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齣“漢學心態”：中國古代曆史研究方法論芻議包偉民改革開放三十多年 是我國學術進步最為顯著的一個曆史時期。其中一個比較突齣的現象 西方人研究漢學的目的不是為瞭中國，而是為瞭“希臘”？ - 趣味新聞網

走齣“漢學心態”：中國古代曆史研究方法論芻議

包偉民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是我國學術進步最為顯著的一個曆史時期。其中一個比較突齣的現象，就是人文社會科學的各個學科，都廣泛地受到西方學術的影響，中國古代曆史研究領域也不例外。西方漢學對它的推動與影響相當明顯。

關於一個文明古國曆史文化的觀察與研究，局外人的“話語權”有時甚至超過本民族學界，不能不說是一件頗為奇異的事情。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麵的，很難簡單評判。不過，研究古代曆史對於深入理解民族文化，具有基礎性的意義，如果我們希望中國古代曆史這個研究領域今後能夠得到持續的與實質性的進步，認真分析、思考這一現象，則是十分必要的。

因此，本文試圖舉筆者所熟悉的學術領域――主要是關於唐宋曆史研究的一些例子，對於這種現象的錶現、原因與利弊稍作分析，並就如何樹立學術自信的路徑略陳己見。

一、理論飢渴與漢學心態

筆者此前曾撰小文，指齣當前史學界存在著一種“理論飢渴”的癥狀。[1] 這裏再稍作補充。

所謂理論飢渴癥，指學者們痛惜本學科可用以指導學術研究的理論方法有所不足，渴望引入新說的一種焦慮心態。這首先可以從近年學界對探尋新理論方法的不絕呼聲來觀察。有學人甚至將自80年代以來中國古代史領域的理論範式未見更新的狀態，描述為一種“理論危機”[2]。也有學者反思近三十年中國大陸的宋史研究學術史，認為其中的一個不足就是“史學理論的匱乏甚或缺失”[3]。當時，筆者雖然指齣瞭“飢渴”的各種癥狀，卻並未及深入分析其成因，隻是簡單提到，這可能與新一代學者對傳統經典理論失於教條主義而造成的疏遠感，以及睏惑於如何推動學術發展的心理壓力有關。其實如果稍加深入，還可以發現，經典理論的主體內容，是關於人類社會曆史發展基本規律的一些總體性的宏觀結論，因此也常常被稱為“曆史理論”或曰“史觀”[4]，它雖然在理論信仰的層麵給瞭學界以指導，不過宏觀理論與落實到可供具體“操作”的研究方法――也被稱為“史學理論”者，存在著一定距離。經典理論屬於具體研究方法的那部分內容，大多是關於某時某地具體史事的結論，一方麵，理論界一嚮認為這些具體結論對於曆史研究雖然有重要指導意義，但仍有進一步深化的可能性；另一方麵，涉及到研究不同方麵的人類社會活動，其中有一些，經典理論的積纍較為豐厚，例如關於經濟學就是如此，但也有許多方麵，或者涉及不多，或者是社會演進過程中産生的新問題，經典理論無法給予我們以現成的答案。

經典理論無法包攬一切，是可以理解的。實際上，曆史學將已往的人類社會活動作為研究對象，但由於這一研究對象許多必要信息的缺失，已至曆史學很難歸納演繹齣一整套針對當時人類社會各不同側麵的分析研究方法，以形成一種“曆史的社會科學”――如果可以如此命名的話，所以不得不經常藉用人們針對現代社會歸納演繹而成的現代社會科學，藉鑒引用其中各不同門類的研究方法。其中最主要的是人類學、社會學，以及政治學等學科，常有待於它們研究的進展，提齣新見，以便得到幫助。可是及至改革開放之前，在中國社會科學領域，尤其如前麵提到的那些學科，發展比較遲滯，其所能夠提供給曆史學藉鑒應用的學術資源，也就極為有限瞭。

再一方麵，雖然我國傳統史學源遠流長，不過近代史學並非傳統史學的自然延續，而是20世紀初年在西方學術影響之下構建起來的一門新的人文學科，長期以來，因受各種復雜因素的影響――甚至包括戰爭，發展很是緩慢，及至上世紀80年代，仍然相當不成熟，甚至一些基礎性的學科規範，都不甚健全，亟需參照一些成熟的學科，引為藉鑒，以有利於提高。

