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 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齣爐 從三星堆到江村大墓：2021十大考古新發現揭示隱秘曆史 - 趣味新聞網

3月31日，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齣爐，分彆為：四川稻城皮洛遺址、河南南陽黃山遺址、湖南澧縣雞叫城遺址、山東滕州崗上遺址、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祭祀區、湖北雲夢鄭傢湖墓地、陝西西安江村大墓、甘肅武威唐代吐榖渾王族墓葬群、新疆尉犁剋亞剋庫都剋烽燧遺址、安徽鳳陽明中都遺址。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由中國文物報社、中國考古學會主辦，3月30日至31日，終評會以網絡會議形式在京舉行。國傢文物局副局長宋新潮在新聞發布會上宣布瞭今年的評選結果。

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名單

（按時代早晚順序）

1、四川稻城皮洛遺址

2、河南南陽黃山遺址

3、湖南澧縣雞叫城遺址

4、山東滕州崗上遺址

5、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祭祀區

6、湖北雲夢鄭傢湖墓地

7、陝西西安江村大墓

8、甘肅武威唐代吐榖渾王族墓葬群

9、新疆尉犁剋亞剋庫都剋烽燧遺址

10、安徽鳳陽明中都遺址

四川稻城皮洛遺址：精美的石頭，反映古人類徵服青藏高原的曆史

發掘單位：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項目負責人：何嘉寜

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高寒缺氧的氣候條件對古人類生存構成瞭嚴峻挑戰，對青藏高原徵服及適應進程也始終是睏擾國際學術界的重要課題。

為進一步探索古人類徵服青藏高原的曆史過程，2019年以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組織專業團隊在川西高原展開舊石器時代考古專項調查工作，於2020年5月調查發現皮洛遺址。2021年4月底，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聯閤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對皮洛遺址進行主動性考古發掘，至11月初第一階段野外發掘工作圓滿結束。

本次發掘揭露齣多個古人類活動麵，齣土編號標本7000餘件，均為石製品，其中打擊痕跡明確的人工製品占四成多，包括石核600多件、石片近700件、工具500餘件、斷塊近800件、殘片600餘件，使用礫石近50件。

根據地層關係、堆積特徵和遺物發現情況，可初步將七個地層的發現分為三期：地層-層主體為砂岩石核-石片石器，剝片策略簡單，工具組閤以邊颳器、凹缺器、鋸齒刃器、砍砸器等為主；地層層新齣現瞭以闆岩為主要原料製作的精緻的手斧、薄刃斧等器物類類型；層剝片程序更加復雜的石英小石核數量增加，兩麵加工的工具尺寸縮小；整體構成瞭一個罕見的舊石器時代文化“三疊層”。皮洛遺址3個階段均發現有石製品及人工搬運礫石密集分布的古人類居住活動麵。初步整理錶明，石製品中約有20%為“燒石”，可能與較為頻繁的用火行為有關；、層發現石器拼閤組；層還發現有扁平礫石圍成的半環狀“石圈”遺跡，顯示人類曾在遺址從事過用火、打製石器等活動。

稻城皮洛遺址是迄今為止青藏高原考古發現的遺址麵積最大、地層保存最完整、文化類型最豐富多樣的舊石器時代遺址，填補瞭該地區乃至青藏高原舊石器時代考古的空白。皮洛遺址發現的手斧、薄刃斧等遺物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阿捨利技術遺存，也是目前東亞地區形態最典型、製作最精美、技術最成熟、組閤最完備的阿捨利組閤。同時，皮洛等川西高原含手斧的遺址填補瞭東亞阿捨利技術體係在空間上的一個關鍵缺環。皮洛遺址的時代處於現代人起源的階段，大量文化遺物、用火行為、“石圈”遺跡以及刻畫痕跡的發現，為我們解讀古人類適應自然環境的能力、生業模式、技術模式和行為模式提供瞭珍貴的證據。

河南南陽黃山遺址：中原古人在這裏挖溝建渠，製造玉石

發掘單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項目負責人：馬俊纔

黃山遺址位於南陽市東北部臥龍區蒲山鎮黃山村南、白河西岸，分布在一處五級台地組成的高17米小土山上及周圍。2018年5月至2021年11月，在這裏進行瞭長年連續主動性考古發掘。2020年度該項目被列為“考古中國――長江中遊文明進程研究課題”重點項目。

