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爾斯泰在小說《安娜・卡列尼娜》開頭這樣寫道：“幸福的傢庭都是相似的 不幸的傢庭各有各的不幸。”這句話不僅傳遞齣關於傢庭生活的一般洞見 《細雨》：話語吞噬瞭現實 - 趣味新聞網

列夫・托爾斯泰在小說《安娜・卡列尼娜》開頭這樣寫道：“幸福的傢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傢庭各有各的不幸。”這句話不僅傳遞齣關於傢庭生活的一般洞見，還暗示瞭大眾約定俗成的觀念：人們對於“幸福”或“不幸”的認知，已經和傢庭生活牢牢綁定在一起。

與現實中的傢庭對稱的，是文學中的傢庭敘事：從俄狄浦斯的悲劇到安提戈涅的選擇；從紅樓夢中人到《變形記》中“人”；從貢布雷的晚間傢庭聚會到馬孔多的百年傢族傳奇……隻要人類還在大地上繁衍生息，就永遠有人講述他們的傢庭故事――一個經典的傢庭故事就是人類曆史的一枚切片，文學永恒的載體。

撰文 | 瞿瑞

《細雨》，作者：（西班牙）路易斯・蘭德羅，譯者：歐陽石曉，版本：S碼書房 | 作傢齣版社，202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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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疑敘述話語的真實性

西班牙當代作傢路易斯・蘭德羅的《細雨》，看似隻是一則普通的現實主義傢庭情節劇，事實上卻是對傳統傢庭敘事的一次顛覆。故事本身並不復雜：多年以前，父親死瞭，母親和三個孩子的生活從此徹底改變。孩子們不得不從童年的幻夢中走齣，麵對冰冷殘酷的現實。他們成長中經曆的痛苦導緻成年後的傢庭關係走嚮分崩離析。很多年後，在母親八十歲生日來臨之際重新相聚，兒子加夫列爾決定藉此機會讓疏遠的傢庭成員重新聚在一起，彌閤過去的創傷。

路易斯・蘭德羅，1948年齣生於巴達霍斯的阿爾布凱剋，1989年以小說處女作《晚年遊戲》一舉成名，後又齣版小說《幸運騎士》《魔術師學徒》《吉他手》《今天，木星》《一個不成熟男人的畫像》《細雨》等，是當代西班牙最重要的作傢之一。

然而，在路易斯・蘭德羅的精心設計下，敘述的話語本身，代替故事情節成為小說的主體。那場可怕的“生日聚會”甚至從未真正開始就已經結束瞭。故事中的人物從戲劇化的情境中抽離齣來，被懸置於一個風平浪靜的時刻，每個人都是幸存者，講述著關於各自生活的故事。路易斯・蘭德羅用電話裏的對話創造瞭一個純粹屬於“言語”的空間，他們講起愛與嫉妒，講起欲望和現實的衝撞，講起貧窮帶給人的重負，講起婚姻生活中的陰暗秘密……而處於話語中心的主人公奧蘿拉，傾聽著一切――與其說這是一個現實中的人物，不如說奧蘿拉是小說的理想讀者，她不僅傾聽著每個人的故事，也傾聽著故事的弦外之音，傾聽著沉默中的謊言……

這些敘述話語具有豐富的解讀空間，每個人的悲劇命運都有其社會根源，每個人的痛苦都有其心理依據。我們可以想象如果換做陀思妥耶夫斯基或托爾斯泰來寫同樣的故事，語言將確定地指嚮人性的深淵。路易斯・蘭德羅卻跳齣故事之外，質疑著這些話語的真實性：

“……它們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講述，盡管隻是為瞭讓它們在每一次重述時聽起來更真實、更具有戲劇性，因為在迴憶的沸水中，即便是最瑣碎的情節也會隨著年月的纍積而獲得一記警告或一個計劃所具有的意義和重要性，甚至最終會成為組成命運框架的一部分。那一切當然都是以跟事實的本質相符的誇誇其談的方式講述齣來的，如果說它們在一開始無關緊要，甚至有些好笑，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它們會被賦予一種傳奇性的維度，在那個維度裏，幽默和諷刺事先就已經被禁止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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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詞語”之雨

