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年,天下大亂,群雄逐鹿,豪傑並起。
各路諸侯紛紛招兵買馬,招攬人纔。一代梟雄曹操更是賦詩《短歌行》一首,用“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的詩句錶達瞭自己求纔若渴,希望人心歸附的熱烈期盼。
曹操賦詩《短歌行》
赤壁之戰後,深感人纔緊缺的曹操從建安十五年開始,八年間連下三道《求賢令》。一時間在曹操的周圍,群賢畢至,少長鹹集,謀臣似雨,猛將如雲。
可曹操未曾想到的是,在他身後三十年,他虛心接納、誠邀而至的群賢們就幫助司馬氏一族篡奪瞭曹魏的江山社稷。
曹操自己可能想不到,也不會承認,這一切,與他自己頒布的“求賢令”竟然如此的密不可分。
曹操發布三道求賢令,廣求天下人纔
一、曹操的三道《求賢令》
魏、蜀、吳,三國鼎立形勢圖
聯想到首席謀士郭嘉不在,痛惜的曹操不禁仰天長嘆:“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
為瞭實現統一天下的遠大理想,招納更多“纔策謀略,世之奇士”,有感於曹魏陣營裏的人纔危機,曹操以迫切的心情,發布瞭“唯纔是舉”的《求賢令》。
這樣的《求賢令》,一共發布瞭三次:
01
建安十五年(210年),曹操第一次頒發《求賢令》。曹操說:
“自古以來開國和中興的君主,哪個不是得到賢德的能人和他一起治理國傢的呢?在他們得到人纔的時候,往往不齣裏巷,難道是偶然的際遇嗎?是上邊的人尋求發現的呀。”
曹操特彆說道:
“難道沒有像陳平那樣‘盜嫂受金’,卻又很有纔能,隻是還未被我們瞭解的人嗎?”
曹操明確要求手下們幫助他發現那些齣身低微或德行不夠廉潔,埋沒在下層但是又很有纔能的人,舉薦齣來加以任用,這是曹操第一次明確提齣“唯纔是舉”。
曹操影視劇形象
02
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發布《敕有司取士毋廢偏短令》,從這道命令的名字上就可以看齣曹操的意思:官員們選取士人,不能因為有短處、有瑕疵就棄之不用。曹操說:
“不能說陳平的品德好,也不能說蘇秦守信用。但陳平能協助漢高祖奪取天下,蘇秦能救助弱小的燕國。”
曹操篤信這樣一個道理,即使“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但隻要這個人有纔華,有沒有品德缺陷我也不管,我也會重用。
03
建安十八年(217年),曹操又發布瞭《舉賢勿拘品行令》,這道命令的名字已經直白的不能再直白瞭:
最後,曹操明明白白告訴群臣眾將和天下人:
“能勝任將軍、郡守,卻背上壞名聲,遭人鄙夷的;或者是不仁不孝卻掌握治國用兵大道理的人,都推薦上來,不要有遺漏!”
曹魏古城許昌
二、頒布《求賢令》的積極意義
三道《求賢令》,充分體現瞭曹操的人纔觀念:唯纔是舉、道德不論。正如他的一句詩“星漢燦爛,若齣其裏”一樣,曹操關注的是人纔的“裏子”。
這種取纔風格,以當時的時代背景看來,有一定的閤理性。這與春鞦戰國時代,各諸侯國紛紛招賢納士、鼓勵士人學子踴躍獻策,使國傢富足強大起來有異麯同工之妙。
在當時那種戰亂的年代裏,“德纔兼備”是對人纔的一種苛求。這種情況下,空談道德無疑是不可行的。
(一)形成瞭“我有嘉賓,鼓瑟吹笙”的人纔氛圍
根據“唯纔是舉”的理念,曹操專門設立瞭選用人纔的機構,設置東曹主管二韆石(部長級)以下官員的任免,設置西曹主管丞相府內官員的任免事宜。
《三國誌•魏書》中齣現的曹操智囊團隊成員,姓名可考至少有八九十人,他們是分幾批加入曹魏的帳下。曹操重要的謀臣和核心團隊,在發布《求賢令》之前多已成型。《求賢令》發布之後,中下級官吏和小知識分子卻趨之若鶩。
曹操因人而異,量纔使用,對投靠的人纔,能做到智者采其智,武將任其勇,文職盡其能。
僅從擁有的文臣武將數量上來看,漢末三國時代,是沒有人能比得上曹操猛將如雲、謀臣如雨這種氣勢的!
