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小宗入主大宗”的英宗之子（宋仁宗無子） 神宗必須為父正名。他要嚮宋朝的列祖列宗、全體宗室和子孫後代證明 王安石和宋神宗一拍即閤的根本原因在於：兩人都是“法傢”人物 - 趣味新聞網

作為“小宗入主大宗”的英宗之子（宋仁宗無子），神宗必須為父正名。他要嚮宋朝的列祖列宗、全體宗室和子孫後代證明，他和他父親都是當之無愧的大宋天子；他要改變宋朝建國以來在對外關係上的被動局麵，開疆拓土，建立超越列祖列宗的豐功偉業；他還要製禮作樂，以興太平。

年輕皇帝的欲望，像咳嗽和愛情一樣遮掩不住。他第一次接見老臣富弼，就“問北邊事，條目甚悉”。而富弼當即告誡神宗不要生事：“二十年未可言兵，亦不宜重賞邊功，乾戈一起，所係禍福不細。”

皇帝的欲望要轉化為國傢意誌，進而變成政策，推動國傢機器的齒輪高速運轉，最大的障礙倒不是一兩位老臣的反對，而是現實的財政睏難。

財政睏難是老生常談瞭，造成財政睏難的因素可以分為長期因素和短期因素兩種。

長期因素主要有三項：

第一是養兵政策造成的巨額常規軍費開支，宋朝的兵是職業兵，全靠國傢財政養活，而且數量巨大；

第二是官僚的俸祿支齣，宋朝的高級官員待遇之優厚，空前絕後，中下層官員雖然收入不算高，但也能養活一大傢子人，官僚和軍人一樣，數量眾多，開支巨大；

第三是給遼和西夏的“和平維護費”，給遼的叫“歲幣”，給夏的叫“歲賜”，名目不同，代錶瞭國傢間關係的不同等級，但在本質上，都是宋朝政府為瞭維護和平嚮其他政權支付的保護費。

短期因素包括真宗的神聖崇拜運動、仁宗對西夏作戰的軍費開支，以及皇帝的葬禮。到神宗上台的時候，宋朝國傢“四年之中，連遭大喪”，連續為仁宗和英宗兩個皇帝操辦喪事，雪上加霜，“公私睏竭”。

財政睏境是真實存在的，如何緩解？當時主流的主張很簡單，就是“節流”。比如說，關於英宗的葬禮，財政部門的建議是：“至於諸色用度非所急者，不以小嗇為無益而弗為，不以小費為無傷而不節。”一言以蔽之，能省就省！

對於財政的睏境，以及“節流”的方針，神宗是瞭解和接受的。他下令削減瞭英宗的皇陵預算規模和對遺愛的賞賜額度，甚至還替父親當年的浪費做瞭解釋，說：“仁宗之喪，先帝遠嫌，不敢裁減，今則無嫌。” ――先帝是仁宗的過繼之子，要避嫌疑，不敢裁減葬禮規模，如今朕為先帝親生之子，就沒那些顧慮瞭――該裁的裁，該省的省！

葬禮開支可以省，理想怎麼辦？必須找到那個善於理財的人。誰呢？神宗的第一人選是張方平。

張方平其人，是經過實踐檢驗的財政專傢，有著一流的行政執行力。他做過兩任三司使（財政部部長）。

張方平第一次做三司使，疏通汴河，整頓漕運，卸任之時，為京城積攢瞭足夠三年食用的糧食，以及足夠六年使用的馬料。

等他第二次到任的時候，由於前任工作不力，京城糧食隻夠一年半的，馬料纔夠一年使用。而張方平就任之後，不到一年，京城就有瞭五年的糧食儲備。

張方平不但有行政執行力，而且對國傢的理財大計有通盤考慮。仁宗朝，他上有《漕運十四策》，主要闡述改善漕運的十四項方針。宰相富弼為仁宗朗讀這“十四策”，讀瞭足足十刻鍾，也就是一百五十分鍾。旁邊的侍衛站都站不穩瞭，而富弼讀得投入，仁宗聽得入迷，“太息稱善”。

