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陰不與世間同――馬金蓮小說的流年與物憶□邵 部馬金蓮擅長寫過去的故事。她的大多數作品都與當下生活有種距離感。在貧瘠的西海固 在群山的褶皺裏 新現場｜邵部：光陰不與世間同 - 趣味新聞網

光陰不與世間同

――馬金蓮小說的流年與物憶

□邵 部

馬金蓮擅長寫過去的故事。她的大多數作品都與當下生活有種距離感。在貧瘠的西海固，在群山的褶皺裏，一個叫扇子灣的小小村落成為她閃轉騰挪的文學根據地。不過是再日常不過的故事，卻自有一股打動人的溫情在裏麵。她寫記憶中的農事、勞作，寫人在清苦的生活中彰顯的隱忍與堅韌。土地與糧食在這裏依舊保留著最本初的意義，這讓她的小說在一個符號消費的時代裏顯得彆具一格。

《流年》是馬金蓮一篇小說的名字，也可以視作對她寫作的某種概括――在對過去光景的深情重現中，傳遞齣城市化時代對於文化原鄉的懷舊。這篇小說的背景設置在包産到戶不久的八十年代，講的是倔強的爺爺和一頭犟乳牛的恩怨。紅乳牛體態健朗、氣韻不凡，一度讓爺爺自得於自己挑選牲口的眼光。然而它不碾場，更要命的是不會下牛犢，而且很有氣性。於是隻得紮鼻鑽子：用鐵絲穿過牛鼻骨的薄弱組織。這對於牛來講，簡直是一場酷刑。看守牲口的過程中，“我”與紅乳牛“幽幽的，忿忿的，顯得孤單，曠遠……”的目光相遇，“我”“頭一迴發現牲口會有這麼動人的目光”，感到心裏難過，心裏發疼。孩子微妙的細膩的情感被馬金蓮恰到好處地錶現齣來。紅乳牛足足被我們喂養瞭九年，直到顆粒無收的年饉，爺爺纔不得不將它痛心賣掉。多年以後，在用機器碾場的時代，看著突突冒煙的蹦蹦車，爺爺對紅乳牛泛起悔恨與懷念。

時光推移，記憶淡化模糊，但曾經在我們的生活中駐留過的事物並沒有被遺忘，如“虛幻的東西在幽深處漂浮”，不經意間牽動起人們的神經。馬金蓮在往事中捕捉溫暖和愛，生長齣瞭文學的新意。這使得她的寫作與苦難文學或底層文學區彆開來。她的小說不展示慘兮兮的傷口奇觀，不教人恨也不勾引人施捨的衝動，而是牽動人的惻隱之心，教現代人堅硬的內心變得柔軟，重新獲得共情的能力。

這種文學氣質充盈在她的“年代係列”裏麵。這是一組以年份為標題的小說：《1985年的乾糧》《1986年的自行車》《1987年的漿水和酸菜》《1988年的風流韻事》《1990年的親戚》以及《1992年的春乏》。評論素來慎談“最”字，但我還是想說，年代係列可能是最契閤馬金蓮的氣質和稟賦的小說。尤其是與她新近結集在《午後來訪的女孩》裏的幾篇小說對比來看。後者對城市男女的隱秘心事固然也有精妙的描寫，但給人的感覺是抱定追趕當下生活的理念然後去刻意錶現。追趕的姿態本身，已經暗含瞭一定的遲滯感，反倒不如懷舊式小說讀來自如。

年代係列的時間地標也與《流年》接近，都是發生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的鄉土往事。對於生於一九八二年的馬金蓮而言，敘述者和作傢在年齡和經驗上實則是同構的，都是由接近少年期的兒童的視角展開。相對於從長輩那裏聽來的老故事以及近年關注的當下生活，馬金蓮此間的敘述有高度的混融度和代入感。

在這個年齡階段，雖然心智尚且不能駕馭稚氣，但自然和遊戲已經不能完全占據兒童的念力。作為成人世界的局外人和觀察者，她們憑著微妙的直覺，體現齣對於人情涼薄的敏感。如同小說中曆練般的行走，兒童開始跌跌撞撞地闖入未知的世界。

馬金蓮尤擅寫不諳世事的兒童在陌生環境中的局促。《1992年的春乏》中，無所事事的兒童遭遇的是漫長的春天的午後。突然進入一個陌生而富足的傢庭讓馬東無所適從。大人世界的奧秘雖不能完全參透，但他顯然察覺到由自己而不是叔叔陪同新媽（嬸嬸）迴娘傢，這個妥協方案將他推嚮瞭一個尷尬的境地。他的內心為籬下之感所激蕩，體會到瞭平生的第一縷憂愁。《1990年的親戚》中，六個半大的孩子跟在爺爺身後，組成瞭一支赴宴的“民間使團”。孩子們不明白此行背後關於“禮儀”的較量，隻是為浪親戚而新奇，為吃油香而激動。但是在等待的時間裏，這些貴客因慢待而消磨掉熱情。年齡小點的最沒城府，總將大傢心裏的問題和盤托齣。年齡大點的故作鎮定，收斂住性情。那種虛張聲勢的成熟真是寫得絕妙。

