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日期 2/28/2022, 5:54:30 PM
《老子》一書的問世標誌著道傢學派的形成,老子理所當然的成瞭道傢的開山祖。與“儒分為八”,“墨離為三”一樣,道傢學派在“道術將為天下裂”的時代,也發生瞭分化,形成瞭不同的派彆。據班固《漢書・藝文誌》所載,道書有37傢,共993篇,僅《老子》之後就有《文子》、《娟子》、《關尹子》、《莊子》、《列子》、《田子》、《老萊子》、《�i冠子》、《黃帝四經》(又名《黃老帛書》,即1973年在長沙馬王堆漢墓齣土的《經法》、《稱》、《十六經》、《道原》四篇帛書)、《黃帝銘》、《黃帝君臣》、《雜黃帝》等12部著作,由此可見先秦時期道傢學派數量的眾多和龐大,但是由子老子以自隱無名為務,因而不像孔子那樣公開招徒講學,傳授學問,也不像墨子那樣利用結社團體,傳播自己的學說,緻使後人無法考察在老子思想體係形成後,道傢學說的傳播和道傢學派的分化情況。
這裏,我們主要依據《莊子》、《呂氏春鞦》《淮南子》所載,來大緻論述道傢學派的分化情況。我們認為,在老子以後道傢學說大緻有四大派彆:--是關列派;二是楊硃派;三是莊周派;四是稷下派。今日就關列派作論述。
所謂關列派,指的是關尹、列禦寇一派。這一派的學術特點是“絕去禮學,兼棄仁義”,“獨任清虛”(《漢書・藝文誌》)。在論述它們的思想之前我們應首先提到庚桑楚這個人物。
庚桑楚,姓庚名桑楚,生卒年代與籍貫由於史無記載,我們不得而知。據《莊子・庚桑楚》所載,庚桑楚為“老聃之役”,役即弟子之意,由此看來,庚桑楚應為老於的學生。庚桑楚也與老子一樣,對當時的社會進行瞭猛烈的抨擊,反對儒傢的仁義政治,他說:“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存乎韆世之後。韆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在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並親自實踐,莊子說他在“畏壘”實行無為政治,成效顯著,“居三年,畏壘大壤”,贏得一片贊譽。
莊子十分推崇庚桑楚,認為他“遍得老聃之道”,深得老學精髓。《列子・仲尼》篇也稱庚桑楚“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在《列子・仲尼》中,庚桑楚作亢倉子)。唐代注道大傢成玄英在《莊子疏》中更明確指齣“老君大聖,弟子極多,門人之中,庚桑楚最勝”。由此可見,庚桑楚在老學傳播和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但庚桑楚沒有任何著作留傳下來,現今流傳的兩捲本《亢倉子》,係唐代開元末襄陽處士王上源所僞作,因此,關於庚桑楚的思想概況就隻能存而不論瞭。
關尹,並非人名,而是一個官職名,但關尹為誰,史無記載,其姓名已隱,後世就以官職稱之。生平事跡不詳。據司馬遷《史記・老莊申韓列傳》所載,關尹曾為函榖關(今河南靈寶縣一帶)令,老子“見周之衰”,離周西去函榖關時,關尹十分高興,對老子說:“子將隱矣,��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韆餘言而去”。關尹與老子一樣,也是一位隱逸之士;曾自著《關尹子》9篇。後來亡佚,今本《關尹子》為唐、宋時期的依托之作。
關尹的思想與老子基本相同,《莊子・天下》指齣,關尹的學術理論是“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錶,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並指齣關尹是對“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的“古之道術”,“聞其風而悅之”而創建瞭其學術理論,以關尹的理論來看,他主張“道”為本(“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崇尚柔弱和空虛,與老子“道”為宇宙之本,尚柔崇下的思想基本一緻,所以,莊子將他與老子並列,稱之為“古之博大真人哉”。
不僅如此,關尹又說:“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苟乎若亡,寂乎若清”,主張人在認識事物時,應使自己的心靈處於清寂的狀態,不要摻雜任何個人的主觀偏見,如實客觀地反映萬事萬物的本來麵目,猶如明鏡清水對事物的映照一樣。《呂氏春鞦・不二》雲“關尹貴清”就是針對上述觀點而說的。
列子,又名列禦寇,鄭人(今河南新鄭)。《漢書・藝文誌》載有《列子》8篇,傳為列禦寇所著,對這一記載在唐代以前人們不置一詞,然而在唐代玄宗天寶元年(公元742年)《列子》被奉為《衝虛至德真經》,成為道教“四大真經”後,人們便對這部著作的真僞産生瞭懷疑。“唐宋八大傢”之一的柳宗元率先發難,繼之而起的有宋代高似孫等,後來,關於該書真僞的考辨就不絕於史,至今仍聚訟不休,辯論不止。
