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鶴然：您的新作《愛的川流不息》從傢裏即將增添的新成員布偶貓融融談起 迴憶瞭“我”與小動物們之間發生的故事。作品臨近結尾時 想起一些最能愛的人——從《愛的川流不息》談起 - 趣味新聞網

教鶴然： 您的新作《愛的川流不息》從傢裏即將增添的新成員布偶貓融融談起，迴憶瞭“我”與小動物們之間發生的故事。作品臨近結尾時，您提到南方朋友嚮您敘說近況，錶示如果沒有瞭動物的陪伴，恐怕“日子有點過不動瞭”。您這本書的創作靈感來自哪裏？

張 煒： 新冠肺炎疫情作為一個大事件，盡管還沒有完全過去，對人最初的強烈觸動與感受仍舊與現在是不同的。僅有恐懼是不夠的，但恐懼能引起非常復雜的情緒，包括思索，包括最後進入的迴憶和總結。我們都會想象，在巨大的“不可抗力”麵前，我們自己、我們大傢的閤力，這一切加起來能夠做成什麼？這樣的詢問是最基本的，也是很難迴答的。我們麵對動物們純稚的眼睛，常常會有一種無力感和羞愧感，但有時也會湧起一種超凡的勇氣。我們人類認為自己是有重大責任的，這種感受使人類高大起來，而違背這種感受，將使人類變得渺小。比如對動物們的保護，首先是對身邊依賴我們的小動物們的保護，我們能夠做到嗎？我們有這個能力嗎？如果連這個都做不到，那麼還談什麼其他的宏言大論？所以，我在疫情期間進入這方麵的迴憶，也是自然而然的。這種迴憶需要從頭開始，更需要迴到少年時代。

教鶴然： 有人將《愛的川流不息》歸為“兒童文學”的範疇，您是否有提前預設潛在讀者的年齡？您怎麼認識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之間的界限？

張 煒： 我一直對特彆像“兒童文學”的文學有一種不信任感。我們不是不需要那樣的文學，而是作為一個從事文學寫作的人，對它懷有某種警戒和規避的心情。作傢如果有抱負，也許不會安於各種“類型文學”的創作，雖然這種文學寫好瞭也極不容易。我主張，作傢寫齣兒童也能夠閱讀的文學作品，是很自然的事情，而最好不要去寫專門的“兒童文學”，不必拿捏齣那樣的一種特異腔調。也就是說，作傢以損失文學性和詩性來追求任何一種文學，是不值得的。文學就是文學，除瞭一些研究者，寫作者自己不要再切割、再分類瞭。寫作中，作傢每次都會陷入一種情境和感受，最後寫齣的文字，如果適閤給孩子們看，那就交給他們，或由他們來選擇好瞭。所有的文學作品都要經得起成年人的豐富經驗的挑剔，作傢必須有這種自信。即便是童話，它們當中真正的優異者、傑齣者，也會讓人覺得在境界與思想方麵，其高度與深度都是難以企及的。有誰會覺得馬剋・吐溫和安徒生們簡單和淺直？顯然是不會的。

教鶴然： 與同樣探討人與動物關係的小說《尋找魚王》相比，《愛的川流不息》帶有比較鮮明的自敘傳性質和非虛構色彩，兩者在文學語言、故事結構和錶現形式等方麵都有很大差異。能不能請您談一談齣現這種差異背後的原因？

張 煒： 人一旦上瞭年紀，就更喜歡閱讀真實而非虛構的文字。當然，如果標明瞭是虛構，那也要是極為精妙之物，是非常高級的語言藝術纔好，不然就沒有興趣去讀瞭。時間很寶貴，正事還忙不過來，哪有精力去看隨意編造的故事？閱讀是如此，寫作更是如此。寫一些迴憶性的東西，把以往經曆的擔心和忘記的事物留下來，這很重要。現在這部書之所以命名為“小說”，是因為我把一些動物真實的悲慘結局改得好瞭一些，並不是原有的情形，所以隻能以虛構的體裁來標注。一是一，二是二，這是求真的努力。我們目前流行的一些文學作品，有時虛構與寫實不分，甚至看到寫實比虛構距離真實更遠，這是一種道德滑落。用紀實的方式和口實推廣虛假、粉飾或蠱惑，這在寫作者這兒是大不應該的。我非常愛讀一些人物傳記，喜歡看他們一生所經曆的大小事物，從而看到人性之差距、社會之區彆，覺得極為受益。如果我不信任這類文字，是絕不會找來看的。人到瞭一定年紀，都知道自己應該信任什麼、什麼可以信任。

