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創作與批評 如鳥之雙翼 今日批評傢｜​董迎春：語言本體的書寫 - 趣味新聞網

編者按

創作與批評，如鳥之雙翼，車之雙軸。文學創作的發展離不開文學批評的繁榮，離不開一代又一代文學批評傢的付齣。1998年，《南方文壇》推齣“今日批評傢”欄目，至今已推介百餘名批評傢。不同個性的批評傢以其敏銳犀利、纔情思力、靈動豐盈言說著“我的批評觀”，上百篇文章纍積形成瞭一種敏感鮮活、富有生氣纔情的批評文風。

現在中國作傢網將這些文章重新集中推齣，與大傢分享，敬請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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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批評傢

董迎春（拍攝時間：2014年）

董迎春，1977年2月生，江蘇揚州人，文學博士，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西方文論、中西詩歌比較、電影美學研究。廣西民族大學文學院教授，復旦大學博士後，四川大學符號學―傳媒所特約研究員。齣版專著《反諷時代的孤寂詩寫――當代詩歌話語研究》《走嚮反諷敘事――20世紀80年代詩歌的符號學研究》等。著有詩集：《水書》《漫遊者之歌》《象徵與超驗》等。文學作品發錶於《上海文學》《西湖》《青春》《詩歌月刊》《星星詩刊》《揚子江詩刊》等刊物。翻譯《帕斯卡爾・葩蒂詩選》。

我的批評觀

語言本體的書寫

董迎春

批評是一件難事。批評職業化瞭，在今天批評變得匠氣、俗氣。批評遠離瞭書寫，遠離生命意識的異質同構與寫作倫理。批評的喜悅不在於一次次正麵、積極的認同與贊賞，而是在於如何保持清醒的判斷力，堅持純粹寫作之責任。批評是打破作傢與批評傢的疆界，在批評中重塑寫作者的哲學態度、生命態度。

批評不僅在於說明、闡述，更在於對自我反思與理論建構懷揣熱情，從作品中讀齣世界的眼光。批評不僅意味著批評傢的寫作良知，也意味著生命發現與哲學建構的能力。文學，在我看來是“失敗”之學，它反思瞭現實矛盾與人的局限。批評同樣遭遇這種精神睏境與虛無幻相。批評傢與作傢同屬於世界性的寫作者，批評不是時代贊歌，而是心靈壓縮、生命局限的自我同情。批評的寫作，觸摸、慰藉人類自身無法逃離的孤獨處境。

人是語言的動物，更是修辭的動物。人類訴求語言，進行思考、錶達，從混沌、無序的世界中建構文明。但是，當我們試圖用語言去錶達、思維時，也極易滑入語言自身嵌套的“邏格斯”，批評的寫作走嚮語言的秩序化與中心化。文化與權力必然結閤，這就使得文化幽暗之處，在於語言藏有毒性，寫作不自覺地被意識形態利用。這種毒性具有隱蔽性、摧毀力。語言，變成意誌、長官的産物，被集團、權力占有，遮蔽瞭個人、個體的價值。語言成為這個時代最明亮而幽暗的文化鏡麵。我們追逐著吞吃符號，卻顯齣空洞。符號在場，意義全無。現世悖論在於購買這類冰冷而空虛的符號。當下內心被時代、體製忽悠、綁架，隻剩下一副瘦骨嶙峋的皮骨，所有肯定的能量被各種社會假相損耗。各種規訓目光、奬懲依據本能地誘惑我們，加速與空洞能指的距離。我們習慣用符號遮蓋自己脆弱外錶以此掩飾慌張，我們遵從習俗與規訓以免被識齣這空洞與空心。無處不在的謊言，無處不在的妥協。各種誘惑、麻木，也是另一種機器、事實威武地瞄準我們。批評的寫作，正是顛覆、解構嵌入語言背後的“邏格斯”。

虛無像一把刀，不僅割裂現代之維。從19世紀西方現代社會傳來的虛無意識，在當下被賦予瞭閤法化認同。尼采從懷疑反思中識彆自我之路。從這種不確定與否定中我們尋找批評的可能，重塑批評的寫作尊嚴。從時代意識中反思自我、確立主體價值，從批評中發齣內心訴求的聲音。在政治說教、群氓歡歌的時代，生命的事實、尊嚴就是從否定自己開始，不是“是”的寫作，而是“不是”的批評。批評成為一種情感紐帶與思想觸媒，建構瞭寫作的生活意義與生存智慧。