兒童和成人在同一個時空的不同頻道。如同李健吾對蕭乾《籬下集》評論：“成人並不更壞，不幸心頭鎖滿瞭人世的坎坷；他以為無路可走，兒童卻認做頭頭是道，因而分外悲哀。兒童並不更好，這隻是一個兒童，生活是一團朦朧的氛圍，用天真體會繁難的世事，因而分外隔膜。”流年往事中，無數類似的時刻為馬金蓮源源不斷地提供著絕佳的寫作素材。《1988年的風流韻事》寫的就是兒童曆經的一場成人世界的風波。呼德的姐姐傳齣風流韻事的流言，代行父責的二伯為維護門麵，氣勢洶洶地帶著一群親戚趕去捉奸。呼德帶路，以為是去浪親戚，行前想的是換上姐姐縫的新衣服，一件上衣有四個口袋的中山裝。還要找姐夫尋個珠子嵌到脬牛的底部。他跟在大人的後麵，急急地行走，一雙眼睛攝入周遭的紛擾，成人的形色以及他們由於過於激動而漠視的細節，悉數被他收入眼中。姐姐誤穿瞭一隻男士的襪子，姐姐淡淡的笑容透齣一股故作的矜持和漠然，鍋台簾子的後麵就是一處可以隱藏的秘密空間……他比所有人知道得更多。然而並不言語。捉奸之行以失敗告終，呼德不知道自己的沉默是否做錯瞭什麼。這個小小的睏擾被偶然得到的彈珠衝散，於是“心裏裝著快樂，就把另外的事情都忘掉瞭，包括一路上的奔波和揣測”。小說在脬牛無憂無慮的鏇轉中戛然而止，就像電影《盜夢空間》最後一個鏡頭。脬牛終究會停下，呼德也終究會成為一個大人。但至少在這個時刻，兒童的純真與善良被定格瞭下來。

相對於流年所標記的時間維度，空間或許是馬金蓮小說距離感更為根本的原因。現代化的邊緣位置和地方性的經驗，讓馬金蓮與普遍意義上的“80後寫作”相去甚遠，其守成的姿態反倒在感覺上更接近於50後一代。這一問題隻能在西海固這片無魚的旱海中尋找答案。

西海固是現代生活的遲到者。馬金蓮自述：“西海固的落後和淳樸，導緻這裏的生存環境變化很慢，當我記事的時候，我們扇子灣人使用的一些生活用品用具還是很早時候繼承下來的。包括居住的地方，大半是黑烏烏的窯洞，裏麵盤著土炕，炕上有土牆，鋪著竹篾席子。裝清油的壇子、換水的粗瓷水罐、母親的雪花膏和銀粉……我喜歡這些東西，常常撫摸著它們，我覺得一個瓦罐上閃爍的光澤裏浸潤著歲月的汗漬和呼吸。我藉助著這些古舊的器物，讓自己一遍遍迴到過去的歲月當中。”

較之外麵的世界，“時間”在西海固步履蹣跚。在時光的縫隙中，西海固的生活保留瞭鄉土中國正在流逝的經驗。在《物憶》這篇小說中，同為西海固作傢的石舒清將黃花被、老木床、大立櫃、雨氈、椽子、四十房土蜂、襯衫、信件、銀牌、古董等童年生活中的事物及其背後的故事娓娓道來。一個物件，一段往事，曾經的生活再度被激活，如在目前。雖有小說之名，倒有些散文的味道。馬金蓮的器物美學與此頗為相似。牛學智注意到，馬金蓮小說受到瞭石舒清的影響，“注意排除知識、觀念對直覺的拆解和更改，索性隻用直覺、潛意識的召喚，哪怕不惜犧牲情節的完整、故事的飽滿，把小說寫得很瑣碎。”在小說中，馬金蓮不斷地提供給我自行車、漿水、酸菜、脬牛、孔雀菜……這些日常的物象。物件是記憶的閥門。藉由這些老舊的器物，馬金蓮得以激活無法復刻的體驗，在文學中重建過去的生活，復現那已經流逝瞭的鄉土中國的生活方式。

滲透進日常生活的地域、宗教文化符號也可作如是觀。吃油香――一種迴族的傳統油炸麵食，意味著喜事與盛宴，是小說中的兒童無比嚮往的事情。平靜的生活常為這樣一件小事攪起波瀾。禮迪格爾――掬一捧溫熱的清水從前額沿正中間一直往後摸，摸到後脖子再分開兩手，分彆從左右劃迴到前麵來。再分彆沿頭發畔劃到耳朵碗裏，輕輕剜一下耳朵碗，再從耳朵背後順耳根滑落下來，嘴裏同時念著清真言。這樣一套帶有宗教性的禮拜動作在《一抹晚霞》完全被日常化為生活的一個小小程式。捨巴爾奶奶幾十年來每天重復這個動作，直到這一天僵硬的雙手忽然間觸不到腦後。她遭遇瞭衰老，一個緩慢的生命過程被突然發現。再如耶提目（孤兒）的身份，無論是蹭飯的奴海子（《1985年的乾糧》）還是藉自行車的跛腳舒爾布（《1986年的自行車》），他們小心翼翼地維護著最後一綫體麵和尊嚴，雖然在溫飽邊緣的時節加重瞭生活的負擔，我們終將待他們以力所能及的善良。弱者的遭際尤其能夠見齣世道人心和人情冷暖。

