燈籠沒瞭 人也沒瞭。屬於這條街的關鍵詞也許是“失去”。它經曆過三次大的改頭換麵 這個曾經最具煙火氣的北京餐飲界地標神話，為何如今熱鬧不再 - 趣味新聞網

屬於這條街的關鍵詞也許是“失去”。

它經曆過三次大的改頭換麵，失去瞭一萬多隻掛在街頭的紅燈籠，失去瞭718塊看起來花裏鬍哨的霓虹燈廣告牌，還失去瞭那些流動的攤販――TA們原本在我們的經濟生活中承擔著促進微循環的作用，也是這條街上曾經最靈動、最煙火氣的一部分――現在，街上隻能見到精美的盆栽、接煙灰的柱子，洗手間也被裝修得像個正兒八經的門麵。

懷念和辯解的聲音一直都在，但人們似乎達成瞭共識：失去這些是不可抗的，這條街本來的麵貌也許被損壞瞭，但不妨礙街上的人繼續做生意。直到疫情來瞭，簋街開始失去一些商鋪，也失去大量的食客，曾經在這條街上活躍著討生活的人們，比如駐唱歌手，如今已經難尋蹤跡瞭。它開始成為一條普普通通的街。再也沒有什麼可以消失的瞭，除瞭這條街本身。

文 |謝嬋

編輯 |趙磊

圖 |尹夕遠

運營 |王雪 蔣瑞華

最後的夜晚

零點瞭。現在是5月1日，北京全市禁止堂食的規定從這一刻起生效。

鼓樓一傢酒吧的老闆提前半個小時跟店裏每一位客人打好瞭招呼，到瞭十二點大傢都要齣門去，沒喝完的酒可以外帶，“大傢理解一下，不然我要被罰款十萬”。因為是禁止堂食前的最後一夜，來喝酒的人比周末還要多上一些。平時要喝到2點纔願意離開的人這會兒都站起來瞭，但也沒有走遠，站在昏暗的鬍同裏繼續聊著天。

往前走不遠就是簋街瞭。這條街以熱鬧的夜市和小龍蝦、牛蛙、火鍋聞名，也是北京夜生活的一個地標，從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24小時營業，與附近的鬍同、四閤院和此起彼伏的京片子一同構成瞭外地遊客對北京的一種“親民”印象。

但現在，簋街已經沒什麼聲音瞭。一傢龍蝦店的老闆在門口招攬客人，他還想再固執一下，堅持認為禁止堂食的規定要從下一個晚上開始，簋街的夜晚是連貫的，哪怕過瞭12點，今夜還是今夜。

陳大偉在另一傢店門口，迎頭問每一個路過的人要不要吃小龍蝦。他在這裏做泊車員，也做保安，但最要緊的活兒是招攬客人。從前這傢店門口有20個保安，疫情來臨之後，全部被開瞭，他是後來纔被老闆電話叫迴來的，因為店裏需要一個這樣的角色。

陳大偉站在兩傢店之間，聊起瞭他們的鄰居，一傢是主打京菜的花傢怡園，過去接待瞭許多國際遊客，在這條街上流傳著“一年營業額上億”的傳說，而現在，原價545元的烤鴨套餐，標價僅為298元。隔壁另一傢是頗為齣名的網紅店，簋街仔仔龍蝦店。“去年這個時候，五一假期的四個晚上賣瞭80萬”，再往前的日子則更風光瞭，“門口騎車都過不去，隻能走路過去”。

繼續往前走。唯一有點人氣的地方是鬍大飯館總店。從晚上九點開始，門口的工作人員對每個進店的客人都囑咐瞭一句：“特殊情況，11點閉餐，12點之後就不能在店裏吃飯瞭。”盡管如今生意蕭條，街上過瞭10點就沒什麼人瞭，但鬍大總店依然堅持24小時營業，禁止堂食後纔改為淩晨三點閉店。因此，代駕小哥、賣花和賣氣球的女人，都聰明地守在這裏。

如果你是疫情之後纔第一次來到簋街，是絕對想象不到那些龍蝦店和牛蛙店曾經有多麼風光，每傢店門口都人頭攢動，水泄不通。但現在，賣花的女人也許比那些空蕩蕩的餐館更容易引起人的注意。

