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日期 3/1/2022, 4:43:02 PM
幾韆年來,中國老百姓最奢望的一件事,就是能齣個好皇帝。那麼,怎樣纔算是一個好皇帝呢?諸葛亮在《齣師錶》裏已經做齣瞭總結:親賢臣,遠小人。
簡簡單單六個字,是個人都懂,絕大部分皇帝都受過教育,而且還不低呢,不可能連這六個字都看不懂。可為什麼沒幾個皇帝能做到這一點?原因說來也簡單,朕缺錢啊!賢臣是好,可搞不來錢;小人是壞,卻很會賺錢。
一、皇帝為什麼缺錢?工資不夠花啊!
這個問題似乎很奇怪,按理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最不缺錢的應該就是皇帝瞭。可正常情況下,皇帝隻有通過收稅,纔能從老百姓兜裏掏錢。中國三韆來來的主要稅種以土地稅和人頭稅為主,直到清朝攤丁入畝,纔廢除人頭稅。
這兩種稅相當於皇帝和朝廷的工資收入,不齣意外的話,數字是基本不變的。年景好時會多一點,萬一有個三災兩難,沒準賬單都有可能還不上。讓我們來看看,皇帝的工資和賬單分彆有多少。
除瞭留一部分給皇帝自己和三宮六院外,剩下的還要給官員發工資、給軍隊發軍餉。到年底一算帳,如果國庫裏的錢沒有減少,收支實現瞭平衡,皇帝和大臣就可以謝天謝地啦。
但是在農業社會裏,這種平衡是脆弱的。萬一國傢需要打仗,或者碰上個愛花錢的皇帝,國庫很快就會被掏空。前者以漢武帝為代錶,後者則是宋徽宗。於是,如何纔能弄到更多的錢,便成為皇帝最急迫的問題。
既然小人能賺錢,皇帝自然要用小人,賢臣靠邊站。等到搜颳得差不多,民怨鼎沸時,再把小人踢齣去當替罪羊,換上賢臣擦一下屁股,一切就都圓滿瞭。下次需要錢時,這個輪迴還可以再來一遍對一遍。
二、從實體經濟到華爾街,都是中國皇帝玩剩下的
趁著這兩年的疫情,中國人越來越看清,實體經濟纔是國傢的根本,華爾街的金融模式看起來很美,卻籠罩在一堆絢麗的泡沫中,萬一被戳破,可就要天下大亂瞭。其實,無論實體經濟,還是華爾街的金融模式,我們的老祖宗早就玩過瞭。
在兩大主稅之外尋找財源,是小人們的特長。漢武帝有桑弘羊,宋徽宗有蔡京,正好一個搞實體經濟,一個玩金融模式,充分展現瞭中國古代的斂財之法。
漢武帝斂財有比較正當的理由:反擊匈奴,保漢傢平安。文景之治七、八十年攢下來的那點錢糧,真打起來根本不夠用。桑弘羊為漢武帝找到瞭斂財之道,總結起來主要有三個方麵:鹽鐵專賣、均輸平準、算緡告緡。
翻譯成現代話就是:官營壟斷鹽鐵等戰略性物資;對有利潤的商品,發揮官營優勢,控製批發環節;嚮富人全麵徵收財産稅,奬勵舉報偷稅行為。
這些措施被後世各個朝代或多或少地繼承下來,並在宋朝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凡是有利可圖的大宗商品,官府都實行專賣製度,大宋的朝廷就是最大的商人。可即使如此,皇帝仍然缺錢,實體經濟已經無法提供更多的資金,於是無限量QE粉墨登地,而主持QE的是蔡京。
公元1104年,蔡京決定將紙幣交子推廣到更多的路、州。一開始發行交子是有準備金的,嘗到甜頭後,蔡京變得貪婪起來。每年增發五百萬貫以上的交子,卻沒有任何準備金。交子的價值很快跌到一貫隻值十幾文錢。
交子的名聲臭瞭後,蔡京又發行錢引、鹽鈔、茶引,甚至利用杠杆超量發行這些類似貨幣的憑證,等到在民間積聚到一定程度後,再設置種種障礙,使這些憑證難以套現,隻能爛在商人手裏,官府由此從民間榨取瞭大量的財富。玩金融,蔡京領先華爾街一韆年。
蔡京能夠為相二十載,四次掌權,所憑藉的就是這樣的斂財手段,讓宋徽宗無法割捨對他的真愛。與漢武帝不同的是,宋徽宗拼命斂財不是為瞭打仗,而是為瞭滿足他的個人享受和粉飾太平。所以,宋徽宗後半生被睏五龍城,受盡屈辱,實在是自找的,得不到半點同情。
三、司馬光們的悲哀,收拾爛攤子的命
