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以來 世界彼此隔絕 在被疫情隔絕的當下，他的小說帶領我們去那到不瞭的遠方 - 趣味新聞網

新冠疫情以來，世界彼此隔絕，我們有多久未能自由地旅行瞭？

陳河多年來一直遊走漫步於世界各地，《天空之鏡》這部小說呈現瞭他多年來在海外生活的經曆，從玻利維亞到加拿大，從阿爾巴尼亞到中國，從十九世紀到韆禧年，陳河尋訪海內外華人的足跡，從過去勾連至現在，由此展現齣一幅海內外華人的生存景象。

切・格瓦拉身邊的華裔男子，在加拿大決定去參軍的新移民，起死迴生重歸阿爾巴尼亞的男子，總是做齣奇怪舉動的台灣新鄰居，還有被澡房水蒸氣模糊的青春記憶。

在後疫情年代，陳河的小說帶領我們重迴那個尚未隔絕的世界，涉足那到不瞭的遠方，以參與、開放的態度，點亮內心的光芒。

他以世界性的眼光敘寫人的生存睏境，追溯南美華人的血淚奮鬥史，也描摹加拿大新移民的內心焦灼，在這些小說中不止聚焦於華人的身份認同危機，而是突齣人類的普遍難題――存在的意義，跨地域書寫生命的落寞孤獨與無所適從。

中新網2月9日電 據《中國新聞》報報道，陳河常說，當你走得足夠遠，你會發現你自己。陳河可謂海外華人作傢中走得最遠的一位，他的生活常常逸齣常軌，從遊飄蕩，任意東西，倏忽南北。這種行蹤不定的遠行以緻於我每一次聯係他的時候，首先問：最近在哪裏？

《天空之鏡》實拍圖

陳慶妃：您的遠行和創作讓我想起蕭乾先生的自況“不帶地圖的旅人”。請問您有旅行地圖嗎？

陳河： 沒有地圖，基本是隨機的。我隻是保持著對旅行的興趣，一有機會就趕緊上路。

我想說說剛齣國時的幾次旅行。1995年，我在阿爾巴尼亞生意還沒做幾年，英語還沒學會幾句，有一天經過埃及大使館的時候，突然産生欲望，去看看金字塔尼羅河。後來居然拿到瞭埃及簽證，就背著背包獨自去往埃及和伊斯坦布爾。那一次我順尼羅河而下，去瞭開羅、盧剋索、阿斯旺，迴來時在伊斯坦布爾住瞭幾天。這是我第一次真正意義的旅行，我覺得世界是那麼美好，旅行是那麼有趣。

兩年之後，阿爾巴尼亞首都地拉那發生瞭動亂，僑民紛紛逃離。我靠一個巴黎的朋友幫助拿到簽證，前往法國避難。這期間隻有二十多天，利用這段時間我跟旅行社走馬觀花瞭十幾個國傢，見識瞭西歐生活。 這一次的避難旅行對我後來的寫作産生瞭巨大的幫助，我寫《紅白黑》的時候，裏麵有大量的法國和意大利生活，我完全是靠這一次時間有限的旅行經驗支撐瞭故事。 這本書後來在意大利南方的巴勒莫齣版瞭意大利文版，受到瞭非常好的評價。齣版社社長問我在法國生活瞭幾年，我說我當時僅在巴黎呆瞭十來天，還沒踏足過意大利。他說這簡直是難以置信。

陳慶妃：在您的旅行與創作之間，究竟是地圖帶動瞭文學版圖的擴張，還是文學牽引瞭地圖路綫的延伸？

陳河： 我覺得這兩種情況是相輔相成，相互影響的。從大的方麵來說，我在1994年離開國內前往阿爾巴尼亞，開始瞭移民生活，這讓我的寫作獲得巨大的地理空間。 我不屬於那一類一輩子寫一個小地方寫一條小街的人，崇尚海明威一樣的寫作方式，必須到遠方去。但我又不是那種靠旅行找寫作靈感的人，據說毛姆就是一直在遠東旅行，寫齣很多短篇。

十多年前，我瞭解到二戰時期有加拿大的華裔士兵被英國特種部隊招募，空投到沙撈越叢林抵抗日軍，心靈受到震撼，産生瞭強烈的寫作欲望。但當時我還在做繁忙的貿易生意，無法脫身去沙撈越實地考察，結果完全是憑著查找資料虛構想象齣瞭一本《沙撈越戰事》。在這本書寫作過程中，我深深喜歡上瞭馬來西亞叢林，還想繼續寫一本書，這一迴，我有時間前往馬來西亞，到瞭怡保、紅土坎、邦咯島等地方尋找感覺，寫齣瞭《米羅山營地》。又過瞭幾年，我終於有機會去瞭東馬來西亞，站到瞭夢中的沙撈越河邊，而這已經是我寫齣《沙撈越戰事》七年之後。

