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衛生部長王乙康8月29日在社交平台發文,當地全民疫苗接種計劃取得顯著進展,全國疫苗接種率達到80%,達成新的抗疫裏程碑,為進一步放寬疫苗限製措施鋪路。而兩相對比,在人口密度和開放程度都和新加坡相若的香港,仍然有逾4成人口尚未完成疫苗接種。這不禁令人好奇,新加坡如何在疫苗大戰中一騎絕塵,成為領頭羊?《香港01》綜閤不同報道,總結星洲接種策略的三大成功因素。
作為外嚮型經濟體,香港和新加坡都高度依賴國際舞台,但疫情的阻隔令這兩座城市失色不少。不過,自從世界各地開始推廣疫苗接種,新加坡一直積極響應。
彭博社8月26日發佈的最新全球抗疫排行榜(The Covid Resilience Ranking)顯示,新加坡當時是前十名中唯一的亞洲國傢/地區,有 77% 人口接種瞭疫苗,並陸續解除區域管製,正式與病毒「共存」。三天後,新加坡當局宣布接種比率達到八成,成為全球接種率最高的國傢,預計將於9月完成全民接種目標。反觀香港,彼時(9月1日)僅有約347.56萬名市民接種完第二劑疫苗,接種比率隻有51.6%,至9月14日亦隻有57.9%。
新加坡去年4月封城(Circuit Breaker)後,以最快速度成立疫苗評估專傢小組(Therapeutics and Vaccines Expert Panel),決定先為70歲以上的年長者開放接種,再年底再擴大至其他年齡層。而為瞭達至最大程度的全民免疫,當局一方麵購入多款疫苗以供選擇——群眾可以免費接種輝瑞復必泰和莫德納疫苗,亦可自費接種獲世衛批準的阿斯利康、強生、中國科興和國藥集團等任何一種疫苗,另方麵更把接種計劃擴大至新加坡公民及永久居民外以外持有長期準證的外籍人士,容許他們無需預約就可接種。
策略一:「因人製宜」破除「疫苗猶豫」
在全球疫苗接種初期,各地普遍齣現不同程度抗拒,新加坡也不例外,人們冷待的主因不外乎擔心新冠疫苗的保護率不足和副作用太強。幸而,新加坡當局迅速就此展開研究,深入探究應該怎樣為民解憂,並且推齣「因人製宜」的接種計劃。
例如,新加坡管理大學研究發現,猶豫或不願意接種疫苗的民眾,比已接種的人更不信任政府發布的「官方」消息,而他們最信任的信息來源是傢庭成員,亦更傾嚮於聽取身邊人的意見,畢竟,相比於晦澀難懂的疫苗起效過程,街坊鄰居對疫苗的談論更容易消化與接受。
當局為糾正誤解,減少打針恐懼,先是舉辦不少線上線下專傢講座,詳細解釋mRNA疫苗的運作原理,再聯同「關愛樂齡辦事處(Silver Generation Office)」的誌願者進行傢訪推廣疫苗,並且幫助他們解答疑難。又如,當瞭解不少長者基於行動不便而放棄接種,當局迅即推齣「疫苗上門」服務,讓誌願醫護人員到特殊人群傢中打針。
策略二:「接種者有別」措施引導群眾
麵對睏難重重的疫情,理政者更需深切體恤民情,始終以公眾利益作為決策依據,纔能有條不紊的推進公共服務。反觀特區政府,似乎仍未明白這個淺顯道理,而是簡單地將問題歸責個別傳媒「唱衰疫苗質量」,卻不加以反省「傳媒為何能夠唱衰疫苗質量」,更加未曾探究市民抗拒接種的真正原因,也就無法對癥下藥說服市民齊心配閤。
特區政府或會反駁指,當局已經號召商界「齣錢齣力」,推齣不少吸引市民接種疫苗的抽獎計劃,獎品包括韆萬住宅單位、不同金額現金獎賞、酒店套票、簽帳優惠等等,應有盡有。無可否認,這些譁眾取寵的計劃的確促成部份市民參與接種,但最多隻能影響一些本身並不抗拒疫苗的市民,而無法令極不信任政府的人士「迴心轉意」。歸根究底,還是特區政府仍然未能明白在抗疫過程當中必須時刻與市民維繫信任的重要,更遑論要精準擊破各種增加市民接種恐懼的謠言和陰謀論說。
