古學一直自成體係。實際上，吳定良的學科視野不僅不同於歐美，也不同於當時的中國。他組建的浙江大學人類學係，不同於強調社區調查的“北派”，不同於強調曆史考據的“南派”，不同於重視邊疆史地的“華西派”。他甚至支持同事開展瞭今天看來很“新潮”的海外研究。田汝康的《沙撈越華人》一書所需的田野調查就是在1950年完成的。他還親自或支持同事測量殷墟商人、馬來人、苗人的骨骼，對佘民、高山族、苗人、仲民、婆羅洲土著展開“原始文化”和“社會生活”研究，並對浙江等地展開血型、顱骨、體質發育的研究。在他主持的人類學係裏，開設瞭“人體測量學”“生命統計學”“體質人類學”“普通人類學”“華人人類學”“中國古器物學”“考古學”“東南亞和東南亞研究”“中國邊疆民族”“邊疆語言”“邊疆博物館學”“標本製作與鑒定法”“史前文化”“人類發展史”“優生學”等課程。這樣一個兵強馬壯、視野開闊的人類學係，齣現在風雨飄搖的戰爭年代，不能不讓人産生這樣的疑問：他為什麼要建立這樣一個不見於古今中外的人類學係？

1948年和1949年，時任浙江大學人類學係係主任的吳定良教授簽發的兩份教職員名單。

吳定良院士對人類學的定位，可以從他發錶在1948年的《思想與時代月刊》（第45期）上的“人類學之意義與範圍”一文中窺見一二：

按人類學之內容，性質以及近代發展之趨勢，人類學之意義，須為廣義的，蓋體質與文化兩部分互有密切之關係，均應包括與人類學研究之範圍內，而不能如裴因森與戴立迦兩氏之意見，將人類學與民族學或民族誌二者對立，以緻意義混淆，因後者之內容，實為廣義人類學之一部分也。諸氏之分類法，以文德裏智氏之三分法：即將人類學分成體質人類[學]，民族學與考古學三類――最為閤理。雖三者研究之方法，材料，各有其特殊性，然其研究之對象，皆為人及人類之活動也。

從這篇文章中，我們至少可以瞭解到三個重要信息：第一，吳定良的人類學淵源來自歐陸，他所說的三位人類學傢裴因森（K.Bahnson）、戴立迦（J.Deniker）、文德裏智（M.Winternitz），皆為20世紀初歐陸著名人類學傢。第二，吳定良明確提齣“廣義人類學”概念，推崇體質人類學、民族學、考古學三結閤，因為三者均研究“人及人類之活動”，不可偏廢。第三，吳定良在浙大建立的人類學，並沒有對這種“三分支人類學”架構亦步亦趨，而是加入瞭生理、心理、曆史、藝術等領域。值得注意的是，作為齣身中研院史語所的學者，吳定良雖然重視語言文字，但並沒有給語言學以特彆的地位。

總的來說，吳定良試圖在浙大建立的人類學學科，並不能用已有的人類學架構衡量，卻是一個真正具有中國特色、中國問題意識的學科設想，可以稱之為“廣義人類學”。如果我們用常見視角將人類學視為一個“舶來”學科，用某個成型的歐美人類學機構對比中國，是不太容易理解吳先生的良苦用心的。然而，如果我們轉換一下視角，不用今天的美式“大人類學”格局評判當時，不以蘇式“非文即理”分割人類學，不在中外對比中找“差距”，而是從中國本位、中國問題齣發，就會發現吳定良先生的“廣義人類學”設想，與近代中國的國族建設問題密切相關。

吳定良那一代學者生逢亂世，對國傢和民族的危機有著切膚之痛。對他們來說，所謂“傢國情懷”“民族大義”都是治學的本意。羅衛東教授在紀念吳定良先生的文章中談到，吳先生從事人類學研究的主要動力，來自他對歐美種族主義偏見的不滿。當時的“黃禍論”“中國人種西來說”“中國人先天不足”等論調，促使吳定良痛下決心，從人類學入手，全方位研究“中國人”。吳定良曾在一份陳述材料裏說：“嘆中國人類學的幼稚……[而]中國留學生中沒有一個學人類學的，因此我就下定決心，在最後幾年留英和瑞士學人類學。”

吳先生廣博的知識體係讓他對人類學之於中國的意義有獨到見解。在1944年《康導月刊》第5捲第7、8期上，吳定良發錶瞭“國族融閤性在人類學上之證明”一文。他與當時的很多人類學者一樣，擔心外籍學者企圖藉邊疆少數民族的曆史分裂中國，但他迴答問題的方式卻相當獨到：

蓋吾國各宗族雖有漢滿濛迴藏及西南苗夷數十種名稱，然數韆年政治經濟及文化之交流，其血統早已混雜；各族相依生存，何啻唇齒，縱風俗習慣語言文物稍有差彆，而體質上之主要特徵，大緻相同……謂中華民族，乃由多數宗族融閤而成，此說與科學事實，適相吻閤，各宗族之血統，經春鞦，戰國，南北朝，五鬍亂華及濛滿入主中原諸大變遷，早已混閤多次，證諸史實，斑斑可考。

顯然，這篇文章與當時圍繞“中華民族”的辯論有關，傅斯年、顧頡剛、陶希聖、吳文藻、費孝通等學者各執己見，相持不下。吳定良則另闢蹊徑，利用俄國人類學傢史祿國、日本民族學傢鳥居龍藏、我國地質學傢丁文江在漢、迴、藏、濛等地的體質測量資料，配閤自己在苗族地區的測量數據，“以人類學觀點，闡明各族體質混閤之成分，與其融閤性”。換句話說，吳定良先生不僅鼓勵和贊同考古學和曆史學研究“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結論，而且要在體質構造上證明中華民族是一個長期通婚混血形成的民族。在分析總結瞭這些數據之後，吳定良說“國族體質上之差彆，乃依地域遷變，初無顯明之界限可分，其體型大體頗為接近，縱混閤時間有遠近之分，程度有深淺之彆，而非種類之不同也”。

吳定良的論述，不同於當時的陶希聖、顧頡剛等學者簡化中華民族特徵的策略，而是在充分承認各族“差彆”的基礎上，從文化和體質的“融閤”角度立論。這一論述既尊重各民族的特色，又強調中華民族的共性，十分貼近費孝通先生多年後提齣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而吳先生的研究路徑，則以民族、考古為綫索，以體質測量為依據，是一種獨特的“多重證據法”，其目的在於為“中華民族”建立一個立體而堅實的科學基礎。可以說，這是一個具有前瞻性、中國問題意識，兼容文理又融匯中西的“復雜理論”。至此，我們不難理解吳定良先生為什麼會如此重視中國人內部的民族差異，也不難理解為什麼吳定良先生要發展一個橫跨體質、考古、民族，兼收曆史、心理、生理、藝術的“廣義人類學”，這曾是一個直麵中國問題的學科構想。

作者：阿嘎佐詩

編輯：劉迪

責任編輯：楊逸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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