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上午 國傢文物局公布“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最終評審結果 入選2021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是時候認真聊聊三星堆與古蜀文明瞭！ - 趣味新聞網

3月31日上午，國傢文物局公布“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最終評審結果，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祭祀區入選“年度十大”，實至名歸。

2021年是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100周年，參與“年度十大”初評的重要考古項目眾多，三星堆成功躋身“年度十大”足以說明其重要程度。

據成都商報，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此前錶示三星堆遺址祭祀區是非常典型的、新時代中國考古學的代錶項目。“此次三星堆遺址時隔35年再次發掘，不僅展現齣如今中國考古學的理念、技術手段和方法，都全麵上瞭一個新台階，並且在互聯網時代裏，媒體對三星堆考古發掘過程中的公共傳播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的。”

“年度十大”公布的新聞稿如此闡述三星堆遺址對於古蜀文明研究的重要意義：廣漢三星堆遺址祭祀區新發現6個祭祀坑，齣土編號文物上萬件，近完整器超過2400件，進一步充實瞭三星堆遺址的文化內涵，將促進關於三星堆遺址及古蜀文明的祭祀行為和祭祀體係研究；進一步闡釋“古蜀文明是中華文明重要組成部分”的基本認識；係統展現瞭中國豐富多彩且悠久燦爛的古代文明。

因此，三星堆為我們揭開古蜀王國之謎提供瞭一把鑰匙，透過齣土的一件件文物我們看到瞭三韆年前古蜀國綻放的巨大光芒。

留存至今的三星堆古城遺址

距今三四韆年前，在今廣漢三星堆遺址一期文化（寶墩文化）的廢墟上，高高聳立起堅固而厚實的城牆，城牆外掘有深深的壕溝。南城牆內的兩個祭祀坑內，埋藏著數以韆計、舉世罕見的大型青銅製品、黃金製品、玉石製品、象牙和海貝。方圓達3.5平方公裏的城圈內，分布著密集的文化遺存，有宮殿區、宗教區、生活區和作坊區，齣土大批玉石禮器、陶製容器、陶塑工藝品和雕花漆木器。在一些陶器錶麵，還赫然醒目地刻畫著一些文字符號。

三星堆一號祭祀坑齣土器物情況

三星堆齣土的玉石器上的刻畫符號

這一切，都確鑿無疑地錶明，在廣漢三星堆遺址，城市、文字（符號）、青銅器、大型禮儀中心等多個文明要素不僅都已同時、集中地齣現，而且還發展進化到相當高的程度，它顯然標誌著古蜀文明時代已經來臨。相應地，城鄉分化、階級分化、社會分層、權力集中，也已發展到新的曆史階段，一個植根於社會而又淩駕於社會之上的古蜀王國已經形成。這一切都再清楚不過地錶明，一個燦爛的古代文明中心，已經誕生在古蜀深厚而廣闊的大地上。

三星堆文化是長江上遊地區最早的古代文明，它的初創年代約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稍晚於中原夏王朝，而它的終結約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相當於中原商王朝的晚期（這裏的三星堆文明分期，是基於“寶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橋文化”這種序列劃分。如據另一種分期方法，則三星堆文明的下限應在公元前600年左右。另有學者認為三星堆文明的年代為西周。）。三星堆古蜀文明雄踞西南，連續發展韆年之久，對於一個文明古國或古王朝來說，這在中國古代史上是不多見的。

古蜀之所以能在距今三四韆年前就創造齣如此輝煌的古代文明，這與它深深地植根於博大而深厚的基礎分不開，即它是立足於農業的長足發展、手工業的巨大進步、商業貿易關係的廣泛建立、科學知識的積纍創新，以及與其他古文化的密切聯係和交流。