賣花的是一個老人和一個年輕婦女，最近一兩年，她們每晚都在這裏賣花，從花卉市場進一把玫瑰，包上粉紅色的紙，一支賣10元。她們會競爭，也會一起坐在花壇邊聊天。

老人拄著拐杖，她說自己腿摔瞭，在傢歇瞭一年多，決定齣來掙點生活費。婦女是從東五環外過來的，小孩到瞭上幼兒園的年紀，但幼兒園不開學瞭，為瞭照顧孩子，她隻能辭去工地上的工作，齣來賣花，時間自由，還能把孩子帶在身邊。於是她一手牽著小孩，一手拿著花和氣球。看見有人從飯店齣來，就一把拉起來在草地裏看動畫片的孩子，快步衝上去，直問“買花嗎？買一束吧”。

她的孩子是男孩，已經四歲瞭，離不開人，每天跟著她從傢裏來簋街，夜裏兩三點再一起坐夜班公交迴傢。男孩有時候喊睏，有時候喊餓，她就去隔壁買一串烤麵筋哄他。街上人少，買花的人更少，她手裏的花在夜色裏看不齣來新鮮程度，但是拿迴傢在燈下一照，就會發現已經蔫掉好幾天瞭，塑料袋一拿開，花瓣撲簌撲簌往下掉。

齣來的客人沒有買花，甚至沒有擺擺手，就略過她走瞭。街道管理委員會的人從辦公室裏走齣來，她有些害怕被趕走，牽著孩子想要到馬路對麵“躲一會兒”，她找瞭一個有台階的地方坐下，身後的商鋪熄瞭燈，玻璃門上貼著“門麵轉讓、有餐飲許可證”。賣花的老人過瞭一會兒也跟瞭過去，她不上網，還搞不清狀況為什麼大傢都說明天不來瞭，“鬍大和仔仔明天還開門嗎？”我們告訴她：不開瞭，全北京的餐館都關門瞭。

這條街上的代駕師傅們大多從六環外的通州過來。他們並不長期駐紮在簋街，相比簋街，他們更願意去三裏屯和工體接單，但是被單子順到簋街來，總要接一單再走。簋街自從幾年前的一次街道整改，路邊不再允許停車，保安們總是好心提醒下客的司機，“快點走，攝像頭盯著呢”。

食客們很少再選擇自駕來吃飯，代駕的需求也自然降低瞭不少。最近一兩年，總是有許多新手代駕齣現在這裏，連電動車都還沒來得及買，騎著一輛共享電動車在路邊慢慢晃悠，他們聽做瞭幾年的同行講“簋街人多”，到瞭這裏一看，纔發現這裏早已不是人多的時候瞭。

“明天怎麼辦？”這個問題成為今晚這條街上交流的開場白，有人打算明天開始在傢休息，有人打算去會所門口碰碰運氣，年輕的代駕師傅尹正林盯著自己的手機屏幕，上麵顯示瞭10個灰色小人，那是一同在附近蹲守的同行，再一拉，又是10個，所有人都在等單，但已經兩點瞭，沒有生意，大傢隻能聚在一起聊天。

他們的話題通常是“老傢在哪兒”和“今晚掙瞭多少錢”。代駕們大多來自河南河北，然後是東北，極少有聽說老傢是彆處的。在乾這份工作之前，尹正林在燕郊的一個房地産公司上班，那時候營銷中心隻要有人走進來，房子就能成交，後來願意來燕郊買房的人越來越少，房價也一路下跌，直到房地産行業開始裁員瞭，他做起瞭代駕生意。最近，他剛從北三縣的封控區中搬齣來，能齣門接單瞭，但明天，他又要迴到齣租屋裏，等待北京開啓堂食。

他今晚隻跑瞭兩單，掙瞭194塊錢，另一個小哥聽到後反而有些羨慕，“我今晚跑瞭5單，纔掙瞭200塊錢”。還有一個小哥沉浸在4月的成績裏，他上瞭紅榜，掙瞭14000多元，刨去房租和吃飯，存下瞭一萬塊錢。但下個月怎麼辦呢？聊到這個問題，他的喜悅很快被衝散瞭。

▲ 店門口，外賣員、代駕員在等候 。

自救

所有的通知都來得太突然瞭，“進入公共場所需要持48小時核酸”“禁止堂食”“禁止擺攤”“延長禁止堂食的時間”。黃昏成瞭一天中最讓人心神不寜的時候，短短一周時間裏，幾乎一天一個通知，都在這個時候砸過來，讓人來不及反應。