考古發掘確定遺址是一處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屈傢嶺文化、石傢河文化玉石器製作特徵鮮明的中心性聚落遺址，在南陽盆地中遺址麵積最大，遺跡規格最高，內涵豐富，反映瞭新石器時代晚期南北文化交流融閤發展的基本特點，為探討豫西南地區社會復雜化和文明化進程提供瞭關鍵材料。

該遺址新石器時代玉石器製作遺存以獨山玉石為資源支撐、其它地方玉材為輔助，大緻存在仰韶晚期“居傢式”作坊群嚮屈傢嶺時期“團體式”生産模式轉變的規律，石傢河時期也規模化生産玉石器，填補中原和長江中遊新石器時代玉石器手工業體係的空白。與製骨遺存一起，為探索當時手工業生産專業化和社會分工提供瞭重要綫索。

仰韶文化坊居式建築群是國內保存最好的史前建築之一，牆體存留高，內部設施齊全，大批遺物原位保存，再現古人製造玉石器與生活的基本場景。特彆是最大的“前坊後居式”7單元大型連間長房F1麵積超過150平方米，極為罕見。以大墓M77為代錶的屈傢嶺文化墓群，多數人骨保存甚佳，社會成員等級分明。可能具有編織功用成束骨針的發現為我國史前紡織考古提供瞭重要材料。該遺址發現的史前碼頭性質的遺跡為中原地區首次發現，與自然河、人工河道、環壕一起構成瞭水路交通係統，體現齣古人對水資源的重視和利用能力。

據不完全統計，共齣土砂岩質製玉石工具磨棒近1800件、磨片5672件、磨銼308件、鑽頭7件、鑽杆帽3件、石錘272件、石球13件、完整磨石墩50餘件、殘磨石墩15000餘塊，石坯料300餘件、石核274件、人工石片1021件、石器約300件、玉器50件、玉片3518件、玉料4500餘件、骨器50件、陶器近700件，豬下頜骨1600餘個，還有大量的玉料、石器、陶器與少量玉器原地保存。一件磨石墩上甚至繪有褐紅色人物勞動、臥豬、蘭草寫意圖，堪稱絕品。石器質地主要是獨山石，以農具和兵器為主。農具種類有耜、斧、鏟、錛、鑿、刀等，兵器有鉞和鏃。玉材主要為獨山玉，其次為黃蠟石、石英、漢白玉等，個彆為方解石和瑪瑙，玉器種類有耜、斧、鏟、錛、鑿、璜、珠等。骨器主要有鏃、針等。陶器主要來自甕棺葬和房址，少數是灰坑所齣，種類有碗、盆、鼎、鉢、罐、缸等。

湖南澧縣雞叫城遺址：稻作文明的繁盛，促成瞭古文化-古城-古國的演進

發掘單位：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項目負責人：郭偉民

雞叫城遺址位於湖南省常德市澧縣涔南鎮雞叫城村，地處洞庭湖西北的澧陽平原，西南距城頭山遺址13公裏。該遺址的考古工作始於20世紀90年代，作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國”課題實施的重點項目，2018年至2021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閤四川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對雞叫城遺址進行連續四個年度的田野考古工作，總發掘麵積1850平方米，其中2021年發掘麵積800平方米。

在石傢河文化時期，雞叫城形成瞭由城址、城外遺址點、外圍環壕與溝渠組成的網狀水係及其間稻田所構成的城壕聚落集群，呈現齣史前稻作農業文明繁盛的社會圖景，為理解稻作農業視野下中華文明起源和早期國傢形成的途徑與方式提供瞭重要資料。

在城址內揭露齣一批重要遺跡，其中F63規模體量之大，保存之完整，刷新瞭我國木構建築史。另外遺址復原稻榖重量達2.2萬公斤，大麵積集中分布的榖糠堆積，以及一係列大型建築台基等，也都是近年田野考古中少見的重大發現。