於是，齣現瞭大量譯介西方漢學研究成果的現象。

上世紀80年代是一個我國學術思想開始“走嚮世界”的曆史時期，“文化熱”方興未艾，知識界與齣版界聯手，開始大量譯介西方的學術著作。其中有幾種大型譯介叢書尤其引人注目，例如從1981年開始由商務印書館齣版發行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至2012年共齣版十四輯600種。在關於海外漢學方麵，最具代錶性的則非數江蘇人民齣版社於1989年開始齣版的《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不可。截止2013年，這套叢書共譯介西方研究中國曆史文化的學術著作161種，既囊括瞭費正清等名傢的代錶作，也推齣瞭一些其作者相對年輕、但在叢書主持者看來其論說不乏價值的著作。近年來更按專題，推齣瞭“女性係列”、“海外學子係列”、“環境係列”等子係列。至今，依仍每年推齣新書十餘種，在知識界與齣版界享有盛譽。在此之外，其它一些齣版社分彆推齣的各種譯介西方漢學著作，麵廣量大，比較重要的如有中國社會科學齣版社齣版的多捲本《劍橋中國史》的中文本，中華書局推齣的《世界漢學論叢》數十種，各省市齣版社幾乎無一未推齣過數量不等的譯介海外漢學的著作，例如上海遠東齣版社的《史景遷中國研究係列》，浙江人民齣版社的《外國學者筆下的傳統中國》叢書等等。三十餘年來，雖未見有人作過精確的統計，如果說這樣的譯介著作已超過韆種，估計不緻誇大。

專著之外，各類學術雜誌也多開闢專欄，或撰文，或傳譯，介紹西方學界關於中國曆史的研究成果。與此同時，一些專業研究機構陸續被建立起來，展開對海外漢學的學術研究。這些機構大多辦有專門以研究、介紹海外漢學為主題的專業期刊，如由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主辦的《國際漢學》，由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主辦《世界漢學》，由陝西師範大學國際漢學研究所主辦的《國際漢學集刊》，以及由北京語言大學主辦的《漢學研究》等等。這些研究機構還經常性地組織召開關於海外漢學的專題國際學術會議，齣版學術專著，討論、介紹海外漢學。

更為重要的是，隨著譯介工作的推進，國內學者接觸瞭解西方漢學學術成果越來越方便，在中國古代曆史的幾乎每一個研究領域，都齣現瞭重視、藉鑒西方漢學的現象。

在這樣多方麵的推動之下，西方漢學開始對中國古代曆史研究領域産生持續性、全方位的影響，是可以想見的。正如《海外中國研究叢書》叢書主編劉東曾不無自豪地說：“我們引進的不僅僅是一批書，而是一個知識領域、一個學術傳統。當今中國學界，幾乎罕有人不受這套書的影響。”[5]

這種“影響”錶現在中國古代曆史研究領域的方方麵麵，其對學術的正麵推動意義不容質疑。在各個專題具體研究之外，最有意義的，一是有助於基礎性學科規範的確立，另一則是對一些新研究領域的開拓，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無論是以“新史學”為標榜的社會史，或者以“華南學派”為重要代錶的曆史人類學，還是常常攬動學界一池靜水的個彆爭議性議題的提齣，例如所謂“新清史”的說法等等，無不如此。2004年，鄧小南在梳理國內宋代史研究學術史時，就曾指齣：“近年來，我們在研究取徑、方嚮乃至議題的選擇方麵，許多是受海外學界的影響。”[6]所以有學者這麼說：“在我們看來，我們一直是在做中國自己的學問，其實背後卻受到國外漢學治學模式的很深影響，它在不斷地重構我們的學術。”[7]

可是，人們對事物的認識，總是在麯摺中前進的。矯枉過正往往是最為常見的認識路徑。在“幾乎罕有人不受這套書的影響”的格局之下，一些為推動者所始料未及的現象於焉産生。這就是劉東所說的“現在國內一些學者研究中國也淨是漢學意識，年輕學子更是惟恐學漢學傢的風格學得不像，這恐怕也是問題”[8]。張西平這樣界定所謂的“漢學心態”：“但另一方麵，西方漢學作為主導世界文化的歐美文化的一部分，中國學術界對它的接受也顯現瞭另一種特點：漢學心態的齣現。這就是對西方漢學的一味追求和模仿。”“急切地套用西方漢學著作中的學術術語，照搬西方漢學的研究方法，這已經成為當前文科研究中，特彆是在傳統人文學科研究中的一個很普遍的現象。一些看似很新潮的著作，看似很玄妙的理論，如果我們深究一下，幾乎都可以在西方漢學（中國學）的著作中找到原型。”[9]一些盡管相當不經、卻比較能迎閤民眾心理的西方學者的論點，經過一些文化人士的鼓噪，其影響甚至已經溢齣學界，波及到瞭社會，例如關於“宋代GDP的全球占比”論即是。[10]

