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韓裴與《紅樓夢》全四捲保加利亞語譯本韓裴（Petko Todorov Hinov 1972―2022） 保加利亞視野裏的《紅樓夢》和中國文化——保加利亞漢學傢韓裴訪談錄 - 趣味新聞網

編者按

韓裴與《紅樓夢》全四捲保加利亞語譯本

韓裴（Petko Todorov Hinov，1972―2022），保加利亞漢學傢、作傢，先後將《紅樓夢》《七俠五義》《生死疲勞》《吾國與吾民》等中國古今名著翻譯齣版，2017年榮獲“中華圖書特殊貢獻奬青年成就奬”。

2021年2-3月，趙大新以書麵形式對韓裴先生進行瞭訪談，雙方圍繞《紅樓夢》的翻譯傳播，從語言文字傳達、藝術形象塑造、中西文化異同諸方麵展開深入交流。不幸的是，韓裴先生於2022年1月3日因新冠病逝，國內外漢學界、翻譯界和齣版界的同仁好友都對他的英年早逝錶達瞭哀悼惋惜之情。

趙大新： 您作為保加利亞中青年漢學傢的突齣代錶，憑藉紮實的漢語功底和對中國文化的精深研究，以非同一般的勤奮和執著，已經和即將完成翻譯的中國古典作品達十餘部之多，碩果纍纍，令人欽佩。其中，2019年齣齊的共四捲本2400多頁的保加利亞文《紅樓夢》，更是引發國際漢學界的廣泛關注。您為什麼選擇翻譯《紅樓夢》？這部文學經典對您來說最具吸引力的是什麼？

韓 裴： 我最早接觸曹雪芹這部令人著迷的小說是在高中時代：年度書評雜誌《圖書世界》（Book World）中的一篇文章點燃瞭我對《紅樓夢》的第一個興趣的火花。文中這部書的譯名嚮我發齣瞭神秘的召喚――我的腦海中浮現齣畫棟雕梁、氤氳繚繞，內心深處感受到一種力量，不由自主地想去接近這部作品。毋庸置疑，文章對這部書的描述也非常有趣，在我的記憶中留下瞭長久而深刻的記憶。後來，在我成為保加利亞索菲亞大學（Sofia University）漢語專業的學生時，我已自學漢語三年。我最早接觸的經典書籍之一是一本八十迴的舊版繁體字《石頭記》。我仍然記得自己拿到這本書時的戰戰兢兢和閱讀時內心感受到的縷縷幽香，那種感覺堪比年輕人初戀時的心靈震顫。我對書中的每一個人物都發自內心地熱愛和迷戀。如果沒有記錯，那是我大學生活的第一年，我從圖書館藉到這本書，從一開始就沉浸在它精彩華麗的語言中。大約在同一時間，我開始夢想把這個“夢”翻譯成保加利亞語。那時，我已經愛上中國古代漢語和古典文學的崇高之美。《紅樓夢》是通嚮這種美的一扇門，它把我帶進一個廣闊無垠的世界，就算生生世世漫遊其中，對於這部作品及其作者曹雪芹，也不過是管中窺豹，隻見一斑。

趙大新： 《紅樓夢》充分展示瞭漢語非凡的錶現力和迥異於其他語言的特點，不少地方用諧音詞、雙關語來暗示人物的命運和歸宿，錶達作者的好惡和態度。您在翻譯時如何處理這種詞語？相較於漢語錶達的簡潔、詞義的含混和意味的豐富，保加利亞語的特點是什麼？是否能對漢語特彆是對《紅樓夢》語言的古典之美做比較精準的傳達。

韓 裴： 中國有句老話，叫做一字韆金，用它來形容《紅樓夢》非常準確。我曾把作者豐富的思想比作一條河，時而平靜深沉，時而歡快飛揚，這裏是讓讀者沉浸於經典文辭的深邃，那裏又用華麗的辭藻觸動讀者的心弦，一會兒詩意雅緻，一會兒質樸單純，兼具諷刺與神秘，將虛幻的故事與樸素的日常生活融閤在一起。幸運的是，保加利亞語是一種穿越時空的語言，包含富有錶現力的現代語言、民間成語，以及被遺忘的中世紀國王時代的古典語言，能夠以其獨有的美承載《紅樓夢》這場由豐富的詞匯和多彩的文辭構成的語言盛宴。我們的讀者，尤其是最近的六七代人，除少數之外，大多數沒有受過古代語言的訓練，很大一部分都是“白話文讀者”。然而，我沒有冒險去拉低曹雪芹的纔華，而是冒險去提升讀者的閱讀水平，使之高於我們這個時代已經很低的平均閱讀水平――對曹雪芹這樣的作傢來說，冒這樣的風險是值得的。保加利亞的語言和文化既有曆史價值，又有蓬勃的活力，雖然身處頹勢之中，也足以讓《紅樓夢》在另一種文化和語言中復活。

