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選舉備受兩岸關注，從政黨的提名結果、候選人的選舉策略、選民的投票傾嚮，到選後的政治版圖變更，皆為各方觀察重點。在此過程中，「製度設計」扮演瞭重要角色，台灣何以形成藍綠兩黨獨大的政黨體係，又為何齣現「配票」、「棄保」的選舉策略，實與製度更迭高度相關。
對此議題，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於4月13日舉辦「連震東先生紀念講座演講」，邀請到台大政治學係教授王業立，以「台灣選舉製度的政治影響」為題，分析製度對台灣政黨、選舉的深度影響。此為係列報道第一篇（共二篇）。
選舉製度影響政治運作
王業立指齣，從「新製度論」的研究視角齣發，目前的製度論研究可分為上遊、中遊與下遊，上遊聚焦製度的選擇與設計；中遊研究製度如何運作，例如半總統製下，總理與國會如何展開互動；下遊則研究製度如何變遷與影響行為者的行為，例如在既有選製下，政黨該如何提名、候選人該如何競選等。
而不同選舉製度，反映瞭不同的功能與價值選擇。王業立錶示，哈佛大學教授諾裏斯（Pipa Norris）曾提齣四個分析選舉製度的指標： 政府的有效統治 ，例如多數決容易形成兩黨體係，也就是容易產生議會席次過半的執政黨，如此一來政策推動相對穩定； 責任政治 ，也就是能使錶現不好的政黨下台； 對小黨的公平性 ，例如比例代錶製下，小黨的生存率能大幅上升獲得支持； 社會代錶性 ，比例代錶製下，弱勢的社會團體也相對容易進入政壇，錶達其訴求。
王業立補充，沒有任何選舉製度，可以同時滿足上述四種標準，故選擇何種選舉製度，就反映瞭政體的「優先偏好」。王業立舉例，台灣的立法委員（簡稱立委）選舉於2008年後，正式改為「並立式單一選區兩票製」，但113席的總席次中，區域席次多達73席，佔瞭65%，不分區隻佔30%，其他則是原住民代錶席次。這種設計導緻台灣容易走嚮兩黨製，小黨雖有生存空間，但不容易跨過5%的政黨門檻，故可以看齣來，當初設計選製時，是希望強化政府的有效統治，避免小黨林立，降低政策推行效率。
王業立接著錶示，選舉製度既會影響政府組成，也會影響選民服務與投票率。王業立舉例，例如採取比例代錶製的以色列，全國席次都是比例代錶製，沒有區域席次，議員便不太有選區服務的需要。而在投票率部份，採取比例代錶製的國傢，其投票率往往會高於多數決製的國傢，因為選民會認為，在投給政黨的比例代錶製下，自己的票較不會被浪費。
台灣的三種選舉製度
而針對台灣現行選舉製度，王業立指齣，在公職人員選舉上，台灣如今有三種選製並行。
首先，在各級行政首長選舉製度上，台灣採取「 相對多數決製 」（plurality），也就是「領先者當選製」（first-past-the-post system）。以2000年的台灣總統大選為例，5個候選人中，陳水扁的得票率是39.3%，其實沒有過半，但因其為最高票，所以能當選。但近日登場的法國總統大選，就是「絕對多數決製」，也就是候選人得票率必須過半，纔算勝選，如果第一輪無人能過半，就必須進入第二輪投票。而台灣除瞭總統外，從縣市長到村裏長，也都是「相對多數決製」。
第二種選舉製度，則是「 複數選區單記非讓渡投票製 」（SNTV）。所謂「複數選區」，是指應選名額不隻一位；「單記」意味每張選票隻能圈選1位候選人；「非讓渡投票」，意指此一候選人的票數突破當選門檻後，也不能將多餘的選票轉讓給其他黨內同誌，與日本相同；但在諸如愛爾蘭、馬爾他等地，便是「可讓渡投票」，也就是候選人多齣的選票可以轉讓。
王業立舉例，1992年趙少康以無黨籍身分參選台北縣立委，一人拿下瞭23萬票，足足多齣第二名2倍以上，並可讓7位候選人當選，但因台灣選製是「非讓渡投票」，趙少康的票便無法轉讓，故實際上打擊瞭其他泛藍候選人的選情。
王業立指齣，過去的台灣民意代錶選舉，主要採取「複數選區單記非讓渡投票製」。在這個製度下，小黨的存活率高，能夠反映少數的主張，但這一製度也因每位候選人的當選票數門檻不高，而容易導緻同黨同誌操戈、派係政治嚴重、黑金（幫派與賄選）介入選舉、候選人主張激進化、因無黨籍政治精英過多而侵蝕政黨政治等現象。
王業立分析，人們大抵認為，此一製度缺點大於優點，故在2008年正式修法改革，將立委選舉改成「 單一選區兩票製 」，即為台灣公職人員選舉的第三種製度：「單一選區」意指每個選區選齣一名，選區劃分需每10年檢討重劃；「兩票製」，則代錶每個選民手握兩票，一票投政黨，一票投給心儀的候選人。此次改革還有一最大差異，就是立委席次由225席降為113席，可謂減半。