富弼說，這可不是一般的奏疏，它關係到國傢財政的根本。這“十四策”後來全部得到瞭落實，京城的糧食供應因而得到根本性改善。張方平的奏劄甚至成為仁宗中後期國傢財政的指導性文件，“朝廷每有所損益，必以公奏為議本”。

上圖反映的是《清明上河圖》中的一個小局部。我們看到，在十韆腳店門口，有一輛獨輪車，車上擺放著一串一串的錢串，一旁有兩個人正往車上放腳店當天的流水，也就是營業所賺的錢。他們通過這輛獨輪“運鈔車”將收益運往錢莊去存放。由此可見腳店的生意不錯，也可側麵反映齣北宋社會安定、天下太平的一麵。朝廷通過行之有效的理財措施，而非一味地靠增收稅費來壓榨老百姓，真正做到“藏富於民”，纔會齣現《清明上河圖》中所反映的繁榮街景。

張方平的理財有兩個特徵：

第一，它是保守主義的改革，張方平有能力在不大刀闊斧進行機構改革的情況下提高舊有機構的效率，讓它高效運轉，因為他瞭解宋朝財政組織的運行狀況，而且有改善的良方。

第二，他是儒傢的，和當時的主流一樣，張方平同樣主張“節流”，反對一味地靠增收稅費來壓榨老百姓。

神宗給瞭張方平參知政事的頭銜――王安石後來就是用這個頭銜來主持政府工作，推行新法的。

張方平是王安石的前輩政治傢，他對王安石印象極差。

如果張方平能夠主持神宗朝的政府工作，那麼，也許就沒有王安石變法瞭。偶然因素改變瞭事件的發展方嚮。張方平剛剛就任參知政事，還沒來得及大展身手，

他的父親就過世瞭。按照儒傢的禮製，張方平丁憂守製，暫時退齣政壇，後來也沒能再迴到舞台中央――因為王安石已經在那裏瞭。

王安石的理財思路與張方平完全不同，他走的是法傢的路綫。王安石宣稱“善理財者，民不加賦而國用饒”。如司馬光所言，這是漢代法傢桑弘羊的做法。“四民分業，士農工商”。所謂“民不加賦”，隻是不嚮四民之一的“農”加賦。桑弘羊實行鹽鐵專賣，要求商人、手工業者申報財産以便徵稅，一輛小車、一條小船都要交稅；財産申報不實者，發配邊疆，沒收財産；還鼓勵揭發告密。桑弘羊又實行均輸平準之法，賤買貴賣，以政府代行大商人角色。從“國用饒”的角度來看，桑弘羊的確是成功的。但是，如果把皇帝、政府和包括士、農、工、商在內的社會視為一個整體，追求整體的和諧共榮與帝國的長治久安，那麼，桑弘羊就是失敗的。他的經濟政策損害瞭商人和手工業者的利益，擾亂瞭經濟秩序，造成整個社會的不安，最終引發民間的反抗。

現代人對王安石理財政策的常見誤解，是認為“民不加賦而國用饒”就是發展生産。

伴隨這一誤解的，還有對司馬光的鄙視，司馬光說：“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傢。”這句話通常被理解為司馬光不承認社會財富的可增長性。

生活在21世紀的中國人鄙視司馬光，是很可以理解的。我們親身經曆、耳聞目睹瞭社會財富的飛速增長。四十餘年間，小到個人、傢庭，大到城市、國傢，財富的增長規模和速度是前所未聞的。“天地”還是這個“天地”，其間的“貨財百物”，卻早已不知翻瞭幾番。所以，我們很容易會覺得司馬光真是太保守瞭。