對我來說，最具挑戰性的是（現在仍然是）翻譯久已消逝的古代中國日常生活中的實義詞匯（realia），我們保加利亞的生活中沒有那些物品，因此無法用我們的語言描述物品的豐富細節：服裝、器皿、中式住宅和花園的建築元素，還有室內裝飾等等。另一方麵，作者在信手拈來的精彩描述中拋齣大量的雙關語、新奇用語和詩句，以及生動的口語和文人高雅之辭藻。這些在保加利亞語中都找不到對應的詞匯，很難翻譯，所以我不得不選擇意譯而非直譯，以義傳形，以神傳形，同時準確抓住作者的思想，傳達作者的思想，盡可能做到信和達。對於完美的文學作品，不可能有完美的翻譯，純靠語言技巧和方法無法傳達原著的精髓。

趙大新： 《紅樓夢》中大量的詩詞麯賦異彩紛呈，不但具有一流的藝術水準，更是在塑造人物、推進故事情節發展上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沒有它們，《紅樓夢》的藝術魅力將大打摺扣。我們知道，詩最難翻譯，您如何跨越障礙，盡力使其在保加利亞譯本中達到基本同樣的效果。

韓 裴： 我讀過許多關於《紅樓夢》的思考和學術研究成果，偶然發現曹雪芹寫這部小說的一個原因是內心的一種衝動，他想把自己的詩作寫進一部書中。這也符閤我對這個“夢”的理解。我認為，它首先是一部詩集，包含瞭300多首詩，如同鑲嵌在王冠上的寶石，或許也可以稱其為“紅樓詩經”（The Red-Mansion Book of Odes）。也許，我選擇這本小說的潛在動機與曹雪芹是一樣的：我最喜歡的文學體裁也是詩歌，如果有機會，我會翻譯優秀的中國古典詩詞（但是你也知道，考慮到收益，齣版商對齣版此類圖書非常謹慎）。我的第一次文學嘗試就是從詩歌開始的，甚至我在寫散文時，心中也有詩歌的節奏，所以我相信，我的“文學專長”與《紅樓夢》這樣的書非常切閤，一本書的詩意越少，越難讓我喜歡，美感對我太重要瞭！詩歌翻譯是一個宏大而嚴肅的主題，在這裏無法詳談，簡而言之，詩歌要由詩人翻譯。更重要的是，譯者需要在諸多方麵與作者契閤――精神、價值觀、審美、相近的風格、品位和語言色彩等等。我們選擇作者，作者也在冥冥之中選擇我們。譯者與作者“神交”的成果揭示瞭兩者之間的關係。我想強調的是，經驗豐富的詩歌譯者也有其局限性，隻能翻譯某些作者的作品，這取決於作者與譯者在精神和美學上的親密度，也取決於譯者對於本國文學所持的信條。自己也創作古典詩詞的譯者纔能夠給予古典詩詞作者最公允的評判。我永遠不可能去翻譯一位現代作傢，更不用說後現代作傢的作品，除非我背叛自己的文學觀。

趙大新： 《紅樓夢》結構宏大嚴密，人物眾多且關係復雜。小說中提到的人有數百個，主要人物也有好幾十個，相互之間涉及血緣關係、姻親關係和主僕關係等，讓人眼花繚亂，即使中國讀者也不容易搞清楚。您如何讓保加利亞讀者明白這些盤根錯節的關係及其所摺射的中國傳統人倫道德？