影響過於強化所帶來的“一味追求和模仿”，以及以西方學者的論說為標準的現象，這些當然不僅無法對學術研究産生正麵的促進作用，更有可能反過來阻礙它的發展。因此，有學者甚至將對這種復雜影響的評判，提升到瞭文化上的“自我殖民化”這樣嚴重的程度。[11] 在一些具體的研究取嚮上，類似的批評也不少。典型的例如葛兆光批評近年來西方漢學流行的區域研究方法，認為它“至少在歐洲，對於民族國傢作為論述基本單位的質疑，我相信，是齣於一種正當的理由，因為民族國傢在歐洲，確實是近代以來纔逐漸建構起來的”。但在中國，由於民族國傢發展曆史與歐洲存在差異，這種方法雖然也有一定的可取之處，“卻意外地引齣瞭對‘同一性中國曆史、中國文明與中國思想是否存在’的質疑”，不能不令人擔憂。[12]

在大量譯介三十餘年、並且目前勢頭仍未稍見消減之時，針對西方漢學對我國學界所産生的復雜影響，冷靜客觀地評估這一學術潮流，並站在學術本土化的立場上，就如何推動中國古代曆史研究走嚮深化，提齣自己的思考，是這一學術領域每一個具有責任心的學者不應迴避的任務。

二、西方漢學的主體性與其特點

這就提齣瞭一個我們應該如何看待西方漢學的問題。

簡單說來，西方人之所以研究中國，自然是齣於他們瞭解中國的需要，以及反映瞭隨著中國在世界上影響的擴大，漢學日益成為一門世界性學問的必然趨勢。不過深究起來，主體與客體之間的關係無疑會受到各種現實因素的影響，因而變得復雜起來。

最早比較有係統地觀察瞭解、進而初步研究中國曆史文化的，是從明代末年開始進入中國的耶穌會傳教士。這批上帝的僕人嚮西方世界介紹中國曆史文化之帶有明顯的功利目的，因此在相當程度上扭麯瞭曆史的真相，已是學界常識。齣於更有效地嚮中國民眾傳播“上帝福音”的需要，基於對中國社會主導階層的認識，在利瑪竇從最初穿著僧服，到後來更換為儒服的所謂“易服事件”之後，耶穌會士們將傳教對象集中在士人階層，並在反饋迴西歐本土的關於中國社會的信息中，盡量放大其作為一個由知識階層所管理的“開明君主製”的形象，這既是為瞭盡可能地將他們在東方的傳教事業描繪得前途光明，以便爭取本國教會信眾的支持與捐資，更是對當時西歐貴族專製君主統治的一種下意識的反應。以至後來歐洲的啓濛思想傢們得以藉用耶穌會士所告訴他們的關於東方“開明君主”製度的信息，來批判西歐的君主製度，從而在東西方文化交流曆史上形成瞭一個典型的以偏概全的盲人摸象故事。[13]東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這一逸事，無非告訴我們，一個文明對於另外一個文明的瞭解，無不齣於實際的目的，而這種目的，有時就可能扭麯學者觀察的眼光。

當今西方世界之研究中國，也不脫這一規律。

當今以美國學界為代錶的西方漢學研究，是在二戰以後發展起來的。如果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西方的政府部門與一些私人基金會資助漢學研究項目，曾帶有明顯的意識形態背景，那麼，自從冷戰結束以來，東西方關係緩和，個體學者的一些研究項目呈現齣多樣化的價值取嚮，比較顯見。盡管如此，在觀察與被觀察兩者之間的關係中，前者作為主體的地位不可能改變。也就是說：研究者總是會站在自己的立場之上，來作齣對研究對象的觀察，以服務於自己的目的。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明顯的“他者”，撇開那些宗教的與政治的等等因素，對於西方的研究者來說它的意義何在呢？

以西方學界為主導的近代學科體係建立以來，盡管因為西方文明所錶現齣來的一些根深蒂固的弊病，有時使得其學界睏惑與沮喪，或者因為世界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也促使著學者們去反思他們觀察非西方世界的眼光是否客觀，於是纔有瞭所謂“中國中心觀”這樣的命題被提齣，但究其根本而言，他們對外部世界的研究，都是為瞭構建一個在他們看來可能更為客觀、更為正確的學科體係，這個體係的主體自然隻能是西方的，而不可能是其它。在這裏，它者隻能是西方的一個映襯物。

一些學者的研究個案給瞭我們以很好的例證。張西平曾舉法國漢學傢於連（Frangos Jullien，1951－）的例子來作說明。於連認為隻有從外部來重新審視歐洲，歐洲纔能獲得自我的認識。他說：“從嚴格意義上講，唯一擁有不同於歐洲文明的‘異域’，隻有中國。”因此，於連是為瞭解決歐洲思想的問題，而找到瞭中國，他研究中國不是為瞭做一個漢學傢，而是做一個歐洲的哲學傢。中國不是他的目的地，隻是他為衝破歐洲思想的藩籬所反思自己的工具，他的目的地是希臘，是歐洲。[14]

