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日期 3/8/2022, 6:57:23 PM
作者徐江偉授權發布
葛兆光先生著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曆史論述》(2011年齣版),許宏先生著有《何以中國: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圖景》(2016年齣版),他們的本意都想把“中國”,特彆是這個“中”的本義說個明白,但筆者覺得,皆沒有完成這個任務。
當然,緻力於研究“何以中國”的曆史學傢還有很多,遺憾的是,一概都不涉及華夏文明起源的“內在機理”,具體地說,就是對甲骨文金文“中”錶達齣來的文化習俗和社會形態說不清楚,不知其從何而來。可以肯定地說他們都沒有讀懂這個奇怪的“中”字。
西周和尊銘文中的“宅茲中國”四字
甲骨文金文“中”是一個象形會意字,中間是一“口”,代錶發號施令者,裏麵竪立一旗杆,最為奇特的是,上下都有飄揚的旗幟。現實中是不會有這種懸掛方式的。金文有的沒有口,是上、中、下三條旗幟。這些旗幟到底代錶什麼?
沒有“口”的金文“中”字
這些旗幟是當時社會形態的真實反映。一條旗幟代錶一個部族國傢。甲骨文“族”也是這樣由一“矢”一“旗”組成的。此“口”所以能串聯起眾多的旗幟,因為這些部族國傢皆以一人馬首是瞻瞭,而此人也有自己的部族國傢,他的“國”於是就是“中國”。換言之,最初的“中國”是指那個能號令眾多部族國傢的“國中之國、王中之王”。
最初的“中國”不是一個純粹的地理概念,更不是特指,而是一個尊卑等級概念。因此最初的“中國”可以齣現在任何地方。在古代,任何部族國傢軍事聯盟裏麵,不管大小,都有一個“中國”。
這種“部族國傢軍事聯盟”是遊牧民族所固有的,這種社會結構在中國南方的農耕定居民族中是不存在的,因為農耕定居這種生存方式,注定瞭他們是分散的自給自足的,內部不可能自發地形成如此嚴密的社會結構。
而古代遊牧民族則皆以“部族國傢軍事聯盟”的形式存在,否則就生存不下去,因為在遊牧民族以徵戰為生的生存方式中,不這樣的話他們馬上會被其他部族肢解毀滅,人口被擄走,宗廟被搗毀,這個國傢也就消失瞭。
並且“中”的讀音也來自古羌藏語。藏語把中心、中央、居中的、最尊貴的叫作“zhong”( zhung)。岡底斯神山所在的象雄之地,藏語叫“章中”,就是“中央之國、天下之中”的意思(定語後綴),就是說,這是原始苯教固有的一種思維方式和錶達習慣。
藏語以“中”為大,還因為野犛牛叫“zhong”( nchong),寫法雖異,讀音相同,乃是青藏高原上最大的動物,它在原始苯教中有“本源”之義。
在青銅銘文中,既有“中羌”“中婦”之類,也有“羌中”“蜀中”之類,它們的本義都是“中國”,就因為這個部族國傢在軍事聯盟中居於發號施令者的地位。
滿洲語把“國”叫作“國倫”(guolun),最是符閤“中”的原始本義和遊牧民族的存在方式。後綴“倫”(-lun)是尊稱讀法,同時也錶示等級關係。在古代滿洲人的觀念中,部族國傢都按照一定的等級關係而存在的,內部亦然。越是大國,內部的隸屬層次就越多,小國就少些,可能隻兩三個層次就到底瞭。
直到努爾哈赤時代,滿洲人的部族國傢仍以“旗”為標識,且有層層隸屬的關係。努爾哈赤自己的本部叫“建州衛”,一開始隻是東北地區眾多“衛”中的其中一個,在長達28年的徵服擴張中,周邊大大小小的部族國傢皆被降服,成瞭他的附庸,他就成瞭“養育列國英明汗”。至此,原本冤冤相報,日夜廝殺中的“列國”,都以建州衛為盟主瞭,努爾哈赤的口諭成瞭他們共同的行為準則,幅員遼闊的後金汗國就這樣産生齣來。可以肯定,這種故事和場景,在白山黑水間已經無數次發生過瞭。
往上追溯,遼代《道宗哀冊》開篇即言“大中央哈喇契丹國……”就是說,黑契丹是北方遊牧民族公認的“中國”。《魏書・序紀》說魏人的先祖,“世為君長,統幽都之北,廣漠之野……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鎮北方,莫不率服。”意思是說,魏帝本部在北方草原上一直居於“中國”的地位。
在濛古族史詩《江格爾》裏,主人公江格爾率領他的34個“寶東”(野豬),還有7000個、名勇猛的遊牧騎士,東徵西蕩,建立起“快馬走半年也走不齣疆界”,擁有500萬奴隸,受四方朝貢的大帝國。史詩中這樣贊頌這個草原帝國:
“榮耀的江格爾之國,它是上七國的夢想,下七國的希望!”
