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以來 國人尤其是學術界對基於傳世文獻構建的傳統史觀開始反思。隨著新文化運動的興起 殷墟考古三題 - 趣味新聞網

20世紀初以來，國人尤其是學術界對基於傳世文獻構建的傳統史觀開始反思。隨著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打破偶像、重估傳統成為當時社會的一股風尚。同時，為適應建設現代學科的新要求，1928年，曆史語言研究所在廣州成立，下設考古組，專門從事考古工作。傅斯年先生在研究所成立宗旨書中，提齣要把曆史學、語言學建設得和生物學、地質學等同樣，喊齣瞭“我們不是讀書的人，我們隻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口號［1］。曆史語言研究所的考古工作選點，首選安陽殷墟。

殷墟挖掘曆史資料

殷墟宮殿宗廟遺址殷代車馬坑

1899年來，殷墟因甲骨文的齣土地而聞名於世。1908年，羅振玉確認甲骨文齣於河南安陽的小屯，確認小屯一帶為殷墟所在［2］，殷墟重新引起學界的關注。《史記・殷本紀・正義》引《括地誌》有“《竹書紀年》，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3］之說，這是曆來有關殷墟作為商代都城的基本年代認識。史學大師王國維對殷墟甲骨蔔辭中商王及其係譜的研究，證實《世本》《史記》等傳世文獻所記載的商王世係是可信的［4］；1925年，王國維在清華講授《古史新證》，在“殷”條下說：“盤庚以後，帝乙以前，皆宅殷墟。知《紀年》所載，獨得其實”。由於對殷墟甲骨文與傳世文獻《殷本紀》《竹書記年》中有關記載的綜閤研究，從而確認瞭殷墟這個晚商都城及其曆史地位。

自1928年以來、尤其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殷墟考古工作基本沒有中斷，迄今已曆90餘年，殷墟也成為中國考古聖地。通過殷墟考古工作的開展，為研究商文化和商史提供瞭新的第一手資料，也是最重要、最直接的研究史料，學界翹首以盼。

殷墟考古，培養瞭中國第一代考古學傢，成就瞭中國考古學，創新瞭研究中國古代文化、人群與社會及其關係的全新模式，為曆史研究提供瞭新的工具和手段。通過基於傳世文獻的狹義曆史學與考古學等多學科的綜閤研究，從而獲知商代晚期的都城大邑商、商朝曆史和文化的豐富信息。現在，有關殷墟的研究在嚮全方位、縱深拓展，在甲骨學、商文化與商王朝、城市規劃與建設、大都商邑的人群及其來源、手工業技術與工藝、資源利用、藝術史等等方麵不斷取得新的成果。但還有一些基本的問題仍然沒有解決，如殷墟的範圍、殷墟文化的分期與年代以及殷墟王陵的廢棄與盜掘等問題。本文就有關問題進行討論。

一

首先討論有關殷墟遺址的範圍問題。

1899年，甲骨文發現。1908年，羅振玉確認甲骨文齣於河南安陽的小屯，確認小屯一帶為殷墟所在［5］。1928～1937年間，史語所在殷墟作瞭15次考古發掘［6］。其中1928～1929年間的前3次發掘都選小屯為工作點，具體在村東北、村中和村南。1929年的第2次發掘，已經注意到殷墟的範圍不限於小屯村一帶［7］。1931年在安陽進行第4次考古發掘時，大傢都相信，“要瞭解小屯，必須兼探四境”“想用由外求內的方法，發掘小屯四境，以解決小屯”，於是在小屯村西邊的四盤磨、小屯村東南的後岡選點發掘［8］，所知小屯一類殷商遺存的範圍不限於小屯一地。後製定20年的考古計劃，為瞭探求殷墟的範圍，把工作範圍嚮外擴大，即嚮洹河兩岸十裏以內尋找與殷墟同時的文化遺物及遺址，以殷墟的遺物為標準，進行比較研究［9］。實際工作地點擴展到更大區域，主要在殷墟遺址所在的洹河流域共發現60多處遺址［10］，其中王裕口、霍傢小莊、五道溝、大司空、四麵碑、南霸台、侯傢莊南地、侯傢莊西北岡、高井台子、範傢莊等遺址在今天所知的殷墟遺址範圍內。1934年春在侯傢莊南地發掘齣土著名的大龜七版，另收繳甲骨36片，自此齣土甲骨文地點自小屯、後岡外，又增加一處侯傢莊南地。殷墟第8、9次發掘，在後岡發現瞭殷商的大墓，當時認為屬於殷商統治階級奴隸主的墓葬無疑，由此獲得啓示，安陽這個地方不僅是殷商王都，而且有發現殷王陵的可能［11］。懷著這一信念，調查認為侯傢莊西北岡確有發掘的必要。在1934年鞦到1935年鞦，在西北岡作瞭的殷墟第10～12次發掘，發掘10座帶墓道的殷商大墓、1座未完成的大墓及1000多座小墓（其中大部分是祭祀坑），墓葬有帶四條墓道的“十”字形、帶兩條墓道的“中”字形、帶一條墓道的“甲”字形，還有無墓道的中小型，規模宏大，隨葬器物精美，殉人眾多，據此可確定其為商王陵所在。這是前所未有的大發現，為研究商文化和商王國、商代社會結構和社會性質及發展水平提供瞭重要證據。商王陵的發現與發掘，不僅獲得瞭豐富而寶貴的資料，而且在殷墟考古和中國考古學史上，在商王朝乃至中國上古史研究上都具有重要意義。總之，殷墟前15次考古發掘取得瞭豐碩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小屯村一帶發掘齣土瞭商代晚期的甲骨蔔辭、大型夯土建築基址，從而確認瞭商王的宮殿區所在；在侯傢莊的西北岡發現瞭商王陵，據這些殷墟考古史上的重大成果獲知殷墟這個商代晚期都城遺址的中心以及宮城與商王陵區兩個最重要功能區的建置方位。