與於連相似但更具普遍性的例證，則非在西方漢學界著名的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 1925－2008）莫屬。國內有不少學者曾將施氏所謂中國帝製後期的“基層市場理論”，即城鎮分層與正六角型分布結構，應用於不同的地區，試圖“檢驗”其假說的適用性。不過往往都會發現，或者某地城鎮的分布，僅“在某些方麵與施堅雅模式存在一定的吻閤”[15]，或者不得不直言“施堅雅的‘作為社會體係的市場結構’的基層市場理論似有修正的必要”[16]。也有學者采用實證的方法，建構瞭清代華北及陝甘兩個不同區域的城市人口等級模式，據此對施堅雅分區理論從曆史學方法的角度提齣異議，認為無論是清代中期還是清代末年，中國都不存在一個統一的城市人口等級模式。上一級城市人口與下一級城市人口之間的關係，在區域之間錶現為非常復雜的關係，城市等級與人口數量之間的關係呈現較大的差異。施氏試圖建立一個統一模式的做法，從根本上說來是錯誤的。[17] 殊不知，施堅雅作為一個經濟人類學傢，其最終目的是建立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分析模型，中國曆史隻不過是他在研究過程中所使用的素材。他所建立的分析模型是否能夠吻閤中國廣大農村地區的各種復雜情形，本來就不是他的目的。所以纔會有“大多數學者覺得施堅雅的分析模型過於規則和‘理想’”的問題。[18]

因此，那些“檢驗”工作當然不可能得到令人滿意的結果。這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忘記瞭西方觀察傢們的這種“外來者”立場，誤將他們“內化”瞭，就免不瞭會陷入自作多情的窘境。

有學者已經指齣，西方學者研究中國曆史，常常陷入一種矛盾的境地。“一方麵，他們力圖運用中國素材來評論西方社會理論的一般性問題，使其研究在理論界獲得一席之地；另一方麵，為瞭突齣其研究的獨特意義，他們也十分強調西方理論在解釋中國素材時錶現齣的弱點”[19]。或曰：“一方麵，他們為瞭突齣其研究的獨特意義，對西方理論在解釋中國素材時所錶現齣來的弱點，進行不遺餘力的抨擊；另一方麵，為瞭使自己的研究在西方獲得一席之地，又力圖運用中國素材來說明西方社會理論的一般性問題。因此，即使是一些被稱為是‘中國中心觀’的學者，他們雖注重從中國的傳統中探求曆史發展的真相，但由於受西方學術傳統的影響，在具體的研究中往往把西方的學術規範套用於中國研究。”[20]造成這種矛盾境地的根本原因，正在於漢學傢的這種外來者的立場。中國曆史研究似乎成瞭西方理論的試驗田。所以說，漢學“本質上仍然屬於一種西學”[21]，它是一門西方的學問，我們不可能、也不應該要求西方漢學傢在研究中國曆史的時候，從立場到情感都轉移到本土這一方麵來。

根據這樣的分析，再來觀察學界長期以來批評的西方漢學傢們所提齣的一些學術假說，其背後往往隱藏著他們本民族曆史經驗的影響，也就可以理解瞭。

餘英時先生在評說“漢學一望無際，觸處皆是”，“可是‘漢學中心’卻未在任何地方齣現”現象時，認為“主要由於研究的傳統和關注的問題彼此不同，每一地區的漢學都或多或少地展現齣一種獨特的曆史和文化風貌”[22]。如果對餘先生的評說略作補充，是否可以這麼認為，世界各地漢學所展示的“獨特的曆史和文化風貌”，當然不是指中國曆史這個研究對象，而是可能指這樣兩方麵的內容，其一，研究者有意無意地受到其本民族不同曆史經驗的影響；其二，受不同地區漢學學術傳統的製約。

也就是說，西方不同地區的漢學研究，其發生與發展自有因緣。西方漢學傢們對中國曆史的研究，無論是他們提齣的議題、觀察的取嚮，還是其所采取的分析方法與歸納總結的學術傾嚮，都有著內在的隱情。中國學界作為漢學研究成果的接受者，若非真正深入瞭解隱藏在每一部漢學著作背後的文化因素與學術史背景，也就很難把握如何纔能恰當地藉鑒利用的分寸。對於絕大多數的中國古代史研究者來講，這樣的學術要求也許是勉為其難的。這大概是為什麼有人會對西方漢學“一味追求和模仿”的部分原因吧。

三、走嚮實證與學術自信

那麼，“漢學心態”之惑究竟應該如何破解呢？

空洞地指責學界缺乏學術自信是沒有意義的。學術自信與否並非單純的學術問題。在現階段，就中國古代曆史研究領域而言，可行的路徑之一，就是發揮本土學者在掌握曆史資料與感悟曆史情景方麵的長處，通過復原更為準確的史實，來為進一步的理解闡釋奠定基礎。易言之，就是要通過發揮實證史學的優勢，在各專題研究中取得切實的進展，來構建以本土經驗為基礎的曆史闡釋學，樹立民族學術自信，從而走齣“漢學心態”。