這是遊牧民族關於“中”觀念的另一種、也是更為形象的錶達,江格爾的帝國就是部族國傢軍事聯盟。這個“上七國”是指位於大河上遊的部族國傢,“下七國”指位於大河下遊的部族國傢,高原民族皆習慣用上、下來標識地理位置,不習慣用東西南北的方位概念。藏語“東方”( xar “下爾”),本義是“下方”。《詩經》中常見用“下方土”稱呼自己的封國或采邑,反映齣來的正是他們祖先來自青藏高原的曆史真相。
“中國”在中國曆史上從來就不是一個正式的國名,古代王朝都有自己的正式名號,因為“中國”原本是等級概念,很遲以後纔演變成一個模糊的地理概念,最後纔變成具有特指性的國號。
把曆史上的中國古都串聯起來的話,將是一條長達數韆公裏的弧綫,有一個共同的地理特徵,就是都處在高原之下的某片平地上。主要是:成都,鹹陽,洛陽,安陽,邯鄲,北京。這些古老文明中心一概都位於“800毫米降水綫”附近,因為這就是“農耕”與“遊牧”的天然分界綫。中國文明起源的特殊性和最高“機密”在於:遠古王朝的創建者幾乎都是北方遊牧民族齣身,都來自內陸高原深處,他們是一步步從高原上遷徙下來的。
當他們入主中原,進入原始分布的農耕定居民族區域的時候,還完整地保持著祖先的遊牧習慣,因此選擇建造都城的地方,不能遠離傳統遊牧區域,那裏有他們源源不斷的有生力量,但要有效地統治人口眾多的農耕定居民族,又不能離開傳統農耕區,最後他們就不約而同地把統治中心設在瞭遊牧區域與農耕區域的交界地帶上,在偏於傳統農耕區域的地方,即高原之下某個水源豐富,足以居住大量人口的平地上。
遠古王朝的社會形態也是驚人地一緻:所有天子都有自己的京畿,麵積通常要數倍大於諸侯國,諸侯國則分散各地,拱衛著京畿,他們唯命是從,定時朝貢,尊卑有彆,離京畿越近者越尊貴。並且,諸侯國內部也是這樣大夫、士、庶民,層層隸屬的關係。
夏商周以來,從“中”的觀念幻化齣來的“天下”形態一直是這樣的:“天子”必居於“中國”,外麵是五個同心圓,即“五服”,每“服”各有尊長,但尊貴程度嚮外依次遞減。五服之外是無有文明的“蠻夷”之居所。這就是“華夷之辨”觀念,大禹時代就齣現瞭,延續到近代也沒有什麼改變。
從本質上看,這不過是把遊牧民族固有的社會形態,投射到傳統農耕區域裏,在那裏進行一次又一次“藍圖放大”或曰“基因移植”的結果。筆者所稱“華夏文明的內核是遊牧文化”,由此可見一斑。
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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