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軍：讀書人一息尚存 足矣本刊記者/徐鵬遠發於2022.3.21總第1036期《中國新聞周刊》“有時候很感慨 那個寫齣《城記》的王軍，如今在故宮內研究北京城建的密碼 - 趣味新聞網

王軍：讀書人一息尚存，足矣

本刊記者/徐鵬遠

發於2022.3.21總第1036期《中國新聞周刊》

“有時候很感慨，我這輩子真的就做瞭一件事，有時候不禁想，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命，我就是這麼一個命。”臨近黃昏的故宮，遊人正陸續散去，寜靜中，王軍對自己做瞭這樣一個總結。

這是他到故宮博物院任職研究員的第六年，此前他做瞭24年記者。三十年時間，兩個截然不同的職業身份，卻因為共同的主題“北京城”，構成瞭一條連貫始終的人生路徑。

王軍大學畢業分配進新華社北京分社的那一年，是1991年。那也是中國高速城市化的起點，作為建設在古都基底之上的首都，北京雄心勃勃地開啓瞭對舊城的大規模拆遷改造。跑城建口的王軍，就這樣闖入瞭一個煙塵四起的時代工地中，從迴眸五六十年代新首都建設的《城記》，到反思當代中國造城運動的《采訪本上的城市》《拾年》，他努力記錄著所有正在發生的變化，也思考和尋找著一座城市該有的理想樣貌。眼見一間間老房子倒下、一片片舊鬍同消失，他常常會陷入痛苦與憤怒中，最煩悶的時候，他總要去故宮看看，以“蒼天在上，故宮還在”安慰疏解心中鬱結。

2016年，王軍調入瞭故宮博物院。嚮時任院長單霽翔報到那天，他明確提齣自己的研究計劃，他想鑽研紫禁城的時空格局，進而解讀北京城的價值。如今這個計劃完成瞭第一步，剛剛齣版的《堯風舜雨》，以對元大都建築布局和陰陽法式的探究，揭開瞭古老空間富含的規劃思想。接下來他還將沿著曆史的脈絡，繼續去解開明清時期的北京城建密碼，題目他已經想好瞭，就叫《紫禁城裏的中國》。

“冥冥之中我覺得是老天爺交給我這個任務。”王軍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2017年，王軍在四川理塘長青春科爾寺調查。圖/受訪者提供）

與生俱來的睏惑

王軍的童年成長於貴州礦區，四周被連綿不絕的大山環繞著。小時候，他經常牽著傢裏的小狗爬山玩，總在想山的另一邊是不是有大草原、是不是有天安門。等到初中時終於爬到瞭山頂，纔發現山的那邊還是山。時過境遷的今天，他喜歡用“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灑脫來描述那種孤身立於群山之中的狀態，可當初湧上心頭的卻隻有無盡的孤獨，那時的他隻有一個念頭――到北京讀書。夢想最終照進瞭這個少年的現實，他如願以償地成為瞭中國人民大學新聞係1987級的一名新生。

“那會兒對北京一無所知，北京老城是什麼也不知道，到故宮逛，三大殿匾上的‘建極綏猷’‘允執厥中’‘皇建有極’，不知道啥意思。”迴想起與北京初識的樣子，王軍用“野蠻”二字來形容自己。在他看來，那是一種與生俱來的睏惑。“這套知識體係對我來說非常陌生。我還記得小時候住在工棚裏，一睜眼就看到天花闆上糊的報紙，那些大黑體的字看不懂。讀書之後終於看懂瞭，把我嚇死瞭，一串‘打’。所以我這代人實際上內心是很淒涼的，因為我們一睜眼看到的就是一個破碎的世界、打來打去的世界。年輕的時候讀書，我們自己的文化被掏空瞭。”

文化啓濛上的先天不足，在日後持續地伴隨著王軍。1990年，北京作齣在全市範圍內進行危舊房改造的決定，此後十年完成瞭共計436萬平方米的拆遷工作；2000年，一份五年改造300萬平方米的計劃再次發布，北京迎來瞭城市更新的又一波高潮。這是王軍進入新聞行業以來始終專注的工作內容，同時也在他心底內化成瞭自覺。“我麵對的是一個重大事件，就是北京城會不會從地球上被抹掉。我有義務把它記錄下來，同時也特彆想阻止這個事情的發生。”但每及深入闡述舊城價值與保護意義時，他總會囿於知識結構的不足。“我無時無刻不在想一個問題：我為什麼要乾這個事，北京城的價值在哪裏？”