下文，筆者將以近來討論唐宋城市史專題的體會，略作說明。

當今，作為人文學科的曆史學在其研究方法的層麵，正越來越趨嚮於社會科學化。不過受曆史學基本特性的製約，在研究方法層麵，史學也有自己的一些顯著特點。例如，史學研究不得不被動地依賴於存世曆史信息來纔能展開研究，而無法像研究現代社會的社會科學的一些門類那樣，可以主動地去尋求研究信息。而且，存世的曆史信息總是那麼的殘缺不全。因此，如何應對研究信息殘缺不全的睏難，就成瞭史傢們無法逃避的功課。也因此，史學研究就必然是一個史實重構與現象解釋（概念演繹）並重的過程，這也是我們評判學術進步與否的主要標尺。

現代社會科學各門類的研究過程當然也需要有論證的環節，不過它們與曆史學研究顯然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因為社會科學研究當代社會，許多社會現象為眾所周知，既不必為那些社會現象的存在與否大費周章，論證過程常常更是概念演繹多於實證歸納，曆史學則不然，特定曆史現象的存在與否，本身就需要復雜的論證研究。所以，史實重構工作是否可靠，就成瞭下一步概念演繹的基礎，前者失之毫厘，後者就可能謬以韆裏。

在中國古代的唐宋城市史研究領域中，有一個所謂宋代發生瞭“城市革命”的假說，比較典型，可引以說明本文的論點。

宋代“城市革命”說最初由英國學者伊懋可（Mark Elvin）在他的《中國過去的模式》一書中提齣。[23] 此書所討論的議題與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史領域的所謂“李約瑟難題”如齣一轍，[24] 它試圖迴答近代中國為什麼未能産生工業革命的問題。伊氏的基本觀點是：傳統中國的經濟發展，在宋代達到瞭當時技術所可能利用資源的頂峰，宋代以後，受資源與技術等因素的製約，中國經濟的總量雖然仍有所增長，但在質量上卻再無提高，即所謂隻有數量上的增長（Quantitative Growth）而無質量上的發展（Qualitative Development），這就是他所說的“高水平平衡陷阱”（High Level Equilibrium Trap）。[25] 為瞭證明宋代經濟達到傳統時期的頂峰，他主要利用齣自日本學者研究的二手成果，來描述在宋代産生瞭一場中世紀的“經濟革命”，所謂的“城市革命”正是這場“經濟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關於唐宋城市曆史的描述，伊氏主要利用瞭加藤繁等人的研究成果。統計其書中有關描述史實的引文注釋，超過90%齣自日本學者的論著。

值得指齣的是，伊氏此書的議題，反映瞭明顯的將中國曆史納入歐洲發展軌跡的企圖。這當然說明瞭前文所講的西方漢學傢們總是站在本民族曆史經驗的背景來理解中國曆史的現象。也因此，這也就說明瞭伊氏在引用學界關於唐宋城市史的研究成果時，有著明顯的選擇傾嚮。所謂中世紀“經濟革命說”的描述是否成功，是他全書主題能否成立的前提。

由此可見，所謂宋代産生“城市革命”之論在伊氏推論結構中的地位，並非在於其對宋代城市史的研究作齣瞭哪些重要推進，而隻是作為他的“高水平平衡陷阱”假說的一個鋪墊。因此這一論說充其量隻不過是對宋代城市發展現象的一種定性描述而已，用以錶達對主要由日本學者所重構的唐宋間城市發展史實的認可，以及伊氏本人對於如何描述這種城市發展水平的概念選擇：“革命”。這一概念既在史實重構方麵全無貢獻，對於曆史現象的解釋也不見得是什麼重要的創新。而且，這原本也並非是伊氏論述的重點之所在。

數年後，當美國的施堅雅主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這部論文集時，他在全書第一編的《導言》中，歸納傳統中國在帝製晚期之前城市的發展史，專列一節，題作《中世紀城市革命》，主要就引用瞭伊懋可關於宋代産生“城市革命”之論，列齣瞭“這個革命的鮮明特點”：（1）放鬆瞭每縣一市，市須設在縣城的限製；（2）官市組織衰替，終至瓦解；（3）坊市分隔製度消滅，而代之以“自由得多的街道規劃，可以城內或四郊各處進行買賣交易”；（4）有的城市在迅速擴大，城外商業郊區蓬勃發展；（5）齣現具有重要經濟職能的“大批中小市鎮”[26]。很顯然，“革命”的概念既非施氏首創，這些關於“革命”的“鮮明特點”的史實描述，也幾乎全齣自日本學者之舊說，僅就這一點而論，若說施氏對於唐宋城市史的研究沒有什麼貢獻，自是實話。不過施氏的研究，其目的也並非針對唐宋時期，他歸納那些“鮮明特點”，隻是為他討論我國帝製晚期的城市作鋪墊而已。

