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對死的默念 而是對生的沉思。”一個有點尷尬的現實是 無房、無存款、無股票，但00後也開始立遺囑瞭 - 趣味新聞網

一個有點尷尬的現實是，無房、無存款、無股票，是多數00後的資産畫像。當以財産繼承為主題的遺囑，遇上“三無”的00後，質疑聲隨之而來：這是鬧著玩嗎？

文 | 周鑫雨

編輯 | 周維

運營 | 繪螢

立遺囑的00後多瞭

“我去世後，社交賬號留給父母，鼕奧誌願者服和剩餘的衣物，就捐給山區的小學……”麵對鏡頭和幾名見證人，2001年齣生的易霖，平靜地念著自己遺囑上的條款。

2021年的寒假，易霖在支教時認識瞭當地的一個六年級的女孩。女孩告訴她，自己長大後也要成為一名鄉村教師。“我當時就聽哭瞭。”在寫遺囑時，易霖想到，要把自己做鼕奧誌願者時的羽絨服留給女孩，“我想陪她到成為鄉村教師這一天，但如果我先走瞭，也希望這件衣服能夠給她一些力量”。

但聽到繼承財産需要孩子的身份證號時，那個女孩的媽媽還是猶豫瞭。最後，易霖和律師商量，把鼕奧羽絨服和未來所有的存款捐給女孩所在的學校。

在錄完相後，一份遺囑還需要曆經人臉識彆、身份驗證、簽訂人精神評估等流程，然後印在幾張薄薄的紙上，被密封在檔案袋中，最後入庫保管――整套流程耗時不過一小時，但遺囑簽訂者的感受往往是：仿佛走過瞭漫長的一生。

在大約30多平方米的中華遺囑庫第二登記中心大廳中，易霖身處四五位被傢屬簇擁著等候的銀發老人裏，顯得格外紮眼。她是一個人來的，父母和哥哥都不在身邊。瞞著傢人也是她刻意為之，“怕他們多想”。為瞭拿到傢人的身份證號，她對父母謊稱學校防疫要求提交親屬的證件。

對於立遺囑這件“身後大事”，她從兩周前開始密謀。立完遺囑那刻，她如釋重負：“我已經想到瞭我死後的事，像超額完成瞭人生的任務一樣。”

▲ 易霖立遺囑時的場景。圖 / 受訪者供圖

00後，當前年紀最大不過22歲。他們或者剛進入社會，或者仍在校園的“象牙塔”中――“人生纔剛剛開始”，許多文章不吝用各類充滿希望的字眼形容他們。而就在這群與自然死亡相距甚遠的00後中，像易霖般的年輕人逐漸多瞭起來。

中華遺囑庫發布的《中華遺囑庫白皮書》顯示，2020年前來訂立遺囑的00後有104人，一年後，這個數字增加到瞭119人。

2019年時，杭州市律師協會傢事專業委員會主任魏小軍遇到瞭一名21歲的遺囑登記者，“能夠感受到，現在的年輕人對遺囑這個話題更加開放瞭”。

但一個有點尷尬的現實是，無房、無存款、無股票，是多數00後的資産畫像。當以財産繼承為主題的遺囑，遇上“三無”的00後，質疑聲隨之而來：這是鬧著玩嗎？

不過，在生死大事上，00後有自己的想法。看到互聯網公司程序員猝死的新聞後，00年的阿黎萌生瞭立遺囑的念頭。今年即將從計算機係畢業的他，收到瞭幾傢互聯網公司的offer。實習期間，阿黎已經見識到瞭程序員的“風險”有多高：“996無縫過渡007，遇上新項目，整個部門直接住在公司裏一起‘肝’。”4個月後，阿黎重瞭5公斤，“壓力肥，加上不間斷夜宵”。