王業立補充，雖說台灣的立委選舉改為新製，但包括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錶等其他民意代錶選舉，採用的仍是SNTV的舊製。其他無涉公職人員的人民團體選舉，則多采用「連記投票法」，例如農會、政黨選舉等。以國民黨中央委員選舉為例，其採用二分之一限製連記投票，也就是每人可投不超過應選名額1/2的票數，這種製度設計就極易導緻買票、灌票、配票的情況。
藍綠對決與小黨求生
王業立接著分析，根據杜瓦傑法則（Duverger』s Law），多數決製容易產生兩黨製，比例代錶製則容易走嚮多黨製，但台灣的情況，這個法則彷彿隻說對瞭一半。在台灣的縣市首長、總統選舉場域，確實齣現藍綠兩黨對決的現象；但到瞭鄉鎮基層選舉，兩黨對決便似乎效力不彰，候選人更多是比試動員能力、服務能力、所屬派係。
王業立指齣，迴顧台灣總統、縣市長選舉歷史，兩黨對決堪稱主鏇律。1994年趙少康代錶新黨參選台北市長，獲得30.17%的選票，算是藍綠對決的例外，但當年陳水扁也因泛藍陣營分裂，以43.67%的得票率當選台北市長；2000年台灣總統大選，宋楚瑜以無黨籍身分拿到瞭36.84%的票，也算例外，但那年陳水扁的得票率也不高，僅有39.3%，之所以能勝齣，就是因為宋楚瑜這個例外。
但王業立錶示，如果觀察台灣的基層選舉，也就是鄉鎮市長、村裏長的選舉，得票最多的往往都是無黨籍人士，且比例一年比一年高，這其實有悖於政黨政治的發展。以2018年村裏長選舉為例，無黨籍人士得票率高達77.5%；而民進黨已經執政，同年的村裏長基層選舉卻隻有5.31%的得票率。王業立也補充，當然許多基層的「無黨籍人士」並非真的無黨，其背後往往都有藍綠任一勢力的支持，但其畢竟不願意掛上政黨，這也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此外王業立錶示，2008年的選製改革，大幅改變瞭台灣的政黨體係。在2004年區域立委選舉中，小黨尚有生存空間，親民黨在225席中拿到瞭34席，台灣團結聯盟（簡稱台聯）也有12席；2008年，國民黨在113席中拿到81席，民進黨則有27席，小黨在區域立委的當選席次可謂沒有，親民黨、新黨、台聯無一例外。因為選製改變，政黨之間的不比例性變得嚴重。
王業立再舉例，以台灣2020年的立委選舉為例，區域席次部分，除瞭藍綠兩黨外，基本上小黨都沒辦法勝選。例外就是台中二選區的陳柏惟，為台灣基進拿下1席，另有5席無黨籍人士，其實也並非真的無黨籍，而是泛藍與泛綠的延伸，泛綠陣營就是林昶佐等3席，是在民進黨禮讓、且全力輔選下勝齣；泛藍的則是傅崐萁、高金素梅這2席。
王業立錶示，2008年台灣選製改革後，無黨籍與小黨隻能力拼縣市議員等基層選舉，因為其仍採用SNTV製，其餘選舉便基本上沒有耕耘空間。故2022年11月26日的基層選舉，可以看到諸如台灣民眾黨等小黨都卯足全力，希望拿下席次後，可以在各縣市成立黨團，為日後進軍立委做準備。
王業立指齣，選舉製度不隻影響台灣的政黨體係，更會影響候選人的競選策略、選民的投票行為。例如因為行政首長採取「相對多數決製」，多數選舉人的主張與立場，都會盡量「嚮中間靠」，以爭取多數選民的認同，也就是所謂淺藍、淺綠、中間選民。王業立舉例，此次國民黨可能推齣的台北市長候選人蔣萬安，就提齣「中正紀念堂改名方案」，雖是為爭取淺藍乃至中間選民支持，卻激起瞭深藍選民的不滿；正如陳水扁擔任總統時，其也採取相對「嚮中間靠」的路線，令不少深綠台獨選民非常不滿。
王業立補充，在台灣可以觀察到，其實候選人「越嚮中間靠」，越容易被兩邊夾殺，但綠營支持者往往會「含淚投票」，藍營支持者則反會「含淚不投票」，這種差異導緻瞭兩黨的得票數差距。如此說法雖然還有待理論驗證，卻可以觀察到這種現象。例如2006年陳菊與黃俊英對決高雄時，藍營票區的票便沒有開齣來，由此開始瞭陳菊與民進黨在高雄的長期執政。
但王業立進而分析，若在縣市議員等採用SNTV製的基層選舉中，便能觀察到候選人「激進化」的現象，而非「嚮中間靠」。因為在這個製度下，候選人主要是與黨內同誌博弈，黨內競爭勝過黨際競爭，故往往齣現同誌反目、兄弟鬩牆、每次選舉都在喊搶救的怪象，人人都抱怨同誌不擇手段挖自己的票。
王業立指齣，這種情形導緻瞭嚴重的派係政治，且派係利益往往高於政黨利益，因為派係選票或許更能確保候選人勝齣，例如台中的紅派、黑派，以及台灣南部非常強大的派係政治等。近期的高雄市議員初選，藍綠兩黨便皆齣現激烈的派係鬥爭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