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北大到人大：初遇清史我的學術生涯要從1948年離開北京大學史學係開始說起。那時由於國民黨政府對我下通緝令 在北大存身不得而奔往解放區。當時我非常迷戀文史專業 戴逸：我渴望而未曾達 - 趣味新聞網

從北大到人大：初遇清史

我的學術生涯要從1948年離開北京大學史學係開始說起。那時由於國民黨政府對我下通緝令，在北大存身不得而奔往解放區。當時我非常迷戀文史專業，熱愛北大那種濃鬱的學術氣氛，敬佩那些學識淵博、和藹可親的師長們。雖然如此，但我隻讀瞭兩年書，兩年中還有許多時間在從事學生運動，對曆史專業連一知半解也談不上，至多隻是個未入門牆的青年愛好者。 1948年進入解放區華北大學（在河北正定），經過幾個月的政治學習，在分配工作時，我填寫的誌願是“曆史研究”，居然幸運地分配到華北大學一部政治研究室革命史組，在著名黨史專傢鬍華同誌的領導之下工作，從此正式走上曆史專業研究的道路。 華大進入北京以後，改為中國人民大學，我一直在這裏工作至今。

初學革命史，我被革命鬥爭宏偉壯麗的場景所吸引，全身心地投入。從鬍華同誌那裏，我學習到許多革命史知識，閱讀瞭他所收集珍藏的革命史文獻、書籍，也幫著他從事教學，收集資料。那時，鬍華同誌正在撰寫他的名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初稿）》，他時常和我談論寫作中的問題。那時全國剛剛解放，掀起瞭學習馬剋思主義理論的高潮。 我也廢寢忘食地攻讀馬列的經典著作，三四年內讀瞭不少馬列的書，所用時間幾乎要超過從事革命史專業的時間。 我相信，馬剋思主義是指導曆史研究的科學理論。研究曆史的目的是要揭示曆史發展的規律，要通過曆史的錶麵現象探索其深層本質，要指明曆史的相互聯係、相互作用等等，而要做到這些，就必須運用馬剋思主義這把銳利的解剖刀去分析曆史。 此後，我經常保持閱讀馬列經典著作的習慣，目的在於研究曆史，尋找曆史發展的規律。

從1954年開始的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的討論，可以看作新中國成立以來正規地展開近代史研究的發軔。 鬍繩同誌在《曆史研究》創刊號上發錶《中國近代史的分期問題》一文，提齣以階級鬥爭來劃分近代曆史的各個時期。以後相繼有孫守任、金衝及、範文瀾、李新、榮孟源等發錶文章，我也撰文參加瞭討論。 這場討論持續三年之久，對中國近代史的發展和特點做瞭整體性、宏觀性的思考和爭辯。當時，用馬列主義去研究中國近代史，在全國範圍內剛剛起步，這場討論有力地推動瞭近代史研究的深入。

這幾年緊張地上課、寫講義，我的全部心力都撲在教學上，沒有寫過論文。幾年的教學實踐使我對近代史的全過程摸瞭幾遍，形成瞭較係統的看法，形成瞭一些新觀點，我産生瞭編寫一部中國近代史的想法。 《中國近代史稿》第一捲，1958年由人民齣版社齣版，這是我的第一部代錶作。

《治史入門》，戴逸著，中國人民大學齣版社齣版

從晚清到前清：治學重心的移轉

1976年粉碎“四人幫”，1978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校，清史研究所正式成立。鑒於社會上尚無一部係統、完整而篇幅適中的清史著作，我嚮郭影鞦副校長建議，先編寫一部簡明扼要的清史著作，以便清理清朝近三個世紀的發展綫索，探討其中的重要問題，這樣就開始瞭 《簡明清史》 的寫作。我擔任該書的主編，投入的力量很大，閱讀瞭大量曆史資料，研究、琢磨瞭很多問題，該書初稿是集體寫作的。我在審稿時逐章、逐節、逐句、逐字，幾乎重新寫定。 七十多萬字的篇幅，花費瞭大約七年時間，這是我的另一部代錶作。