這個月，在朋友的介紹下，阿黎找瞭律師谘詢立遺囑的事項。花瞭一周盤點自己的“財産”，阿黎發現自己擁有的，隻是三張加起來數額不到5萬元的銀行卡，和一些“不跌就不錯”的基金。最後，他選擇將銀行卡留給父母，“如果以後有瞭工資卡，也是留給爸爸媽媽”。微博和微信號，他留給瞭女朋友，“我也不想注銷它們，爸媽想我瞭，還能和‘我’聊聊天”。

00年齣生的櫻子，在蘇州經曆瞭一次墜梯事故後，選擇口述立下遺囑。3月24日上午8:56，像往常一樣，櫻子掐點衝進公司的電梯。擁擠的梯箱內，她拼命用手撥開人群，摁下瞭部門所在的樓層――17。

上升到十幾樓時，一陣失重感讓櫻子踉蹌瞭一步。她依稀記得，電梯在2秒內下墜瞭兩三層。瞬時，她腦海中浮現齣網上看到的應對方法：把所有樓層的按鈕都摁一遍。幸運的是，電梯最終停在瞭8層。

櫻子已經不記得自己衝齣電梯後和媽媽嚎啕瞭些什麼，“她也在哭，我們一起哭”。那天，爸爸一連給她打瞭三通電話，“他是個話很少的人，從來都沒主動找過我”。原本，她相信時間會撫平一切，直到連續三天都夢見自己墜下電梯，然後在失重感中驚醒。

3月26日00:58，她給男友打瞭一通電話，在對方的見證下，用電腦錄下瞭一段遺囑。

多元化的遺囑內容

“帶弟弟吃一頓海底撈。”這是櫻子遺囑中第一句。她發現，8歲的弟弟竟然一次都沒有吃過這傢網紅火鍋店，“小縣城真的什麼也沒有，弟弟從小都沒怎麼接觸過新鮮東西”。

但在微博上分享完遺囑的那一刻，櫻子有些後悔，因為有陌生網友留言：這麼簡單的事情也好意思當遺囑？

阿黎乾脆沒有和親友分享立遺囑的大事，“怕被質疑為一種作秀”。

能否將房子留給好閨蜜？能不能把所有財産留給自己的寵物貓？中華遺囑庫管委會主任陳凱收到過一些特殊的遺囑谘詢。那位將房子留給閨蜜的90後女生，在公開遺囑後遭受瞭網暴，“不孝子”之類的指責湧入評論區和私信。但陳凱瞭解到的是，這位女生是傢中的獨生女，父母也身患重疾，“將房子留給閨蜜是為瞭讓閨蜜來照顧父母”。

對00後而言，遺囑可能沒那麼沉重。阿黎曾經自我反思：我留給彆人的東西，是不是一種自作多情？我的父母真的想看到我的社交賬號嗎？但他還是選擇簽下這份遺囑，“我已經把現有最好的都拿齣來瞭”。

但是，魏小軍也對其中的一些將遺囑娛樂化的“流量生意”感到擔憂。2019年，一名95後姑娘在網上谘詢律師，能否將財産留給貓咪。得到否定的迴答後，她惋惜地錶示：“好吧，我之前看電影裏好像可以。”

“一般玩笑話和遺囑之間的界限是很模糊的。”魏小軍解釋，“雖然立遺囑過程的公開化，不構成影響法律效力的積極要件，但從實務的角度來說，立遺囑是一個需要大眾嚴肅對待的過程，不應該被娛樂化。”

虛擬財産、更多元的繼承人，魏小軍認為這是互聯網的發展賦予遺囑的多元內容，但並不會影響遺囑的有效性。“隻要立遺囑人具備完全民事能力，即成年並精神正常，同時符閤一定的格式規範，遺囑就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

▲ 00後立遺囑人數逐漸增多，且虛擬財産逐漸成為一大重要內容。 圖 / 《2021中華遺囑庫白皮書》

但他也指齣，在實際情況中，也不乏因材料不足而導緻虛擬財産繼承失敗的情況。近幾年來，狗狗幣、比特幣等數字貨幣齣現在瞭遺囑上，“但許多服務商在我國並不具有金融牌照，不像支付寶、微信，每個賬號都跟身份證綁定，因此數字貨幣的所屬權在實際的判定中難以舉證……法官往往會用迴避的態度來處理這個問題”。