簋街的管理群裏通知“進齣公共場所需要48小時核酸”時，張蓓蓓坐在自己的烘焙店裏，她的第一反應是，店裏一天就來兩個客人，這下估計更沒人來瞭。

“一天就來兩個客人”，這不是某種誇張模糊的錶述，而是一個事實。收到通知的前一個小時，一位客人想要買一塊愛心狀的慕斯，張蓓蓓隻能很不好意思地解釋，“最近來簋街的人太少瞭，這款沒做瞭”。蛋糕做多瞭不能存放，昨天晚上，她還扔掉瞭好多蛋糕。客人一聽，也就什麼都明白瞭，直接問她“現在還有哪幾款能買”。那天，原本寫著淩晨兩點打烊的烘焙店，沒過九點就關瞭門。

按照往年的經驗，街上的商傢們都早早為五一假期做瞭準備。王美娟在簋街上待瞭十年瞭，現在是一傢牛蛙餐館的經理。通知齣來之前，王美娟的心情還很好，她看著人流一點點變多，“沒有以前多，但你能看齣是要放假瞭的感覺”。去年這個時候，鬍大總店銷量很好，按照係統裏銷售數據的對比預測，他們理所當然增加瞭備貨量。但第二天，供貨商的菜都還沒完全送到，禁止堂食的通知就來瞭，鬍大的管理層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有哪些菜還沒發貨，跟供貨商商量，把能取消的全部取消。

酒吧的老闆反應瞭一會兒，要重新做外賣瞭，但店裏平時並不會備那麼多外送的瓶子，她在網上找瞭一圈，大多數瓶子生産地都在徐州，在北京的倉庫也不保證發貨時間，她叫上朋友，開車去批發市場買瞭1000多個瓶子迴來。

但並不是所有的店都能指望外賣。一個令人有些驚訝的事實是，簋街上至今有許多商鋪沒有開通外賣，有些是因為烤肉等品類不適閤做外賣，有些是商傢嫌外賣平台抽成太高。那些有外賣的商傢，也未曾真正把精力放在外賣上，比如鬍大飯館把東直門店分齣來主要接外賣單，總店還是堅持堂食。

在過去，龐大的人流托起瞭這條街，讓街上的商傢能保留住一個餐館傳統的經營方式，最大程度免受預製菜和外賣的綁架。但當疫情截斷瞭那些真實的綫下連接，這條遊離在互聯網之外的美食街，突然發現自己不得不重新麵對外賣這件事。

首先要跟上的是速度。鬍大有自己的原則，在外賣上也堅持現點現做，齣餐往往要半個小時，後來又改變瞭動綫，把齣餐時間控製在瞭20分鍾左右。但仍然被騎手吐槽，“再也不接鬍大的單子瞭，太慢瞭”。

越來越多的人居傢，外賣運力也越來越緊張瞭。王美娟每發齣一單外賣都要給騎手加小費，不停地加，二十多分鍾後還是沒有人接單，如果超時或者退單，這一餐就浪費瞭，她不願意這樣“兩敗俱傷”，錢也沒賺到，客人也沒吃上飯，小費隻能越加越高。她發現，最近這段時間，三四公裏之外的要加5塊錢，6公裏之外的地方起步價到瞭20塊錢。有一天，她光是外賣配送費就付齣去800多塊錢，但當天的流水纔四五韆塊錢。

這個五一假期，北京市的餐飲店們想齣瞭各種各樣的自救方式。在團結湖一帶，沿街的商傢把食物拿到店外麵擺攤售賣，但大多數攤位上賣的是醬肉和炸藕盒這樣的小食，“做起來方便，能賣一點是一點”。紫光園把烤鴨和啤酒車弄瞭齣來，師傅在剛下過雨的風裏片烤鴨，一隻接著一隻。有客人說，“你給我隨便片片吧，不用片花樣瞭，我看你手都抖瞭”。

但這些方法對簋街來說沒有什麼參考價值。擺攤隻屬於曾經的簋街，現在的街上隻能齣現盆栽、取餐桌、煙灰柱等“讓人文明的設施”。隻能做外賣的商傢們盡可能想齣更多營銷的招數，送可樂、套餐優惠、費用減免……但這些方式效果有限，訂單量並沒有明顯的增長。王美娟的老闆前幾天打電話給她，問她要不要做直播，直播炒牛蛙放在網上去賣，王美娟一聽就覺得不靠譜，“人傢做直播的積纍瞭那麼長時間，我們突然去弄怎麼可能做起來呢”。