令人不解的是，從伊懋可到施堅雅，他們關於宋代産生“城市革命”之論，雖然有著相當明確的論述目的與論證特點，當這個概念被中國大陸的一些學者反復徵引之後，卻被不斷“哄抬”，最終被譽為“理論”，認為它的提齣，反映瞭“唐宋城市變革研究的深化”[27]。關於宋代産生“城市革命”的說法也被眾多論著所徵引。個中緣由，除瞭它迎閤瞭數十年來主導這一研究領域的“發展”模式的心態外，[28] 看來就是“漢學心態”在作怪瞭。

如何破解這種心態，在“革命”與否的概念上與之糾�C是無謂的。解決問題的根本取徑，是重新檢驗日本學者關於唐宋間城市演變史事的描繪，是否符閤史實。核心內容當然在於如舊說所描述的，從唐代的城市居民區（坊）與市場區（市）相互分隔、封閉狀態，隨著坊牆倒塌，市製崩潰，轉嚮宋代的沿街開店、居民區與市場區相互混閤的開放狀態，亦即所謂從“坊市製”嚮“街市製”的轉變。這一轉變所蘊含的，則是中國古代城市從封閉到開放的革命性轉摺。這樣一來，中國古代城市發展演變的曆程，在相當程度上，也就可以與西歐城市史相互映襯瞭。

在這裏，關於市製，舊說的核心論據，就是唐中宗景龍元年（公元707年）十一月敕令，“諸非州縣之所不得置市”[29]。新近的研究已錶明，這一敕條指令“不得置”者，並非泛指一般的市場，而是指要限製在高級市場設置市官。在當時的農村地區，一般市場（草市）正在不斷産生，政府並未頒下專條，予以取締。將商業活動集中在特定區域，與其說是為瞭“限製”商業的發展，不如說是為瞭方便官府徵取商稅。到瞭宋代，商賈雖然有瞭在城市其它區域設立店鋪的自由，但在實際的城市生活中，商鋪仍多集中於傳統的市場區域。宋代曆史文獻所記載的州市縣市，並未成為如加藤繁所稱之“單純的地名”[30]，大多仍為活躍的城市市場地塊。與此同時，由城牆等物體所標識的整個州縣城區，又由國傢法規界定為廣義的城市市場，商品進齣城市須納門稅，與前期市的區塊相仿。其與前期的差異性，基本體現在市的區塊與市民階層的擴大。[31]

與此同時，由唐代律令所描述的嚴格的、由圍牆封閉起來的坊區製度，顯然隻推行於以京城為主的少數規劃城市。這一製度相對多地被地方城市所模仿推行，已經是晚唐五代時期的史事瞭，而且大多齣於軍事防禦的需要，各地擴建羅城，纔乘機重新整頓城區裏的裏坊布局。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從唐初到唐末五代，地方城市的坊區都隻不過是一種以戶籍控製為目的而編組的基層行政單位，它以居住區塊為基礎，但卻並不一定就是封閉性的區塊。在現存文獻中，均未見有在羅城中營築坊垣的記載，考古發掘也未見有可以確證的坊牆遺跡。中唐以後各州府城市（特彆是節鎮駐在城市）大規模地興築或擴修羅城，在羅城內普遍推行裏坊製，正說明各地軍閥、官府對城市居民及其經濟社會生活的控製呈現齣逐漸強化的趨勢 ，而非如舊說所雲，晚唐五代時期城市中裏坊製逐漸鬆弛，終緻崩潰，城市居民的經濟社會生活日趨自由。[32]

總之，所謂從封閉的“坊市製”轉嚮開放的“街市製”的描述，無疑誇大瞭唐宋間城市結構演變的力度，並不符閤史實。唐宋之間城市無論在經濟還是其它方麵的發展，雖然極其顯著，不過新近的研究已經可以證實，以所謂從唐到宋坊牆倒塌、市製崩潰為主要論據的“城市革命”說，恐怕無法成立。這樣一來，在這些虛構的史實基礎之上演繹齣來的關於中國古代城市史的一些認識、並進而牽扯到關於中國帝製後期曆史演進軌跡的一係列推斷，顯然就有瞭重新考慮的必要。我們也就有瞭可能，來鈎勒一幅與西歐不太一樣、更重視唐宋間曆史承續而非斷裂的演進軌跡。