似乎確如命中注定，時任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在這時給瞭王軍一個機會。因為采訪相識，王軍與單霽翔多年來保持著亦師亦友的關係。2012年，單霽翔就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後，便提齣把王軍調到故宮搞研究的想法。不過王軍沒有馬上答應，因為他心裏還有一件事情要做。“我那會兒最擔心的事，就是大傢都買商品房，房價一下高起來瞭，有兩個多億的人沒有房子住。怎麼給他們解決住房的問題，我希望能夠為國傢提供建議。”

2015年，王軍推齣瞭《曆史的峽口》，以宏觀視角重新梳理自晚清到民國以至當代中國百餘年的曆史經驗，提齣瞭“重建地權，再造契約”的核心思考，希望藉此可以推動更高層麵對稅製和土地製度的改革。而隨著這本書的齣版，王軍三年前所說的心願也終於瞭卻，於是他迴復單霽翔，自己可以去故宮報到瞭。

此後經年，王軍一頭紮進瞭古代營造製度及文化譜係的研究裏。他謹遵故宮老院長張忠培的囑咐，通讀先秦兩漢文獻和涉及宮廷製度的考古報告，還自己加碼看完瞭二十四史中所有與天文律曆相關的內容。這些下過的功夫最終都體現在瞭新書《堯風舜雨》中，他以經學的鑰匙機巧地打開瞭蘊藏在元大都空間裏的時間編碼與道統追求，繼而理解瞭陳寅恪在《隋唐製度淵源略論稿》中作齣的“鬍漢之分，不在種族，而在文化”之論斷，也理解瞭張忠培關於古代中國“從文化多元一體到國傢一統多元”的觀點。

王軍覺得，當年寫《城記》，他的心靈得到復蘇，如今寫《堯風舜雨》，他則找到瞭文化上的根。“這本書對我太重要瞭，通過這本書的寫作，我終於解決瞭與生俱來的睏惑，終於覺得我真的是一個中國人。哪一天到天堂嚮陳寅恪先生報到，他說‘小傢夥，你是一個中國人’，我就沒有白活，就沒有枉來這一世。”

尊奉太史之道

如今在《城記》的豆瓣頁麵上，依然可以見到這樣的讀者評論：“《城記》是那種讀一會兒就胸悶鼻塞、不可能一氣讀完、但又萬萬放不下的書。”盡管王軍一直稱《堯風舜雨》也是用記者筆法寫作的一本書，但就滿篇的引文與注釋來看，或許並不能算作適宜大眾讀者的選擇。這有點像王軍本人近些年給外界的感覺，因為《城記》而知道他的讀者，已經很多年沒怎麼聽到過他的消息瞭，他似乎完全告彆瞭麵嚮公共秉義直言的曾經，安坐宮牆內，埋首故紙堆。

不過，王軍自己並不這麼認為：“我沒有放棄任何東西，我在為我以前所有的東西加持。”“中國古代每個行業都有自己的業祖，我的業祖是太史。太史就是新聞記者，君舉必書，（而且）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和人事，知識體係是通的。所以我不認為我是轉型，我乾的都是一件事，尊奉太史之道。”他說。

曆史上最有名的太史，自然是司馬遷。在那篇傳頌後世的《報任安書》中，他訴說過自己為踐行太史之責而忍受的世間不公：“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傢之言。……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對此，王軍心有戚戚焉。當年，他對北京房地産市場的調查以及對舊城拆遷的反對，因為觸動太多方麵的利益，惹來瞭不少麻煩，甚至還遇到過死亡威脅。“有人明擺著說殺人不過頭點地，我說你最好彆殺人，殺人挺不好的。”麵對《中國新聞周刊》講起這些經曆時，王軍的語氣平靜而仍有一絲不屈，“每年都打惡仗，和那些拆北京城的力量對抗。”

（2017年，王軍（中）在講解故宮太和殿建築。攝影/鄭鳴）

王軍說，那時候自己做夢會經常夢見鬍同被拆光，很痛苦。有一場夢裏，他拿著《乾隆京城全圖》，在最有代錶性的元大都鬍同南小街做調查，卻發現那裏已被夷為平地。在這層意義之上，他有時反而覺得如果自己從未寫過那些東西該有多好。“我真不希望有《城記》這樣一本書，因為《城記》就是寫拆北京城的事，不發生這些事，也就沒這麼一本書。我情願我所有的書都沒有。”

寫完《城記》時，王軍又做瞭一個夢，夢見北京的總體規劃要修編瞭，不再在老城裏麵大拆大建瞭。這個夢在其後的十餘年裏，漸漸變為瞭現實，雖然它來晚瞭許多――占北京區劃5.76％的舊城，隻剩下1/4瞭。2005年，《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年至2020年)》明確瞭整體保護舊城、重點發展新城、調整城市結構的戰略目標；2017年，《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16年－2035年）》強調老城不能再拆；2020年，《首都功能核心區控製性詳細規劃（街區層麵）（2018年－2035年）》再次要求嚴格落實老城不能再拆。王軍說，這也是自己能夠來故宮踏踏實實做研究的一個現實條件。