20世紀50年代後期，考古學傢提齣探索殷墟的範圍與布局的課題［12］。60年代初，根據當時所掌握的殷墟遺址地下埋藏信息，估計殷墟的麵積約在24平方韆米以上［13］，並劃齣瞭殷墟遺址的保護範圍。90年代中期齣版的《殷墟的發現與研究》認為［14］，殷墟都邑是隨著時代的推移不斷擴大的，因為其中第一期早段主要發現在小屯，另外在洹北的三傢莊一帶也發現有墓葬；第一期晚段（一般認為相當於武丁早期）時顯著擴大，麵積達12平方韆米，此後不斷擴大，到第四期時範圍達到東西長約6韆米、南北寬約5韆米，總計達30平方韆米。《殷墟的發現與研究》對20世紀80年代後期以前殷墟主要考古工作地點的信息綜閤梳理，把各類重要考古現象（居址、手工業作坊區如鑄銅和製骨、墓葬區）標繪成圖，從中可見80年代對殷墟遺址的範圍、考古發現的重要遺存的空間分布情況等方麵的認識。

迄今為止，雖然殷墟考古已曆90餘年，但今天對殷墟的外圍邊界仍然沒有比較清晰的確定，主要是對南邊界的界定。有關殷墟的麵積，或以東西6韆米、南北5韆米得齣30平方韆米，或以東西、南北各6韆米得齣36平方韆米。實際上，已知殷墟遺址的形狀大緻呈橢圓形，其麵積肯定不能按最長與最寬之積來算，實際麵積肯定要小於上舉數據。筆者曾計算得到殷墟已知麵積大緻不到26平方韆米。當然，這個應該不會是殷墟實際的麵積數。今後需要加強考古勘探，找到殷墟遺址比較明確的邊界，方能確知殷墟遺址比較準確的麵積。

二

對殷墟文化的分期研究，也是一個不斷探索的過程，有關認識也是通過考古實踐逐步深入的。

史語所在殷墟第2次發掘後，已經認識到小屯的地下堆積包括殷商文化層、隋唐文化層和現代層等三個時期［15］，即注意到瞭殷墟地下遺存的分期問題。1931年在後岡發現瞭著名的彩陶（仰韶）、黑陶（龍山）、白陶（小屯殷商）文化遺存的“三疊層”地層關係［16］，進一步明確瞭以小屯為中心的古代遺存的時代與文化性質。1932年春在高井台子的發掘，注意到古代文化堆積在有的地方上層為灰陶，下層為黑陶；有的上層為灰陶，下層為彩陶；有的上層為灰陶，中層為黑陶，下層為彩陶。這是在後岡發現的三疊層之後，又得到瞭新地點的證明材料［17］。

與殷墟文化分期相關的，還有甲骨蔔辭分期研究的進展。1931年，董作賓先生對殷墟第3次考古發掘中在小屯村北大連坑所得甲骨作瞭研究，在《大龜四版考釋》［18］中，首次提齣瞭“貞人”與甲骨蔔辭斷代的關係，提齣瞭區分甲骨文時代的八項標準。1933年又作瞭著名的《甲骨文斷代研究例》［19］，用十項標準即世係、稱謂、貞人、坑位、方國、人物、事類、文法、字形、書體，將殷墟甲骨蔔辭劃分為五個時期：

第一期：盤庚、小辛、小乙、武丁；

第二期：祖庚、祖甲；

第三期：廩辛、康丁；

第四期：武乙、文丁；

第五期：帝乙、帝辛。

這個分期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義。殷墟甲骨斷代的研究，無疑對推動殷墟文化的分期具有藉鑒意義。李濟先生在總結1928年鞦到1932年春的前6次發掘時說，董作賓先生的甲骨文斷代研究，對殷墟文字字體的演變作瞭細緻區分，這是必要的。這種細的分期法，如果用於其他實物，自是將來一個有趣的研究。由六次考古發現以及甲骨文字的研究，可以推斷殷商文化層是一個長期的堆積，即在較長時期形成的。殷商文化層是連續的，但在連續中又有變化，變化的節點是版築（即夯土建築基址）。以遺跡論，大約版築以前為一期，版築以後又為一期；或者把它分為方、圓坑時期與版築時期［20］。並試圖以齣土物討論分期以及其他問題。他舉例說，從殷墟發掘所得陶片的數量及種類，可探討各種類與其他地方文化的關係；粗陶中的繩紋和方格紋，與細陶中的黑陶與白陶是兩個時代之産品，在後岡發掘中已完全證明瞭；第二方麵，據銅器的形製與紋飾的變化，均可分為兩個時期。其中所舉陶器的差彆是比較瞭龍山文化與殷墟文化的陶器，實與殷墟文化的分期關係不大，但對銅器的差彆的討論，已經是在嘗試用遺物討論殷墟文化的分期瞭，隻是沒有具體說明。按照後來的研究實踐，考古發掘中的齣土文物，具有一定的空間方位，共存於特定的單位中，組成一定的組閤關係，本身的變化具有一定的規律可循，在考察遺址乃至考古學文化變遷中無疑具有指示器的作用。1940年，石璋如先生在昆明撰寫的《殷墟最近之重要發現附論小屯地層》中，將殷商文化遺跡之窖穴、水溝、版築（夯土建築基址）、墓葬，按從下到上的次序分為三層：第三層為穴窖，第二層為版築和水溝，第一層為墓葬［21］。這也是嘗試對殷墟文化作進一步的分期研究。由於地下考古單位如遺跡的深度是一定的，相互間也有明確的早晚次序，但遺跡的形態韆差萬彆，難以歸納齣有序的規律，要將它們分類並作為考古學文化分期的依據，實踐證明是很難成功的。相反，遺物尤其是容器的形態及其演變規律則相對容易把握。早在20世紀20年代，安特生已把甘肅遠古文化分為齊傢、仰韶、馬廠、辛店、寺窪、沙井期［22］，劃分的依據基本是陶器。自殷墟考古開始，李濟先生對殷墟齣土陶器與仰韶和甘肅地區古文化陶器的差彆予以關注［23］。1947年，李濟與潘慤編成的《殷墟陶器圖錄》［24］，將全部殷墟陶器分為圜底（包括尖底、凸底及圓底）、平底器、圈足器、三足器、四足器、器蓋等六目、443式、359型，這樣分目排列的辦法隻具有一個極簡單的目的：便於檢查。這套程序對於考古學文化研究中的分類和分期研究而言，過於復雜和煩瑣，可操作性低，後並未得到推廣。

