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爾瓦多作傢奧拉西奧・卡斯特利亞諾斯・莫亞（Horacio Castellanos Moya）是拉美後“文學爆炸”時代的重要作傢 代錶作有《錯亂》《惡心：托馬斯・伯恩哈德在聖薩爾瓦多》《記憶暴君》《… 專訪｜拉美作傢莫亞：暴力和恐懼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麵 - 趣味新聞網

薩爾瓦多作傢奧拉西奧・卡斯特利亞諾斯・莫亞（Horacio Castellanos Moya）是拉美後“文學爆炸”時代的重要作傢，代錶作有《錯亂》《惡心：托馬斯・伯恩哈德在聖薩爾瓦多》《記憶暴君》《歸國夢》《鏡中的女惡魔》《與蛇共舞》等，曾獲得西班牙語文學界最高奬項之一“曼努埃爾・羅哈斯奬章”。 近日，莫亞的小說代錶作《錯亂》由後浪文學推齣，這是他的作品第一次被譯成中文引進齣版。

《錯亂》講述瞭一位逃亡作傢的故事，他受雇於一個拉美國傢的教堂，要編輯一份口述檔案。檔案長達一韆一百頁，記錄的是當地原住民對十年前軍隊屠殺的泣血證詞。在編輯過程中，作傢漸漸神誌錯亂，而與此同時，仍然統治著那個不具名拉美國傢的劊子手也在逼近。

盡管小說並未點明美國傢，但讀者可以推測齣小說的背景是長達36年的危地馬拉內戰時期軍隊對國民犯下的種種暴行，那份口述檔案也影射瞭由危地馬拉天主教會發起的“曆史記憶恢復計劃”。

近日，莫亞的小說代錶作《錯亂》由後浪文學推齣，這是他的作品第一次被譯成中文引進齣版。

中美洲至今仍是全球暴力現象最集中的地區之一。在一次馬德裏美洲之傢文學論壇上，莫亞說“我們也是一場大屠殺的産物。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平時如此熱衷於開玩笑。我們用笑來抵禦精神錯亂。”《錯亂》也是一部荒誕不經的黑色喜劇，羅貝托・波拉尼奧曾這樣說過：“他（莫亞）作品中犀利的幽默，仿如巴斯特・基頓的電影，又似一顆定時炸彈，足以威懾那些蠢蛋（民族主義者）脆弱的穩定感，讓其失控，恨不得把作者吊在公共廣場上。”

《錯亂》在中國上市後，莫亞接受瞭澎湃新聞記者專訪，這是他就《錯亂》接受的第一個中文媒體專訪。他坦言自己對中國還不大瞭解，對中國當代文學也瞭解甚少，但他會時不時讀一讀李白和杜甫，“他們的詩非常美妙，或者是莊子筆下的深邃哲思。”

奧拉西奧・卡斯特利亞諾斯・莫亞（Horacio Castellanos Moya，1957― ）

【對話】

小說裏，“恐懼”一直伴隨著主人公

澎湃新聞： 《錯亂》這部小說耗時多久完成？最初的靈感來源是什麼？

莫亞： 加起來大概五個月。但是分兩個階段完成的：2003年初開始寫，中途擱筆，之後於2004年中旬完成。故事圍繞一份發布於1997年的危地馬拉人權報告展開，但它不直接描寫報告，而是講述這份報告對那位編輯所造成的心理衝擊。

澎湃新聞： 那位編輯――小說主人公“我”是一個因政治原因流亡在外的作傢：口齣狂言、有被害妄想、為瞭五韆美金接受瞭一份自己其實並不想做的工作、通過男女關係發泄壓力……你對這個主人公是一種怎樣的態度？我感覺帶有一點戲謔和諷刺？

莫亞： 主人公是個復雜的、有些自相矛盾的人物。我沒有對他抱有戲謔的態度。如果不能深入人物內心，我就寫不齣這部小說，而戲謔、嘲諷會造成一種距離，阻止我的寫作。這個人物可能有點好笑，但這些好笑的成分源於他的性格，源於他的世界觀和神經紊亂為他招緻的一係列遭遇。

澎湃新聞： 你在主人公的心理活動上花瞭很重的筆墨，比如麵對沉重的屠殺口述檔案，“我”更看到瞭它們的文學性，而非政治性、曆史性，這樣的寫法背後潛藏瞭你的哪些想法？

莫亞： 小說在本質上就是心理的，是對某種精神狀態、某種思維方式和歸屬感的構建。就《錯亂》裏的主人公而言，他本人與他所身處的社會之間，存在一種持久的矛盾，而他就活在這份矛盾之中。他不相信他在做的事，但不得不做；他不相信所在團隊的價值觀，但還是得假裝相信。他是一個沒有信仰的人，被夾裹在一個彌漫著信仰的環境，不單是宗教信仰，還有對那些所謂對人類至關重要的價值的信仰。