雞叫城聚落完整經曆瞭史前稻作農業社會從初步復雜化到文明起源、發展、興盛及到衰落的完整過程，是研究我國史前社會與文明過程的典型標本。由此亦可大緻判斷：具有良好生態多樣性的澧陽平原雞叫城聚落群依靠自身稻作農業經濟的支撐，以土地、農業、人口為要素，完整演進瞭古文化―古城―古國的全過程。

山東滕州崗上遺址：31座墓葬等級分明，揭秘早期國傢形成關鍵

發掘單位：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項目負責人：硃超

滕州市地處泰沂山脈西南麓延伸地帶，北、東、南三麵均為低山丘陵，西為地勢低窪的微山湖區，形成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遺址位於滕州市東沙河街道陳崗村東部�t河兩岸，依河流和公路可將遺址分為東、西、南三部分。2020年9月-2022年1月，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連續兩個年度對該遺址進行發掘，閤計發掘麵積約1100平方米。發現瞭極為豐富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遺存，包括1圈夯土城牆與壕溝、31座墓葬、7座房址及大量與房址相關的柱坑或柱洞。

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距今5000年前後）是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國傢形成的關鍵節點。崗上遺址大型城址的發現，連同一批顯示瞭社會劇烈分化、財富集中於大墓、突齣器物箱的棺槨製度及一整套陶玉骨牙器為代錶的禮器等，為實證海岱地區以至中華文明五韆年提供瞭第一手材料。遺址兩處墓地規模不大，不同類墓葬分群現象格外清晰，這是墓地空間布局經過規劃的結果，對研究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墓地性質、傢族人群結構及社會組織形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此外，大量明器化陶器批量化生産及高等級玉、石、骨、角器的齣現，顯示瞭崗上大汶口時期聚落手工業的專業化發展。

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祭祀區：部分文物的造型和紋飾前所未見

發掘單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項目負責人：雷雨

三星堆遺址位於四川省廣漢市西郊，地處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流域，麵積約12平方公裏。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祭祀區新發現的遺跡和文物，進一步豐富瞭三星堆遺址的文化內涵；也將深化關於三星堆遺址及古蜀文化的祭祀場景和祭祀體係研究，彌補以往這方麵研究的缺陷和空白。

自2020年3月啓動發掘至今，共計發掘麵積1202平方米，發現“祭祀坑”6座、灰坑78座、灰溝55條、柱洞341個、房址4座、墓葬2座，初步摸清瞭祭祀區的分布範圍和內部布局。

6座“祭祀坑”齣土編號文物12000餘件（近完整器超過2300件），其中銅器1000餘件、金器520餘件、玉器530餘件、石器120餘件、陶器13件，另提取完整象牙450餘根，重要文物包括金麵具、鳥形金箔飾、銅頂尊跪坐人像、銅扭頭跪坐人像、銅立人像、銅人頭像、銅麵具、銅尊、銅��、銅“神壇”、銅龍、玉璋、玉戈、玉鑿、神樹紋玉琮、玉器座、玉刀、石戈、陶矮領甕、陶尖底盞、絲織品殘痕、象牙雕、海貝等，部分文物的造型和紋飾前所未見。

湖北雲夢鄭傢湖墓地：秦漢帝國大一統的重要曆史節點

發掘單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雲夢縣博物館

項目負責人：羅運兵

鄭傢湖墓地位於湖北省雲夢縣城關鎮，楚王城城址的東南郊，總麵積約15萬平方米，西距睡虎地墓地約3000米。2020年5月以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與雲夢縣博物館對此進行瞭聯閤發掘。

墓地發掘分為A、B、C三區。2020年發掘A、B區墓葬共196座，均為秦人占領安陸後的楚人及其後裔的墓葬。隨葬品共700餘件，陶器組閤為鼎、敦/盒、壺和鬲、盂、豆、罐等，有少量銅、玉和漆木器等。

2021年發掘C區墓葬116座，麵積1800平方米。C區為秦人占領楚地安陸後的秦人墓葬，其齣土的一批珍貴的文字資料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尤其是M274齣土的長文木觚形製罕見，內容豐富，所載“謀士�遊說秦王寢兵立義之辭”，以及不見於文獻記載的“魏越宿胥之戰”等曆史事件，為探討《戰國策》一類文獻的流傳與演變提供瞭新材料，為研究戰國時期各國之間的政治關係、戰爭關係等，都提供瞭新的文字資料。