王軍同時認為，近年的局麵，隻能算作部分嚮好。最根本的動力最終來自當地群眾，隻有恢復“統規自建，流水不腐”的生長機製，把決定權交給群眾，纔能實現真正的舊城復興。“公共參與纔是偉大的機製，偉大的機製纔會塑造偉大的城市形態。”王軍說。

美國記者簡・雅各布斯在《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中錶達過相似的觀點：“單調、缺乏活力的城市隻能是孕育自我毀滅的種子。但是，充滿活力、多樣化和用途集中的城市孕育的則是自我再生的種子，即使有些問題和需求超齣瞭城市的限度，它們也有足夠的力量延續這種再生能力並最終解決那些問題和需求。”

從讀懂梁思成開始

學者楊東平曾在一篇文章中將王軍稱為“北京的恩人”。王軍不敢接受這個稱呼，隻希望自己能成為北京城孝順的孩子。但不可否認的是，許多老建築確實在他的努力下獲得瞭幸存的生機，比如東堂子鬍同75號的蔡元培故居、八道灣11號的魯迅故居、東四八條鬍同……當然，沒能保住的更多，其中最令他痛心的莫過於北總布鬍同24號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1998年底，他跟隨梁林之子梁從誡來過這個小院。

對王軍而言，梁思成和林徽因有著無法替代的意義。很大程度上，《城記》就是他寫給梁林二人的一本墓誌銘，因為他們在幾十年前為北京城保護做齣的泣血抗爭與沉痛預言，都成為瞭自己目不忍睹的現狀。他親見著梁思成所說的“心肌梗塞”和“高血壓”在這座城市身上一次次顯現，也便愈發感受到那句 “拆掉一座城樓像挖去我一塊肉，剝去瞭外城的城磚像剝去我一層皮”是怎樣一種切膚之痛。

“他們對我的人生太重要瞭，我走得再遠，梁先生、林先生都在陪伴著我。”提起梁思成，王軍總是充滿敬意。同時他又常懷激憤，今年早些時候，他在一篇題為《從讀懂梁思成開始》的文章中還寫道：“梁思成中國建築史研究之坎坷命運，一而再地嚮我們提示，欲知中國建築，須靜下心來，懷著同情之瞭解，實事求是，不羼雜任何沽名釣譽之企圖，不做任何偏激之毀譽。”

他一直想寫一部《梁思成傳》，準備瞭快二十年，依然沒有動筆。一方麵因為手頭的工作忙，另一方麵他想先找到一個問題的答案――中國文化在20世紀的命運。“因為他們恰恰是（因為）對中國文化懷有一份樸素的情感和理性的認識，纔遭遇瞭人生的重大坎坷。我必須把中國文化是什麼迴答瞭，纔能最深刻地錶現他們的人生。”

（王軍作品《堯風舜雨》。）

這是他選擇投身故宮專事研究的另一個意圖所在。而在對元明清北京城市規劃的探索中，梁思成為中國建築史研究提供的基本路徑，也發揮著重要的指導作用。“梁先生和林先生最大的貢獻，是通過建築考古把《營造法式》和《工程做法》的模數體係給釋讀瞭。另外一個方麵，也是梁先生提齣來的，就是環境思想――即政治、宗法、風俗、禮儀、佛道、風水等――之於建築的平麵分布。”這套“結構技術+環境思想”的研究體係，在《堯風舜雨》一書中隨處可見。

王軍說，自己現在已經迫不及待瞭，等完成《紫禁城裏的中國》這本書，立馬就會投入到《梁思成傳》的寫作中。如果之後還有時間，他想把另一本醞釀多年的《鬍同之死》也寫齣來，以探解上世紀50年代以來的危房問題。“在一個和平發展與經濟增長時期，城市中心區最好的房子都在死掉，這是中國城市史上沒有遇到過的事，人類的城市史也沒有遇到過，這是一個世界級的課題。”

除此以外，王軍便再無其他心願瞭。年過五十的他，如今深刻地體會到瞭孔子所謂的“知天命”。“真是知天命，知道這一輩子該守的道是什麼，想得越來越清楚。”

記者問他，如果將來見到梁思成先生，希望他對自己說些什麼？王軍說，“讀書人一息尚存，足矣。”此刻，傍晚降臨，故宮外遊人散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