批評是寫作的産物。批評的寫作聽從內心，對知識與思想充滿天然的嚮往與衝動。批評的寫作，走嚮人性深處的幽暗觀照，走嚮寫作者自我身份的積極認同。追求真誠的學理貫通，讓生命激情融入作品細讀。從文本齣發，從體驗齣發，從否定齣發，在質詢與發現中建構當代詩學的可能。

20世紀西方現代哲學傢尼采、海德格爾、鬍塞爾、德裏達、福柯等從語言自身著手首先要破解的便是這種中心化的語言“邏格斯”，通過差異、延異的思維、理念生成批判的、反思的現代哲學――“解構”觀念，不斷顛覆、消解語言。批評的寫作，正是從外部世界的疏離關係走嚮瞭內部意識深處的審視與探析。遠離跟風、媚俗，保持寫作者的風度與智慧，恪守批評的寫作身份與責任。與生命為友，與事實、真相為友，把語言、詩學、生命、真相彼此融注，從語言本體的書寫中發現自我、確定自我。

文章刊登於《南方文壇》2014年第3期

批評傢印象記

時代的異鄉人與形而上的反抗

――詩人董迎春及其詩歌批評

楊有慶

真正意義上現代詩人董迎春誕生於2008年。這是我曾經做齣的最偏執的斷語。這種判斷其實源於我個人對現代詩歌的定義：一種個人化的生存和言說方式，即用某種現代詩歌言說方式傳達現代個體的全部生命體驗。

在2008年之前，董迎春已齣版《愛欲內外》《沉重的肉身》與《後現代敘事》三部詩集，已在詩歌的道路跋涉瞭十餘年瞭。同時他作為講授詩歌課程的大學教師，創辦“常跑讀書班”，以身體力行的方式喚醒學生對文學尤其是詩歌的熱愛。可以說，從高郵師範開始，直到後來參加工作，董迎春一直生活在詩歌中，對他而言，詩歌是生活的基本倫理之一。但在個人化的詩歌錶達方麵，他早期詩作先是受海子抒情詩的影響，是青春期某些碎片式的“詩意狀態”的抒情化錶達，其後則是德裏達解構思想觀照下的漢語文學化錶達，對一切宏大敘事進行文學解構，總的來說是處在他本人所說的“詩歌學徒”階段，“從詩人手中流嚮生命意象的死亡/和殘廢的詩稿，那是所有青年人匯成的生命的溪”（《初次》）。直到2008年纔找到屬於其個人的獨特詩歌言說方式，實現瞭嚮完整意義上的現代詩人之蛻變。因此，從他2008年及之後的詩作和批評文字齣發，纔能更好地勾勒作為現代詩人和詩評傢的董迎春之精神輪廓與漫遊軌跡。

一

我之所以濃墨重彩地強調2008年這個時間概念對詩人董迎春的重要性，是因為他對尼采、剋爾凱郭爾、海德格爾與薩特等存在主義哲學傢的閱讀、思考和理解忽然在其2008年創作的《水書》組詩中井噴式顯現齣來。他在《水書》中對此轉變有詩意的錶達：“從背後忽然有光竄過來，抱住前方彎麯/的樹枝。我扛著一袋米，泥土中築著糧倉，但我/必須生活在塵世中――那些影子，雲集之處，/一定醞釀有革命。”（《奔》）所謂“革命”，對一個詩人而言，大概包含思想體驗與語言錶達兩個層麵的漸變或突轉。

在《水書》中，時間、偶然、虛無、孤獨、身體、荒誕等存在主義命題得到瞭重量和迴響，對故鄉、愛情、青春、信仰、理想與現實的叩問使得他的詩獲得瞭思想質感。從此，存在主義沉澱為董迎春詩歌的底色，不斷在其後的組詩《漫遊者之歌》與長詩《二零一二・情詩》中加深，也推動他的詩歌在內容上不斷“嚮內轉”，轉嚮對生命的存在論層麵的體驗與追問。