鄒衡先生對殷墟前15次的考古發掘中小屯發現的地層關係尤其是第13～15次發掘的遺跡關係進行梳理，對小屯殷商遺存做瞭分期研究。在1956年刊齣的《試論鄭州新發現的殷商文化遺址》第三部分中探討瞭殷墟文化的分期［25］。首先找標準的地層，按李濟先生對小屯前6次發掘的總結，小屯殷商文化層的地層是繼續的、不斷變化的，而其中變化最大的關節就是版築（夯土建築基址）。在後幾次的發掘中又提齣瞭水溝的問題，認為水溝的使用時間較短，情形簡單，可作斷代標準。同時，水溝和夯土建築基址有密切關係。因而把水溝以及與水溝有關係的夯土建築基址定為小屯殷商文化的標準層（第二層），把早於第二層的現象歸為第三層；把晚於第二層的現象歸為第一層。於是有瞭小屯殷商文化分期的地層根據。在此基礎上，將有關單位中的常見陶器如鬲、盂、簋、豆、盆、瓿、��做瞭型式劃分，梳理它們的邏輯演變軌跡。根據這幾種器形的演變和共存關係，結閤地層關係及其他共齣遺物，將小屯的殷商文化劃分為三期，從而推知小屯殷商文化的發展過程。這是殷墟文化分期方麵新的突破。後又結閤20世紀50年代的殷墟發掘新資料，以地層關係為基礎，將分類對象擴展到更多的陶器和青銅器，其中陶器包括鬲、罐、甑、簋、盂、觚、爵、豆、盤、鉢、釜、盆、缸、大口尊、圜腹罐、甕、��、瓿、器蓋、甲骨以及其他器具，青銅器包括鼎、�[、簋、盂、�小⒈B、觚、爵、尊、觶、卣、��、瓿、彝、鬥、盤、壺、鐃、戈、矛、弓以及其他器具。在1964年刊齣的《試論殷墟文化分期》中，以上述器物的考古類型學的型式分析為基礎，將殷墟文化分為四期七段，其中第一期包括一段，第二、三、四期各包括兩段。這也是迄今通行的殷墟文化分期標尺。這個分期中，對常見的鬲、簋、觚、爵的排序，邏輯關係清晰。文中有關考古學的分類方法明顯具有可操作性，成為今天考古學分類的主流方法。

1950年以來，隨著殷墟的考古工作的恢復，考古所安陽隊以新發掘的殷墟考古資料為依據，不斷關注殷墟文化的分期等問題。1958～1959年在大司空的發掘，殷商文化堆積可分上、下兩層，兩者間的器物有顯著的不同，尤以鬲和簋最為明顯。114號灰坑內發現瞭一片蔔骨，刻有“辛貞在衣”四個字，從字體來看，屬於甲骨文第一期即武丁時期，為所在層堆積的絕對年代提供瞭有力的證據。故此將下層稱為“大司空村Ⅰ期”，上層稱為“大司空村Ⅱ期”［26］。1962年鞦季，在大司空村遺址的發掘補充瞭新的資料，從而在兩期的基礎上劃分為四期［27］。鄭振香先生結閤20世紀80年代中期前的新資料，也將殷墟文化分為四期七段［28］。它與鄒衡先生的分期序列是一緻的，但各期包括的段略有不同，如第三期隻有一段，其他三期各包括兩段。這個分期標尺是後來殷墟考古報告遵循的分期標準。

總之，以陶質類容器為主要分期對象和依據的殷墟文化四期七段的劃分法，是最細緻的分期標尺，這是以其他任何對象為依據的分期都無法達到的。幾十年來的殷墟考古證明，七段的先後次序是可靠的。但兩種分期略有差彆，應該隻有其中一種是更閤理的。這需要今後用新的明確地層關係的材料進行檢驗和修正，以進一步完善和豐富。

20世紀以來，由於洹北商城的發現，為殷墟文化的分期研究提供瞭新的材料和研究視角。洹北商城與傳統的殷墟遺址，空間上並非一體，在時間維度上有早、晚關係。洹北商城可分為早、晚兩期，遺存都很豐富，都是都城的興盛期。傳統殷墟範圍內相當於洹北商城晚期（相當於鄒衡先生分期的第一期、鄭振香先生分期的一期早段）的遺存是很有限的。綜閤多重證據看，從殷墟文化分期角度考慮，殷墟一期包括一段應該是最閤理的。其他各段如何歸並到同期還是不同的期，需要今後加強探討。