不過,人們大多認為現傳《列子》一書為魏晉之際的僞書,並非先秦《列子》之舊,正如近人馬敘倫先生在《列子僞書考》中所說:“蓋列子書齣晚而亡早,……魏晉以來,好事之徒,聚斂《管子》、《晏子》、《論語》、《山海經》、《墨子》、《莊子》、《屍佼》、《韓非》、《呂氏春鞦》、《韓詩外傳》、《淮南》、《說苑》、《新序》、《新法》之言,附益晚說,成此八篇,假為嚮《序》以見重。”
《列子》一書雖僞,但列子其人卻是真實地存在。《漢書・藝文誌》曾注“圄寂,先莊子,莊子稱之”,而在《莊子》書中確也保留瞭大量有關列子生平、師承、學術思想的資料,據統計,《莊子》書中大約有十多處提到瞭列子。《莊子・讓王篇》記載:“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子陽在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389年)時為鄭相,並被殺,二十七年,子陽之黨又共弑公(見《史記・鄭世傢》,《呂氏春鞦・適威》、《淮南子・汜論》所載與此稍異)。
由此可見,列子與子陽約為同時代人;《莊子・達生篇》載列子曾就學於關尹、壺子,並嚮關尹請教至人“潛水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栗”的原因,關尹答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由此可知列子之學有得於關尹;《莊子・列禦寇》載伯昏瞀人問列子“惡呼驚”?列子曰:“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對此大加贊賞,“善哉觀乎”,並對列子說:“巧者勞而知者優,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敖遊,泛若不係之舟,虛而敖遊者也。”這實際上就是列子學術的主旨,即《呂氏春鞦・不二》和《屍子・廣澤》所說的“子列子貴虛”之義的闡發。這與《列子・天瑞》篇所載列子對子“貴虛”之義的闡述也相吻閤。
這裏需要指齣的是,《戰國策・韓策》載史疾之言,卻謂列子“貴正”。其文曰:“史疾為韓使楚,楚王問曰:‘賓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圄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鄭國於公元前375年為韓所滅,韓遷徙至鄭地,而史疾由此熟悉列子之言,似屬可信。然“貴正”與“貴虛”恰好自相矛盾,正者正名也,虛者無名也。實際上從《莊子》所描述的列子行事來看,他追求的是“離形去智,泊然虛無,飄然與大化遊”的境界,因而“貴虛”纔真正反映瞭其學術宗旨。上述史疾之言隻不過反映瞭列子“不為重利所動的凜然正氣”(黃釗主編:《道傢思想史綱》第80頁,湖南師範大學齣版社1991年4月版)。列子“貴虛”之旨實際上已開莊學風氣之先,對後來道傢的發展有著一定的影響,有人將之稱為“南方道傢的先驅”(牟鍾鑒主編:《道學通論――兼論道傢學說》第46頁,齊魯書社1991年11月)。
《列子》雖為魏晉僞書,“然時亦有先秦遺言”(錢穆:《先秦諸子係年・列禦寇考》第177頁,中乎數據1985年10月版),因此,《列子》一書並非全盤僞造,而是僞中雜真,《列子》首篇的《天瑞》篇就保留有先秦《列子》的佚文(嚴兆溟、嚴捷譯注:《列子譯注》“前言”,上海古籍齣版社1986年9月版),這段文字是:“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生,指有形體的具體事物,不生,指能夠派生他物而自身不被他物所生,實際上是指世界的本原,也就是道。疑者疑也,固定不變之意。
這段話的意思也就是說:有被他物所生的,有不被他物所生的;有被他物所化的,有不被他物所化的。不被他物所生的能夠産生萬物,不被他物所化的能夠使萬物變化。被生的事物不得不被産生,變化的事物不得不發生變化。所以事物經常産生,經常變化。所謂經常産生經常變化,就是無時無刻不産生,無時無刻不變化,陰陽呀,四時呀,都如此而已。不被他物所生的就是獨立永存的實體,不被他物所化的就是循環往復的運動。(參見嚴兆溟、嚴捷譯注:《列子譯注》)
從這裏可以看齣,列子是把“道”作為世界的本原,由道而産生齣有生有化的具體事物,這與老子所主張的“道”旨是相符的,道不僅獨立存在,化生萬物,而且還發生循環往復的運動,但其本身卻無增無減,這與老子所說的“獨立而不改”,“往者,道之反”之意也頗吻閤。由此也可知,列子確為道傢人物,並對道傢的發展具有一定的影響。由於《列子》一書真僞參雜,良莠難辨,因此對其思想我們隻能作一大緻的描述。
(摘自:張運華《先秦兩漢道傢思想研究》,第35-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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