通過對鄭傢湖墓地的發掘和全麵研究，可以瞭解秦人占領安陸地區後占領者與被占領者這些不同人群在居住空間上的分布關係、在文化上的互相博奕與影響，進而以更加宏觀的視角探討秦漢時期居住在同一個地理空間內的人群從血緣關係到地緣關係的轉變，以及秦文化和楚文化在統一的多元結構的漢文化形成過程中所曆史地位和所發揮的作用。

陝西西安江村大墓：確定瞭漢文帝霸陵的準確位置

發掘單位：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

項目負責人：馬永嬴

江村大墓位於西安市東郊白鹿原上，北距世傳為漢文帝霸陵的“鳳凰嘴”約2000米。根據考古資料，江村大墓所在的漢文帝霸陵陵區範圍近30平方韆米。項目自2006年開始考古調查、勘探工作，考古發掘自2017年持續至今，發掘麵積總計6050平方米。

陝西西安江村大墓確定瞭漢文帝霸陵的準確位置，否定瞭“鳳凰嘴”為漢文帝霸陵的傳統認識，更進一步否定瞭西漢帝陵存在崖墓洞的推測，解決瞭西漢十一陵的名位問題。包括漢文帝霸陵在內的西漢帝陵規模、形製、布局及內涵的基本掌握，為西漢帝陵製度形成、發展、演變的研究提供瞭詳實的考古資料，為中國古代帝王陵墓製度的深入研究奠定瞭基礎。

霸陵的雙重陵園、帝陵居中、象徵官署機構的外藏坑圍繞帝陵布局等，均為西漢帝陵中最早齣現，錶明瞭皇帝獨尊、中央集權的西漢帝國政治理念的初步確立；霸陵平麵格局上承長陵、安陵的“無為而治”，下啓陽陵、茂陵，平陵及杜陵的“獨尊儒術”，是西漢帝陵製度發展演變的關鍵環節，同時，也摺射齣西漢帝國國傢政治思想、意識形態發展變化的趨勢。

霸陵齣土印章、封泥及其他帶字文物等，證實瞭“陵墓若都邑”、帝陵“模仿現實中的西漢帝國”的建設理念。南陵外藏坑發現的帶有草原風格的金銀器是先秦兩漢時期農牧文化交流與融閤的直接證據，見證瞭中華文明由“多元”到“一體”的曆史發展趨勢。

甘肅武威唐代吐榖渾王族墓葬群：揭示吐榖渾民族融入中華文明的曆史

發掘單位：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天祝藏族自治縣博物館

項目負責人：陳國科

甘肅武威唐代吐榖渾王族墓葬群位於甘肅省武威市西南，地處祁連山北麓，主要分布於武威南山區冰溝河與大水河中下遊北岸的山崗之上。近年來，由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牽頭組建瞭吐榖渾考古項目組，對該墓葬群展開瞭持續的考古及文物保護和研究工作。

經過對吐榖渾王族墓葬群的調查與發掘，確認吐榖渾王族墓葬共計23座。2021年度，對天祝縣祁連鎮長嶺-馬場灘區3座墓葬進行瞭考古發掘厘清瞭吐榖渾“大可汗陵”的大緻範圍。以吐榖渾喜王慕容智墓為代錶的一批吐榖渾王族墓的墓葬形製、規格、布局等問題得到初步解決，齣土各類陶俑、鎮墓獸、漆木實用器、陶容器、絲織物及鐵、金、銀等馬具、武器和墓誌等眾多精美文物，為研究吐榖渾王族墓葬的葬俗葬製、吐榖渾王族譜係提供瞭重要實物資料。該墓群的發掘對推動唐與絲綢之路沿綫民族關係史、交通史、 物質文化史、工藝美術史等相關領域的研究具有重要價值，也豐富絲綢之路物質文化資料、拓展瞭新的研究方嚮。

通過持續的考古工作，現可初步將武威吐榖渾王族墓葬群分為以慕容智墓等為代錶的岔山村區（大可汗陵區）、以弘化公主和慕容忠墓等為代錶的青咀-喇嘛灣區（陽暉榖陵區）和以黨氏墓等為代錶的長嶺-馬場灘區（白楊山陵區）三大陵區。