考古研究中，分期斷代研究幾乎是第一要務。一般的程序是，以層位關係為前提，先把研究對象如器物作型和式的定性，再以器物的式為基準，對共齣同式器物的考古單位聚類、閤並為一組；結閤定量分析，按差異程度，將不同的組閤並為段、期。這個過程中，既有對一個個對象的型、式定性，在從組、段到期的歸並定性中，還需要定量分析這個重要的基礎。雖然這個操作過程是人為的，但認識具有客觀性。今後在殷墟文化分期研究中，需要加強量化分析依據，使分期標尺更為完善。

前述殷墟文化的分期隻是在研究其相對年代。關於殷墟文化各期、段的絕對年代，以往有關研究中都有涉及，有的嘗試與殷墟蔔辭分期之五期試圖對應。實際上，迄今為止，這個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相關科技測年手段也可以為解決殷墟各期、段的絕對年代服務，這方麵的研究也有一些成果，但現有的技術手段，由於其技術局限和其他方麵的原因，提供的日曆年代還不能確定殷墟各期以及商王的時代，這項研究也是今後需要加強的。

三

殷墟遺址西北岡的商王陵的被盜年代，也是一個比較引人關注的問題。

有關殷墟商王陵區考古工作主要是20世紀30年代所做［29］，後來也有一些工作［30］。已知西北岡有14座大型墓葬，分東西兩區分布。墓葬有帶四條墓道的“十”字形、帶兩條墓道的“中”字形、帶一條墓道的“甲”字形。其他還有無墓道的中小型墓葬以及祭祀坑和殉葬坑。西區有9座大型墓葬，其中帶四條墓道的大墓7座（M1001～M1004、M1217、M1500、M1550），帶一條墓道的1座（78AHBM1），另有1座無墓道但墓室很大的M1567也應該是同時期的。從空間上看，以居中位置M1567為中心，四周分布有78AHBM1、M1002、M1003、M1004、M1217；M1002、M1004之東有M1001和M1550，M1003西北有M1500，78AHBM1西有M1217。這些大墓間，有些有明確的早晚關係，其中M1217（北墓道）打破M1500（南墓道）、78AHBM1（南墓道）；M1550（西墓道）打破M1001（南墓道），M1002（西墓道）打破M1004（南墓道），M1004的東、南墓道分彆打破M1001的北、西墓道。東區有5座大墓，其中帶四條墓道的大墓1座，為M1400；帶兩條墓道的大墓3座，分彆為M1443、M1129和武官大墓（編號50WKGM1），帶一條墓道的大墓1座（84M260）。其中M1400居中，其他墓葬分布於周圍。隻有M1400（西墓道）打破M1443（南墓道）。學界普遍認為，隻有帶4條墓道的“十”字形墓葬為商王陵。

商王陵區大墓在曆史上多次被盜。最早的大盜坑（考古報告中稱為“翻葬坑”）規模最大，多近圓形。盜坑大多正對墓室口部，大小接近墓室（如“十”字形墓葬的墓室，口部麵積一般達300～400平方米），嚮下挖到深11米左右的墓底，有的墓中連墓道部分也被盜挖，每個“十”字形大墓墓室的土方量達上韆立方米，大墓都被盜掘，可見盜挖不是一個短期行為；早期盜掘者可以沿槨室內壁往下掘，可見盜挖時大墓的棺槨木質尚好。據井中偉文［31］，與王陵區大墓盜挖特點類似的，還有後岡和殷墟西區大墓等。由未被盜挖的殷商墓葬尤其是大型墓葬可見，規模越大的墓葬，隨葬品越豐富。西北岡王陵區大墓遭到多次盜掘，考古發掘所見，有些墓坑中還有一些殘餘物，尤其是最早的大盜坑中的殘片很多，有的墓則幾乎被盜空。可見盜墓的目的應該是以獲取墓葬貴重物品為主要目的。

這種大規模盜挖發生在何時，在殷墟考古發掘報告中就有討論。石璋如先生對後岡大墓的第一次盜掘時間作瞭推測，認為雖然盜挖的具體年代不得而知，但從盜掘的技術來看，有兩個可能的時間段：一個是距下葬時間很近，其上尚有標記、或者在人們的記憶之中，不然不可能挖掘的那樣準確；第二個時間是北宋末年，那時常有大規模盜掘事件發生，且有洹河岸河��甲墓裏齣古物的記載，由於墓內沒有找到直接的證據，這兩個可能都存在，但以第一個可能性更大［32］。84M260的考古報告推測早期盜掘的時間“約在商末周初”。井中偉認為，大盜坑具有共時性特徵，盜掘者對大墓的所在位置與形製瞭如指掌，盜坑口幾乎占滿墓室，深度直達墓底，要挖掘如此大規模的土方量，顯然非少數人偷偷摸摸的作為。進而分析認為，盜掘背景與西周早期周公東徵平定武庚叛亂有關；目的不僅是為瞭獲取墓中寶器，還是為瞭打擊殷遺民復闢勢力，更深的目的則是要“以絕殷祀”；由於這種做法不太光彩，有損於當權者周公的偉大形象，故史官們對此避而不書［33］。何毓靈也同意井文說，但並沒有提齣更有力的證據，隻是順著前文之意作瞭邏輯推論［34］。張敏的論文認為不早於西周中期［35］。

筆者以為，井、張的文中雖然澄清瞭一些問題，還是沒有解決最早盜挖年代的問題。這個問題，現在也有條件作進一步探討。以周初形勢與周王朝的國傢治理方式為背景看，都不支持西周早期盜挖說，據一些具體的證據，可推斷盜挖發生在西周之後，以春鞦中期的可能性為最高。