韓 裴： 人物眾多在中國文學作品中並不罕見。實際上，在現實社會中，這種關係更加復雜。因此，保加利亞文版的《紅樓夢》提供瞭一個圖錶，用以說明小說中四大傢族的人物關係。說齣來可能讓你吃驚，在保加利亞，常用的傢庭關係名稱和中國一樣復雜，甚至更加復雜，因為像“姐夫/妹夫”（英語中的“brother in law”）這樣的詞，在保加利亞語中不僅有相應的名稱，在不同的方言中還有變體（不過主要在民歌和地方文學中使用）。在如今這個高度現代化的世界，全球範圍的道德滑坡讓社會不斷解體，進而引起這些關係的瓦解。但如果你穿越到保加利亞的過去，你會被兩國傳統文化中的許多相似之處所吸引。事實上，你可能會認為中國人和保加利亞人有著共同的曆史，盡管彼此相距甚遠！

趙大新： 賈寶玉是《紅樓夢》中最重要的角色，他既是叛逆的，又是純粹的；既是荒誕的，又是真實的。他對大觀園的女孩兒們充滿溫情，又與自己所處的周遭世界格格不入。您如何看待曹雪芹塑造的這個人物？

韓 裴： 我認為，在這部小說麵世的時代，賈寶玉在中國是一個新奇的形象。他的一些特質甚至似乎（強調一下，是“似乎”）很現代（甚至是後現代）！我在一篇分析寶玉的文章――《〈紅樓夢〉與保加利亞文學及文化中的懷舊、美和淚》中，對他的“古怪”行為提齣瞭自己的見解，認為從寶玉性格的精神框架和心理本質上看，這是完全符閤邏輯的，也是可以解釋的。這篇文章多次提到保加利亞文學，特彆是保加利亞詩歌中的“寶玉情結”。其實，我自己也有過與寶玉非常相似的體驗，就在相同的年齡段（12-16歲），我常常思考生命的意義、女性之美、人生之無常，為逝去的光陰感到悲傷，懷抱卓爾不群的理想，並懷念以往的黃金時代。我想，這是我與寶玉的一次非常親密的接觸。在翻譯到《紅樓夢》最後一迴也就是第120迴的時候，想到要與賈寶玉這樣親密的朋友分彆瞭，我感到十分傷感。另一方麵，我非常理解和珍視薛寶釵的儒傢倫理，雖然我贊同寶玉的審美觀，但如果我是他並且沒有齣傢，我寜願娶寶釵為妻。事實上，儒傢的傢庭價值觀和我們國傢的東正教教義非常接近，我相信，如果薛寶釵生活在她那個時代的一戶保加利亞的傳統傢庭中，她同樣會感到很自在！

韓裴部分譯作

趙大新： 在大觀園中，賈寶玉與林黛玉和薛寶釵的關係最為密切也最為復雜糾結，林和薛也是《紅樓夢》中僅次於賈寶玉的重要角色，他們最後的結局讓人嘆息，也成為無數讀者和專業研究者關注最深、探究最多的三個人。您怎麼看他們之間的關係？請從藝術的角度和人物性格方麵分析一下。

韓 裴： 我預感賈寶玉和林黛玉就算有情人終成眷屬，也不會是一對幸福的夫妻――你覺得羅密歐與硃麗葉的婚姻會幸福嗎？我認為不會。性格注定瞭他們的悲劇命運。我寫過一篇關於當代女性美的短篇小說――《不可救藥的童男》（The Incorrigible Virgin），文中寫到瞭寶玉的情結。

寶玉和黛玉的心性好比兩顆璀璨的寶石，可惜棱角都過於分明。我們保加利亞有句諺語，“兩塊鋒利的石頭不能相互打磨”。一個幸福的傢庭，需要兩塊光滑的石頭（或者兩人都有耐心，經過多年磨閤，纔變得光滑而融洽）。在中國社會，這種融洽的關係來自於儒傢思想，在我們保加利亞的傳統社會裏，類似的道德底蘊來自東正教的教義。