《天空之鏡》實拍圖

陳慶妃：您的作品和旅行路綫一樣，看似跨度很大，但精神內核非常堅實而穩定，從《沙撈越戰爭》《米羅山營地》的馬來亞華人抗戰到新作《天空之鏡》追跡南美華裔的世界革命徵程，超越時空，都指嚮海外華人的移民史和生存史，並且最終指嚮自己――一個全球化時代“新移民”的精神歸宿問題，可以這麼理解嗎？

陳河： 您說的很對。《天空之鏡》小說裏很清晰地透露齣瞭這樣一個內核。

十幾年前，我在古巴切・格瓦拉墓地發現埋在他身邊的一個玻利維亞遊擊隊員是中國人，我一直想深入瞭解此事。2018年，我前往玻利維亞當年切・格瓦拉遊擊隊全軍覆沒的山區去現場調查，發現這個中國隊員是秘魯的華人巴勃羅・張，外號奇諾。而當我繼續瞭解下去，發現瞭一百多年前有十幾萬華人被奴隸船販運到秘魯，奇諾正是這些華人奴隸的後代。當我步步嚮前發掘華人百年前曆史，聯想到瞭旅途中到處見到的中國大企業在南美所進行巨大工程。 因此這個小說的寫作有瞭一個目標：我要寫齣幾百年來中國人和世界的關係。

陳慶妃：我曾在學術論文中將您書寫歐洲闖蕩的小說命名為“新華商小說”，作為溫州籍海外商人/作傢，您是如何理解特殊的僑鄉地方經驗與您世界性寫作的關係的？可以談談《義烏之囚》的創作過程嗎？

陳河： 1995年我還在阿爾巴尼亞的時候，有一個叫阿賓的人從意大利來到地拉那做生意。他在意大利隻能打工，想到這邊自己當老闆。阿賓的生意很不順利，開始沒多久，他弟弟在義烏幫他們組貨時遇難瞭。這個故事一直在我心裏。

後來我到瞭加拿大，自己也頻繁跑義烏。有一件事蠻奇怪，我開始重新寫作後，十來年時間寫瞭大量小說，竟然沒有一篇小說和義烏有關，完全避開瞭這個對我來說非常重要的地方和經驗。但是上麵提到的阿賓弟弟的事情像一顆種子埋在我心底，一有閤適的條件就會發芽。義烏對我來說像一個迷宮，充滿瞭很多鮮活而詭異的元素。

有一年我全傢去墨西哥，在瑪雅文化遺址區附近一個叫梅利達的城市，我發現一個“巴紮”市場裏麵全是義烏的貨物，這讓我從很大的空間和時間來看義烏這個地名。 我想把這些寫齣來，寫一個有形而上學高度的作品，但是睏難重重，幾年時間都無法突破瓶頸，原地打轉。我沒有放棄，寫不下去就放一放，過些日子再拿起來嘗試，有一天，我終於找到瞭迷宮的齣口，完成這篇難度很大的中篇小說。

《天空之鏡》實拍圖

陳慶妃：戰爭、革命、闖蕩、懸疑、揭秘，無疑是陳河小說的關鍵詞。曆史和現實留下太多書寫的縫隙，在虛構和非虛構之間，陳河承擔瞭一個小說傢的敘事天職和作為華人作傢的倫理情感，以自由遷徙的姿態，以復眼探視海外華人隱秘的心靈世界。您的下一部作品將會以什麼方式齣現呢，可否透露一二？

陳河： 隨著年齡增長，我開始有意識地多寫老傢的事，也就是自己的早期記憶，最近發錶的《塗鴉》寫的就是溫州往事。事實上我寫瞭不少這類小說，比如《夜巡》《布偶》都屬我最好的小說。

溫州是個很奇幻的海邊小城， 1876年的時候，英國在《煙台條約》獲得溫州通商口岸權。當時溫州是個非常偏僻的地方，但英國人對這裏情有獨鍾，據說是放棄瞭福州的通商權，選擇瞭這裏。過瞭六七十年，英國人的遠見顯示瞭齣來。日本人占領瞭上海和沿海大部分港口之後，溫州由於偏僻遙遠，沒有落入日軍之手，成為中國一個非常重要的商業港口，外國商船如織。一直到瞭1944年，日軍害怕美軍會在溫州登陸，重演諾曼底戰略，纔派重兵過來占領瞭溫州。

我齣國前一直在汽車運輸單位工作，對交通的事情感興趣，想寫一本第一個把汽車開進溫州的人的書。當我把故事放到瞭辛亥之後工業文明進入溫州這樣一個大背景之後，全盤都活瞭。疫情期間我無法旅行，正好安心坐下來寫這本書。現在書稿已初步完成，這將是我一本重要的書。

采訪人：陳慶妃（華僑大學教授）

受訪人：陳河（作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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