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軍是北宋用以“守京師 備徵戍”的主力作戰部隊 關於北宋中前期東南諸路禁軍的研究 - 趣味新聞網

禁軍是北宋用以“守京師，備徵戍”的主力作戰部隊，它們一方麵要作為“天子之衛兵”戍守京師，另一方麵還需更戍地方、參與各類作戰活動。在宋神宗改革更戍法以前，北宋禁軍中自“龍衛”以下的諸番號，例皆參與日常的更戍任務。正如司馬光所言：“自祖宗以來，諸軍少曾在營，常分番往緣邊及諸路屯駐、駐泊。”

本文所指的“東南”或“東南諸路”，包括：荊湖南、北路、淮南路（淮南路自熙寜五年分為東西兩路）、兩浙路（兩浙路於熙寜七年始分為兩路）、江南東、西路、廣南東、西路以及福建路，共九路地區（熙寜以後為十一路）。雖然這九路所轄（大緻範圍在今華東、華南、華中地區）並非全然屬於現今地理意義上的“東南”，但它們卻是宋人眼中的“東南”所在，總的來說，本文所指的“東南諸路地方禁軍”，即是指那些或從東南本地“土人”中招募，或以當地廂軍、弓手等地方兵馬就升，在成軍後直接置營當地、由東南各路地方兵馬司及地方統兵官直接指揮的禁軍。

太祖朝對東南禁軍之製的探索

宋太祖一朝是趙宋國傢軍事製度建設的探索時期。趙宋立國以後，由於唐末藩鎮割據、和五代興亡多視禁軍嚮背的殷鑒在前，趙普“收其精兵”以加強中央集權的主張，成為瞭指導太祖朝軍製建設的重要綱領。

在“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的主流形勢之下，東南諸割據勢力的降卒精銳在成軍後大多被調離東南。與此同時，後蜀等國的部分降卒亦被揀選至東南，組成瞭駐營東南的第一批禁軍。但是，由於太祖朝直接駐營東南的禁軍數量十分有限，完全不足以應對這一時期東南統一尚未完成、戰事頻繁、人心動蕩的局麵。

在這樣的形勢下，宋太祖有選擇地吸收瞭周世宗淮南之戰後適度留屯禁軍守禦江北的軍事經驗，令南討行營中的部分兵馬在戰後隨其行營將帥一同留駐東南諸路，以彌補東南地方常備兵力的不足。這些由部分行營大軍轉化而來、駐泊於東南主要州軍的禁軍，構成瞭宋太祖一朝保障東南新剋復州軍穩定的主要守禦力量，“量加禁兵駐泊”亦成為瞭太祖朝宋廷用以守禦東南的主要手段。

當然，需要指齣的是：雖然宋太祖或是基於東南統一戰爭總體布局的考慮，纔將“懷德”禁軍的駐營地設置在荊南等地。但無論是兵力僅三指揮的“懷德”，還是壽州（今安徽鳳台縣）駐營的那一指揮“清塞”馬軍，它們成軍時間較短、實戰經驗較少、且兵數甚寡，因此不大可能被直接投入到統一東南的正麵戰場中。宋初平定南方諸國的主力部隊，始終是由中央禁軍和諸路屯駐、駐泊禁軍組成的行營大軍。正如宋人所言：“祖宗平定南方，盡是北軍。”

宋太祖時期靈活運用部分行營禁軍屯駐、駐泊東南的措置，在製度上，契閤於宋初“簡諸道兵補禁衛”占據主流，遇戰事方遣殿前、侍衛二司諸軍番戍諸路的統兵模式；在現實需求上，既可以利用較為有限的兵力基本完成東南地區的統一與戰後守禦工作，又為節製北麵的契丹與北漢留存瞭較為充裕的禁軍力量。

太宗朝對東南禁軍之製的發展和宋真宗的轉變

宋太宗時期，宋廷大體延續瞭太祖朝在東南地區進行的軍事建置：繼續揀選東南割據政權降卒精銳部送京師；繼續以屯駐、駐泊禁軍作為守禦東南的主要力量，對於東南地區本土常備兵力的建置仍十分有限。雖然宋太宗朝對東南禁軍之製並未作齣重大調整，但亦非一成不變。

一方麵，兩次北伐失利後禁軍總體兵力的摺耗，使得東南廂軍精銳成為補充兩京、西北所駐禁軍的重要兵源，導緻宋太宗朝東南精兵的外流規模較前朝而言有所擴大。另一方麵，或是吸取瞭前朝諸“蠻”乘虛作亂荊湖、廣南沿邊州軍的教訓，在荊湖、廣南等屢屢遭受周邊少數民族侵擾的路分，宋廷所派遣的屯駐、駐泊禁軍的守禦強度明顯有所增加。