路易斯・蘭德羅並沒有否定事物深處的本質，他強調的是話語的誇張與含混性造成的風格上的偏離。比如安德烈婭講述的自殺事件，在母親看來隻是一場孩子氣的鬧劇，而安德烈婭卻以一種浪漫化的語言描述自己當時的絕望。兩種敘事的矛盾，讓我們清晰意識到：即使針對一樁共同經曆的事件，不同的人也會誕生齣完全不同的敘事方式。換言之，我們隻能體驗語言使我們可以理解的那些事情。一旦事情過去，話語就開始走嚮分裂，並且反作用於現實。

從這個角度講，《細雨》中的“雨”就好像一場“詞語”之雨：話語吞噬瞭現實，改變瞭現實的形態。正如小說開頭：孩子們的父親將一幅被遺棄在地下室的陌生人肖像畫撿迴傢，掛在客廳中央，他告訴孩子們，畫像中的人是他們傢族的祖先――偉大的冒險傢“彭塔波林”，並為這個虛構的人物編造瞭無數傳奇故事。這個浪漫的謊言讓人想到小說之父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正如堂吉訶德因癡迷騎士小說踏上遊俠騎士的瘋狂旅程。《細雨》中的主要人物（加夫列爾、索尼婭、安德烈婭）幾乎就是堂吉訶德的現代迴響。而他們命運的悲劇性也來源於話語的魔力，他們的欲望並不是自發的，而是故事投射在現實的虛弱幻影。於是，他們“永遠像孩子一樣天真，每個人都被囚禁在瞭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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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之真實的誕生

在父親去世之後，母親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扔掉“彭塔波林”的肖像畫，強迫孩子們進入現實世界。母親這個形象猶如現實的冰冷化身，時刻提醒著孩子們世界真實的規則：為物質付齣勞作，拋棄對於未來的幻想，為實現階級跨越而進入婚姻……而死去的父親，作為理想主義者的形象不斷拔高，他的存在，被視為夢想生活的可能性。

這不僅是理想和現實的矛盾，更是語言世界與現實世界的矛盾。作為弱者的孩子們，唯一的對抗方式即不斷敘述自己的故事：索尼婭的婚姻故事，安德烈婭的愛情故事，加夫列爾關於幸福的論文也是一個故事――即使這個故事是藉沉默之口說齣的――他之所以無法完成它，是因為他的“幸福”僅僅是一種逃避現實的方式。

細雨似無實有，就像房間裏的大象一樣，人人都能感知到它的存在，卻又裝作不存在，它是一切的根源，卻又無人談及。在真相與謊言之間，是屬於小說的真實。

作為一部傢庭小說，《細雨》存在著文本上的自反性。它不僅懷疑著傢庭中人與他人發生關聯的方式，還懷疑著我們信任的傳統傢庭敘事，懷疑人類古往今來建構齣的關於傢庭話語的可靠性。路易斯・蘭德羅藉一齣傢庭戲劇，呈現齣小說的語言學轉嚮。語言不再是神奇的魔術棒，而是一個漏洞百齣的工具。雖然某種程度上，這是人類探索自我與世界的唯一工具。而人類使用語言的方式，大概就像西西弗斯，每日將巨石搬上山，又任其滑落，隻是一些注定失敗的嘗試，而這正是一代代作傢的使命。

“……盡管什麼也沒發生，但人們卻永遠、永遠都不會停止講述，假如地獄真的存在，人們也會繼續在那裏幾個世紀幾個世紀地繼續講述下去，一而再再而三地給語言的玩具上發條，試圖對世界加深一點兒理解，在生活的荒誕中摸索。也許在尋找某根彈簧，能夠打開盲目的固執，像魔咒之於阿裏巴巴的山洞一樣，帶我們發現飽含著理性、光明以及事物確切的含義的偉大瑰寶。”

二十世紀末，哥倫比亞作傢加西亞・馬爾剋斯寫下他的人生傳記，題目是：活著為瞭講述。所有的作傢都夢想著成為完美的故事講述者，也總是信任書寫能夠填補被曆史遺忘的空白。路易斯・蘭德羅卻懷疑，無論人們如何講述，都無法接近生活的真實。因此，我們既無法信任“現實”，也無法信任“講述”。

然而，正是在這兩種永恒的失敗之間，誕生瞭現代小說的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