“要看透一個詩人的靈魂，就必須在他的作品中搜尋那些最常齣現的詞。這樣的詞會透露齣是什麼讓他心馳神往。”波德萊爾的這句話被董迎春置於詩集《漫遊者之歌》之前，並在其詩學論文中頻頻引用。如此青睞不僅錶明對其的認同及詩學主張的契閤：詩人是用詞語雕刻靈魂肖像的手藝人，也昭示著某一更深層麵上與海德格爾之“語言是存在的傢”的秘響旁通。

在董迎春的詩歌中，對現實與人生的體驗往往呈現為對“時間”的審視與體悟：“時間的意味，摻和著不可言說/的悲哀。……這時代之痛，誰也不會陌生。”（《教育書》）在時間中感受到的不可言說的悲哀、孤獨與絕望，構成瞭“時代之痛”。同時，正是這難以言說的時代之痛導緻對時間的省思成瞭他詩中反復齣現的主題。“時間在窗外徘徊/恭候夜幕降臨//夕陽西下/仿佛埋葬某種秘密。”（《偶然》）時間的流逝猶如深沉的夜色，將一切埋葬在黑暗中，成為難解之謎。“我默默體驗著時間的靜止。直到麵容/被記憶完全吹裂。”（《大事件》）在不捨晝夜的時間之流中，他選擇以一種麵朝過去、退想未來的姿態，而記憶具有強大的力量，也醞釀著救贖的可能。在少年時期的詩作中，他寫道：“我舞動那輪月亮/收割金色的詩句/然後在麥田裏譜麯/ 唱在黃昏之前。”（《割》）這種對故鄉的含情脈脈的青春歌唱隨著現實故鄉的淪陷漸行漸遠，取而代之的是對這失落的沉思。而現在，故鄉對他來說美如情人，卻遙不可及，“時間弄疼瞭守望的眼神”（《我》），在時間中逝去的注定無法迴歸。

對時間以及時間中事物無可挽迴之命運的清醒認識，使董迎春感受到“靈魂，大地的異鄉者”與人終有一死的痛苦。這種痛苦在他的詩作中體現為對“異鄉者”身份與死亡宿命的沉思。所謂“異鄉者”，其本質特徵如海德格爾所說：“始終都在途中”，永遠都是漫遊者。這種漫遊猶如幸福的苦役，像風一樣， “四處為傢，無名無姓/聚成煙雲/俯瞰大地上的蟻群/纍時，就灑成河流/在水上刻下自己的名字”（《雲南行》）。身為永恒異鄉人的漫遊者，一方麵擺脫瞭庸碌的日常生活，可以在高空俯瞰眾生的“沉淪”；另一方麵在獲得精神的慰藉時又不可避免地被孤獨侵蝕，“孤獨一半是幸福/幸福之外，便是孤獨” （《廣袤》）。相對於這夾雜著幸福的漫遊者之孤獨，作為漫遊者生命不可或缺的部分，因為“人生的終點就是死亡，是人人必須麵對的”。對此，詩人問道：“誰能逃過一塊石頭的追問？/一個內在的人怎能看清他的影子？”(《藏書樓》)石頭雕成的墓碑像個嚴峻的審判者，拷問著終將一死者生命之意義。死亡如影隨形，從不離開。每個人都必須接受自己的死亡，因為死亡是“此在剛一存在就承擔起來的去存在的方式”。對死亡這一個體生命存在最本真的可能性，董迎春有著清醒而深刻的認識：“而最終的道路/隻退至三寸墓地”（《十三月》）。終將一死是人必然麵對的命運，但在這必然性背後隱伏著偶然的身影。生命的誕生是偶然的事件，注定其終結也是偶然的，因為“我是一件偶然的藝術品/並時刻準備著被打碎”（《有贈》）。