關於宋代“城市革命”說的檢討雖然隻是一個個案，但它嚮我們展示瞭一個在中國古代曆史研究領域如何切實提高研究水準、走齣“漢學心態”的一條路徑，或曰一個方法：發揮本土學者掌握曆史資料方麵的長處，更具體、更細緻地重構史實。有時候，這種重構不一定非得著力於那些“前人尚無研究的空白點”，用心於重新檢驗前人的舊說，其實也是一個值得努力的方麵。前人的研究無不都是從史實考釋逐步展開的，他們的研究條件在某些方麵其實不如今天，史籍的搜尋既已睏難，現代化的大型全文數據庫更不可得，因此在不少方麵存在疏誤並不意外。可是，迷信舊說，不假思索地接受前人舊說的現象，在史學領域卻不勝枚舉，這就使我們的不少研究建立在瞭可疑的基礎之上。“漢學心態”隻不過是其中一個錶現而已。

四、結語

外國人看中國，當然會與中國人看中國存在顯著差異。我們不可能要求外國人如同中國人一樣來觀察中國，也不必要賦予如本文所討論的學術問題以過於沉重的政治使命。而且，關於中國古代曆史研究的學術領域之深入發展，仍需要在方法、規範、思想等多方麵嚮西方漢學學習。譯介工作仍然很有意義。當然，如果對於譯介哪些漢學專著的篩選工作做得更用心、更專業化一點，效果會更好。不過，我們還是將西方漢學放在“它山之石”的位置上去吧，不應讓它喧賓奪主。

為什麼應該走齣“漢學心態”，主要的理由隻在於：中國人看中國應該、也必然比外國人看中國來得更準確、更深刻一些。為什麼？除瞭對曆史資料掌握可能更全麵，理解可能更準確，解讀的立場可能更貼近實際等等理由之外，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當史學研究越來越趨嚮於社會科學化之際，對民族曆史文化的貼近感悟，仍然應當在人文學術研究中占居至關重要的位置。

由於存世曆史資料的偶然性與零碎性，它們所反映的曆史現象難免是局部的、片麵的，乃至不可避免地――錶麵的。所以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工作，就是要在充分認識曆史資料不足的前提下，鑒彆它，解讀它，盡力從局部與個案中，拼湊齣觸及事實真相的曆史全貌，以期收到窺一斑以見全豹之功效。所以曆史資料的解讀總不得不先於論題的構建。更由於曆史資料的不足，史實的重構無法通過依據大量、全麵的曆史信息來統計歸納，而經常不得利用一些描述性的文獻，采取“舉例子”的方法來得齣。在這一過程中，對資料的解讀既已麵臨不小的挑戰，“例子”的選擇是否具有典型性，更考驗著研究者的判斷能力。於是，對特定階段曆史全局的掌握，對民族曆史文化的感悟，有時就起著關鍵的作用。這大概就是史學作為一門人文學科，其與更具“技術”意味的社會科學式研究方法的重大區彆。在我國，曆史學作為傳統“學問”的一個基礎組成部分，強調的是讀聖人之書，行聖人之道，內聖與外王閤為一體。用現代學術語言來講，即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不是分離的，而是閤而為一的。雖然在現代社會科學的角度看來，這種物我不分的狀況必然會影響學者的客觀立場，有著莫大的不利，不過它也有著社會科學方法所無法企及的長處：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物我一體，抱有一種“溫情與敬意”，浸淫其中，感悟其中，常能給零碎的曆史信息補充一些至關重要的、背景性的曆史場景，以達到真正理解曆史的目的。

同時，時至21世紀，我國相關社會科學的發展，已經為史學理論體係本土化奠定瞭可能的基礎。曆史學科經過這幾十年的發展，也已經擁有瞭比較豐厚的學術積纍，如果我們文化自覺的意識能夠更強一點，學術管理體製能夠更科學一點，史學研究更多地走嚮本土創新是必然的。

[0] 關於西方研究中國曆史文化的學問，學界有不同的命名，或稱之為漢學，或稱之為中國學。考慮到本文討論的是關於中國古代曆史的研究領域，筆者以為名之為漢學比較恰當。參見張西平主編《西方漢學十六講》第一講，外語教學與研究齣版社2011年。

[1] 參見包偉民《“理論飢渴癥”――中國古代史領域學術生態一瞥》，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1年6月2日第1版；《“理論與方法”：近三十年宋史研究的迴顧與反思》，載《史學月刊》2012年第5期，第20－29頁。

[2] 李華瑞《“唐宋變革”論的由來與發展（代緒論）》，第33～34頁，見李華瑞主編《“唐宋變革”論的由來與發展》，天津古籍齣版社2010年。

[3] 張其凡《三十年來中國大陸的宋史研究（1978－2008）》，第555頁。文載浙江大學宋學研究中心編《宋學研究集刊》（第二輯），浙江大學齣版社2010年，第529－564頁。

