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前奏――土地問題傑剋・貝爾登在全中國 一般而言 【記史】民國時的“鄉賢”成建製地製造瞭各種人間慘劇 - 趣味新聞網

革命的前奏――土地問題

傑剋・貝爾登

在全中國，一般而言，占人口百分之十左右的地主和富農，擁有百分之五十五至六十五的土地。如果你不願意相信這個數字，那麼還有數年前在土地集中程度尚未達到現在這樣嚴重時蔣政府地政署發錶的數字。地政署調查瞭十一個省的情況，發現一韆五百戶大地主平均每戶有兩韆多畝地。對這十一省的七十萬農戶的調查錶明，這些農戶平均每戶有地十五畝多，比大地主少一百三十倍。僅此一端就不能不使人認為，在少得可憐的土地上無法活命的農民，在地權不平等的遏迫下，必然會鋌而走險，組織起來從地主那裏奪取土地，求得一條生路。

這種狀況本來應該使地主和蔣介石政府驚醒過來。但是中國的統治者曆來衊視人民群眾掌握自己命運的能力。國民黨官僚不設法通過土地改革改善情況，反而采取瞭相反的政策。在抗日戰爭時期，土地集中達到瞭近代中國前所未聞的程度。盡管估計河南、湖北、湖南三省有五韆萬畝地荒蕪著，盡管估計有一韆萬到一韆五百萬農民在抗戰中和抗戰後餓死，蔣介石的官僚們卻利用自己的軍事實力和權位在中國內地大肆侵奪土地。抗戰結束後，蔣介石政府對土地的侵奪更加肆無忌憚。日本人從中國人民那裏奪去的土地，並沒有歸還中國人民，而是被國民黨全數接收瞭。日本人在台灣的土地被大陸來的接收大員據為己有，華北墾業公司則侵吞瞭河北幾十萬畝土地。

小官吏和低級軍官也學他們上級的榜樣。他們靠蔣政權發的紙幣薪餉是沒法生活的，所以也聚斂土地，以防通貨膨脹。由於蔣介石這幫從沿海來的大員的巧取豪奪，就連富農和小地主也紛紛失去土地。據估計，八年抗戰中，四川地主中百分之二、三十是新置産的，他們攫取瞭老地主百分之九十的田産。對本地地主老財的這種沉重打擊，引起瞭強烈的反應。中國有句古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現在，失去土地的地主恨恨地說：“普天之下，莫非蔣土”。這種說法當然是發牢騷，但也隱伏著革命的因素。

▲1951年，青海湟中縣上五莊公審惡霸和不法地主

事情還不隻是齣現瞭新鄉紳。隨著土地的兼並，不但産生瞭新的農村資産階級，而且産生瞭新的窮人。抗戰期間蔣管區和淪陷區由於典押和負債而喪失土地的農民增加瞭不知有多少萬。華北荒年期間，農民為瞭藉糧度過春荒，必須拿地作抵押，兩三年內無力贖迴就完瞭。七口之傢因此而有三、四口人餓死的是常事。土地集中的結果造成許多肥田的屍骨，但也造成韆韆萬萬要求土地革命的人們。

在人口稠密的中國，土地集中的後果自然與人口稀少的美國大不相同。美國的大亨攫取西部土地的手段固然凶狠，但卻産生瞭鐵路、礦山、大牧場――這一切大大有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中國的土地兼並隻是使地主的囤子堆滿租糧而已，這是寄生性的，而不是生産性的。

同普魯士的容剋地主和沙皇俄國的貴族地主比起來，中國地主是非常落後的。德國和俄國的富農租進土地來經營大規模的農場，而中國地主卻把土地齣租以榨取佃戶的血汗。俄國富農和德國地主固然反動，但在農業經濟中有時還有進步作用，中國地主就沒有任何進步作用可言。這種封建土地所有製的另一麵，就是農民租入土地隻能過奴隸般的生活。在資本主義國傢裏，無地的農民可以進工廠，或者當雇工。而中國既無工業，又無大農場，無地農民隻能租地為生。所以，農民一方麵缺少土地，另一方麵又被束縛在土地上麵。

這種半奴隸製的租佃製度，與中國的高利貸製度是分不開的。村鎮中最有氣派的房子總是當鋪。銀行是為富人開的，當鋪則是為窮人開的。當鋪老闆大都是地主或與地主有聯係的商人。當鋪是兼並農民土地的最常用的工具。我在河南一個隻有四韆多畝地的村子裏看到一個地主占有近二韆畝地，絕大部分是通過當鋪吞並的。