這種已成為永恒的異鄉者的命運，以及終將一死的結局所帶來的痛苦，猶如一道難以彌閤的裂隙，不斷撕裂著，“並不是撕破成分崩離析的碎片。痛苦雖則撕開、分離，但是它又把一切引嚮自身，聚集入自身之中”。董迎春選擇“在語言中維係今生”，“詞語”成瞭他反抗孤獨與虛無的最後寓所。他寫道“我獨自推敲詩句，構築自己城堡，用舊詞形容故鄉”（《食糧》），“誰寫信/誰就是今晚最幸福的人；/誰讀詩/他瞬間返迴故鄉”《孤寂之詩》。寓居在語詞中，通過詩歌來剋服現世的焦慮，修復塵世的信心，是他最後的堅守。“我一直把自己懸置在日曆之外/語詞是我真實的故鄉。”（《日曆之外》）語詞成為最後的故鄉，終有一死者必須重新學會在語言中棲居。選擇寓居在語詞中的詩人，以一種決絕的姿態從時代喧囂中抽身退步，自我放逐，注定成為永遠在路上的漫遊者，成為時代的異鄉人。

薩特在《文字生涯》結尾說：“我赤手空拳，身無分文，唯一感興趣的事是用勞動和信念拯救自己。”董迎春在自我放逐中堅持瞭這種頗具理想主義色彩的反抗。常跑是他使用最多的筆名，透露齣他作為漫遊者其實是有某種內在的堅持與方嚮的。麵對現實的喧嘩與失落的不可避免，他“把命運交給瞭紙張， /在皺裂之處寫下瞬間的詩行”(《靈感男神》)，毅然宣布“即便世風寒心，屋中燈光飄忽、迷離/我也要按住幾個詞，比如信念、夢想，不輕易讓吹走”（《小悲傷》）。

二

哈羅德・布魯姆在《讀詩的藝術》中指齣：“語言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隱蔽的修辭：諷喻和提喻，轉喻和隱喻，隻有我們對其敏感增強的時候，纔會辨認齣它們。真正的詩既能覺察到又能開發這些荒廢掉的修辭，其語言曆經歲月而成為比喻的財富，盡管對一個傳統中晚齣現的詩人而言，它既是資源又是負擔。”確實，那些初始陌生而富於活力的修辭，隨著歲月的流逝，融入我們的習以為常司空見慣的語言係統，沉澱為隱蔽的而荒蕪的修辭礦藏。真正的詩歌必須擁有某種對語言的敏銳與直覺，要能夠察覺深埋於語言地錶之下的修辭礦藏，還要重新開發使之被激活，不斷浮齣語言係統的地錶。這對任何一個現代詩人而言，是土壤與源泉，也是負擔與牢籠。因為“影響的焦慮”的存在，這種對被荒廢的修辭的再開發，往往是一場長期而艱巨的戰鬥。詩人在紙上與語詞搏鬥，或被攜帶著巨大文化能量的語詞俘虜，或在語詞中開闢齣自己的園地。

從2008年開始，董迎春在詩歌言說方式上實現瞭由單一抒情嚮現代詩歌技巧的轉型。對波德萊爾、蘭波、裏爾剋、艾略特等西方現代詩人的深入閱讀， 以及對英國當代詩人帕斯卡爾・葩蒂近百首富於超現實主義與象徵主義色彩的詩歌之翻譯，在進一步促成董迎春詩歌創作在內容上“嚮內轉”的同時，使得他的詩歌言說方式由單一抒情逐漸轉變為象徵主義。具體而言，就是通過隱喻、轉喻、提喻、反諷、戲劇化等修辭技巧的綜閤運用來錶現個人難以捉摸的內心隱秘和隱匿於日常事務背後的內在真理。對他而言，組詩《水書》的創作標誌著這一轉變的完成。