首先看曆史背景。有關討論中，井文的理由闡述得比較充分，其中將盜挖的大背景與周公二次東徵、打擊殷頑勢力相聯係，認為史書中對周公主導盜墓避而不書是怕有損周公的形象。這個看似有一定道理，但實際是對有關曆史背景的誤解和過度解讀。其中所謂周公主導盜墓而為史傢諱，可能性不高。從西周初期的形勢來說，《尚書・多士》等傳世文獻中可見，周人二次東徵後，隻是對殷商故都的商人分遷於四處，又在商王畿核心區建衛國，“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左傳》定公四年），對商人族群采取籠絡方式，而不是鎮壓和對抗方式。如果為瞭懲罰殷頑的反叛，去乾盜挖商王陵、扒墳掘墓式的國傢行為，必然導緻商人族群的反感甚至對抗，恐怕隻會引起更大、不斷的反抗，不可能短期內完全壓服商人，不利於國傢統治。像大規模盜挖商王陵等大墓的行為，也不是短期能完成的，不可能不讓人知道，在當時或後代會留下傳聞。如果是周公主導的大規模盜墓，必然屬於重大事件，自有官方史官的閤理性辯解記錄，傳世文獻中會有記載，後代也有不同的說法。如周武王滅商，自認為是受天命伐商，《尚書・牧誓》記錄瞭在牧野之戰陣前誓師時，列舉商紂王的幾大罪狀，為周人滅商找法理理由。但當時就有如伯夷、叔齊不認為滅商是正義之戰，因而恥之，不食周粟而死（《史記・伯夷列傳》），後代世俗之人也有“桀紂有天下，湯武篡而奪之”之說（《荀子・正論》）。總之，刻意欺瞞、不讓大眾知道是不可能的。

如果再聯係一些具體的證據，所謂西周早期盜挖甚至周公主導盜挖商王陵明顯是不對的。下麵逐次討論。

西北岡大墓的考古所見，晚於大墓的遺存，報告稱有“小屯文化期”的灰堆、灰坑和墓葬等，之後是早期盜掘坑。其中大墓HPKM1500的早期盜掘坑的北部被一座漢代磚室墓（M1569）打破。因此，早期盜掘坑的時間要早於漢代，盜挖時間也不會早於報告所稱的“小屯文化期”遺跡，或許還要晚於“小屯文化期”。這是研究者公認的。

第一，對晚於大墓的“小屯文化期”遺存的時代作一下分析。大墓考古報告所稱的“小屯文化期”遺存，有灰坑、小墓等，挖在大墓墓室或墓道上，自然晚於大墓的修建年代。報告將它們的時代定為殷代，即商代晚期。實際上，這類遺存的時代也需要仔細梳理和斟酌。報告所見，“小屯文化期”的部分墓葬隨葬有繩紋肥足鬲，這是殷墟文化最常見、最典型的陶鬲，很容易辨識，報告整理者不會認錯，但很容易將其時代都定為商代晚期。現在所知，這種商式鬲為代錶的商式因素，在西周時期也是常見的，也在以殷墟為中心的原商王畿核心區的豫北冀南地區常見，其中西周早期者與商末的差彆很小，很容易混淆。如打破78AHBM1的H1［36］，坑中齣土大量陶片，可辨器形有甕、深腹罐、��、小罐、圜底罐、鬲、盆、甑、尊、簋、豆、將軍盔等。簡報結語中提到此坑齣土的器物中有寬沿矮襠粗繩紋鬲、敞口鼓腹小簋、敞口矮領鼓腹粗繩紋罐、小口高領斜肩鼓腹甕等，認為屬於殷墟文化第四期的形態［37］。但據報告刊發陶器所知，此坑中最常見的陶器多為商式風格，時代卻是西周早期的，沒有更晚的。因此，所謂“小屯文化期”遺存，並不都是商代晚期的，晚期的年代要晚到西周早期。

第二，“小屯文化期”與早期大盜坑的關係是明確的。如大墓M1004的墓室一角有“小屯文化期”的第2號灰坑和M1043，其中第2號灰坑被M1043打破，M1043又被早期大盜坑打破。可見“灰坑最早，小墓次之，早盜坑次之。先後次序顯然。”［38］通覽西北岡報告提供的墓葬平麵圖，“小屯文化期”遺存布滿幾個大墓上，但都在墓上的早期大盜坑口綫以外區域，大盜坑口綫內則沒有。說明大盜坑口綫內不是沒有，而是被挖掉瞭。那麼，大盜坑的時代不會早於“小屯文化期”遺存的晚期。盜挖時間，在此之後的可能性最大。

第三，西北岡商王陵區78AHBM1與其上的西周早期大坑H1、早期大盜坑的關係是關鍵證據。如果盜挖發生在西周早期，當與H1的時代相近，後者可能就是盜坑瞭，即為西周早期周人盜掘的最佳證據瞭。但盜挖M1的早期大盜坑明確是打破H1的，兩者完全不是一迴事。H1完全坐落在78AHBM1墓口上，坑口呈不規則形，坑最深處達4米，如果接著嚮下挖，就到瞭墓槨室頂的位置。從78AHBM1報告刊布的H1剖麵圖可見，H1坑底綫並沒有嚮下到78AHBM1的墓室頂，更不用說到墓底瞭。恰恰是早期大盜坑不僅打破H1，接著嚮下挖，直達78AHBM1墓室，甚至連墓室的填土幾乎都被掏乾淨瞭。這個關係可證早期盜坑的年代要晚於H1。其中H1所齣陶盆，口沿形態屬於西周早期最晚的形態，與中期常見的陶盆已有幾分相像。由此可證H1的時代是西周早期偏晚的，比周公二次東徵的時間明顯要晚。那麼，早期大盜坑為西周早期的可能性就沒有瞭。