▲民和縣一區二鄉為瞭教育農民，用對比的方式舉辦瞭一次實物展覽。圖為“地主的傢”和“農民的傢”。

這種交易隻有在農民走投無路的情況下纔做得成。農民急需填充飢腹，利息再高也不得不藉債。在蔣介石統治時期，利率增長到瞭驚人的程度。一九三二年，農民藉一百塊錢，到年底要還一百二十五塊錢。一九三六年，就要還一百四十塊至一百六十塊錢瞭。抗戰期間，利率猛漲到三個月百分之百，用糧食計算。負債農民的境遇有時是駭人聽聞的。作者在河南見過一位農民，他在春播前嚮地主藉瞭一百斤小米，藉約規定，到瞭鞦收時節要還兩百斤。他後來還不起這麼多，就請求寬限，答應來年鞦後還三百斤。可是因為遭災，到期還是還不起，他隻得把自己的地抵押齣去，最後結果是丟瞭四畝地。由於這個原因，母親和兩個孩子就餓死瞭。為瞭區區一百斤糧食的債務，竟賠瞭四畝地和三條人命。

“好年地裏收榖，歉年傢裏生財。”

山西窮苦農民這句悲憤的歌謠，確切地反映瞭地主和富農利用災荒聚斂土地、錢財的事實。

抗戰時期在淪陷區，這一過程急劇發展瞭，而在蔣管區，國民黨政府的金融機關則開始排擠當鋪和�{利貸商。過去，當鋪在農材的放債額是銀行的五倍，而到瞭一九四六年，當鋪的放債額據估計隻及銀行的八分之二。但是，銀行放的款也是�{利貸。農民不僅沒有得到解脫，反而被國民黨銀行剝削得更厲害瞭，農村信貸和一般的農業金融業務全讓它壟斷瞭。

情況是這樣的：銀行控製瞭高利貸的發放，它隻放款給鄉紳組織的農村閤作社，作為對地主的照顧。縣閤作社再把錢藉給村長，村長又轉藉給農民。這樣，農民頭上不是一個高利貸債主，而是三個瞭。但是，事情並不這麼簡單。地方黨部的官員，在國民黨右翼勢力的支持下，要把農村資産階級組織的並受到中國財政部長孔祥熙部分支持的農村閤作社從鄉村中趕齣去。這種行動常常有地方軍人或黨棍的配閤，如果各種手段都不奏效，他們就指控地方商紳是共産黨。這種隻把錢藉給一小撮地方黨棍，而歧視一些老地主和廣大農民的作法，無異於把中農和小商人逼入絕境，而這些人在抗戰期間本來是習慣於自己組織互助會的。這進一步加深瞭鄉村中的矛盾。抗戰結束後，當蔣軍返迴沿海，北進攻打共産黨的時候，這一過程大大加劇瞭。蔣介石命令農民銀行加強對各縣閤作錢莊的控製。這無疑是鼓勵地主和上層農民放高利貸，使這些富有的農民成為蔣政權的支柱。這一切農民都看在眼裏，他們八年沒見到蔣政權的影子，現在清楚地看到，國民黨是地主及村霸的朋友。蔣政權在光復區為瞭獲得地主的支持，不僅得罪瞭貧農，也得罪瞭中農，這無異於自殺。蔣介石沒有造成多少新的資産階級，倒是為共産黨八路軍造成瞭韆韆萬萬擁護者。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頒布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成為指導土改的基本法律依據。

國民黨不但沒有在農村中實行改革，反而使情況變得更糟。造成這種情況的，與其說是由於貪官汙吏的個人因素（誠然這類人多得很)，倒不如說是國民黨沒有抓住中國農村社會的中心問題――封建主義。蔣介石、國民黨執政二十年竟然還不能解決這一問題，充分說明他們的統治陷入瞭多麼深的矛盾。十分清楚，國民黨統治者除瞭依賴外國資本以外，還把地主作為自己的統治基礎，而全然不顧國傢現代化的迫切需要。由此可見，杜魯門總統的殷切希望和馬歇爾將軍要求蔣政權實行改革的諍言，都不過是白費心機。蔣政權隻要不敢打擊地主，就談不上進行改革。而蔣政權之所以不敢打擊地主，乃是因為它在本質上是代錶封建主義的。

我們說的封建主義，是指什麼呢？嚴格地說，用這個名詞並不正確。某些中國和外國的學者，煞費苦心地想說明中國不存在封建主義，因為沒有農奴製，也就是說，人們可以自由齣賣勞動力。不錯，中國多年前就在形式上廢除瞭這種封建製度，而且，西方勢力的侵入也破壞瞭中央集權封建社會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使社會生活的很大一部分受貨幣經濟的支配；不過，正如我們所瞭解的，這並沒有多少進步的效果。如果用這種觀點看待中國問題，未免過於迂腐，這是全然不顧封建殘餘在中國人的生活、思想、風俗、習慣、情感中還有極大影響。中國廢除農奴製的時候，並沒有廢除地主攤派勞役、監禁債戶以及決定佃農生死的種種權力，也沒有完全廢除蓄奴、買賣少女、納妾、包辦婚姻等等陋俗。這一切都是地主豪紳統治的必然産物。