在《水書》中，董迎春開發瞭一種含混多義而富於象徵性的修辭，對隱喻、轉喻、提喻與諷喻的交替使用錶明瞭修辭的力量：“修辭對我們的生命和我們所生活的世界具有根本性的意義。改變我們比喻性的錶達世界的方式的同時也會帶來世界活動方式的改變。”他在《遺忘書》中寫道：“我剪下樹上懸浮的質詢，//送入壁爐，緩緩地融化，/捏成嘴巴/ 喊齣內心自由/黑玻璃披麻戴孝， /罩上透明的雨頂，//我搗碎四周，脊椎，土木，血水，/它們組成我。”密集而急促的隱喻序列，將形象賦予“質詢”，呈現瞭這“質詢”的深刻與意義――對自由的渴望。“黑玻璃披麻戴孝”看似突兀，實則隱喻地揭示瞭“質詢”的背景，黑白顛倒，黑以白的形象掩飾其黑色本質。“透明的雨頂”更是形象地展示瞭現實中看似不存在卻真實存在的障礙與自由的可望而不可即。“搗碎”一方麵說明反抗的決絕，另一方麵也以諷喻的方式錶明，“我”本身可能不僅是“質詢者”，也是這“質詢”的對象的一部分。可以說，通過一係列隱喻呈現瞭一種激烈的對抗，同時也顯示瞭對居於混亂秩序中的自身的質詢與反思。而在《水的哲學》中，“那些虛無秘密，坐在我們之間/悄悄訴說時間的心事。/那些沉默，構成洞穴中的影子”，巧妙地化用瞭柏拉圖《理想國》中的洞穴隱喻，人們被睏於沒有任何陽光射入的洞穴中，由於四肢被鎖麵對牆壁，所看見的是身後的火光投射的自己與他人的影子。這一真相不被人所知，人成瞭畫地為牢的囚徒，即使有人轉過頭發現真相，也會因為不習慣火光帶來的光明而頭暈目眩痛苦不堪，重新把頭轉嚮牆壁。這一隱喻形象地命名瞭人類在時間中的體驗和睏境：人將自己囚禁於身體之中，與其他囚徒朝夕相處卻難以交流。

在董迎春的象徵體係中，“水”是一個獨特而豐富的、構成我們一生的詞語，隱喻瞭我們“水上奔波的一生”（《命運書》）。它是抵達的道路，也是遠離的推手，“但是水，水，引導我抵達你，//那遠方的遠方，那透明的透明/水席捲居所，水淹沒故鄉”（《祈禱書》）。同時，水之意象還包含一係列由“水”衍生的傢族相似式意象：流水、河流、雨、雪花、淚滴等。它們是故鄉、是聖地的語詞化，因為“唯有語詞讀齣鄉音/唯以流水識彆”（《時辰之詩》）。在我看來，他的詩作中關於雨的精彩象徵為數不少。“我們在夜的子宮穿行/下雨，往傢趕/亮光變成披頭散發的老父親。”（《黃昏》）黑夜是孕育我們的子宮，是物質性的母親，亮光及其代錶的光明則象徵精神性的父親。而在驅使我們從物質到精神的力量就是雨，它驅趕並引導我們抵達。在另一首《瞬間》，他對雨的這種超現實的力量有更形象的展示：“雨停瞭/街道落迴世上/ 雨停瞭/世界在體內生長。”雨似乎具有某種魔力，將現實世界灌入人的體內，將人從現實的平庸中喚醒，使人意識到自己與世界的關聯。而作為“水書”這一命名，一方麵暗示瞭要把文字寫在水上的理想主義，是信仰之書，另一方麵，也注定這種理想主義必然失敗的宿命。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董迎春完成瞭形而上的反抗。“形而上的反抗是人挺身而起反其生存狀態與全部創造。”這種反抗的意義不在於企圖挽救或顛覆現實，而是要錶現其失落的過程中創造自己。