教鶴然： 小說看起來探討的是人與動物之間的關係，更深層的意涵則是在呈現對於生命的敬畏與尊重。您曾在《柏慧》中寫到過小狗“大青”的死亡讓還是孩子的“我”感到“一個生命原來在大多數情況下是無力保衛另一個生命的，盡管他有強烈的願望。”在新作中，這種無力和絕望伴隨著一個又一個小動物的離開，愈來愈深刻地根植於“我”的心中。可否展開談談，您為何偏好在文學創作中追索和探尋人與自然、人與生命的深層關係？

張 煒： 如果人連自己身邊最珍愛的小動物都保護不瞭，再奢談其他就成瞭虛妄之言瞭。這也是一個至悲的事實。我們談得太多太大是無用的、自欺的，也是不能說服自己的。我們在生活中要實現很多極大的目標，這沒有什麼錯；但是我們如果連一些最基本的、不費大力即可解決的事情都辦不好，這不是一種極大的自嘲嗎？大事與小事的關聯在哪裏、癥結在哪裏，大概不難弄懂。人性的不完美是顯而易見的，人與自然、與動物的關係方麵，會極大地揭露人類自身的緻命弱點。有人也許不願更多地討論這個問題，那麼也隻能更多地暴露其自身的冷酷性和虛僞性。無仁之心即是無恥之心，既然如此，也就沒有什麼好講的瞭。讓我們在生活中相信那些無仁之心，等於讓我們相信鬼話連篇。動物的命運、它們的生存狀況，總是無一例外地摺射和反映齣一個時期人類社會的人文水準。在小動物們生活得和諧幸福之地，人們會日日掙紮、艱難喘息嗎？這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想要迴答這個問題，其實很簡單，關鍵在於我們願不願意正視和迴答。我們對於生活建設的雄心，能不能從這裏開始？如果是這樣，就可以用上魯迅先生談勇氣的一個詞瞭――“真勇”。

教鶴然： 從《古船》《九月寓言》《你在高原》等早期作品開始，到《獨藥師》《我的原野盛宴》《愛的川流不息》等近作，您一直深耕於對苦難經驗的書寫。近年來，您似乎在嘗試以一種更為幽微、含蓄和剋製的方式來處理苦難，將視綫從宏大敘事中的曆史經驗中抽離齣來，更多地關注到人民日常生活中的生命體驗，仿佛在做一種“減法”。對您來說，齣現這種書寫方式的變化意味著什麼？

張 煒： 眼前的和具體的事物，也許比宏大的討論更具說服力。這在探求和思索方麵，是前進而不是後退。一個個具體的問題進入追究，可以引起更多的人參與進來。我們要考慮眼前的幸與不幸，大膽逼問自己時下的日常的生活：我們能做什麼，是否無能為力？這一切又是因為什麼？我們的苦難就是從眼前的細節開始的，它們會發展蔓延開來，最後變得無法收拾。常識告訴我們，所有的人禍都來自冷酷陰鷙之心，對人性過高的估計會讓人一再失望。但我們永遠不能對仁善的力量失去信心。有很多的恨，纔會有很多的愛，但是一旦恨的數量超過瞭愛的數量，恨就是有害的東西瞭。那些最能愛的人，恨起來也格外有力和準確。恨的方嚮性瞭問題，通常是因為愛的深度不夠、愛的範圍不夠。

教鶴然： 前段時間您在一次作品對談會上談到，自己是為瞭那些“能夠感動、能夠愛、能夠恨的人而寫作”，因為“寫給他們就是寫給未來”。您把“愛”的力量看得很重，正如新作的書名一樣。是否可以說愛是您不斷寫作的動力？“愛力”的內涵是什麼？

張 煒： 愛的力量，有一部分可以源於恨的力量，不過像一個孩子那樣將愛和恨具體化、量化，有時並非是幼稚的。我們之所以有創造的動力和興趣，就因為我們覺得這個世界仍然是可愛的、值得愛的。仁善的人直到最後告彆這個世界的時候，也不會否定這個世界的可愛。我們講“愛力”，這個“力”不光包括瞭力量，還有本源的動力，它是齣自生命本質的天生的部分。這樣說，就肯定瞭生命原初的一些性質。“愛力”暴發之後是相當驚人的，它將讓人不顧一切地去維護、去鬥爭，這樣的人，很少依靠什麼“恨力”。“恨力”相對而言可能是比較狹隘的，盡管它和“愛力”也常常會走到同一個方嚮。但最後的結果，往往還是有所不同的。恨著，深深地恨著，這還不夠。隻有當“愛力”觸動瞭“恨力”、調動瞭“恨力”時，這種恨纔不會弄齣大錯。恨一旦走偏瞭，將是多麼可怕的一種破壞力啊！“恨力”假藉美好的名義行事，會在一夜之間毀掉我們所有的好東西，這將是大麵積的毀壞，而且毫無憐惜。這些經驗和例證，人類已經積纍瞭太多太多。沒有柔腸的人會幫助我們大傢？誰會相信呢？我們的生活如果交給瞭狠人、狠心的人，那一定會發生空前的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