在中國，地主的權力並不處處相同。沿海和長江流域的省份是外國資本滲入的地方，市鎮工商業比較發達，鄉紳的權力往往為城市商人所分享。而在西部和北部的省份裏，由於資本主義前的特色很濃，地主的政治權力幾乎是無限的。就是在靠海並離上海不遠的蘇北，地主也象封建領主一樣住在土圍子裏，有民團守護，統治著一、二十個村莊的佃戶。這種土圍子是佃戶集市貿易的場所，他們完全受地主及其狗腿子的擺布。佃戶不但要把收成的百分之五十嚮地主交租，而且自己的個人問題和傢庭問題也要由地主決定。在山西，我發現地主往往包攬一切紅白喜事，不經這夥封建老爺的同意，就不能成親，也辦不瞭喪葬。

地主仗著自己的權勢，任意奸淫村裏的婦女，特彆是佃戶的妻子，更是地主隨心所欲地玩弄的對象。佃戶夫妻因為害怕，往往敢怒不敢言。佃戶要是反抗，也絕不會有好下場。我在魯西一個村莊裏見過一個地主，他經常把佃戶支齣去乾活，然後乘機調戲他的妻子。這位姓李的佃戶錶示瞭抗議，於是地主便指使土匪把他綁走瞭。地主為瞭掩蓋自己的乾係，假裝請僞軍解決這一綁架事件，還代替佃戶擺瞭一次酒席。請看地主有多麼狡詐吧。佃戶被釋放瞭，感激不盡，嚮仁慈的地主藉錢償還那頓酒席。當然，利息低不瞭，佃戶還不起債，就把自己那一小塊地抵齣去瞭。最後，地主要他把老婆也送去頂債，這一樁事纔算瞭結。

實際上，常常不必如此設局。富農或地主隻需等到佃戶下地後，就溜到佃戶傢裏奸汙他的老婆。佃戶要報仇，隻有去殺地主，但這很睏難，因為地主有保鏢，控製著村裏大部分的武器，還因為地主或其狗腿子就是村長，掌握警察的權力。

▲新聞《豐縣發揮鄉賢“三員”作用，涵養法治文明鄉風》

我在魯西的另一個村子裏，還聽說這樣一件事：一個地主看上瞭鄰捨的一個女子，這女子是他錶兄的兒媳婦。因為女的深居簡齣，地主很難上手。唯一的辦法就是來硬的。一天，地主叫上村長，自己和管傢拿著手槍和刀，闖入屋裏，把女的強奸瞭。沒有人敢說什麼，也沒有地方可以投訴，因為地主即官府。

在河南安陽縣的一個村子裏，一個年輕的農婦告訴我，她被迫經常接待本地一個地主，國民黨民團的頭子。她和丈夫都抗拒不得，因為那個地主是地方一霸，他的意誌就是村裏的王法。

對於中世紀的因素在中國農村仍居統治地位這一點，還需要什麼證據嗎？在西方，隨著農奴製的廢除，貴族的初夜權也被廢除瞭；然而在東方，地主雖然對佃戶的妻子沒有初夜權，卻可以在許多個夜晚和下午跑去奸汙她。

蓄婢、納妾和包辦婚姻的習俗也是與地主製度分不開的。如果不廢除地主製度，國民黨法律中有關這方麵的一切條文都是毫無意義的。窮人女兒在內地地主傢當丫頭，有的被商人販賣到上海當妓女，太醜的，就送到工廠做工。她們自己毫無選擇的餘地，因為已經賣身給他人，隻得任人擺布。蔣介石的“國民革命軍”不但不去消滅這種製度，反而維護這種製度。在許多國民黨軍司令部裏，我親眼看到長官把當地地主叫來，嚮他們要年輕姑娘，供自己在駐紮期間享用。這樣弄來的姑娘並不是娼妓，往往都是貧農傢的黃花閨女。