[4] 參見張艷國《馬剋思主義唯物史觀與史學理論》，文載《學術研究》1996年第2期，第51－55頁。“史觀”或稱“世界觀意義的方法論”，參見吳承明《中國經濟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92年第1期，第1－20頁。

[5] 參見王洪波《一套書與一個知識領域的引進》，載《中華讀書報》2013年3月17日第14版。

[6] 鄧小南《近年來宋史研究的新進展》，第23頁。文載《中國史研究動態》2004年第9期，第18－24頁。

[7] 參見崔秀霞《漢學研究的發展、影響與交流――“漢學研究：海外與中國”學術座談會綜述》，載《中國文化研究》 2005 年鞦之捲，第177－180頁。

[8] 王洪波《一套書與一個知識領域的引進》。

[9] 張西平主編《西方漢學十六講》第一講，第27、28頁。

[10] 參見魏峰《宋代“GDP”神話與曆史想象的現實背景》，文載《國際社會科學雜誌》（中文版）2014年第2期，第145－149頁。

[11] 顧明棟《漢學與漢學主義：中國研究之批判》第93頁。文載《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2010年第1期，第79－96頁。

[12] 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曆史論述》，中華書局2011年，第4、9頁。

[13] 參見周寜《永遠的烏托邦：西方的中國形象》第二章《大中華帝國（天堂傳說之二）》，湖北教育齣版社2000年，第95－140頁。

[14] 張西平《漢學作為思想和方法論》，第143頁。參見張西平主編《西方漢學十六講》第16頁。

[15] 鬍勇軍、徐茂明《“施堅雅模式”與近代江南市鎮的空間分布》，文載《南通大學學報》（社科版）28捲第3期（2012年5月），第28－34頁。

[16] 硃炳祥《“農村市場與社會結構”再認識――以摩哈苴彝族村與周城白族村為例對施堅雅理論的檢驗》，文載《民族研究》2012年第3期，第55－64頁。

[17] 曹樹基《清代北方城市人口研究――兼與施堅雅商榷》第28頁。文載《中國人口科學》2001年第4期，第15－28頁。

[18] 參見陳倩《從韋伯到施堅雅的中國城市研究》，第103頁。文載《重慶大學學報》（社科版）2007年第3期，第100－104頁。

[19] 王銘銘《社會人類學的中國研究――認識論範式的概觀與評介》第117頁。文載《中國社會科學》1997年第5期，第106－120頁。

[20] 陳君靜《施堅雅中國城市發展區域理論及其意義》，第68頁。文載《寜波大學學報》（哲社版）1999年第3期，第64－68，118頁。

[21] 劉東《清華國學和域外漢學》第9頁。文載《清華大學學報》（哲社版）2010年第6期，第13－15頁。

[22] 餘英時《開幕緻詞》，見李宗�j主編《中央研究院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齣土材料與新視野》，（中央）研究院2013年，頁i-ii。

[23]Mark Elvin （伊懋可）,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中國過去的模式),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年，第113－199頁。

[24] 關於“李約瑟難題”，參見Joseph Needham（李約瑟）, Science and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I, Introductory Orientations, The Syndics of th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4。中譯本題作《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捲《導論》，袁翰青等譯，科學齣版社、上海古籍齣版社1990年版，第1－2頁。

[25]Mark Elvin （伊懋可）,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第113－199頁。

[26]G. WilliamSkinner （施堅雅）主編：The City in LateImperi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California, 1977。中譯本題作《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葉光庭等多人閤譯，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24頁。

[27] 參見寜欣、陳濤《“中世紀城市革命”論說的提齣和意義――基於“唐宋變革論”的考察》，文載《史學理論研究》2010年第1期，第126－159頁。

[28] 筆者稱近二三十年來史學界在討論唐宋間社會變遷時、一味強調曆史發展的單一思維方式為“發展”模式，參見拙作《宋代城市研究》序論《唐宋城市研究學術史批判》，中華書局2014年，第1－41頁。

[29] 王溥《唐��要》捲八六《市》。上海古籍齣版社1991年�c校本下�裕�第1874��。

[30] 加藤繁《唐宋時代的市》第296頁。文載氏著《中國經濟史考證》上冊，商務印書館1962年，第278－303頁。

[31] 參見拙作《宋代城市研究》第三章《城市市場》，第172－236頁。

[32] 魯西奇《城牆內外：古代漢水流域城市的形態與空間結構》，中華書局2011年，第267－274頁。參見成一農：《“中世紀城市革命”的再思考》，文載《清華大學學報》（哲 社版）2007年第2期，第 77－87頁。

本文原載《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15年第3期，作者授權“ 會講宋史”微信公眾號發錶，依據作者word版本，引用請核對期刊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