鬍大在五一期間每天有六七百單，消耗瞭很大一部分備貨。街上的商傢分析，被封鎖在傢裏的人們更容易想起辛辣刺激的食物。但五一剛過，單量就斷崖式下跌瞭，隻剩下200單左右。

在鬍大飯館工作的陳峰在中午的時候還站在花壇邊發呆，外賣員帶來的人氣寥寥，這條街上一眼望過去，關門的關門，還開著的店都是這樣的情景。王美娟站在店門口用來堵門的桌子後麵，吧台上有機器的提示音想起，這是今天的第八個外賣訂單。她撓著頭，說可能真的要撐不下去瞭。

▲ 五一期間限製瞭堂食，大部分簋街的餐廳靠外賣支撐 。

艱難歲月

今年開過年，簋街商會的秘書長周梅華走在街上，看著人越來越少。“今天走感覺挺淒涼的，第二天走感覺更淒涼，然後一直都是這種感覺。”

兩個月前，曾有病例到訪過簋街上的烤鴨店。“不要去簋街，會彈窗”的提醒很快就在北京的各種微信群裏流傳開來，一位女士去簋街的一傢店裏買東西，齣來的時候老闆提醒她，一會兒從另外一個路口走，韆萬不要過馬路，不然會彈窗。而這條街上的廚師、服務員、店長、清潔阿姨都沒有幸免，連續做瞭好幾天核酸，健康寶纔恢復正常。

王美娟傢的牛蛙店址搬過一次，房東也減免瞭一半房租，降到瞭每個月十二三萬，但客流減少的損失很難彌補，這傢店現在隻剩下五個員工，依然沒什麼活。這幾年大傢都在探索抖音的團購套餐，她也設置瞭一個套餐，198元的銅鍋加上一些涼菜，在抖音上賣110元，“放在以前這怎麼可能呢”，但這樣的價格，也很難再吸引人進店瞭。

她起初害怕整條街都要因此暫停營業，好在最後隻封瞭那個小小的烤鴨店。但整條街依然等不來客人，員工也在店裏吃飯，比進門的食客還多。

張蓓蓓的烘焙店大約十平米，在這條主打小龍蝦、牛蛙、魚頭與肥腸的街上，並不算顯眼。她從四五年前開始學烘焙，每個學西點的人都想要開一傢自己的蛋糕店。去年一整年，簋街都還算穩定，這條街在遭受2020年疫情重創之後，一度又恢復瞭生命力。張蓓蓓就是那個時候盤下的店，房租2萬一個月。剛開始的兩個月，許多人沒能迴傢過年，簋街又成瞭那個熱鬧的、要排隊的簋街。

如果放在五年前或者十年前，想要擠進簋街做生意並不容易，所有的店鋪都在賺錢，沒有人想退齣。簋街仔仔小龍蝦店的老闆高遠看中這條街的商業價值，一口氣開瞭十幾傢店。但這個春天，越往簋街東邊走去，關著門的店鋪越多，有些留下裝修一半的工具在店內，給玻璃門上貼著的電話打過去，一個中年男人的聲音在電話那頭響起，“我不齣租，我要把店子賣齣去”。

最近幾年，簋街商會每年都牽頭做不夜節活動，把商戶們聚在一起，大傢趁此機會想些營銷點子吸引顧客。“今年的活動怕是弄不起來瞭”，不止一位商戶這樣講。簋街商會的工作人員許多本身也是在這條街上做買賣的，在這裏，大傢的關係更像“鄰居”，實力雄厚的商傢有時候會請所有會員一起吃飯聚餐。但今年，商會和商戶的關係也罕見地起瞭一些微妙的變化，有些商戶開始拒絕繳納會費，一位商會的工作人員完全理解這樣的變化，“那種感覺就是，我們生存都沒有瞭，你還弄這個乾嘛？”

今年也少有人提起減免房租和促進消費的事情，簋街上民房多，王美娟說：“我們也沒指望房東減免，這不是彆人的義務，房東萬一也有自己的房貸要等著還呢。”

鬍大的總經理郭鼕認為，簋街是北京的一張名片，它和附近的鼓樓、雍和宮等共同組成瞭一個商業文化共同體，要有人願意齣門去這些地方逛逛，纔能帶動這個地區內餐飲和娛樂産業的發展。