林黛玉天資聰穎，內心非常獨立（這種獨立是悲劇性的，源自其幼年父母雙亡的經曆）。在某種程度上，她是20世紀獨立精神女性的先驅，這意味著，她在傢庭生活中注定不是一塊光滑的石頭，所以，不管她的個人天賦如何齣眾，我永遠也不會娶林黛玉。這樣的女孩兒，她的婚姻注定不會幸福，天生孤傲是造成悲劇的主要原因。一個人必須為傢庭做齣一些犧牲和妥協。你不僅要愛你的妻子，還要愛你的孩子，所以隻“做我自己”是不會“傢和”的。正如我們保加利亞人所說的，傢庭生活就是通過捨棄自私並為他人服務來背負起自己的十字架：傢庭中的每個人都這樣做，做得越多，愛就越多。傢庭成員之愛和羅密歐與硃麗葉式的激情之愛完全不同，傢庭的愛更像是一滴水，而不是一團火，水的耐心和恒心可以穿透甚至打破最堅硬的石頭。但是，我們在黛玉身上見過這種恒心嗎？沒有。她天賦異稟，但很不成熟。我們是怎麼知道的？因為她很容易感到被傷害，繼而發脾氣（即使對最好的朋友也這樣），這就是不成熟的錶現。寶玉則完全不適應人情世故和儒傢倫理限定的生活，所以他最終選擇瞭齣傢做和尚。在我看來，這種選擇符閤寶玉的內心邏輯。

至於“三角戀”，我也看過相關文獻，有的認為史湘雲應該是適閤寶玉的賢妻，曹雪芹的夫人就是史湘雲的原型，所以倒不如說是“四角戀”。警幻仙姑將寶玉的性情恰如其分地描述為“意淫”，對於女性美，寶玉的內心永遠存在著情欲和欣賞之間的衝突，除非……所以我相信這120迴都是曹雪芹的作品，但在他去世後被人做瞭編輯。總之，我認為曹雪芹不是有意為這些人物製造“三角戀”，而是另有深意。我指的是人物關係在哲學層麵的含義，具體體現在書的結尾部分寶玉所做的選擇上。

趙大新： 《紅樓夢》不但充分展現瞭中國文化的厚重華美和中國人獨具特色的思想觀念，更以高超的藝術錶現力深刻揭示瞭“人”存在的悖論、內在的衝突。《紅樓夢》對形而上的思考、靈魂的追問和藝術的探索，與保加利亞及傳統歐洲有何不同？共通之處又是什麼？

韓 裴： 正如我前麵提到的，在社會和傢庭道德以及價值觀方麵，儒傢倫理和東正教倫理非常接近，最大的區彆是倫理的來源（這種倫理在東正教中是形而上學的）。文學中的所有衝突都源於（我們意識到的）環境、社會、價值觀和更深層次的人性之間的衝突。這些可以說屬於人類學範疇，根植於我們的天性之中。比如貪婪與情欲，謊言與真實，從古至今，這些問題被人們反復思考和分析，並體現在歌麯、戲劇、神話或故事中。但如果從這個角度來思考《紅樓夢》，我們可能會錯過更珍貴的寶藏，這個寶藏就是這部小說的獨創性源泉，也就是它為世界文學開創的領域。我相信，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創造性地構建瞭一個美好的、讓人留戀卻又倍感無常的世界。這一青春靚麗的世外桃源被定名為“大觀園”，並被故意安置在現實世界中，而現實世界人的欲望、各種醜陋現象和諷刺性事件在書中比比皆是。這正是作者的寫作手法之一，用於描述兩個世界即將到來的衝突。在作者這種獨特的中國式構思之外，保加利亞文學作品中也有若乾描繪類似衝突的例子。對“人生無常”的感觸讓讀者體驗到一種荒誕，而這種荒誕要麼在一個擁有永恒真理、美麗、正義和永生的超然世界中被化解，要麼在一個及時行樂與終歸一死並存的物質世界中被排斥。在人類所有創作中，無論是美術、音樂還是文學，這種衝突和結果相差無幾。差異不在於文學層麵而在於宗教層麵，要麼主動妥協，要麼遭到排斥。這就是為什麼我隻從美學、純粹的“語言和詩意”等藝術維度研究《紅樓夢》，因為其哲學思想需要另作評價和討論。

趙大新： 《紅樓夢》是真正的悲劇作品。您知道，傳統中國社會總體上是實用主義的，更願意追求世俗的快樂，最看重倫理道德和在現世應盡的責任，而對彼岸和宗教性的超越沒有太大興趣。《紅樓夢》塑造瞭一個理想世界並讓它毀滅，給我們展示存在的虛無，最後的結局是“白茫茫大地真乾淨”。所以這部偉大的作品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也是一個特彆的存在。《紅樓夢》與歐洲的文學作品尤其是經典的悲劇作品可以做一個比較嗎？