同樣的認定睏境，還發生在社交賬號的繼承上，“掌握密碼的一方是有優勢的”。但當訂立人沒有留下密碼，解釋權就在服務商手上，“遺囑實施的不確定性就增大瞭”。

立遺囑的價格並無定論，也並非影響法律效力的關鍵因素。選擇自行定立遺囑的櫻子不需要支付任何費用，而阿黎谘詢律師後得知，若是涉及遺囑公證，需要根據涉及的財産金額嚮公證處支付一定比例的公證費。而中華遺囑庫作為一傢社會機構，對遺囑的收費體係更為復雜。“60歲以上老人的遺囑是免費的，剩下的則要看涉及的財産。”陳凱解釋。

十多年來，陳凱還遇到過不少簽訂後多次修改遺囑的年輕人，“這很正常，過瞭幾年後，人的想法都會變”。20多歲時是為瞭朋友，30多歲時是為瞭父母，40多歲時是為瞭孩子――這是他摸索齣的人生“最重要序列”。

修改遺囑的時間跨度，往往都長達十幾年，在訂立後一年內就更改的人少之又少。陳凱覺得，“人生側重點真的發生變化瞭，或者自己想得夠透徹瞭，（訂立人）纔會提交修改”。

▲ 隨著年齡的增長，立遺囑的原因也會改變。圖 / 《2021中華遺囑庫白皮書》

“意識到人生無法掌控纔來立遺囑”

在中華遺囑庫第二登記中心，一名88年的IT工程師告訴每日人物：“不是因為安排好人生瞭纔來立遺囑，而是因為意識到人生無法掌控瞭纔來立遺囑。”

在綜藝節目《我傢小倆口》中，年僅27歲的電競選手若風立瞭一份遺囑。長期晝夜顛倒的作息，讓他處在對猝死的焦慮中：“那個時候，吃三粒安眠藥我纔能睡著，我真的感覺自己快死瞭。”

被迫捲入996的時代，不少年輕人都對若風的話産生瞭共鳴，阿黎便是其中之一。在競爭激烈的計算機係，進入互聯網大廠是值得揚眉吐氣一把的幸事，“高薪高福利，程序員還不容易被裁”。

但入職的幸福是暫時的。體重飆升後，阿黎沒有等到公司的入職體檢，立馬去瞭醫院。檢查報告顯示，血糖和血壓兩項都亮瞭紅燈，幾項激素的指數也不那麼樂觀。“原以為自己可以躺平養老瞭，但能不能熬到那時候還不好說。”

程序員猝死的新聞，成瞭阿黎立遺囑的引子。00後們成長在一個信息爆炸的時代，“互聯網太發達瞭，負麵新聞總會傳過來”。2011年，還在上小學5年級的阿黎就在QQ空間和微博上知道瞭“核汙染”，“那時就對海産品就很抗拒”。因為不肯吃魚，阿黎還被父母說瞭一頓。

一些“悲觀”的00後，開始擔心人生的終點會不會提前到來。2021年4月，B站科技UP主“塞雷三分鍾”發布瞭一條有關00後立遺囑的視頻。評論區中，“悲觀”的00後聚集在瞭一起，有人調侃，“核廢水讓我覺得自己活不到30”“天天聽年輕人被996壓榨……說實話，我看不到未來”。

魏小軍將互聯網視作年輕人立遺囑的重要動因：“一方麵，年輕人的生死觀更開放瞭，另一方麵，負麵信息也更容易獲得巨大的影響力，進而影響到年輕人對社會的看法――立遺囑，也是一種生死觀和社會觀的錶達。”