春節以後，鬍大像往年那樣開始大量招聘，25年的開店經驗擺在這裏：每年3月份以後，進京遊客慢慢多起來，天氣也慢慢暖和瞭，小龍蝦會在四月上市，有大量遊客來到北京，從天安門和故宮一路逛到鼓樓地區。王美娟的牛蛙店以前常常接到導遊們的訂餐電話，通常還得提前3天或者7天預定，導遊搖著紅色的小旗子，身上的小蜜蜂裏嗡嗡地播放著簋街的曆史，旅行團穿過烏泱泱的人群來到她的店裏。但這兩年，她幾乎沒有再見過旅遊團的大巴。

今年2月，鬍大按預期把員工招滿瞭，大約七八百號人，結果眼下成瞭這傢店要付齣的最大成本。人不能輕易開掉，因為如果有一天生意復蘇，再去重新招人是來不及的。這傢店重視對人的培養，郭鼕擔心員工們閑下來容易消極，讓店長們每天換著花樣帶著員工去玩，包餃子、去玉淵潭看花，開一整天的會。他們也想過帶大傢去郊區玩，但對方一聽人數，趕忙錶示不符閤規定，“疫情呢，接待不瞭”。

禁止堂食之後，服務員更冗餘瞭。能夠被排上班，成瞭一件天大的幸事。簋街上，花傢怡園的前廳隻留瞭四五個服務員幫忙傳菜；鬍大的人留得算多的，一個班次四五十人，其中三十多人都在後廚。也沒有彆的活動可以安排瞭，在店裏，鬍大闢齣一小塊空地，專門給沒排上班的員工看電影和嗑瓜子，管理層唯一的希望是給這群血氣方剛的年輕人找點事情乾，“彆有負麵情緒，負麵情緒一傳染，那可不得瞭”。

如今開著的店鋪，要麼是年頭長的，靠積攢下來的老顧客維係著生計，要麼是實力雄厚的大店，手上的現金流還能撐著。但無論如何，在這樣一個時間點上，開一傢餐飲店是難熬的，老闆們不再像以前那樣計劃下周或者下個月的事情，零散的病例連同相應的防控政策總是突然齣現，把所有東西都打亂。

“好起來”這件事隻存在於縫隙裏，難以被抓住。“你總是覺得它快要好起來瞭，突然間又......”後麵的話，王美娟沒有再說下去。

這種痛感與2020年的時候是完全不一樣的，那段時間，簋街所有的餐館都關瞭門，春節囤積的菜在店裏不知道怎麼辦，但人們抱有一種希望，隻要開瞭門生意就能做下去。迴頭去看，許多餐館在那一年也享受過一些實實在在的扶持，政府發瞭大量優惠券來促進消費，雖然也有過新發地疫情這樣急迫的時刻，但街上從來沒有關過門。

▲ 店裏吃飯的人寥寥無幾，從前用來在門口排隊等位的塑料椅也閑置瞭。

一條普通的街

外地人其實很容易想象簋街繁榮時的樣子，它跟其他城市的美食街沒有太大的區彆。如果你在四五年前去簋街，你能輕易看到被圍觀的駐唱歌手，整條街都掛著紅燈籠，廣告牌上的字體五彩斑斕、霓虹閃爍。當然，你也不用想著來這裏吃飯能找到停車的地方。

髒的、亂的、吵鬧的，都是過去貼在這條街上的標簽。這是齣租車司機最不願意經過的一條街，總是堵得水泄不通，上車的客人有極大可能吐在車上。北京男生七茗從小生活在簋街附近的鬍同裏，一走進簋街，“一隻耳朵裏是一幫吃飯和排號的人在那兒嚷嚷，另一隻耳朵裏是煩躁的司機一直按喇叭”。

許多外地的朋友剛來北京工作，都會跟七茗吐槽：“北京真是一個沒啥夜生活的城市。”他以前總是非常納悶：怎麼會呢，簋街這麼熱鬧，不遠處還有三裏屯和工體，那裏有著名的酒吧一條街。直到後來去瞭許多彆的城市，他纔意識到，比簋街更熱鬧的夜市隨處可見，而簋街隻是這座有些拘謹的城市裏的一個例外。

陳峰2013年來到鬍大餐館工作，他原本是要9月30日上班的，之所以對這個日子記得極清楚，是因為那時候公司跟他說，十一期間人太多，要是一來上班就麵對這樣的場麵，估計會被嚇跑。他那一年二十多歲，沒有上過夜班，但很快就融入瞭“接地氣的那種自由”。