墓群整體呈現齣“大集中、小分散”的分布特徵和“牛崗僻壤、馬鬣開墳”“地踞龍堆”的墓葬選址特徵。墓葬均具有唐早中期中原地區高等級墓葬的基本特徵，以唐代葬製為主，兼有吐榖渾、吐蕃、北方草原等文化因素。該墓群的發現使我們能夠從文字和實物層麵，生動揭示吐榖渾民族逐漸融入中華文明體係的曆史史實，並從中窺見歸唐吐榖渾人思想觀念、物質生活、文化認同等曆史細節的變遷。

新疆尉犁剋亞剋庫都剋烽燧遺址：唐朝中央政府管理經營西域的見證

發掘單位：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

項目負責人：鬍興軍

新疆尉犁剋亞剋庫都剋烽燧遺址是近年來中國邊疆考古、絲綢之路考古的又一項重大發現，意義深遠。該烽燧遺址為唐代“沙堆烽”故址，是國內首次對唐代烽燧進行的主動性考古發掘，係統揭露瞭烽燧遺址全貌，為研究我國古代邊塞軍事建置提供瞭豐富的第一手實物資料。

齣土的文書是迄今考古遺址齣土數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文書資料，文書所記錄內容豐富，涉及軍事、政治、經濟、文化、法律、交通、社會生活、宗教信仰等方麵，諸多內容均為首次發現，具有極高的史料研究價值。實際應用文書的大量齣土，大大補充瞭唐代邊防的諸多細節，彌補瞭唐代軍事文獻記錄不詳的缺憾。

新發現的不同級彆軍事機構及綫路，填補瞭曆史文獻關於唐代安西四鎮之一焉耆鎮軍鎮防禦體係記載的空白。考古發掘成果展現齣沙堆烽與周邊烽鋪、鎮戍、都護府、西域王國之間的密切聯係，實證瞭唐代中央政權對西域的有效管轄和治理。

沙堆烽及齣土遺物是唐朝中央政府管理經營西域的重要曆史見證，是萬裏長城嚮西的延續，是傢國天下的邊陲記憶。在維護絲路交通暢達、保障國傢統一和西域社會穩定等方麵，起到瞭極其重要的作用。也是闡述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築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實物教材。沙堆烽的考古成果，對於考古學、曆史學、文獻學、軍事史、書法藝術等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安徽鳳陽明中都遺址：從元大都到北京故宮的過渡

發掘單位：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故宮博物院

項目負責人：王誌

明中都是明初首個按京師規製營建的都城，在都城製度上承接宋元下啓明清，對明清南京、北京的城市規劃有著很大的影響。明中都前朝區宮殿的形態因史料記載不詳而一直成謎，2015年至2021年的考古發掘廓清瞭明中都前朝主殿及附屬建築的布局，極大地推進瞭明中都的認識和研究。

現已較為完整地揭露齣明中都前朝區宮殿基址及部分附屬建築的布局，從磉墩復原的建築布局在宮殿形態上與元大都和北京故宮都存在相似之處，可以認為是介於二者之間的過渡形態，從而在實物上印證瞭明中都在中國古代都城史中上承宋元、下啓明清的曆史作用，增添瞭中國古代都城由宋元嚮明清轉變的關鍵環節的資料。

其主體宮殿對元代宮殿製度、規劃思想的繼承和創新並對明代南北兩京宮城規劃模式的生成過程産生的深遠影響，對開展明初南京、中都、北京三都的宮殿建築及其製度文化比較研究具有重要價值。也充分體現齣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閤和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化的曆史進程。前殿中心黃土台的發現對於研究我國古代都城擇中、選址的規劃營建思想與實踐有著重要價值。對各組建築地上、地下結構的探索和對夯土營建次序與工藝特點等的關注，為進一步深化研究奠定瞭堅實基礎。宮殿、塗山門遺址發掘是城市考古、建築考古的重要實踐，為研究明初時期官式建築選址、布局和“土作”“石作”等營造技術增添瞭寶貴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