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 為紀念俄羅斯導演安德烈・塔科夫斯基(1932-1986)誕辰90周年 塔可夫斯基：“他不僅僅是他自己” - 趣味新聞網

2022年4月，為紀念俄羅斯導演安德烈・塔科夫斯基(1932-1986)誕辰90周年，中國電影資料館藝術影院推齣瞭“安德烈・塔可夫斯基作品迴顧展”活動，共放映瞭他的七部影片。

“世界現代藝術電影聖三位一體”之一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是詩人阿爾謝尼伊・塔可夫斯基之子，曾就讀於音樂學校、美術學校與東方語言學院，1961年畢業於蘇聯電影學院。首部電影長片《伊萬的童年》獲得1962年威尼斯影展金獅奬，1966年放映的《安德烈・盧布廖夫》獲得費比西奬；接下來的《飛嚮太空》（1973）、《鏡子》（1975）與《潛行者》（1979）均受到觀眾與藝術愛好者的推崇；在意大利博洛尼亞拍攝的《鄉愁》（1983）獲得戛納電影節最佳導演奬；塔可夫斯基最後一部作品《犧牲》（1986）拍攝於瑞典並獲得戛納電影節評審團特彆奬。塔可夫斯基受俄、法、德思想以及東方文化影響較深，以其博大深邃的高貴氣質與莊重沉鬱的詩性敘事，毫無爭議地成為“世界現代藝術電影聖三位一體”中的一員（另兩位是瑞典電影導演英格瑪・伯格曼和意大利電影導演費德裏科・費裏尼），並獲得英格瑪・伯格曼的支持與贊譽：“初看塔可夫斯基的電影宛如一個奇跡。驀然間，我感到自己佇立於房門前，卻從未獲得開門的鑰匙，那是我一直渴望進入的房間，而他卻能在其中自由漫步。我感到鼓舞和激勵：終於有人展現瞭我長久以來想要錶達卻不知如何體現的境界。”

《犧牲》（1986）

塔可夫斯基六歲時母親開始給他讀《戰爭與和平》，他的電影也“繼承瞭屬於俄羅斯文學的那些因素：懺悔、自我犧牲、尋神”。他最喜愛的詩人與作傢是普希金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時也喜歡莎士比亞、索洛維約夫、列昂捷夫、彆爾嘉耶夫、赫爾曼・黑塞及中日等東方文化。他經常援引作傢赫爾曼・黑塞的話：“每一個人都不僅僅是他自己。他還是與世上諸多事件相交匯的一點。這個交匯點隻有一次，而這一點，獨一無二，意味深長，卓越超絕。”這句話既概括瞭塔可夫斯基作為藝術傢的個性，又概括瞭知識分子的共性――“他不僅僅是他自己”。

重建與靈魂源泉的盟約

彆爾嘉耶夫說過：“俄國知識分子的敏感與多情是罕見的，俄羅斯人不僅在自己的創作熱情中寫齣瞭完美的作品，而且在這種熱情中進行完美的生活。”塔可夫斯基作為一名知識分子與藝術傢，也以這種“藝術修行”與“完全行為”的方式“先天下之憂而憂”。

有人說，在世界電影史中沒有哪一位電影導演能夠像塔可夫斯基那樣，對人類精神抱有如此執著而深切的關懷。塔可夫斯基也坦言心中最深的憂慮是“我們文化中精神空間的貧瘠。我們拓展瞭物質財富的領域，卻剝奪瞭人的精神維度，並對其威脅置之不顧”，然而他深信“一個人能夠重建他與自己靈魂源泉的盟約，以此恢復他與生命意義的關係。而重新獲得道德完整性的途徑是在犧牲中奉獻自己”。在《伊萬的童年》中，伊萬的媽媽、妹妹遭遇德軍炮火遇害，爸爸也犧牲瞭，而母親就死在他們愉快相遇的刹那間。每次對那一刻的迴憶都讓伊萬在地獄邊緣走一遭――在那一刻，世界上所有與伊萬共享時間記憶的人與美好，都被戰爭毀滅。他痛苦地說：“我的神經都快崩潰瞭，我習慣不瞭祈求，我對一切都厭惡得要命。”這是12歲的孩子麵對荒誕的戰爭所産生的幻滅與虛無。塔可夫斯基將兒童的燦爛、愉悅、美好同戰爭的陰暗、血腥、荒誕並置在一起，張力十足地批判人類發起的各種戰爭；而為瞭避免戰友犧牲，伊萬利用自己身材瘦小不易被敵軍察覺的特點，冒險給蘇軍帶迴前綫消息。他希望死去的戰友能夠“入土為安”，自己卻被德軍抓住處以絞刑，少年在“犧牲”中獲得瞭存在與道德的完整性。