三星堆遺址齣土的陶酒器

三星堆遺址齣土的青銅器和陶器，有相當一部分屬於酒器，顯示齣發達昌盛的酒文化。大量釀酒，必然以糧食的大量剩餘為前提，可見農業發展之一斑。《山海經・海內經》載：

西南黑水之間，有都廣之野，後稷葬焉。其城方三百裏，蓋天下之中，素女所齣也（此十六字原脫入郭注，今據郭注、郝疏並王逸注《楚辭・九嘆》所引補）。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榖自生，鼕夏播琴（畢沅雲：“播琴，播種也。”）。

文中，“都廣”乃廣都之倒文，都廣之野即成都平原。可見古蜀農業發達，是文明起源最重要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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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星堆一號祭祀坑齣土的虎形金箔飾

2.三星堆二號祭祀坑齣土的黃金製品

三星堆祭祀坑內齣土的黃金製品和大型青銅器群，氣勢宏偉，蔚為大觀。其中的青銅雕像群，如青銅大小立人像、跪坐人像、人頭像、人麵像、獸麵像、神樹，以及金杖、金麵罩等，都是中國首次發現的稀世之寶，價值極高，而又與中原夏商文化判然有彆。

大批玉石禮器和陶、漆工藝品，都展現齣高超的技術水平，從而體現齣細密的分工和生産的專門化。青銅器製作所必需的采礦、運輸、冶煉、閤金、鑄造加工等環節，也無一不是分工協作的有力證據。可見，經濟部門的分化，大批脫離食物生産的手工業者的技術專門化，為青銅時代的到來奠定瞭知識、技術和生産者隊伍的雄厚基礎。

三星堆齣土的海貝

三星堆三號祭祀坑象牙齣土情況

三星堆遺址齣土的大量海貝，背上多有穿孔，學者們多認為是貝幣，反映齣商業的繁榮。而海貝本身，以及六七十支象牙〔據發掘報告，三星堆一號坑齣土大象門齒13 根，二號坑齣土象牙67件、象牙珠120件以及四種象牙器殘（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三星堆祭祀坑》，文物齣版社1999年版，第150、413、417頁），二號坑齣土的整支象牙數量不可確知，一般將三星堆祭祀坑齣土的象牙數量籠統計為六七十支。〕，也正是遠程貿易的實物見證。青銅器所必需的銅料锡料，也是通過貿易進口。這些說明貿易已不是偶然現象，它已從獲取生産原料，進一步發展到獲取王權所及的一切奢侈品。

三星堆齣土的金杖及圖案綫描

三星堆齣土的青銅大立人像

豐富的科學知識、高超的技術和偉大的藝術，共同融進作為創造性産物的各種物質形式之中。從金、玉到陶、石，從青銅器到建築物，都是它們直接而具體的錶現。其中也包含不少通過交流從外部移入的文化因素。如中原商文化中的青銅禮器，近東文化中的青銅雕像、權杖等文化形式（段渝：《巴蜀是華夏文化的又一個起源地》，《社會科學報》1989年10月19日；《論商代長江上遊川西平原青銅文化與華北和世界文明的關係》，《東南文化》1993年第2期）。正是由於廣泛深入的文化交流，纔使古蜀文明具有世界文明的色彩，使它成為一種富於開放性特點的燦爛的古代文明（段渝：《古蜀文明富於世界性特徵》，《社會科學報》1990年3月15日）。

從廣泛的意義上說，三星堆文明又是上古四川盆地及周邊各族共同創造的偉大成果。例如，文獻記載古蜀文化的初創者三代蜀王，來源於岷江上遊地區；而四川盆地以北的陝南漢中盆地，以東的長江三峽以至鄂西宜昌地區，以南的大渡河和青衣江地區，又是三星堆文明遼闊的空間構架中的重要戰略支撐點。

三全本《山海經》

這就錶明，三星堆文明的創造，一方麵是古蜀史前文化高度持續發展的結果，另一方麵也與其文化因素的多元性來源分不開。因此，三星堆文明的基本結構框架，同樣是多元一體，而不是一元形成的。

（文字、圖片選自《發現三星堆》第二章，標題為編輯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