三

在詩歌創作之外，董迎春2008年以來的詩歌批評獨樹一幟，縱觀其詩歌批評，有兩條不同的路徑。一個是對當代詩歌的形式文化學分析。2007―2010年，他在四川大學讀書期間，與著名學者趙毅衡先生相識。趙先生是當代中國符號學的領軍人物，其形式論、敘事學、符號學方麵的課程對董迎春的詩歌批評影響巨大，集中體現在他的《走嚮反諷敘事――20世紀80年代詩歌的符號學研究》。在他看來，詩歌作為80年代重要的文化樣式之一，“參與瞭同期意識形態的建構”。要考察作為文化的80年代詩歌，就必須考察該文學話語背後的意識形態蘊含。他根據新曆史主義代錶人物海登・懷特的話語轉義理論，從修辭的角度將隱喻、轉喻、提喻和諷喻等與北島、於堅、西川、伊沙等詩人的創作對應， 審視其背後的深層意識形態與文化焦慮。這種始於形式、終於文化的詩歌批評，錶明“在形式到文學生産的社會-文化機製中，有一條直通的路” 。這種對當代詩歌的形式文化學分析與當前學術界方興未艾的文化研究不謀而閤，可謂詩歌領域的文化研究。其價值正如伊格爾頓所說：“意義不僅是某種以語言‘錶達’或‘反映’的東西：意義其實是被語言創造齣來的。我們並不是先有意義或經驗,然後再著手為之穿上語詞；我們能夠擁有意義和經驗，僅僅是因為我們擁有一種語言以容納經驗。而且，這就意味著，我們的作為個人的經驗歸根結底是社會的；因為根本不可能有私人語言這種東西，想象一種語言就是想象一種完整的社會生活。”以往被視為純文學的詩歌，因為其語言來自對日常語言的陌生化處理和對傳統文學修辭的再開發，其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種意識形態的影響，同時也會參與意識形態建構，揭示這一點對當下的詩歌研究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董迎春詩歌批評的另一條路徑是他命名為“孤寂詩寫”詩歌理論建構。這大概源於海德格爾的《詩歌中的語言》，他指齣：“孤寂作為純粹的精神而成其本質。”海德格爾將孤寂理解為一種純粹的精神，是一種聚集。這種精神以一種燃燒的方式“把靈魂聚集為一，並因此而使靈魂之本質開始漫遊。”而董迎春將孤寂理解為現代人的本質，認為孤寂詩寫是在虛無中詩歌寫作者對命運可能性的形而上學沉思。這一路徑可以說是其詩歌創作中孤獨主題的理論延伸，在某種意義上與其詩歌構成互文。

“最堅硬的石頭常常來自黑暗/喚醒/早起的黎明。/孤獨與時間/一起消失在沉思的語詞。”（《時辰之詩》）我們生來孤獨。這孤獨清醒如漫長的黑夜，在黑暗中痛苦難眠，最後沉澱為最堅硬的石頭。其中潛藏著對黎明最真切的溫柔召喚，在充滿沉思色彩的語詞中時隱時現。死亡、孤獨、記憶與遺忘構成瞭詩人思考時間與人生的交響麯。在董迎春看來，死亡作為根本性的孤獨， “是一種孤獨的離棄/它將漫長地觸及深淵/在峭壁上練習行走”（《幽閉》）， 它所呈現的時間與生命的關係是詩歌關注的終極命題之一。他的選擇是寓居於語詞中，將內心湧動的對孤獨和時間的焦慮與思索轉化為文字。愛爾蘭詩人謝默德・希尼說：“我寫詩/是為瞭認識自己，使黑暗發齣迴音。”詩歌創作和批評對董迎春而言，正是通過與語詞的搏鬥使外部與內在的黑暗發齣迴響，以對抗時間之流中死亡所緻的深沉的焦慮與悲哀，做到真正的嚮死而生。

【注釋】

董迎春：《後現代敘事》，貴州人民齣版社，2005。

［德］鬍戈・弗裏德裏希：《現代詩歌的結構：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中期的抒情詩》，李雙誌譯，譯林齣版社，2010。

［德］海德格爾：《在通嚮語言的途中》，孫周興譯，商務印書館，2005。

［西班牙］薩瓦爾多・達利：《濛田隨筆》，硃子儀譯，上海人民齣版社，2007。

［德］馬丁・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陳嘉映、王慶節閤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德］海德格爾：《在通嚮語言的途中》，孫周興譯，商務印書館，2005。

［美］哈羅德・布魯姆：《讀詩的藝術》，王敖譯，南京大學齣版社，2010。

［美］安德魯・本尼特，尼古拉・羅伊爾：《關鍵詞：文學、批評與理論導論》，汪正龍譯，廣西師範大學齣版社，2007。

［法］阿爾貝・加繆：《反抗者》，呂永真譯，上海譯文齣版社，2010。

董迎春：《走嚮反諷敘事――20世紀80年代詩歌的符號學研究》，蘇州大學齣版社，2013。

趙毅衡：《苦惱的敘述者》，十月文藝齣版社，1994。

特雷・伊格爾頓：《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伍曉明譯，陝西師範大學齣版社，1987。

［德］海德格爾：《在通嚮語言的途中》，孫周興譯，商務印書館，2005。

董迎春：《反諷時代的孤寂詩寫》，黑龍江人民齣版社，2012。

（楊有慶，蘭州交通大學文學與國際漢學院）

文章刊登於《南方文壇》201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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