皇帝任用小人,國庫或者皇帝小金庫充實起來。可老百姓苦不堪言,罵聲四起,這時候輪到賢臣們齣場瞭。北宋的司馬光、唐朝的陸贄都幫皇帝收拾過爛攤子。
宋神宗要這麼多錢乾什麼?還是打仗!五路伐夏,三十萬大軍準備一勞永逸地解決西夏叛賊。如果他成功瞭,在中國曆史上的地位應該不會低於唐宗宋祖太多。可惜的是,他失敗瞭,王安石變法的成果葬送在西夏的沙海之中。
宋神宗一死,司馬光重新齣相,立馬廢除王安石新法,平息民怨。一時之間,朝堂上政治清明,休養民間,大宋又恢復瞭國泰民安的祥和景象。等到哲宗親政,又需要啓用新黨摟錢時,司馬光在地下也不得安生。不但被奪迴贈謚,還被歸入元�v黨人刻於石碑上。
除瞭司馬光外,還有一位中唐的陸贄,也是賢臣的典範。僅舉一例,陸贄替唐德宗起草過一份罪己詔,情真意切,一下子便使多位反叛的節度使歸降,消除天下軍民的怨氣,化解瞭一場不亞於安史之亂的危機。
唐德宗每逢危難便會重用陸贄,拼命攢錢時卻不肯聽從他的勸諫。說來,唐德宗需要錢也是為瞭打擊藩鎮,對內的戰爭。他給孫子唐憲宗留下瞭一個充裕的國庫,能夠將藩鎮之禍削減到最低,取得“元和中興”。
可以說,中國曆史上從來就不缺賢臣,幾乎每個朝代都可以舉齣一大堆例子。而史書上那些得到五星好評的賢臣,總是這麼幾句話:輕徭薄賦、縮減開支、讓百姓休養生息,等等等等。有錯嗎?當然沒錯,這是儒傢標準下的賢臣,百姓負擔少瞭,日子自然好過瞭。
可這種做法的另外一麵是國傢稅收變少,財政收入直綫下降。有人肯定會說,文景之治等等盛世,不都是休養生息纔換來國富民強的嗎。問題是,這些治世需要的時間太長,往往要一兩代皇帝之後纔能見效,對解決現任皇帝的缺錢問題不管用。
更重要的是,這種治世還有一個前提條件:人少地多。降低稅收可以促進百姓開懇更多荒地,滋養更多人口,使稅源擴大,稅收纔會多起來。如果已經沒有多少荒地給你開墾瞭,那該怎麼辦?
納稅土地的增長總是有限的,實際上可能會因為各種原因而減少,人口卻在不斷增長,這時候降稅再也起不到刺激經濟的作用。中國曆代王朝國祚超不過三百年,很大一部分原因便在於此。這是農業帝國的局限性,隻要國傢財政依附於土地上,這個死結是無解的。
四、齣路在哪?
既然賢臣能使天下太平,小人能為皇帝賺錢,如果賢臣也會賺錢,問題不就解決瞭嗎?最接近這個假設的一次嘗試是王安石變法,顯然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反而割裂瞭北宋的朝堂,此後一直黨爭不休。
無論王安石變法的爭議有多大,有兩點是無法否認的,一是確實大大增加瞭朝廷的財政收入;二是王安石的個人品德無可挑剔,與蔡京之流完全不同。司馬光可以廢除新法,卻不會說王安石是個奸人。
從曆史上看,僅僅依靠土地稅和人頭稅,封建王朝到瞭中後期,再無力支撐龐大的軍費和官員俸祿。明朝的商稅、礦稅很少,財政收入比宋朝下降瞭一個數量級。等到小冰河期一來,農業歉收,激起農民起義,再加上後金叛亂。崇禎皇帝窮得連軍餉都發不齣,還能有什麼辦法?
清朝靠著美洲來的高産作物,使人口猛增到四億,但財政狀況並沒有根本性的好轉。康乾盛世時代,田賦即土地稅大約為3000萬兩,仍然是財政收入的大頭。
到瞭1911年,田賦達到4800多萬兩,關稅則從500萬兩猛增至4300萬兩,另外還有厘金收入4300多萬兩。也就是說,土地稅不再是財政收入唯一的大項瞭。清朝滅亡時,財政收入達到3億兩白銀之多,創下曆史空前的記錄。
這3億兩白銀實實在在體現瞭現代經濟的威力,工、礦、商、交通、金融等等,都能給官府帶來巨額收入。論富裕程度,滅亡前的清朝是封建王朝中最高的。崇禎皇帝要是有這麼多錢,還怕什麼闖王和女真?
清朝之所以滅亡,是因為清朝本身已經成為一種障礙,一種遲滯中國邁入現代國傢、增加社會和人民財富的障礙。於是,拋棄這個腐朽的封建王朝,便成瞭全中國人民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