第四，西周早期盜挖說的證據，以大盜坑中齣土周式陶鬲、簋和青銅戈等為主要依據。認為早期大盜坑內齣土物中，其中殷商器原本是墓中隨葬品，所以依據它們隻能判定墓葬的年代。晚於它們的，自然是盜挖者留下的。討論早期大盜坑的年代，以其中齣土的年代最晚的遺物為證據是最直接、最可靠的。據大墓的考古報告，大盜坑裏除有西周早期和商代晚期文物外，還有晚於西周早期甚至更晚的。從邏輯上講，以大盜坑中年代最晚的文物為依據定性盜挖年代纔是符閤邏輯的，而僅以西周文物晚於商代晚期為依據，則是有違常識的。

第五，由打破78AHBM1的西周早期大坑H1可知，王陵區有西周遺址，明確有灰坑；大盜坑所齣西周陶器有陶鬲、簋，明顯是西周墓葬隨葬品中的常見器類，可知還有墓葬，這些情況與同屬於殷墟遺址範圍的西周早期遺址如劉傢莊北地、孝民屯是一樣的，它們是周人居此留下的，即為一個個西周遺址的遺物。單就西北岡大盜坑裏的西周文物來說，如陶鬲明顯為周式風格，以西周早期的為多，其他還有同時期的青銅器如戈。但它們並不都是西周早期的，如鬲HPKM1004∶R17850，扁體，小錐足，明顯是西周晚期的。估計這樣的器物還有。由於這類資料未刊布，不好具體討論。這類器物為何齣現在大盜坑中，最閤理的解釋是，由於早期盜墓者盜挖商王陵等大墓時，也挖毀瞭西周遺跡，將西周陶器等丟棄、最後填到大盜坑裏。那麼，盜挖時間就不會早於西周晚期瞭。

第六，按說討論早期大盜坑的年代，以其中齣土的年代最晚的遺物為證據是最直接、最可靠的。但據大墓的考古報告所述，由於曆史原因，除M1001、M1002外，其他幾個大墓的大盜坑所齣大多與墓上的“小屯文化期”遺存以及更晚期時代的相混淆，難以分辨，無法直接作為早期盜挖的證據。而M1002被盜挖乾淨，沒有可資使用的證據。隻有大墓M1001尚有討論的餘地。據M1001的考古報告，墓內齣土文物之豐富，為西北岡各大墓之冠，但是它們的絕大多數是在早期盜掘坑內齣土的。M1001建成之後，在它的上麵産生瞭一些所謂居住遺跡的灰坑，此後早期盜掘者曾破壞瞭灰坑直掘入墓底，自然在填坑時不免填入齣自灰坑或散布在當時地麵的東西。據田野記錄，早期大盜坑內所齣的後世器物，有以下數種：

（1）上層內有“多量”的灰色粗繩紋陶片，與墓葬上層灰坑所齣之陶片的作風完全相同。

（2）地下1～1.7米深處齣鐵釘6，鐵矢1，鐵塊1；地下9.2米深之北部齣土鐵塊1，銹蝕過甚，似為用具之一部分。

（3）地下1米深處齣開元通寶銅錢2枚。

（4）地下1.3～1.7米深處齣白色瓷怨、盤殘片5片，3.40米深處齣淡綠色印紋瓷片1片。

據上麵信息可知，早期大盜坑齣土文物，其中第3、4類更晚。這與漢墓打破早期大盜坑的層位關係是矛盾的。可見由於20世紀30年代的考古發掘技術還不成熟，未能分清與後代遺跡或晚期盜坑之間的關係。據第2項，在地下9.2米齣有鐵塊。這個深度已經很深，考古報告所見，除瞭早期大盜坑能到這個深度，似乎沒有其他後代遺跡有這麼深。那麼，這個接近大盜坑底部的鐵塊，就有為早期大盜坑齣土物的可能性，對判斷盜坑的年代有一定意義。我們知道，西周時期雖然齣土有鐵器，但非常稀少和珍貴。1931年河南浚縣辛村衛侯墓地齣土鐵刃銅器鉞和鐵援銅戈各1件，經檢測具有隕鐵特徵［39］。1990年在河南三門峽市上村嶺虢國墓地西周晚期墓齣土5件鐵刃兵器和工具，其中1件玉柄銅芯鐵劍為人工冶鐵製品［40］，還有3件則是由隕鐵製成的［41］。可見鐵器在當時是非常珍貴的，為少數上層貴族擁有，不可能是盜墓者的工具殘留。隻有在春鞦以來，鐵器纔得以普及。這同樣證明殷墟王陵盜掘的年代不會早到西周。當然，由於當年考古發掘技術所限，大盜坑所齣鐵塊並不能完全排除為後代的可能，此項證據不屬於強證。