農事作為鄉土經驗的核心構件，自然也成為瞭馬金蓮重點錶達的對象。鄉土文學是百年中國文學的主流，引農事入小說並不鮮見。隻是書寫農事背後，作傢的理念往往錶徵著時代性的癥候。以當代文學中的農村題材小說來講，農事從來不是如其本來意義那麼簡單。對於勞動美的張揚，確證的是人民的曆史主體地位。因而，改天換地的革命意誌，改寫或重組瞭鄉村的時間。《金光大道》（第一部）不乏春耕描寫，但馮少懷、張金發野心勃勃的勞動與貧下中農無力撒種的睏境構成瞭鮮明對比，證明瞭土改完成建立互助組的必要性。播種、耕種、漚肥、灌溉、打場……農事活動對於翻身的農民而言是一道道難關，隻有通過“組織起來”，自覺納入到新型的生産方式中，纔有可能避免重蹈被剝削的覆轍。以社會主義改造為終點，“時間”被賦予瞭綫性的、目的論的形態和意義。鄉村的風景也被附著瞭政治隱喻：“一輪紅日從東方地平綫上騰騰升起，噴射齣韆萬道光芒，給寬闊平展的大草甸子和古老村莊的磚房草屋，鍍上瞭一層金黃。”

馬金蓮的農事書寫與這種文學傳統要隔膜得多，反而更貼近民間歌謠中農事詩的傳統。“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v發，二之日栗烈。”《七月》以時為經，以事為緯，逐月鋪展，在節氣時令劃分齣來的時間段落裏，反映齣周人與自然相諧振的生産和生活情況。馬金蓮《永遠的農事》盡可以視作對《七月》的摹寫。“我們一年四季的農活是按節令安排的。”小說由此展開瞭對農事的細緻描繪：拉糞、耕麥、種鬍麻豌豆、揚糞、打鬍基、收獲莊稼、碾麥子……春生夏長，鞦收鼕藏，節氣時令作為時間段落的標尺，構成瞭鄉土生活的內在韻律。年復一年，亙古如是。在這恒定的規律麵前，人事悄然發生變化。起初，“我”對姐姐有個不雅的稱呼――爛眼子，因為她人前乖巧，暗地裏卻總欺負“我”，顯得很有心機。人物的成長融化進農事與勞作中，隱然成為一條綫索。爛眼子不知不覺間變得溫柔，隱忍，抿著嘴角悄悄笑，手裏做著一雙鞋子――有媒人來登門瞭。在這裏，一代人局部的生活經驗與恒定自然規律的律動被巧妙地融為一體。社會學發現瞭鄉土中國，政治學改造瞭鄉土中國，而文學，將鄉土中國交還給自然。

綜觀馬金蓮的創作，我們這個時代的一些基本問題，諸如現代化進程對於人情倫理的衝擊、社會與宗教結構中的性彆問題以及城市生活的新體驗等等，都構成瞭她小說的基本麵嚮。本文所截取的，隻是其中的一個斷麵，討論馬金蓮對於鄉土中國的迴望。這些經由兒童視角講述的過去的故事，讓她的小說氤氳著一種懷舊的基調。如同《流年》中談到的：“與土地打交道的人，頭上臉上衣著神態上總有一股與泥巴掰扯不斷的氣息，這氣息，叫人無法說清，但能感覺得到，準確無誤地感覺齣來。我們身上都有這種氣息，深深地潛伏在全身上下，神態舉止裏，汗水血液裏。”這種泥土的氣息簡直浸潤在馬金蓮小說的字裏行間，形成瞭她獨有的文學氣質。鄉土中國還有多少剩餘的故事可講？這一問題已經日益引起人們的關注與焦慮。但至少在馬金蓮的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它的文學勢能還遠未枯竭。

注釋：

馬金蓮：《我所留戀的歲月》，《文藝報》2014年9月25日。

牛學智：《“80後”與馬金蓮》，《文藝報》2010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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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文藝》2022年第3期

責任編輯 | 吳佳燕 熊夢柔

▲邵部|

邵部，文學博士，山東大學文學院助理研究員。主要從事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以及文學批評，近年集中關注蕭也牧、浩然和李洱的創作與研究。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當代作傢評論》《文藝爭鳴》《南方文壇》《小說評論》等重要學術期刊上發錶論文十餘篇，多篇文章被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全文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