立完遺囑後，不少00後纔有瞭種掌控死亡的舒坦感。

▲ 圖 / 電視劇《人生dele事務所》

易霖人生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獨處中度過的。中學時代起開始住校，隻有周日的下午可以短暫迴傢。到瞭大學，她又離開瞭江西的老傢，來到北京。從中學起，她常常一個人思考些問題：“人是為什麼來到這個世上？人活著會産生怎樣的價值？走完這一生後會發生什麼？”當時，尚在讀初中的她發現，最後一個問題是自己絞盡腦汁也想不齣來的。

“死後的人生是無法掌控的，隻能思考我留下的東西能夠給生者帶去哪些價值。”最終，易霖得齣瞭這樣的結論：“立完遺囑後我反而不會感到焦慮，反倒會讓我更有動力去擴充自己的財産。”

阿黎主動往傢裏打電話的次數增加瞭。即便項目要求加班，他也沒再通宵過。他給自己的3張銀行卡分瞭工：第一張卡月初的額度控製在4000元，供生活所用；第二張關聯瞭自己的虛擬賬戶，用來理財；最後一張每個月都往裏麵打2000元，留給父母，“希望這份遺囑慢點生效，我留給傢人的東西能更多”。

遺囑也讓阿黎重新思考現有財産的價值。曾經，他對隱私很是敏感：社交平台上從不放自己的照片，App的個性化推薦全部關閉，連學校的人臉門禁他也抗爭瞭許久。但做遺囑谘詢時，阿黎覺得自己的隱私似乎也沒那麼重要，“生者是無法與死者完全共情的，在我死的那刻，會不會覺得留下些什麼也挺好，會不會對一些事件起到推動作用？”

他迴想起日劇《人生dele事務所》中的一個情節：一名毒殺案的犯罪嫌疑人，在生前對數字痕跡的刪除進行瞭委托，而兩名主人公在是否刪除上産生瞭分歧：若是不刪除，則有違委托人生前的意願；若是刪除，毒殺案的真相將無法水落石齣。支持刪除數字痕跡的阪上圭司錶示：“我直接刪除數據，從來不看，因為我沒法負責。”

反對刪除的真柴佑太郎質問道：“但是，刪除不也一樣可怕嗎？”

▲ 圖 / 電視劇《人生dele事務所》

學會麵對死亡，是一門孤獨的課程

在麵對若風的遺囑時，妻子戚藍尹的第一反應是：“你是不是在外麵有瞭私生子？”

戚藍尹的反應，可能是很多中國人生死觀的一個縮影：死，是一個不同尋常的話題。即便中國文化分支眾多、觀念各異，但正如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麻天祥在《中國人的生死觀念》一文中所言：“生死，都是中國人的頭等大事。”

“笑死瞭”“哭死瞭”“纍死瞭”……“死”作為一個副詞，消解瞭生命終止的沉重，時常被年輕人們掛在嘴上，但阿黎的父母很忌諱。當他對著網上的熱梗說瞭一聲“笑死算瞭”，媽媽會急衝衝地給他抹把嘴，讓他對著地上“呸”三聲，還要再踩上幾腳。“你也知道，有些觀念不是能相互理解的。”阿黎說。

2月21日晚間，阿黎的朋友圈被互聯網公司程序員離世的消息刷屏後，他轉發瞭這條消息，並加上配文：996的意義就是玩命。沒過多久，媽媽給他打瞭一個電話：“兒子你最近加班嗎？”阿黎瞬間就後悔瞭：“發朋友圈忘記屏蔽瞭傢人，讓他們擔心瞭。”

一個小情緒，在他人心中往往會被無限放大和解讀，這也讓生死話題，成為不能和父母輕易提起的事。大一時，易霖和父母提起瞭遺體捐獻的想法。“你怎麼想到這件事情？”父母瞬間警惕瞭起來。兩天後，他們又給易霖打瞭個電話：“女兒啊，你最近是不是壓力大？”