筆者以為，綜閤曆史背景和多方麵的證據看，盜挖商王陵的年代，不會在西周時期，也不是戰國及其之後，最有可能是在春鞦中期。

先從殷墟範圍的西周遺存談起。筆者曾梳理殷墟範圍的西周文化遺存作過分析［42］，可見原殷墟遺址範圍的西周文化遺存以周式風格最為顯著。結閤新的考古發現可見，殷墟90多年來，在同樣的考古工作頻率下，與幾乎隨處可見殷商遺存的情形不同，殷墟範圍內幾乎沒有幾處像樣的西周早期遺址，已知有西北岡、劉傢莊北地、孝民屯三處，遺址規模都不大。西周晚期的明顯增多，有西北岡、劉傢莊北地、小屯北地、侯傢莊南地、小司空、大司空等。沒有明確屬於西周中期的遺址。其中就西周早期三個遺址的空間方位看，西北岡為商王陵區，劉傢莊北地嚮北不遠是小屯宮殿區，東有苗圃大型鑄銅工場，孝民屯也有大型鑄銅工場。這幾個地方的西周早期墓葬中隨葬有青銅兵器，墓主身份引人注目，如劉傢莊北地27座西周墓葬，其中齣13件青銅戈，隨葬兵器者，無疑是兵士。為什麼原殷商都城裏幾個最重要的地方有周人活動，這顯然是周王朝或作為其諸侯國的衛國有意安排的，尤其是西周早期的一批隨葬兵器墓可見，周人在殷商故都有少量駐軍，他們不可能是盜墓者，而是作為監控殷商故都的力量居於此地的。據考古發現，殷墟範圍內的西周早、中期的遺址很少，像小屯一帶，直到西周晚期纔有人生活和活動，可見周人監控的性質明顯。有瞭這樣的措施，在整個西周時期，周王朝統治者盜挖商王陵的可能性不高。如果結閤前麵所說周初形勢、西北岡商王陵區78AHBM1與其上的西周早期大坑H1、早期大盜坑的關係，可證周王朝統治者並無盜挖商王陵的意識，也無以復仇為目的盜挖的可能性。

當然，復仇、報復式掘墓行為，先秦時期也有［43］；以獲取貴重物品為目的的盜墓行為，曆代都有。《呂氏春鞦・孟鼕紀・節喪》講到戰國時期的厚葬之風時說：“國彌大，傢彌富，葬彌厚。閤珠鱗施，夫玩好貨寶，仲鼎壺鑒，輿馬衣被戈劍，不可勝其數。諸養生之具，無不從者。題湊之室，棺槨數襲，積石積炭，以環其外。”因為盜墓“為利甚厚，乘車食肉，澤及子孫”“民之於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T肝以求之。”如果國傢和社會太平，國傢有完善的政令和措施，情況會好一些。如果國傢秩序混亂，嚴重時會齣現“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的極端情況，亂世時情況就更混亂。

西周末年開始，隨著周王朝內亂和崩潰，周王朝邊疆外的少數民族族群紛紛內侵。據《春鞦》《左傳》《國語》等傳世文獻，春鞦時期，晉陝高原上的狄人進入華北平原，對晉、邢、衛、周、宋、鄭、齊、魯等國都構成威脅。從魯莊公三十二年鼕（公元前662年）狄伐邢（都城在河北邢台附近）開始，到魯閔公二年十二月狄入衛都（在今河南鶴壁辛村一帶），再到魯僖公十年狄人入溫（今河南溫縣附近），整個華北平原尤其是沿太行山南北一綫和南邊的南太行以南、今河南焦作一帶，先後都有狄人的蹤跡。於是有瞭齊桓公“存邢救衛”之舉，遷邢於夷儀（今山東聊城縣西），遷衛於楚丘（今河南滑縣東），衛國後遷帝丘（今河南濮陽），以避狄人。今安陽一帶，原為衛國屬地，自然淪喪於狄人。直到晉文公成濮之戰（公元前632年）後為晉奪迴。此後，安陽一帶一直為晉和從晉分化齣來的魏國所有。相比之下，狄人占據的這個時期，與周圍的華夏國傢相互攻戰，無疑屬於亂世。所以，筆者以為，這樣的形勢下，盜挖商王陵的可能性是最高的；以公開大規模盜挖的情況推斷，主導盜挖者可能為狄人。相反，安陽一帶為晉國屬地以後，商王陵被盜挖的可能性又降低瞭。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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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傅斯年：《曆史語言�x究所工作之旨趣》，《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冊，史語所，1928年。

［2］羅振玉：《殷商貞蔔文字考》序，玉簡齋石印本，1910年；上海古籍齣版社，2013年。

［3］原作“七百七十三年”，“七”當為“二”，見範祥雍：《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訂補》，上海人民齣版社，1957年，第21頁。

［4］王國維：《殷蔔辭所見先公先王考》，《殷蔔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1917年，收入《觀堂集林》，烏程蔣氏刊本，1921年；中華書局據商務印書館版影印修訂本，1959年。

［5］羅振玉：《殷商貞蔔文字考》序，玉簡齋石印本，1910年；上海古籍齣版社，2013年。

［6］石璋如：《考古年錶》，史語所，1952年；鬍厚宣：《殷墟發掘》，學習生活齣版社，1955年，又復旦大學齣版社，2015年；李濟：《安陽》（中文版）肆、伍、陸，外語教學與研究齣版社，2013年；石璋如編撰、李匡悌、馮忠美輯補：《安陽發掘簡史》，史語所，2019年。

［7］李濟：《民國十八年鞦季發掘殷墟之經過及其重要發現》，《安陽發掘報告》第二期，1930年初版，京華印書局印刷，1978年南天書局有限公司再版，第226、227頁。

［8］李濟：《安陽最近發掘報告及六次工作之總估計》，《安陽發掘報告》第四期，史語所，1933年。

［9］董作賓：《安陽侯傢莊齣土之甲骨文字》，《中國考古學報》第一冊，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91頁。

［10］石璋如：《考古年錶》，史語所，1952年。

［11］石璋如：《河南安陽後岡的殷墓》文尾，《六同彆錄》上冊，史語所，1945年；又《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三本，史語所，1948年，第47、48頁。

［12］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發現與研究》，科學齣版社，1994年，第40頁。

［13］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發掘隊：《1958～1959年安陽殷墟發掘簡報》，《考古》1961年第2期，第65頁。

［14］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發現與研究》，科學齣版社，1994年，第41、42頁。

［15］李濟：《小屯地麵下情形分析初步》，《安陽發掘報告》第一期，史語所，1930年初版，京華印書局印刷，1980年南天書局有限公司再版，第48頁。

［16］梁思永：《後岡發掘小記》，《安陽發掘報告》第四期，史語所，1933年初版，1978年南天書局有限公司再版；梁思永：《小屯龍山與仰韶》，《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史語所，1933年，第555～568頁。後收入《梁思永考古論集》，科學齣版社，1959年，第27頁。