清史是我畢生研究的專業範圍。 我前半生研究中國近代史，屬於晚清時期；後半生研究鴉片戰爭以前清史，屬於清前期和中期。這上下三百年，包含著多少人物和史事，興衰隆替，悲歡離閤，勝敗鬥爭，升沉起伏。中國從傳統的農業社會走嚮近現代，從獨立的封建國傢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傢，有很多的經驗教訓可供汲取，有無窮的哲理遐想可以反思。我成天和這段曆史打交道，研究它、熟悉它、熱愛它，把全部身心都奉獻給它。有時感到，我和這段曆史如此貼近，我們今天的社會問題，大韆世界中林林總總的復雜情態，追根溯源，幾乎都可以在清史中看到它的根苗。要瞭解今天的中國，認識國情，清史是必需的、不可缺少的知識。有時，我又感到和這段曆史相距如此遙遠，它紛紜復雜、深奧多變，使人難以揣摩，給人留下瞭眾多的重大疑團。中國社會的發展在近代何以落在西方國傢後麵？中國近代化的道路何以如此坎坷麯摺？中國在近幾個世紀內取得瞭怎樣的曆史偉績，又喪失瞭哪些曆史機遇？中國有沒有走一條更加便捷、暢通道路的可能？曆史學傢尋遍資料，搜索枯腸，但尚沒有得齣一緻、令人滿意的結論。歲月流逝，曆史學傢將探索下去，探索這一斯芬剋斯之謎。

我六十歲之後，從事兩方麵研究：清代邊疆開發和乾隆帝。 我國邊疆的統一和發展是清朝完成的偉大業績，因此，我們今天纔擁有遼闊的版圖、世界第一位的人口和比較鞏固的統一國傢。我和一些同誌曾對清代的邊疆和民族關係進行研究，這一課題被列入國傢的“六五”規劃。以後，我又對乾隆這位傑齣的曆史人物産生瞭興趣，寫瞭 《乾隆帝及其時代》 一書。

我的治史觀

曆史學傢所做的無非是三件工作，第一是敘述曆史，第二是考證曆史，第三是解釋曆史。 曆史上發生瞭什麼事情，曆史人物思考什麼、怎樣行動、建立瞭怎樣的典章製度，人們怎樣生存、怎樣奮鬥，等等。曆史學傢應該把曆史上發生的大事情，清楚地、如實地告訴大傢，這就是敘述曆史。一部二十四史娓娓地訴述著古往今來的人事滄桑。好的曆史學傢應該忠實於曆史真相，勿作粉飾隱諱。

為瞭弄清楚事實真相，曆史學傢必須占有豐富的第一手資料，對紛亂復雜、相互矛盾的記載進行分析比較，去粗取精，去僞存真，對史事進行仔細審慎的考證查核，這就是考證曆史。這項工作雖然煩瑣，要耗費很多精力，但為瞭使曆史接近真實，考證工作是曆史研究中不可超越、不可缺少的環節。

最後是解釋曆史。曆史學傢不但要告訴人們曆史上發生過什麼事情，而且要說明事情如何發生，因何發生，即探究曆史的因果，揭示曆史的規律，使人們更加深刻地理解曆史，接受經驗教訓。司馬遷總結他寫史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傢之言”，也就是要研究客觀與主觀的相互關係，弄清古往今來的發展變化，形成自己的思想觀點，這就是對曆史的解釋。

敘述、考證、解釋曆史，三者是統一的。而我由於主客觀條件的限製，治學成績很微小，隻能在整理和敘述曆史方麵做瞭一些工作，而在解釋曆史方麵隻有某些嘗試。 我的幾部作品和許多論文大多是宏觀性地整理和敘述史事，做齣某些解釋。隻有《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條約》偏重微觀的研究，稍稍具考史的風格。我畢生研究清代曆史，孜孜以求，希望把敘史、考史與釋史統一起來，但這始終是我渴望而未曾達。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