《伊萬的童年》

關於知識分子的“憂思”在塔氏的其他多部電影中齣現。電影《鄉愁》中的人物說：“人人都追求快樂，可是有些東西比快樂更重要。”這句話摺射瞭導演對知識分子最高存在境界的認知：“藝術創造不是自我錶達或自我實現，而是以自我犧牲創生另一種現實、一種精神性存在。”電影中，作傢安德烈與數學教師多米尼剋都以“犧牲/創生”的方式，將可知的精神性存在加以呈現，“喚起人們善良的感情”，升華精神與激發信仰。

果戈理在1848年的一封信中提到：“我的工作是以活生生的形象傳道，而非以滔滔雄辯。我必須要展現生命的整個全貌，而非討論生命。”電影《犧牲》中亞曆山大也如果戈理的看法一樣，他對自己一直“說啊，說啊，說啊”感到厭惡，他說：“我這纔理解哈姆雷特，高談闊論讓人忍無可忍，立即停止空談做些實事！”亞曆山大以實際行動拯救世界並遵守諾言，最後被醫院的人當作瘋子強行帶走。

《潛行者》中的潛行者作為博覽群書的知識分子，在監獄中被剝奪瞭一切，物質上一無所有，無法給妻子帶來任何東西，但他卻希望能幫那些“已經絕望瞭的、沒人能幫的人”，他“隻剩禁區這裏瞭”，他的快樂、自由和自尊都在這裏，他帶來的人都像他一樣不快樂，他說“他們隻有我”。“潛行者”像獻祭一樣把自己奉獻給這些沒有希望的、甚至充滿“懷疑”的人，冒著危險帶領他們走入象徵自由與靈性的“禁區”。

塔可夫斯基在皮卡迪利的演講中討論瞭知識分子的“愛自己”，他說他“已經對取悅自己沒有太大興趣瞭，或許這正是我愛自己的開端”。這種超越瞭感性與理性存在層次的“愛”，恰恰是在嚮剋爾凱郭爾定義的人的最高存在升華，讓至善的“愛”這個樸素行為成為決定人存在意義的核心元素，升華人的存在。

精神化男性與日常女性的張力

塔可夫斯基在電影《飛嚮太空》中放置瞭蘇格拉底的石膏雕塑，並把他的“知識即美德”的看法引入電影中，並對其邏輯進一步延伸。電影中年輕的伯頓“並不贊同不惜任何代價追求知識”，他認為“知識隻有在道德基礎上纔有效”。

《飛嚮太空》

電影《犧牲》中，亞曆山大說：“人們不斷侵犯自然，把文明建立在恐嚇、暴力和強權上。我們所有的‘科技進步’，隻是為更快捷地得到享樂……一旦我們獲得科學突破，立刻就被用來助長邪惡。”隨著科技知識的發達，知識如果不是在“道德基礎”之上，勢必會導緻事物發展的不可控階段，如廣島原子彈事件、切爾諾貝利事件及各種生化工廠爆炸事件。

塔可夫斯基在電影中塑造瞭各種各樣的人：築路工人、小學生、兒童偵察兵、軍官、冒險傢、流浪藝人、聖像畫傢、大公、韃靼人、白癡、鑄鍾人、校對員、科學傢、潛行者、母親、傳記作傢、聖愚、女導遊、心理學傢、教授、醫生、郵遞員、巫師、演員，甚至“幽靈”等。除瞭《鏡子》，塔可夫斯基電影的主角幾乎都是男性，導演通過他們在不同時空內對人類曆史與文明活動的參與，呈現俄羅斯男性在宏大領域內的駐足：他們在哲學中探尋真理並嘗試闡釋人類存在的意義，在俄羅斯的神學文化中踐行並定義希望。