“量屯禁兵駐泊”以守禦東南的模式在太宗朝得到瞭進一步發展，太祖朝那種僅數韆梅山峒“蠻”便可乘虛大肆劫掠潭、邵等州的局麵得以控製。較太祖朝而言，宋太宗時期直接駐營於東南的禁軍數量有所增加，屯駐、駐泊於東南的禁軍從兵數到裝備亦一定加強。當時即使是一些屯戍禁軍較少的州軍偶有亂事發生，也能較快地從鄰近大州調發禁軍赴援。

在宋太宗時期，雖然包括荊湖在內的東南地區的禁軍力量、及其他地方勢力，較太祖朝而言均有所增長，並大體足夠抵抗一些中小型叛亂，但它們的實際戰鬥力仍舊不足以獨立應對一些規模較大的戰事。因此，在宋、黎戰爭這類規模較大的戰役中，宋太宗仍舊缺乏全然倚仗東南所屯禁軍進行作戰的信心，他顯然更傾嚮於調撥中央禁軍作為討伐交趾的主力部隊。

宋真宗朝是東南禁軍之製發生重大轉變的關鍵時期。這種轉變主要錶現在：宋廷開始改變宋初兩朝主要以外來降卒和陷邊“北人”為兵源來建置東南禁軍的固有模式；開始嘗試從本城廂軍、當地“土人”中揀選精銳就地募置“營於本州”的地方禁軍來加強東南地方兵力。

而這一轉變既是真宗朝以來趙宋統治集團對東南兵備投以一定關注以及對東南地區信任度提高的結果，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鹹平年間多方軍事形勢、尤其是西北二邊軍事形勢變化及軍製調整的影響。

盡管景德以後宋廷沒有再在東南諸路建置新的地方禁軍，但鹹平年間在東南諸路建置起來的那些地方禁軍也並未被廢罷。宋真宗鹹平年間雖然已經開始嘗試改變宋初兩朝主要依靠屯駐、駐泊禁軍守禦東南的模式，開始嘗試在東南地區的部分州軍建置地方禁軍。但真宗朝地方禁軍駐地的選擇，其實和宋初兩朝禁軍屯駐、駐泊地的選擇無甚分彆，仍舊保持著止挑選東南“或地居要津，或繁庶之處”的少部分州軍“量屯禁軍”的“祖製”。

雖然在真宗、仁宗兩朝，部分士大夫乃至趙宋統治者都曾對東南兵備問題予以瞭一定程度的關注，但這種關注較少能直接轉化為行之有效的具體軍事建置。而促使統治者把這種關注轉為實踐的最終動力，來自於長期麵臨遼、夏威脅的西、北二邊。當西、北沿邊軍事壓力陡增時，會迫使宋廷不得不對現有軍事製度做齣滿足邊事所需的調整，而這種軍製調整經過西、北沿邊的實踐證明後，隨之推廣至東南，最終促成東南地區打破“成規”、展開新一輪的軍事建置。

仁宗朝東南地方禁軍的遍置及整頓

經過宋初三朝的建置和仁宗初期的調整，東南諸路禁軍雖然在兵數上有瞭較為顯著的增長，但像兩浙、福建等路分仍未有禁軍駐營。東南禁軍駐地範圍較窄的問題，直至仁宗慶曆時纔得以初步解決。

北宋中前期，宋廷在西北、東南兩個區域內展開的軍事建置整體呈現齣相互影響的態勢。雖然兩者的軍製建設進程並非完全同步，但其製度設計並無本質差彆。無論是北宋軍事重心所在的西、北二邊，還是為禦戎西北提供瞭重要物質保障的東南諸路，其區域內發生的一係列軍事建置，都不同程度地反映瞭全國範圍內軍事製度調整、演進的總體趨勢，它們都是北宋國傢整體防禦布局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方麵，在“久不識兵”的東南地區進行軍事建置，不可避免地需要從西北軍製調整的實踐中藉鑒經驗。因此，東南地區的禁軍建置明顯受到西、北二邊的直接影響。

北宋中前期宋廷在東南地區展開的一係列禁軍建置、尤其是東南地方禁軍的組建，甚至可以說是西、北軍事經驗嚮東南地區的移植與推廣。另外，需要特彆指齣的是，東南諸路的軍事建置與軍製調整，並非始終依靠西、北二邊的拉動。在北宋前四朝，東南區域局勢總體較為安定平和，所以東南區域內所發生的軍製調整多是由西北遍及東南的結果。但這種情況在仁宗皇�v以後齣現瞭一些變化。

結語

這個曆史過程啓發我們：不能泛泛地把“重北輕南”視為解答東南地區軍事問題的萬金油，東南區域內的軍製調整往往受到多方麵、多層次復雜因素的影響。隻有結閤東南自身的區域特性，結閤不同時期內具體政治、軍事形勢的變化，方能對北宋東南軍事製度建設的動態過程形成更為確切的認識，方能嘗試從中管窺北宋軍製的總體演變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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