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的內外環境中，必須要說，上海疫情發展到今天，其政治意義已經超齣瞭之前的武漢。
兩年多前新冠疫情初發，中國上下對這種急性傳染病是陌生的。武漢抗疫過程中雖然也齣現一些問題，但總體上及時遏製瞭疫情的大麵積外溢，並基於此逐漸形成中國特有的疫情防控模式。
而上海的不同在於，新冠病毒不再陌生瞭，經過兩年多的防疫抗疫，社情民意也在發生轉變，很多問題不能再用武漢的語境予以「諒解」。這使得本輪疫情在抗疫本身的醫學範疇外，還形成瞭一次對防疫策略、社會治理、應急管理等諸多課題的總暴露。
同時，外部環境也在急劇變化，雖然「動態清零」和「與病毒共存」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個二元對立的選擇題，卻實際上已經形成西方國傢「與病毒共存」和中國「動態清零」兩條截然區別的防疫路線的並行競爭局麵。中國式抗疫的實際成果與優越性，必須持續以高效快速的「動態清零」來體現。
因為今天的內外局麵已經不同於武漢初期，所以對上海主政者來說，防疫的挑戰更為艱巨。加之上海本身的重要性，及其在疫情爆發以來精準防疫方麵一直是模範生和標杆，讓人們對上海的期待和要求自然更高。
而隨著進入二十大的週期，在上海防疫本身外，最為觀察者們關注的事項之一，是此前被廣泛認為將在二十大上更進一步的上海市委書記李強，會否因此輪疫情而麵臨仕途上的某種未知波摺。
4月2日，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在吉林省指導抗疫半個多月後，於當天上午緊急趕往上海，稱要「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態度堅決果斷，行動迅速有力，把黨中央、國務院關於疫情防控的決策部署落到實處，加緊推進應檢盡檢、應收盡收、應隔盡隔、應治盡治。」
在上海疫情爆發初期，因此前「精準防控」的成功經驗，外界普遍認為上海將在這輪疫情中做進一步的相關探索，事實也證明上海在試圖這樣做。因此孫春蘭被認為很可能最終不會去上海，以此顯示中央對上海獨立抗疫的信心和支持。
但4月2日的官方報導打破瞭這一判斷，也讓人們對上海的防疫及其外溢效應產生更多想像。
在更早之前的3月17日，習近平召開關於疫情的政治局常委會，稱「各地區各部門各方麵要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黨中央決策部署上來……要加強組織領導，剋服麻痹思想、厭戰情緒、僥倖心理、鬆勁心態……疫情較為嚴重的地方，黨政主要領導和各級領導幹部要把防疫工作放在第一位，盡銳齣戰，決戰決勝。」
孫春蘭到上海後「強調」的內容，與常委會如齣一轍。
4月6日，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刊文，呼籲「這是一個必須盡銳齣戰、以快製快的時刻……尤其需要各級黨員領導幹部挺身而齣……落實好中央和市委的部署與要求，迴應好市民的希望與期盼，都要靠各級領導幹部勇於擔當、善於作為，身先士卒、以上率下。」同時喊話上海全體領導官員，「有理由不更勇敢地擔起責任，沒有理由不盡最大的努力為群眾紓睏解難，沒有理由再作任何的推諉、拖延、躲閃。」
在該報刊文同日，李強召開疫情防控會議，稱要「進一步統一思想、全力以赴……把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精神貫徹好，按照孫春蘭副總理在上海調研疫情防控工作時提齣的要求……充分凝聚起團結一心、眾誌成城、共剋時艱的強大力量，堅決打贏疫情防控這場大仗硬仗。」
2017年在江蘇省委書記任上躋身中央政治局委員，同年又任上海市委書記，李強在十九大後的一整個政治週期內，已被視為將是二十大高層版圖的重要成員。
而疫情突如其來，又處在二十大臨近的關鍵時期，所有身在其中的官員，上至中南海，下至鄉鎮村落，無疑都將背負額外沉重的政治壓力。
上海的特殊性無需多言，它是中國的一張「名片」，其政壇高地的來由，正是經濟開放、社會治理等多個優勢的附加價值。對中國而言，這張「名片」的意義不言而喻。之於具體的主政官員，既是機遇，也是巨大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