韓 裴： 像寶玉這樣的人，不願在平庸世俗、蠅營狗苟的社會中貶抑自己的天性，像黛玉這樣的人，更是選擇瞭焚詩自毀，這是悲劇，但不是他們的悲劇，是他們所生活的世界的悲劇。是的，世人認為他們的選擇是悲慘的，但實際情況恰恰相反，縱觀曆史，那是一個無法庇護寶玉、黛玉和紅樓眾兒女，反而毀滅高尚、追求墮落的世界――這纔是最悲慘、最可憐的。在這個世界裏，一群傻瓜愚弄著另一群傻瓜。我們的天性是希望被“理解”，但如果隻堅持被“理解”，而不在乎希望“被誰理解”，我們最終會失去那些使我們脫離並最終打破社會習俗束縛的品質。我們情願摧毀自己想成為的樣子而與這樣的世界做“交易”，正是為瞭幫助這個世界變得更光明，或至少在黑暗中發齣一絲光亮。因此，我認為，無論是悲劇精神，還是喜劇（或荒誕）精神，都不符閤我們的本性，善與美纔符閤。西班牙作傢米格爾・德・烏納穆諾 (Miguel de Unamuno) 在其名篇《生命的悲劇感》（Del sentimiento trágico de la vida）中揭示瞭“渴望長生不老”與“人終有一死”所帶來的空虛感和悲劇感之間的深刻聯係。

歐洲文學史上很多傑齣的作品也都是圍繞“悲劇與死亡”這一具體問題創作的，曹雪芹和莎士比亞也會被有意無意地拿來比較，但我想介紹保加利亞文學中的幾個例子。保加利亞詩人基裏爾・赫裏斯托夫（Kiril Hristov，1875-1944）因對生命無常感到絕望而選擇瞭“酒與女人，女人與酒”，以此瞭斷他靈魂深處愛與死之間的巨大衝突。而另一位保加利亞詩人尼古拉・利列夫（Nikolai Liliev，1885-1960）則選擇瞭遠離紅塵，保持純潔。值得一提的是，利列夫的詩句在保加利亞被公認為是最優美、最精緻的，所以我的觀點是，更加敏感和精緻的靈魂多會選擇“覺醒”而非“紅塵”。因與林黛玉和大觀園中眾姐妹即將分離而産生的絕望同樣可以驅使寶玉沉湎於“紅塵”（怡）或遠離“紅塵”（逸）。《紅樓夢》第九十八迴（“苦絳珠魂歸離恨天”）濃墨重彩地渲染瞭離愁，這種感情正是詩人丁喬・傑彆良諾夫（Dimcho Debelyanov，1887-1916）在其《挽歌》（An Elegy）中錶達的主題。傑彆良諾夫被譽為保加利亞的丁尼生（Alfred，Lord Tennyson，1809-1892）。

我想永遠地記著這樣的你：

無歸宿的，拋棄希望的，鬱鬱寡歡的

你炙熱的手環繞著我的手掌，

你悲傷的麵龐依偎在我的心頭上。

遙遠的城市在雲煙中戰栗，

山丘上的樹林在冷酷地搖晃，

我們的愛變得更加神聖，

因為今日我們必須分離。

……

這些例子錶明，在所有文化中，尤其是在中國和保加利亞這樣具有高度精神文明的文化中，人類的悲劇意識非常相似。

趙大新： 我們看到，以《紅樓夢》為代錶的中國文學作品以及《論語》《道德經》等中國古代經典能夠為包括保加利亞在內的歐美讀者所喜愛，同樣，從古希臘文學藝術到但丁、莎士比亞、歌德等偉大作傢及其作品同樣被中國讀者所欣賞，這是文化和藝術的魅力所在。您也曾說過您發現儒傢對真善美和高尚人生的認識與東正教的教義不謀而閤。然而當今時代，世界範圍內宗教文化的差異帶來的動蕩和衝突似乎有加劇的趨勢，作為譯者、漢學傢，您覺得應該以怎樣的態度麵對文化的差異？不同文明應如何相處？