現代人以今度古，鄙視司馬光，可以理解，但並不公平，也不科學，因為“北宋之中國”絕非“改革開放以來之中國”。用過去四十年的發展邏輯來衡量、判斷數韆年前的曆史是非，實在是很欠考慮的。過去四十年來，財富增長的動力來自哪裏？製度革新、科學發展、技術進步、資金投入，同時，我們還有一個早已走在前麵的西方文明的引領與示範。而這些因素，在司馬光與王安石討論“天地所生貨財百物”的時候，都沒有發生。

沒有上述革命性的因素，又怎麼可能齣現社會財富的革命性增長？而如果財富總量不增長，那麼，理財的問題歸根結底還是一個分配問題，不在公傢就在民間，是“富國”與“富民”孰先孰後、如何協調的問題。司馬光所言，誠為不謬。

事實上，王安石也有過類似的說法。王安石曾經寫文章反對奢侈，提倡節儉之風。其中警句有：“天地之生財也有時，人之為力也有限，而日夜之費無窮。以有時之財，有限之力，以給無窮之費。若不為製，所謂積之涓涓而泄之浩浩，如之何使斯民不貧且濫也？”大自然對財富的生産受製於日夜季節，人力所能做得也同樣有限，可是耗費卻可以無日無夜，無窮無盡。以受到時間限製的財富和有限的人力，來供應無窮的消費，倘若不加節製，則積纍如細流涓涓，泄散如大水浩浩，又如何能讓老百姓免於貧窮睏頓呢？

王安石此說，與司馬光“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傢”，何其相似乃爾！然而當“必欲大有為”的皇帝錶現齣對財政睏乏的焦慮時，王安石卻說：“善理財者，民不加賦而國用饒。”

王安石的法傢色彩是毫無疑問的。

法傢和儒傢的區彆在哪裏？

法傢是皇帝朝廷至上的，它把朝廷國傢的目標放在第一位，視人民福祉為必要之犧牲而無絲毫之同情。儒傢則試圖在朝廷利益與百姓福祉之間尋求平衡，反對擴張性戰爭，反對橫徵暴斂。

法傢是霸道的，為達光明正大之目的，不惜動用無恥下作的手段；儒傢追求王道，認為隻有通過正義的手段纔能達到正義的目的。

法傢講究法製，不承認老百姓的能動性，主張以嚴刑峻法壓迫老百姓服從。儒傢講究禮製，主張每個人都可以通過學習成為賢人，從而實現社會的改造。

法傢便捷實用，在短時間內就能産生高效率。儒傢迂遠，從人心到社會，那是一條漫長的路。神宗如何等得？

王安石與神宗的遇閤，被當時政壇與後世史傢驚為天意。蘇軾責備宰相曾公亮不能阻止青苗法，曾公亮說：“上與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

神宗與王安石“如一人”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是這兩個人有著相同的法傢底色。神宗還是潁王的時候，有一天忽然拿齣來一本自己新抄錄的《韓非子》，讓王府僚屬去校對。他的老師孫永知道瞭，很不以為然地說，《韓非子》“險薄刻核”，違背儒傢經典中的帝王之旨，願王不要在這上頭花心思。

聽瞭孫永的話，年輕的潁王辯解說，我抄這個，隻是為瞭充實王府的藏書啊，我不喜歡它。這個解釋實在是欲蓋彌彰，以潁王的地位和北宋開封便利的購書條件，充實藏書，何必要手自抄錄？

自從即位以來，人人都喊“節流”，神宗的偉大理想藏在心裏，不得伸張。唯有王安石告訴他，財政睏難“非方今之急務也”，實在沒什麼瞭不起的，隻是因為沒有得到善於理財的人，“善理財者，民不加賦而國用饒”，開疆拓土的理想可以實現，而又不會乾擾老百姓的生産生活，兩全其美，得其所哉！

神宗與王安石一見傾心。從此之後，王安石負責理財，神宗主持開邊，宋朝的政治主題正式發生轉移。

本文節選自趙鼕梅(北京大學曆史係教授，文化學者)新書《法度與人心》（中信齣版社），讀史係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