曹操帳下猛將如雲、謀臣如雨
(二)打破瞭“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門閥觀念
曹操推行《求賢令》,除瞭引進人纔,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為瞭打破門第觀念。
東漢時期,正是世傢大族的形成時期,袁紹的袁氏傢族是“四世三公”的豪門,曹氏謀臣當中的荀氏、司馬氏也都是世族大傢,在江東和劉備集團都有族人的諸葛氏也是世族。甚至連賣草鞋的劉備,也有一頂漢室宗親的帽子。
這些名門貴族,在朝廷和地方根深蒂固,把持著上上下下的重要職位。
世族大傢生活圖
曹操齣身很差,他的父親是宦官的養子,這種傢世背景為當時的世族所不屑。曹操要維護自己的統治就一定要改變這些門第觀念,樹立自己的權威。
曹操發布《求賢令》,此舉等於間接否定瞭士族對官職的壟斷,一定程度上也是給寒門子弟提供瞭上升空間,還極大的削弱和限製瞭士族的實力,不得不說是一舉兩得。
人們能接受寒門子弟當官,慢慢的就能接受“曹魏代漢”、“魏晉禪讓”,天下“有德者居之”就被“有能者居之”偷換瞭概念。
220年,漢獻帝禪讓帝位給曹丕。
三、《求賢令》的副作用以及對曹魏政權的反噬
曹操“唯纔是舉”的用人方針,隻要有纔就行,德可以不問,甚至“不仁不孝”也不要緊,慢慢對曹魏官場風氣産生瞭衝擊,《求賢令》的種種弊端甚至間接造成瞭曹魏政權的傾覆。
司馬氏代曹魏,經曆瞭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與司馬炎祖孫三代四人,關鍵點在於公元249年的“高平陵事變”,司馬懿趁著少帝曹芳和曹爽兄弟齣城之際,發動政變,從此,司馬氏實質上控製瞭北方的政權。直到265年,曹魏末帝曹奐將帝位禪讓給瞭司馬炎,建立西晉。
晉武帝司馬炎
這種幾乎清一色的一邊倒,除瞭重臣對曹氏施政行為的不滿、司馬氏傢族苦心經營籠絡人心外,我們再來觀察一下魏晉嬗代之際,《求賢令》“唯纔是舉”的負麵效果。
(一)“人纔”的政治站隊
司馬氏篡位成功,身邊有很多幫手,其中有一位重要人物陳騫。
曹操的重要謀士陳矯
但是曹操愛纔,為瞭幫助陳矯平息輿論,專門下瞭一條教令,說這類事情要既往不咎,不許再拿齣來說事瞭。曹操肯定沒想到,他全力愛護的人纔陳矯,到他兒子陳騫,就積極地投奔到司馬氏陣營當中去瞭。
這樣的人物遠不止一個,鍾繇的兒子鍾會,賈逵的兒子賈充,都投靠瞭司馬氏,賈充還幫助司馬昭刺殺瞭皇帝曹髦。
(二)司馬光的“德纔”論
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一開篇就討論瞭一個重要問題,“用人以纔”還是“用人以德”。
司馬光根據趙魏韓滅智氏和三傢分晉的曆史教訓,得齣瞭“用人以德”的結論。他說:“纔者,德之資也;德者,纔之帥也。”對於有品德的人來說,擁有纔華就更好瞭,纔華可以幫助把事情做的更好。
但如果要麼隻有庸纔愚人、要麼隻有有纔無德的小人,到底選擇誰?
很多人可能會想,與其選擇庸人蠢人不如選擇小人,起碼可以把事情辦瞭。但司馬光恰恰駁斥瞭這種說法:“君子挾纔以為善,小人挾纔以為惡。挾纔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挾纔以為惡者,惡亦無不至矣”。
這就是說選用小人,是他製住你。而選庸人,底綫是你可以製住他。
(三)透過《求賢令》再談“德”與“纔”
在“德”與“纔”中,忠誠屬於哪個範疇?當然是屬於品德。
《求賢令》長期以來,片麵強調“唯纔是舉”,不重品德,那麼在政權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憑什麼又要求這些被“唯纔是舉”推齣來的人錶現齣忠誠來呢?
司馬光強調“德”的重要性在“纔”之前,講的是“經”,也就是說,它是一個最基本的問題,是從長時段的角度看始終有效的問題。
而曹操的“唯纔是舉”,其實隻是一個臨時的策略,是針對當時天下大亂、人纔匱乏的特殊情況,所以它是“權”,也就是一種機變。
曹操自己也說,當今天下未定之際,要廣求賢纔,“唯纔是舉”有這麼一個特殊的曆史契機。權宜之計再成功,也隻是權宜之計。
不能夠把某一個具體情況下的權宜之計,當作一個固定不變的基本法則來推崇,因此也就不能簡單地用曹操一段時期內的成功經驗來否定“以德為先”的觀念。
要長時期維護政權的穩定,想要擁有一個良好的社會秩序環境,僅僅靠纔華就可以瞭嗎?從長遠的角度來看,真實答案是恰恰相反的,“德”重於“纔”,所以直到今天我們都在強調:德纔兼備,以德為先。
乍一看,曹魏陣營人纔濟濟,覺得“唯纔是舉”很成功。但一旦拉長曆史眼光來看問題,結論就會不一樣瞭。
透過“高平陵事變”、魏晉禪代,可以看到這些有能力有本事的人,或是他們自己,或是他們的二代,幾乎很少有給曹魏做忠臣的。這就是“唯纔是舉”的負麵效應,也是曹操和曹魏政權的悲劇。
魏武帝 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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