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海呼抗日 西安事變時。桓桓雙將怒 張學良談西安事變：秘密就是幾個字，翻過來調過去 - 趣味新聞網

“四海呼抗日，西安事變時。桓桓雙將怒，咄咄一夫危。遠見籌全局，衷懷釋眾疑。周公風範在，韆載令人思。”曾有這樣一首詩描述“西安事變”，其中的”雙將“指的就是張學良、楊虎城兩位將軍，“一夫”指的就是蔣介石先生。

詩詞中的“遠見”“衷懷”等詞確實點破瞭“西安事變”深遠而重大的影響意義。

2001年10月14日晚20時50分(北京時間10月15日下午2時50分)，在美國檀香山史特勞比醫院302室病房，張學良――這位發動震驚中外西安事變的主角、一代英傑，永遠的閤上瞭雙眼,享年101歲。

1936年12月，張學良和楊虎城兩位將軍為瞭民族大義、國傢的未來,毅然決然地發動瞭“西安事變”，改寫瞭抗日戰爭乃至中華民族的曆史。

而為此他們卻付齣瞭慘痛的代價：張學良被幽禁瞭半個世紀,而楊虎城及其傢人則獻齣瞭生命。

周總理等領導人曾對張學良、楊虎城兩位將軍的民族大義和偉大人格進行瞭高度評價。

在張學良逝世當天，主席嚮將軍的親屬發齣瞭唁電:

“張學良先生是偉大的愛國者。張學良先生的卓越功勛和愛國風範，彪炳青史，為世人景仰。和中國人民永遠懷念張學良先生。”

“西安事變”作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個重要曆史轉摺點，它的發生及和平解決，使長達十年的內戰停止，是國共開啓第二次閤作、一緻抗日的新開端。毫無疑問，發動“西安事變”的主人公張學良、楊虎城兩位將軍是革命曆程中不可或缺的貢獻者。

其中，

張學良曾在其自述中談到，“西安事變”的秘密，其實就是幾個字，翻過來調過去。

那麼究竟是什麼“翻瞭過來掉瞭過去”呢？其間的來源與意義又在什麼地方呢？

張學良

張學良口述曆史

真實的史料是評價曆史的基礎。關於“西安事變”，其主人公張學良曾經在被軟禁和獲得自由之後，做瞭多次自述，最主要的有三次：

《西安事變懺悔錄》、1999年對美籍華裔學者唐德剛、郭冠英的口述和如今保存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的迴憶。

在這些口述的曆史之中，“西安事變”在人們眼前的模樣也越發的清晰。

唐德剛教授

是紐約市立大學亞洲係主任、哥倫比亞大學客座教授,對中國現代史有精深的研究,在曆史人物研究方麵更是成績斐然。在張學良的邀請下，唐德剛教授決定寫一部張學良自傳。

唐德剛

隨後，唐德剛和郭冠英對張學良進行瞭“口述曆史”的記錄，主要是錄音，

他們邊談邊錄，總共留下瞭11盒珍貴的錄音帶。

但是在當時外界環境的壓力下，

《張學良迴憶錄》

這本書最終還是沒有完成。

在這次的談話中，記錄下瞭張學良的傢族以及張學良後來的經曆等。其中關於“西安事變”的部分中，張學良詳細地闡述瞭他當時發動“西安事變”的緣由和心境等。關於為什麼發動“西安事變”，張學良這樣說過：

“我跟蔣先生兩個衝突，沒旁的衝突，就是衝突這兩句話，就是兩句話：

他是要‘安內攘外’，我是要‘攘外安內’。

我們兩個衝突就是衝突這點，沒有旁的衝突，一點衝突沒有。”

所以，“西安事變”的秘密其實可以簡單來講就是這幾個字，將“攘外”翻過來，將“安內”調過去，蔣介石要先“安內”再“攘外”，而張學良主張的是”攘外“應該更重要，簡而言之就是一個抗戰觀念的衝突。

後來也有人曾問過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時的想法以及後來是否後悔，關於這個問題，張學良在自述時是這樣子說的：

“我從來不像人傢，考慮將來這個事情怎麼地，我不考慮，我就認為這個事情我當做，我就做！我就跟你說句話，我有決心的時候，都是這樣決定的：我是不是有私心在裏頭？我是不是為我自己利益？

我是不是問心無愧？好瞭，沒有！我問心無愧，我沒有私心！我敢跟你說，我做那件事情（西安事變）沒有私人利益在裏頭，我沒混過與我自己地位利益有關的東西，我沒有！假如我自個要地位、利益，我就沒有西安事變。”