排隊是反映簋街氣質的重要一環。在簋街上，排隊最齣名的也許要數鬍大瞭，《人物》2015年的一篇稿子裏記下過，鬍大總店一晚上要發齣約600個等位號，百無聊賴的客人要消耗掉300斤葵花籽。就算是去年，《每日人物》還在鬍大門口看見這樣的場景：服務員像個Rapper一樣飛速叫號，一個號3秒內無人應答就直接跳過，有的排隊者坐得比較遠，從聽到被叫到走到門口的時間，號已經過瞭2位瞭，即將被安排進店的也不願意多等幾分鍾，兩撥人眼神對視擦齣火星，服務員還要專門齣來調停一番。

在那些讓人難以入眠的夜晚，簋街承載瞭許多人的喜怒哀樂，有人在這裏摔過酒瓶，有人在這裏因愛情痛哭。簋街也是北京這座城市的一些重要時刻的見證者，在北京很多激動人心的日子裏，人們都會不約而同地選擇在這裏度過，申奧成功、世界杯齣綫等等或重大、或激動的日子裏，人們都是在這裏通宵宣泄，大傢在一起唱歌、喝酒、叫喊、擁抱、哭泣，整條街都沉浸在當時的氛圍之中。

▲ 2017年的鬍大飯館門前 。

但這個例外，現在也逐漸“拘謹”起來。

陳峰覺得簋街不再粗獷瞭，自從他第一次來鬍大工作，三傢店就一直在輪番裝修。到如今，包廂裏用來裝飾的是鮮切花，空間大一點的店裏光是綠植就擺瞭30多個種類，他因此在這裏學會瞭如何養護綠植。門口等位的客人用來消遣的瓜子變成瞭非果皮類小食。簋街的街容也越來越整潔，店鋪風格逐漸統一，再也扯不上“髒亂差”幾個字瞭。

陳峰偶爾會思考，這樣的變化對簋街來說到底意味著什麼。沒有人喜歡一個環境髒亂、排隊的時候動不動就吵架的地方，街道越來越乾淨，吃飯的人越來越文明，這些講齣來都是如此好的變化。

可是有時候陳峰還是忍不住想：北京這樣一個城市，難道缺的是精緻餐廳嗎？對於那些還願意來簋街的人，他們想要的難道不是一個開懷暢飲的場所嗎？當一個餐廳變得如此精緻的時候，陳峰擔心客人會緊張，“他們是不是會想，在這個環境裏我不能大聲喧嘩，不然就是沒素質的錶現。”

過去，簋街上的餐廳是餐飲界學習的樣本，每一傢店的營業額拎齣來，都算教科書上的神話。郭鼕每天要接待許多外地來的餐飲團，學習參觀交流一番。一些餐廳會開放加盟，王美娟所在的牛蛙店在北京有四五傢店，簋街這傢算總店，也是最風光的那傢店，其他的店鋪開在豐台、海澱。以前，廚師和經理都是得在簋街進修過，纔有資格去彆的店入職。但今年，豐台的那傢店營業額已經超過瞭簋街總店。

商傢們懷戀過去的簋街，是懷戀疫情前人潮在這條街上流動的日子。人流帶來生意，也和這條街一起創造瞭許多個吵鬧的夜晚。許多在簋街打工多年的人總是會講起“還有紅燈籠的那會兒”，後來這條街上幾乎再也沒有齣現過流動經濟，可以把桌子擺齣門的時間慢慢變成瞭十點以後，最後徹底不被允許。

招牌和燈箱也被撤下瞭，原來野蠻生長的“三超（超高、超大、超亮）牌匾”，要按照“快樂、健康、青春、時尚”的主題重新設計，色調主要是簋街特有的黃紅黑。

如今走過這條街，得非常仔細地看著路邊的街景，會看見一塊黑色的牌匾，寫著簋街名字的由來。20世紀80年代，中國還處在改革開放初期，北京隻有國營的食堂飯店，個體經濟的餐館幾乎沒有，政策對此也不明朗，慢慢有些人開始在這裏擺攤，偷偷摸摸的，加上四周漆黑，晚上燭火燈籠忽閃，像個“鬼市”，後來改名為簋街。

隻有它還提醒著，這條街原本是屬於夜晚的，屬於那些放縱、脫綫、有些江湖氣、不被拘束和規訓的人們。

▲ 2017年，因為長時間排不到店內用餐的位置，有些人為瞭嘗一嘗滋味，不惜打瞭包坐在店門口享用。

（除陳峰、周梅華、郭鼕外，其餘受訪者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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