韓 裴： 如今，“文化”已成為一個非常通用以至於被嚴重誤用和稀釋的詞匯。因此，要迴答這些問題，我想從漢語中“文化”這個詞開始，因為它仍然代錶著一種古老而經典的思維模式。中華文明幸運地擁有，或者說得更直接一些，是建立在一種古老、保守和獨立的語言之上，並通過這種語言錶達齣來。語言是一個民族或文化所能擁有的最寶貴的財富――我們對母語的態度，等同於我們對自己的曆史、文化、文明和未來的態度。漢語中的“文化”，從曆史上看不是一個詞匯，而是一個詞組，比在西方普遍使用的相對應的拉丁語單詞具有更深刻、更豐富的內涵。它的第一個概念是“文”，“文”在古代有“圖案、設計”的意思，後來演變為“書寫符號”，一種具有簡單圖形性質的漢字。自古以來，中國文字就被賦予瞭神聖的特質，中國人崇拜“文化”，將其視為一個強大國傢精英們的最傑齣的作品。在此基礎上，現代漢語中通用詞語“文化”中的“文”字，代錶教育、博學、齣色的記憶力，是“文士”的標誌，文士即學者，指傳遞文化和文明的人（漢語中“學者”的定義，不同於英語中scholar的定義）。第二個字“化”指的是“人類意識的深度轉變和變化”。“人文化成”（文化使人民受到啓濛，變得高尚）一詞很好地錶達瞭這句話的意思：“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賁》）――觀察天地運行的規律，以認知時節的變化；注重倫理道德，讓人們的行為閤乎文明禮儀。

現在，我在這個語境下迴答你的問題：我不認為文化會導緻衝突、戰爭和破壞，文化是引領人們遠離這些問題的。正是文化讓人類學會寬容，並付齣努力維護和平。其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是：首先要有和平，文化纔能生存。隻有在和平時期，人類纔能創造和延續文化！此外，我相信，擁有文化的人，無論其屬於曆史上哪個民族或文明，無一例外都是寬容的，而非好戰的。好戰、對權力的貪婪、迫使人屈服、支配他人、將自己的文化、宗教或文明強加於他人的欲望，是幼稚和不成熟的錶現，是文化的對立麵――是文化和文明沒有得到充分發展的錶現。所以，不是一種文化思想及其遵循者與另一種文化思想發生衝突，而是那些缺乏文化和文明的人在挑起衝突。

另一方麵，正是對“文化”本質的誤解導緻“文化”這一術語被濫用。反過來說，“人文”是指僅僅且隻能來自於人類精神和思想的創造，在其他類人生物或動物的世界裏並不存在。文化隻對人類的思想“可見”，它是“思想對思想”的存在：通過口頭或書麵的“文”（語言）來到我們心內，産生精神上的“化”（轉化）。我們的日常習慣和物品不是文化（它們或支持文化，或破壞文化）。戴帽子不是文化，即使帽子是一件藝術品；洗衣服不是文化，即使洗衣機是文明世界的非凡技術成就；在熱天喝熱茶不是文化；甚至健康的生活方式也不是文化。因為這些活動本身並不能啓迪或提升（化）人類，它們並沒有自己的語言，但可以用來支持或反對文化所體現的更高的真理。我還想更進一步地說：中國古代帝王們的宏偉宮殿不是文化，列奧納多・達・芬奇的畫也不是文化，因為文化的本質不是物質（蜜蜂是建造蜂巢的專傢，它們的內部管理技能和集體建築藝術令人驚嘆，但是和宮殿一樣，蜂巢不屬於文化範疇）。宮殿和花園是文化的紀念碑，是文化的痕跡，並沒有所謂的“物質文化”（因為沒有“物質精神”或“用磚砌的靈魂”），這些都是文化的物質錶達，就像一本書，如果沒有活生生的人類頭腦去閱讀，並將其轉變為無形的思想，那不過就是一摞裝訂精良的紙張，對於一個不會閱讀的生物而言毫無意義。隻有存在著能將文化傳遞到思想和靈魂的人，文化纔是存在的。這就是為什麼文化總是一種雙嚮的、心靈對心靈的人類精神的存在！此外，文化與意義密不可分，但這是另一個主題，很遺憾，這裏沒有足夠的篇幅加以詳述。

文化最重要的載體是語言。這就是為什麼對於來自各種（在這裏我不想用“不同”）文化的人們的思想交流，翻譯的作用如此重要。如果文化在本質上是不同的，那麼，即使翻譯也不能幫助他們進行對話。翻譯要基於共同的東西，實際上，這正是各種文化不會相互衝突的原因。文化之間的緊張可能會産生，包括理解不充分造成的緊張，或者由於文化缺乏或文化不成熟導緻無法交流而造成的緊張，翻譯的齣現可以緩和這種緊張，創造對話和共建的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