再者,透過商界抽獎計劃催榖疫苗接種的做法,更加凸顯特區政府的「極不負責」——作為一個地區政府,完全未能履行理應教育和引導市民的基本責任。相比之下,新加坡政府「盡責」得多,在積極透過科學理據解釋疫苗成效的同時,亦推齣「接種者有別」措施,例如要求未完成接種人士提供有效核酸檢測陰性證明纔能進入食肆就餐,令疫苗接種成為「正常生活」的通行證。
儘管有關措施曾經引發「歧視」爭議,但當地傳染病專傢梁浩楠直言所謂「歧視」的目的「就是要逼還沒決定打疫苗的人趕緊去接種疫苗」,而當地抗疫官員亦指之所以有差別對待就是為瞭保護還沒接種的人。經過當局的動之以情、說之以理、軟硬兼施,當地居民沉澱和消化過後,大多願意共同接種、一起抗疫。
策略三:提供健康評估、做好心理建設
目前的確沒有任何一種疫苗能夠保證不會產生不良反應,所以民眾的擔心絕對可以理解,但如果政府能夠在民眾接種之前為他們提供足夠的醫學評估、做好一定心理建設,並在接種之後採取係列保障措施,相信將會有助提高疫苗接種的積極性。
新加坡政府正是如此。除瞭安排醫生進駐接種中心為接種人士進行風險評估之外,亦會適時公開疫苗安全報告及時更新打針風險數據,當中詳列不良反應個案的齣現過程和治療進展,令民眾充分掌握涉及疫苗安全的資訊。另外,當局年初推齣「疫苗緻傷經濟援助計劃(Vaccine Injury Financial Assistance Programme)」,承諾為打針後齣現嚴重副作用人士提供最高1萬新元資助,並為死亡者提供22.5萬新元(約130.2萬元港幣)的賠償。截至8月中旬,新加坡政府已為144人支付78.2萬新元(約452.4萬元港幣)賠償金,當中隻有1名16歲青年獲得全額賠償——他據報在接種輝瑞疫苗後一周到健身室舉重,期間因為心臟驟停死亡,事後當局呼籲群眾接種疫苗一周內儘量避免劇烈運動。
無可否認,特區政府同樣設有疫苗保障基金,但在疫苗計劃展開之初,當局既未能調動地區力量和社工網絡為市民清楚解釋疫苗資訊,亦未能仿效澳門、內地、新加坡等地為各類病情患者提供疫苗指引和進行健康評估,至個別傳媒大肆報道不少長者疑似「針後亡」之後更加未能及時提供清晰理據粉碎坊間的過度猜測,例如每天本來就有一定數量長者基於不同長期疾病離世。
港府消極應對難以實現群體免疫
接種疫苗不僅能保護接種者,同時也在保護那些未接種疫苗的人,他們可能是年紀太小的幼童,也可能是要長期服藥的年邁老者……但如果無法實現一定比例的群體免疫,他們必然麵對一定程度的感染風險,嚴重者可能導緻疫情不斷變種重來。例如世界「反疫苗運動」代錶之一、英國學者安德魯韋剋菲爾德(Andrew Wakefield)於1998年發錶一篇直指「疫苗導緻自閉癥」的造假論文後,導緻大批民眾抵製接種MMR疫苗(麻疹、風疹和腮腺炎三聯疫苗),結果麻疹感染率急升,不少人甚至因而死亡。
英國緊急情況科學谘詢組(UK Scientific Advisory Group for Emergencies)的分析指齣,人們一般基於對疫苗提供者的信心、自身的疫苗需求程度、以及獲得疫苗的便利性等三種因素造成「疫苗猶豫」。綜觀新加坡的疫苗接種策略,正是從這三方麵入手消除群眾疑慮,例如全麵提升疫苗科學認知、「製造」接種疫苗纔能外齣就餐的需要;但反觀香港,儘管疫苗供應充足、接種地點也相當便利,卻是消極地任由反政府人士放大對對疫苗的偏見,甚至把鼓勵市民接種的基本責任交給商界,恐怕難以實現群體免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