澎湃新聞： 在這個故事裏，“恐懼”一直伴隨著主人公，包括對政治迫害的恐懼、對屠殺記憶的恐懼、對情殺的恐懼、對性病的恐懼……它們是那樣無處不在。然而似乎也正是因為“恐懼”，“我”免於大主教那樣被暗殺的命運。作為一個作傢，你如何理解“恐懼”？你認為什麼樣的“恐懼”是人類無法剋服甚至麵對的？

莫亞： 恐懼是人性的組成部分。尼采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談到，恐懼是人類一項基本的、代代相傳的情感。恐懼是害怕被推到極端，推到爆發的頂點。恐懼將永遠與我們同在，一些時候被掩蓋，另一些時候則錶露無遺。

開篇

澎湃新聞： 小說有一處細節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是說主人公關在靈修院裏，麵對大屠殺受害者的證詞，時不時注意力渙散，隻有幻想自己是大屠殺的施虐者纔能暫時解脫。這處細節很耐人尋味，它同時點到瞭三個錯亂的主體：大屠殺的受害者、大屠殺的施虐者、以及時隔多年後大屠殺的見證者。這樣的描寫承載著你對人性的哪些觀察？你是否認為施暴是人的一種天性？

莫亞： 毋庸置疑，暴力是人性的一部分，是其寬泛意義上的自然屬性的一部分。藉助教育和立法，漫長的文明進程力圖馴服人的暴力傾嚮，但人的暴力可以被控製、被平息，卻不可能消失，除非人類這個物種消失。暴力和恐懼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麵。

澎湃新聞 ：對作傢而言，寫小說的過程或許也是一個思考的過程。你在《錯亂》中主要思考瞭哪些問題？

莫亞 ：我在寫作過程中，思考的問題都是很具體的，就是如何讓情節、人物、環境、場景等要素之間保持連貫。我不會思考那些寬泛抽象的問題。隻有在寫完之後纔會想一想。我的寫作過程是直覺的，而不是觀念的。

身為作傢，可選的東西十分有限

澎湃新聞 ：你抗拒“政治小說作傢”“暴力小說作傢”這類標簽，但你也曾坦言自己的寫作充滿瞭暴力元素。身為作傢，你認為什麼是自己可選的？什麼是自己不可選的？

莫亞 ：可供我們選擇的東西十分有限。我們是社會環境、傢庭齣身、以及各種人際關係的産物，無法完全超越這些限製。創作主題作為我生活的一部分，是被強加到我身上的，它們是我的個人經驗、我所身處時空的一部分。我唯一能選擇的是錶達方式、觀察角度，以及最終如何將其訴諸筆端。但即便是在這些主動選擇中，我也依然時刻被自己的本性、自己的感官條件製約著。例如，我依然不確定，自己究竟是視覺還是聽覺更加敏銳，而這就會反映在我的敘事風格之中，會影響到我究竟是更加擅長描摹環境還是創造聲音。我們的選擇範圍極小。我喜歡古希臘人的命運觀。

澎湃新聞： 作為拉美作傢中的一員，你認為你的文學資源從何而來？你曾說：“比起魔幻現實主義，我們這一代拉美作傢，在如何理解世界和我們所談論的東西這個層麵上，更接近美國作傢。”為何你這一代拉美作傢的世界觀“更接近美國作傢”？這和你們的閱讀來源有關嗎?

莫亞： 我說這句話有其特定語境。當時我正滿懷熱情地閱讀二十世紀前半葉那些偉大的美國作傢：福剋納、海明威、雷濛德・錢德勒、杜魯門・卡波特、弗蘭納裏・奧康納、達希爾・哈米特，卡森・麥卡勒斯，等等。我對美國當代文學無感。美國當代文學界彌漫著一股由清教徒感傷主義（sentimentalism）主導的意識形態風氣，我沒什麼興趣。

澎湃新聞 ：在拉美文學中，你有特彆喜歡的作品嗎？

莫亞 ：“最喜歡”這個詞，我們當代人很愛用。我會用它來形容物品，但不會用來形容文學。有一些作傢和作品，我會不斷重讀（奧內蒂、魯爾福、博爾赫斯、塞薩爾・巴列霍、卡夫雷拉・因凡特，羅格・達爾頓，這幾位是首先躍入腦海的）。為什麼喜歡他們？因為他們給予我啓迪，關於人生，關於活在這個世上意味著什麼，關於如何從事文學，以及如何看待作傢這個職業。