［17］吳金鼎：《摘記小屯迤西之三處小發掘》，《安陽發掘報告》第四期，史語所，1933年初版，1978年南天書局有限公司再版。

［18］董作賓：《大龜四版考釋》，《安陽發掘報告》第三期，史語所，1931年。

［19］董作賓：《甲骨文斷代研究例》，《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商務印書館，1933年。後收入《董作賓先生全集》甲編第三冊，台北藝文印書館，1977年。

［20］李濟：《安陽最近發掘報告及六次工作之總估計》第五節，《安陽發掘報告》第四期，史語所，1933年初版，1978年南天書局有限公司再版，第575、576頁。

［21］石璋如：《殷墟最近之重要發現附論小屯地層》，《中國考古學報》第二冊，商務印書館，1947年，第69頁。

［22］安特生著，袁復禮節譯：《甘肅考古記》，農商部地質調查所印，1925年。

［23］李濟：《殷商陶器初論》，《安陽發掘報告》第1期，1929年。後收入《李濟考古論文選集》，文物齣版社，1990年；《李濟文集》捲3，上海人民齣版社，2006年。

［24］李濟《記小屯齣土之青銅器》所引，《中國考古學報》第三冊，商務印書館，1948年，第7頁。後收入《李濟考古學論文選集》，文物齣版社，1990年，第551頁；《李濟文集》捲3，上海人民齣版社，2006年，第471頁；《殷墟陶器圖錄》見《小屯第3本・殷虛器物甲編・陶器（上輯）》，史語所，1956年；《李濟文集》捲3，上海人民齣版社，2006年。

［25］鄒衡：《試論鄭州新發現的殷商文化遺址》，《考古學報》1956年第3期。後收入《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文物齣版社，1980年。

［26］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發掘隊：《1958～1959年殷墟發掘簡報》，《考古》1961年第2期。

［27］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發掘隊：《1962年安陽大司空村發掘簡報》，《考古》1964年8期。

［28］鄭振香：《論殷墟文化分期及其相關問題》，《中國考古學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紀念論文集》，文物齣版社，1986年。

［29］梁思永、高去尋：《侯傢莊第二本・1001號大墓》，史語所，1962年；梁思永、高去尋：《侯傢莊第三本・1002號大墓》，史語所，1965年；梁思永、高去尋：《侯傢莊第四本・1003號大墓》，史語所，1967年；梁思永、高去尋：《侯傢莊第五本・1004號大墓》，史語所，1970年；梁思永、高去尋：《侯傢莊第六本・1217號大墓》，史語所，1968年；梁思永、高去尋：

《侯傢莊第九本・1129、1400、1443號大墓》，史語所，1996年；梁思永、高去尋：《侯傢莊第七本・1500號大墓》，史語所，1974年。

［30］郭寶鈞：《一九五��年春殷墟發掘報告》，《中國考古學報》第五冊，商務印書館，1951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發掘隊：《1958～1959年殷墟發掘簡報》，《考古》1961年第2期；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武官村北的一座殷墓》，《考古》1979年第3期；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殷墟奴隸祭祀坑的發掘》，《考古》1977年第1期；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安陽侯傢莊北地一號墓發掘簡報》，《考古學集刊》（第2集），中國社會科學齣版社，198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1978年安陽殷墟王陵區侯傢莊北地一號墓發掘報告》，《江漢考古》2017年第3期；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隊：《殷墟259、260號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87年第1期；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發現與研究》，科學齣版社，1995年，第22頁；唐際根、湯毓�S：《再論殷墟人祭坑與甲骨文中羌祭蔔辭的相關性》，《中原文物》2014年第3期。

［31］井中偉：《殷墟王陵區早期盜掘坑的發生年代與背景》，《考古》2010年第２期。

［32］石璋如：《河南安陽後岡的殷墓》，《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3本，商務印書館，1948年，第41、42頁。

［33］井中偉：《殷墟王陵區早期盜掘坑的發生年代與背景》，《考古》2010年第２期。

［34］何毓靈：《殷墟王陵早期被盜年代研究》，《考古》2014年第6期。

［35］張敏：《殷墟王陵上的晚期遺跡及早期盜掘坑年代辨析》，《中國國傢博物館館刊》2011年第12期。

［36］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1978年安陽殷墟王陵區侯傢莊北地一號墓發掘報告》，《江漢考古》2017年第3期。

［37］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安陽侯傢莊北地一號墓發掘簡報》《考古學集刊》（第2集），中國社會科學齣版社，第39頁。

［38］梁思永、高去尋：《侯傢莊第五本・1004號大墓》，史語所，1970年，第9頁插圖二。

［39］.J.Getterns,B.S.Clarcke,Jr. and W.T.Chase.Two Early Chinese Bronze Weapons With Meteorite Iron Blades.Washington,D.C.,Freer Gallery of Art,Occasional Papers,vol.4,No.1971.

［40］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三門峽市文物工作隊：《三門峽上村嶺虢國墓地M2001發掘簡報》，《華夏考古》1992年第3期。

［41］韓汝玢：《近年來冶金考古的一些進展》，《“迎接二十一世紀的中國考古學”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科學齣版社，1998年。

［42］牛世山：《西周時期的殷墟與周邊：文化的革新與傳承――附論有關殷遺民的若乾問題》，《華夏考古》2017年第2期。

［43］王子今：《中國盜墓史》，九州齣版社，2011年，第48～57頁。

（作者：牛世山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原載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編：《三代考古》（九），科學齣版社，20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