從張學良“強硬”的迴答可以看齣來，他對於發動“西安事變”的心境是沒有任何動搖的，也是問心無愧的。

唐德剛教授筆下的曆史，不會過分而刻意的溢美或者批判，而是盡最大的努力還原一個真實的曆史，他是一位富有正義感的曆史學傢。唐德剛先生認為，張學良對自己發動“西安事變”的是是非非的批評，是是非不定的。

他曾寫道:

“如果沒有西安事變，張學良什麼也不是。蔣把他一關關齣瞭個中國的哈姆雷特。愛國的人很多，多少人還犧牲瞭生命，但張漢卿成瞭愛國的代錶,名垂韆古。”

張學良曾經對唐德剛說過，曆史如果可以走迴頭路的話，“西安事變”他還是會發動的，但是，如果他是蔣介石的話，他會把自己槍斃瞭。他不會允許部下做齣這樣子“犯上作亂”的事件。所以他對蔣介石關押自己半個世紀，毫無怨言，並且還將蔣介石作為抗日救國的統帥。

不得不說，這樣復雜的張學良，纔是真實的。唐德剛教授為沒有將張學良口述曆史完成而抱憾終生，後來得知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曆史不繼續這項工作，便將11盒錄音無償地送給瞭哥大。

後來在1901年的一個契機下，哥倫比亞大學決定請張學良繼續做“口述曆史”。

張之丙

教授投入到瞭這件事之中。根據留下來的各種資料，哥倫比亞大學成立瞭

“毅荻書齋”閱覽室

。這個書齋的名字是有淵源的，取的是張學良的號“毅庵”與其夫人

趙一荻

的名字。

“毅荻書齋”室內呈八卦形，一麵為門，一麵通嚮閱覽室，另六麵牆壁為陳列窗櫃，分彆為:

東北老傢、西安事變、在大陸被軟禁時期、研究明史及近代史心得、基督神學研究心得、已經重獲自由之後的手跡。

哥大保存的張學良口述實錄，是最為係統和完整的一份張學良自述，具有非常高的史料價值。

“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

從

九一八事變

到

七七盧溝橋事變

前近六年的時間裏，國共兩方麵鬥爭的中心問題，是抵抗日本侵略還是不抵抗日本侵略，國名黨所提齣並堅持的是“攘外必先安內”這個基本政策，換言之就是內戰的方針。

那麼“攘外必先安內”這個基本國策又是怎麼形成的呢？蔣先生為什麼如此堅信於這個政策呢？

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蔣介石先生一生受到曾國藩先生的影響巨大。

蔣介石先生喜歡讀

王陽明、曾國藩先生的著述

，對他們的書手不釋捲，尤其是對曾國藩先生推崇備至。

毛思誠曾經在《民國十五年前以前的蔣介石先生》中描寫蔣介石：“軍事學即以巴爾剋戰術為基礎；政治學則以王陽明、曾文正為根底也。”“這個時期所學的曾國藩的精神，其幼年母親采玉的教導和在此學到的王陽明的精神，為其以後終身的精神食糧。”

由此可見，蔣介石先生“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與曾國藩先生的思想是有一定聯係的。曾國藩先生所代錶的正是“平定內亂”的思想。

在曾國藩先生看來，當國傢遭到外來侵略者時，首先需要平定內亂，然後纔是對外作戰，如果是實在是沒有辦法抵禦外侮的時候，采取屈辱和妥協的方法纔是最好的。他認為清王朝當時國勢式微，原因在於“朝和夕戰，無一定之至計，遂外患漸深，不可收拾。”

對此，他覺得必須對外妥協，采取“以後堅持一心麯全鄰好，唯萬不得已而設備，乃取善和全局。兵端絕不可自我而開。”的方針。顯而易見，

蔣介石先生“攘外必先安內”，對外妥協對內鎮壓的行為與此事如齣一轍。

在九一八事變和七七事變前夕，蔣介石先生還一再地強調，要求他的部下要隱忍自重，避開衝突，戰端絕對不可以由己方挑起。

同時，蔣介石先生還在一篇名為

《敵乎？友乎？――中日關係的探討》

的文章中錶示，解決中日關係的僵局，主要是采取“和”“閤”的方法，所以“攘外必先安內”是閤理的。

很明顯，曾國藩先生的對外退讓妥協的思想已經在蔣介石腦海裏根深蒂固瞭。

曾國藩

“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具體實施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直到西安事變，前前後後五年多的時間裏，國民黨政府堅持著“攘外必先安內”的內戰政策，盡管日本已經大規模地擴大瞭其侵華的軍事行動，但是蔣介石放在第一位的是“安內”，僅僅將“攘外”停留在瞭口頭上，並沒有任何實質性的行動。

變本加厲的是，蔣介石還在不斷地阻斷各種形式的抗日武裝鬥爭。蔣介石提齣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主要是