《安德烈・盧布廖夫》中的費奧凡與盧布廖夫産生瞭分歧，他要離開修道院還俗隻侍奉自己的信仰，“因為修道士們把利益放在信仰之上”，而盧布廖夫如同知識分子一樣，此刻還抱著侍奉人類、拯救人類的願景，希望自己的族群能夠從飢荒、疾病和韃靼人的擄掠與殺戮中解脫齣來，這與費奧凡成為引領眾生的“星辰與大海”的境界不同。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佐夫兄弟》中說：“俄羅斯小夥子們湊在一起，就談論全宇宙的問題：比如有沒有上帝？有沒有永生？俄羅斯民族的命運是什麼？”塔可夫斯基的電影也一樣較多關注人類的宏大問題，較少刻畫傢庭中浪漫的男女之愛，多呈現男性與女性在傢庭空間中的不同訴求以及産生的爭端與和解。在《飛嚮太空》中，有同丈夫負氣自殺的妻子；《鏡子》中，有妻子對丈夫高高在上的揶揄嘲諷；《潛行者》中，妻子嚮不負責任的丈夫歇斯底裏地泄憤，轉而寬恕鼓勵他；《鄉愁》裏，有中年知識分子對年輕女性的差異化交流；《犧牲》中，妻子對丈夫強勢地管控。

電影《鄉愁》中的女翻譯嘲笑安德烈說，他們這些知識分子好像“都很渴望自由，可是一旦拿到瞭又不知該怎麼辦”。這種錶述也是對知識分子迷茫時期存在狀況的一種描摹。電影《潛行者》中的妻子知道自己跟被稱為“上帝的傻瓜”“可憐的混蛋”“每個人都嘲笑的”“潛行者”一起生活會“苦樂參半”，即便如此，它也會“勝過灰暗平靜的生活”――這是妻子在“潛行者”對社會精英階層的“不相信”絕望時，給他的鼓勵和希望。索洛維耶夫認為，俄羅斯具有索菲亞主義特徵的女性有彆於男性，她們既有神性的一麵，又有世俗的一麵，在喧囂的男性世界裏她們啞默無聲，但她們卻作為追索永恒的彼岸世界的幻想性摹本被建構齣來，她們身上諸多完美的優點，彌補瞭俄羅斯男性在日常生活中的缺失。

“ 我是誰”與“創造力是不是一種罪 ”

在《潛行者》中，也有對“我是誰”的睏惑與迷茫，當人們不確定自己是誰，且何來何去的時候，他“隻想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麼，如何知道我不想要我想要的或我真的不想要我不想要的？一旦找到之後，這一切就虛無縹緲瞭，所有的意義就像陽光下的水母被蒸發瞭一樣。我的良知渴望素食主義的勝利，而我的潛意識卻渴望多汁的牛排，那麼我到底想要什麼？”他們在認知“我是誰”這個問題上迷茫過後，總是在最後找到答案與希望：安德烈以犧牲完成瞭知識分子的導引作用，潛行者還要繼續帶那些絕望的人去他們的西西弗斯之地，盧布廖夫要繼續畫他的聖像畫。

剋裏斯在《飛嚮太空》中看清瞭世界的本質與真相，天體生物學傢薩托雷斯從物理學的角度解釋瞭人與“靈魂”的存在，他說“我們由原子構成，而他們（“幽靈”或“靈魂”）是由中微子構成的”，控製論學傢斯納特在迴應這一問題時說，是索拉裏斯海用其他方式迴應瞭人類的強射綫，探測人類的思想，並提取齣他們的記憶島，將他們腦海中的記憶、幻想等印象具體化。對“幽靈”或不可見的“靈魂”的具體化呈現，使得人的存在及“我是誰”這個問題變得更加微妙與復雜，這也是塔可夫斯基電影不朽的地方――呈現瞭人類不可窮盡的樣式與屬性。

對於人類的創造力，塔可夫斯基卻又思忖：“創造力是不是一種罪？”電影《犧牲》中的亞曆山大為瞭讓身體每況愈下的媽媽看到美麗花園，他“修剪草坪和樹枝，燒掉雜草”，乾瞭整整兩個星期。可當他從窗口望齣去的時候，發現“所有的自然之美蕩然無存，隻留下暴力的痕跡，簡直令人作嘔”。自然中的神韻、靈光被破壞殆盡。

塔可夫斯基的電影就是要將人們從清晰的語言錶達、概念認知與一成不變的定見中解放齣來，還原那個不可捉摸的永恒宇宙。

本文刊發於北京日報5月13日熱風版

新媒體編輯：傅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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