澎湃新聞 ：在寫作與閱讀之外，你平時還對哪些事物或話題感興趣？

莫亞 ：我偶爾看電影。閱讀報刊時，比較關注國際政治闆塊和犯罪新聞。下午會齣門喝杯啤酒。餘下的時間，沉默。

澎湃新聞 ：《錯亂》是你的作品第一次被翻譯成中文、引進中國齣版。此前你對中國有哪些瞭解？又有哪些睏惑？就這部作品而言，你對中國讀者有什麼期待嗎？

莫亞 ：我對中國的少許瞭解，其來源僅限於西方國傢報紙雜誌上刊登的一些報道。隻有親自去過一個國傢纔有可能談得上瞭解。比如，我在德國住過兩年，在墨西哥住過十三年，西班牙兩年，又去瞭危地馬拉兩年，日本住過六個月，來到美國已經十二年，如今大段時間待在瑞典陪女兒。對於這些國傢，我勉強能評論上幾句，但對於如此廣袤和曆史悠久的中國，我迄今從未拜訪過，因此不敢發錶任何觀點。法國作傢安德烈・馬爾羅有一次采訪，問後者如何看待1789年法國革命，毛迴答說，針對那場事件發錶觀點還為時尚早。如此理解時間和曆史，我覺得很有意思。

澎湃新聞： 你看過中國作傢的作品嗎？如果有，我也很想聽聽你對中國文學的評價。

莫亞：抱歉要讓您失望瞭，對不瞭解的事物發錶觀點，有失謹慎。在當代媒體上享有盛譽的那些中國作傢，比如莫言和麥傢，我都沒有讀過。總有一天會讀的。我會時不時讀一讀李白和杜甫，他們的詩非常美妙，或者是莊子筆下的深邃哲思，但對中國當代文學瞭解甚少。

小說創造它們自己的現實

澎湃新聞 ：在你看來，“見證文學”（以瑪雅-基切族人權鬥士裏戈韋塔・門楚的自傳為代錶）的支柱是曆史真相，然而現實復雜，始終不存在唯一的真實講述。你曾在墨西哥及危地馬拉做過二十多年的新聞工作――即我們說的“非虛構”，這一經曆是否也影響瞭你對“見證文學”的態度？

莫亞： 我想，正是那段經曆讓我明白瞭自己為什麼不喜歡作為一種文學體裁的“見證文學”。一群人藉由講述自己的受害經曆來宣傳某種政治觀點，他們把這類書寫稱為“見證文學”。我對政治宣傳員無感。我感興趣的是記憶，是承載記憶的自傳類寫作，而這些文字所凸顯的書寫者形象，其內心所有矛盾、不幸、品德以及怯懦，必定是錶露無遺的。

澎湃新聞 ：近十年，中國文學界越來越關注“非虛構”，亦有觀點認為以小說為代錶的虛構已經無法迴應今天的現實，無法和當下建立真實有效的關聯，所以隻能轉嚮非虛構尋求一種幫助。在你看來，什麼樣的文本錶達可能和當下建立真實有效的關聯？

莫亞： 該情形源於一場因欠缺深思而導緻的誤解。小說從來都不具備“和當下建立真實有效的關聯”的功能。有一部分可以，另一部分則不能。司湯達、卡夫卡、梅爾維爾――姑且隻舉這三個例子――都是在去世很多年、距離他們寫作的當下已經很多年之後，纔被視作偉大作傢。我根據您的描述推測，在中國也有許多人患上瞭那種被科技感染的疾病：認為隻有當下的、瞬時的、能夠即刻從中獲取滿足的，纔是值得書寫的。按照這樣的方式理解世界，就無法創造齣持久的文學。我不會把文學創作視為當代眾多一次性用品中的一種。最近，在時隔幾十年後，我重讀瞭《卡拉馬佐夫兄弟》，發現它所傳遞的關於人類的領悟，比我讀到的絕大多數“當下”作品要多得多。

《錯亂》

澎湃新聞： 你正在創作新的小說嗎？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暴發，你的生活因此有瞭哪些變化？你是否冒齣瞭一些新的思考？

莫亞： 我不談論正在寫的東西，會帶來厄運，阻滯思緒。至於新冠疫情，它無非是讓我再次確認人類這一物種的脆弱性。疫情期間，在打疫苗之前，我四次飛躍大西洋，也曾在機場沙發上過夜。對於我而言，新冠大流行就是一場震耳欲聾的噪音；也是一場噩夢，因為旅行變得十分睏難，而且口罩讓我喘不過氣。死亡？在我的國傢，犯罪早成瞭一種文化，人人都得學著與死亡共處。我很怕死，跟所有人一樣，但我又知道那是不可避免的。死亡會在任何一刻突然降臨，而我也無力阻止它的發生。

澎湃新聞： 2020年至今，新冠病毒已成為一批作傢書寫的對象或基點。對此你怎麼看？

莫亞：如果作傢沒有那種攪動著自己的五髒六腑、要求自己非寫不可的主題，那麼他們自然就會去當代現實中尋找題材，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自己從來沒想過要寫一本關於疫情的小說，我不需要。等我的經驗沉澱下去後，未來或許會寫。“現實”是一個抓不住的概念，正因如此，小說纔要去創造它們自己的現實，而小說中的真實，其依據是可信性，而不是它們所反映的時代。

注：本次專訪由《錯亂》中文譯者張婷婷提供翻譯幫助，特此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