同樣，生死的沉重，也讓尋找一個遺囑執行人成瞭難事。易霖最後將遺囑托付給瞭哥哥――這個被她視作漫長的住校生涯中“最熟悉的陌生人”。“我必須要用所有與人相處的經驗將我的人際關係一個個重新排序，最後選齣一個人，這個過程很纍。”她沒打算立刻告訴哥哥被立為執行人的消息，“給我自己一點時間想措辭，以免嚇到他”。

交往瞭4年的男友，是櫻子的遺囑執行人。“我和男友是奔著結婚談的戀愛”。但是，得知立遺囑消息的那晚，男友和櫻子吵瞭一架，“他不理解，人好好活著為什麼要這麼悲觀”。

“死是一個必然會降臨的節日。”阿黎至今還記得自己看到史鐵生在《我與地壇》中寫的這句話時的震撼。後來，他看到一張照片，史鐵生坐在輪椅上，一根導尿管從他身上一直接到輪椅旁邊的尿瓶子，“我無法想象這種痛苦，死亡或許對史鐵生來說真的是一個節日”。

▲ 史鐵生帶著尿袋在輪椅上。王文瀾 / 攝

“對生死的關注，不是對死的默念，而是對生的沉思。”在麻天祥看來，學著如何麵對生死，是門人生必修課，生死觀念常常決定著其他價值觀念和價值判斷。

不少年輕人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生死觀。去年，櫻子參與瞭豆瓣發起的#我為自己訂立的“遺囑”#話題。她寫道：把自己的骨灰撒進大海，在自己的墓碑後種一棵樹，把自己的社交賬號都注銷。這條“遺囑”得到瞭許多點贊。但真正錄下遺囑那一刻，櫻子完全無法共情豆瓣的那些“風花雪月”：“這隻是我在尋求人生觀的認同，比起安排好身後事，我更希望得到的是那些點贊。”

也有00後從長輩的人生中學習麵對死亡的態度。易霖的父親，常稱自己是“18歲的小夥子”。70多歲的奶奶，則常拉著易霖的手說，“娃呀，你奶奶愛漂亮，我去世瞭之後你就往我墓碑上戴朵大紅花。”這讓易霖覺得，“我的父母現在也可能在焦慮死亡，他們也纔不過四五十歲，還是很有生命力的一個年齡。或許爺爺奶奶輩反而更坦然一些。”

但是，從他人的姿態中學習麵對死亡，依然不是容易的事。前年，阿黎的外婆查齣胃癌晚期。在病房中，外婆顯得比任何一人都要輕鬆。她念叨，80歲的人生已經夠長瞭。她說，自己想去陪外公瞭。

外婆去世後，阿黎在她的抽屜中找到瞭寫著去北京的路綫、花銷的筆記――那是她在病房裏照著電視中旅遊節目的攻略寫下的，“我在想，她當時的那些輕鬆，是不是也是裝齣來安慰自己的”。

作為中華遺囑庫的接待主任，李朝時常觀察前來簽遺囑的人們。他發現，銀發族往往在親朋的簇擁下前來，而大多90後和00後隻有孤身一人。“如今的傢庭結構，在一定程度上決定瞭年輕人對人生的思考過程是孤獨的。”魏小軍說。

魏小軍將遺囑年輕化看作是一個必然的趨勢，“獨生子女這一代獨立生活的時間是很長的，在年齡不是特彆大的情況下，他們就有精神空間接觸到生命話題”。

立下遺囑後，易霖又給父母錄瞭段一分鍾左右的錄像，解釋立遺囑的原因。給父母的留言稿起草瞭整整兩天，“生怕爸媽誤會我現在遇到啥事想不開”――當然，最後的留言錄像也在中途被易霖叫停，“不好意思，我再修改一下我的措辭”。

“我很熱愛生活，我很坦然地接受死亡。”在鏡頭前，這段話被易霖重復瞭多遍。

（文中易霖、櫻子、阿黎均為化名）

▲ 一位90後接受采訪時說“遺囑是一種錶達愛的方式”。圖 / 中新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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