以“剿共”內戰為主導，最直接的體現就是不斷“圍剿”中國工農紅軍，連年不休的進行內戰。

蔣介石曾經錶示“中國亡於帝國主義，我們還能當亡國奴，尚可苟延殘喘，若亡於，則縱肯為奴隸亦不可得。”他堅持實行“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首要目標，就是要不斷地鏟除中國工農紅軍，欲除之而後快。

除此之外，蔣介石堅持這一政策的另一舉動就是竭力阻撓、分化和肢解抗日部隊。其中具有代錶性的就是第19路軍和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後，第19路軍奮力抗擊日軍，使日軍在閘北、吳淞、廟行和江灣等地的進攻計劃破滅。

在“一麵預備交涉，一麵積極抵抗”的幌子下，蔣介石實施各種乾擾，第19路軍最終被解散。1932年底到1933年初，華北局勢告急，察哈爾省受到威脅，於是察哈爾全省民眾成立瞭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

馮玉祥

為同盟軍總司令。

當察哈爾抗日同盟軍剛顯示齣它的強勢時，蔣介石又找藉口緻使其傷亡慘重。在“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下，最終名震一時的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也宣告破滅。

與此同時，蔣介石為瞭維護獨裁統治，還采取各種手段鎮壓抗日愛國運動，殘害民主人士。

西安事變的爆發

前文提到，張學良迴憶“西安事變”時說過，蔣介石是要“安內攘外”，而他是要“攘外安內”。所以，在“攘外”“安內”這個問題上，他們之間的矛盾已經不可調和瞭。

華北事變

後，中國實際已經失去瞭河北、察哈爾省的大部分主權，全國抗日救亡運動已經在各地開展，抗日救亡迫在眉睫。但是，此時的蔣介石還在堅持他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準備對紅軍發動第六次“圍剿”。

蔣介石認為，“剿共”已經到瞭最後五分鍾成功的階段，需要一氣嗬成。於是，他親自部署前往西安，逼迫張學良、楊虎城和他一起“剿共”。

西安事變發生之前，張學良曾多次嚮蔣介石進諫，停止內戰，一緻抗日，並說這是大多數東北軍將士的請求。楊虎城與之相同，明言難以繼續“剿共”。但是，

蔣介石聽後非但沒有采取建議，而是痛斥瞭他們動搖軍心。

蔣介石曾在日記中寫道，張學良想要帶兵抗日，而不願意“剿共”，這是做事情沒有最後五分鍾的堅定，是不懂做事應該有段落，告一段落後纔可以開始下一段落，感嘆他不明白本末和節次的道理。

蔣介石給瞭張學良、楊虎城兩條路，第一條服從命令“剿共”，第二條調走東北軍和第17陸軍。這兩個選擇對張學良和楊虎城來說都是死路，進攻紅軍則在內戰中被削弱，調走是自取滅亡。

張學良和楊虎城走投無路，進退兩難，隻能選擇“絕”處求生。

張學良和楊虎城進行瞭一場錶明心跡、推心置腹的商談。按照他們製定的對策，再次嚮蔣介石進諫停止內戰、一緻抗日，先禮後兵。再次被拒絕後，張學良、楊虎城決定立即采取行動，勸諫、苦諫不行，那就兵諫。

於是在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按照他們之前製定的計劃在華清池扣留瞭蔣介石。

張學良和楊虎城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

張學良、楊虎城捉蔣後，通電全國並提齣瞭八項政治主張：

“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派，共同負責抗敵。二、停止一切內戰。三、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四、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五、開放民眾愛國運動。六、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確實遵守總理遺囑。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西安事變的爆發，在全國乃至國外都引起瞭巨大的反響。在宋子文、宋美齡、周總理的介入談判下，蔣介石被釋放，並且錶示停止“剿共”，聯閤紅軍一起抗日，統一中國。

至此，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打破瞭國民黨“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促進瞭國共閤作，初步形成瞭抗日民族統一戰綫。

結語

“西安事變”在曆史發展中的作用顯而易見是十分重要的，究其根本就是蔣介石片麵抗戰立場和全麵抗戰要求之間不可調和的衝突。其實換句話說，

“西安事變”就是蔣介石堅持實行“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必然苦果。

在日本侵華形勢越發的嚴峻，民族危機步步緊逼的情況下，張學良和楊虎城在勸諫失敗後，是不得不從民族利益的角度齣發以兵諫形勢去逼迫蔣介石改變其“攘外必先安內”的內戰政策的。張學良、楊虎城兩位將軍就他們的愛國動機、

民族大義的赤忱而言，是彌足珍貴的，這種“純潔無私”的高貴品質和愛國熱情永遠值得我們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