這些地主老爺在私生活中嚮佃戶濫施淫威，有時也很驚人。佃戶經常被迫做一些下作的事以滿足地主的低級趣味。魯北的北縣有個地主婆，強迫一個佃農咬一個丫環的小腳，供她取樂。佃農把丫環咬得大叫，丫環的小腳把佃農薰得齜牙咧嘴，使得地主婆大為滿足。在北縣另一個村子裏，有個地主往一個十六歲婢女的陰戶裏塞麥子來滿足某種色情虐待狂。玩膩瞭這個遊戲，他就把婢女的雙手捆上，在她的褲襠裏放進一隻貓，把褲管紮緊。看著婢女被摺磨得在地上拼命打滾，他樂得放聲狂笑。這些就是舊中國鄉村裏地主取樂的方式。

在中國，正式的分封製早在紀元前就基本上完全消失瞭，這比歐洲分封製的發生還早五百年。但是，所有中世紀社會的殘餘――蓄婢、徭役、淩辱佃戶妻女的特權、橫徵暴斂等等，卻延續瞭兩韆年，就象挽歌一樣縈迴在封建製腐爛的、但並未入土的屍體上。

▲新聞《國傢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鄉賢文化研究”評審會舉行》

中國農村社會的這些贅疣本來足以激發韆韆萬萬的農民憤然投入農民戰爭，但是這並不是決定性的因素。決定性的因素是中國整個農業處於衰敗之中。

抗日戰爭結束後，農民正處於這種狀況。軍隊抽壯丁使農業勞動力減少瞭一韆二百萬至一韆五百萬，飢荒中餓死瞭大約一韆萬人，還有成百上韆萬流離失所的難民。首先遭殃的是無地的農民，其次是半自耕農。喪失土地的人成韆上萬地增加。到瞭抗戰的第三年和第四年，輪到瞭中農。然後又輪到一些富農。戰爭快結束時，中小地主以至一些大地主都感到瞭蔣介石官吏和僞軍兼並土地的壓力。荒蕪的土地達幾韆萬畝，而缺地的情形卻象瘟疫一樣蔓延。高昂的地租使農民沒法活命。農民的財産已經所剩無幾，無法再繳從前那種百分之五十的租子，更不必說百分之八十、九十以至百分之百以上的租子瞭。地租不僅耗盡瞭農民的剩餘勞動，而且還侵占瞭農民維持自己生存的必要勞動。當時大傢都在問：“什麼時候能把倭寇趕齣去呢？”可是，抗日戰爭結束瞭，一場新的戰爭又開始瞭。農民感到，蔣介石新派的鄉村官吏比日本人和舊日的地主更可恨。農民開始有怨言，進而落草為寇。在八路軍駐區附近，農民則盼望八路軍來。

統治階級不是看不到農民中即將爆發大動亂。但是他們不願意正視這種不祥的前景。國民黨頭目、孔孟之道的鼓吹者、匹茨堡礦業學院齣身的陳立夫對一位外國記者這樣說：分土地是不必要的，因為中國的傢長去世時，總要把地分給兒子們。此論使記者頗感新鮮。宋子文，廣東省的大地主，在齣任廣東省主席後對另一記者說：“我們不打算在廣東搞土地改革，多年來這裏現有的製度是令人滿意的。”還有一位在山東省政府兼職的教會大學教授（其人是一個自由派）對筆者說：“中國不象沙俄，我們沒有大地主，因此沒有土地改革的必要，隻需對吏治進行改革。”（沒有土地改革，如何進行吏治改革？這位基督徒教授沒有解釋。）在農村中進行土地改革，在這些黨魁、省長、基督徒的眼中，似乎是與中國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的。然而，簡直無需指齣，這種東方哲學是農民根本不能接受的。農民認為，唯一的齣路，就是推翻地主，平分土地。對於佃農、長工、苦力來說，這就是革命的真諦。

▲1950年6月28日毛主席主持中央人民政府第八次會議，通過土地法大綱

如果說蔣介石後方的村莊還比較平靜，那隻是因為農民在等待起義的領頭人和時機。他們並沒有忘記土地問題。國民黨官員盡管聲稱沒問題，但心裏是明白農民的怨恨的。中國統治者叫嚷土地改革不必要的一切論調，不過是為瞭掩飾他們內心深處嚮來對農民存有的恐懼。官老爺們一想到那些粗野的泥腿子衝進他們的衙門，就感到做瞭《水滸傳》裏的惡夢。

這些老爺們怎能不發抖！

因為，樸實的農民，祖祖輩輩當佃戶，當封建奴隸；在一小塊耕瞭又耕、擁擠不堪的地裏乾活，在地主貪婪的魔爪中，忍氣吞聲；他們的土地被巧取豪奪，他們失去妻子的愛撫和孩子的笑聲，他們滿腔怒火，揭竿而起，他們置生死於不顧，現在就要奪迴土地，要報仇瞭。

中國沒有精確的土地統計數字。共産黨宣稱百分之十的人占有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土地。這可能有些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