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緻仕後 從仕宦的角度來說 宋代文人之緻仕官員對國事的態度 - 趣味新聞網

官員緻仕後，從仕宦的角度來說，他們的身份發生瞭變化，由在任宮轉為緻仕官。古人雲:“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緻仕後的北宋官員，對國傢政事的態度如何?有無關注?這正是本節所要討論的話題。從史傳等材料的記載可知，北宋緻仕官員對國傢政事持兩種態度，一是關心國傢大事，對時事建言上書，發錶自己的看法;一是閉門不齣，遠離政治。以下分彆論述之。

關注國事的態度

北宋緻仕官對國傢大事的參與和關注體現在兩方麵，一是皇帝允許參與或就國事谘詢緻仕官，二是緻仕官主動參與國事，就國傢大事發錶自己的意見和看法。

先看第一種情形，君主允許下的參與或谘詢，以硃昂、鬍順之、張昭等人為代錶。硃昂緻仕時，真宗允許其有事可上奏章:“或有章疏，可附遞以聞”。

鬍順之緻仕，仁宗亦允許其上奏言事:“職方府君以文學政事聞於時，明道、景枯間數上書論朝政得失。己退仕矣，仁宗特詔許騷奏言事。”又如張昭，博通學藝:“嶺南平，擒劉振，將獻俘，莫能知其禮。時昭己緻政，太祖遣近臣就其傢問之，昭方臥病，口占以授使者。”又如高誌寜，緻仕後皇帝問其對邊境的謀劃與對策，他上書錶達自己的看法:“公即以前在河北緻敵取勝之畫，及彆陳製虜上、中、下三策上之。”

熙寜八年，契丹遣使者蕭禧來所要河東地界，神宗就此事下詔嚮韓琦、文彥博、富弼、曾公亮(富、曾二人時己緻仕)徵求意見:“古之大政，必詢故老，卿夙懷忠義，曆相三朝，雖爾身在外，乃心閣不在王室，其所以待遇之要、禦備之方，密具以聞，膚將親覽。”後來曾公亮亦上書錶達自己的看法。皇帝允許緻仕官上奏疏或就國事問計、谘詢，是對他們的信任和重視，對緻仕官來說，也是一種殊譽。

二是緻仕官積極主動參與國傢大事，在寫給皇帝的奏章或平時言論中就有所顯現，以杜衍、富弼等人為代錶。

杜衍在七十九歲時，還上書仁宗請求其選擇

宗室子立

為太子。他在疾病中仍關注國事:“自作遺疏，其略曰:‘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副，以安人心。’

語不及私。”韓琦雲:“

公

還事而來，精明不衰。憂國之慮，過於有政。”歐陽修言:“居傢見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喜，喜若己齣;至有所不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兩位時賢言其憂國之態，錶達對杜衍的崇賞之情。杜衍雖不在朝廷，卻時刻關注並憂心於國傢大事，可見其忠貞之心。

富弼於熙寜五年緻仕，緻仕後對朝廷大事也敢於發言。範純仁所撰《富弼行狀》中言:“

公自

還政，未嘗一日忘愛君憂國之心。朝廷有大事，或降詔訪問，必竭誠盡忠，縴悉以陳略無顧忌。安南用師，公復力言兵遠行，供銅皆齣民力，慮將帥潛郡縣之官務，逃己責，不恤百姓，願深加存撫，以安國本。

晚年復上書力裨時政，臨終猶以遺稿一封付其子上之。”《宋史》本傳中也有類似的敘述:“弼雖傢居，朝廷有大利害，星文有變，乞廣開言路;又請速改新法，以解倒懸之急。”從他所寫奏章中也可看到他對國事的關注，如熙寜八年四月有《答詔問北邊事宜奏》、《答詔問彗星奏》，熙寜九年有《論時政疏》《論蠻撩侵犯乞詔諸道以寬民為務奏》，元豐六年亦寫有《論治亂之要疏》，《遺奏》，以上奏疏均是富弼緻仕後所作，有些是皇帝有詔問詢臣下，他上章迴復的，有些是直接上書錶明自己的觀點。

總之，從這些奏章可以看齣一個退休老臣忠君愛民，對國傢大事的關注和憂患意識。故而韓維曰:“公雖退居，明詔之所谘訪，密章之所谘告，蓋不乏矣。”韓維所言，是對富弼在奏章中陳說國傢大事的總結。

又如範鎮，範鎮因與王安石政見不閤，五次上錶請求緻仕。熙寜三年鼕十月緻仕後，看似其與客置酒盡歡，讀書賦詩以自娛，一副不問世事的樣子，實則亦關注朝廷大事，對“烏台詩案”中的蘇軾，也是多方營救，“軾得罪，下禦史台獄。”蘇軾在為其所

撰墓誌銘

中如是說。作為緻仕官員，昔日同僚入獄後，有些人避之不及，惟恐惹火上身，禍及於己，而範鎮則不避嫌疑，上書論救。

當然，以範鎮個人的力量，要救齣身陷於文字獄中的蘇軾，是很難的。雖然今日無法看到其當時上書的文字，也可想見其當日的風采。盡管“烏台詩案”後，範鎮亦被牽連，受到罰銅二十斤的處分，但是這種不遠離禍端、不避談政治的勇氣實屬難得。以此可見，雖然是與當權者政見不閤而休退，範鎮並沒有杜門不齣，也是很關心時事的。古人雲:“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範鎮緻仕後對朝廷的祭祀及禮樂也是相當關注並親自參與定樂之事。熙寜五年十一月他上奏《論宗廟桃遷宜集百官議疏》，認為宗廟桃遷為大禮，應當集百官之議而後定。元豐八年哲宗即位後又上書《論太祖宜正東饗位疏》和《再論太祖東饗及大樂乖誤疏》，建議先正禮樂，復追桃遷嘻祖之禮，正太祖東饗之位。

對於朝廷禮樂，除參與定樂外，也多次上書錶達自己的意見。元豐三年六月寫有《論樂疏》，同年七月又有《乞求訪真黍奏》，元豐五年有《論葉防樂說奏》，

元枯

三年有《進樂律錶》等，都是錶述自己對禮樂的看法。由此可見，範鎮緻仕後對國之大事亦是關注並參與其中。

再如張存，緻仕後對國事也是關注有加。司馬光為其所撰墓誌銘中言:“臨終前一日，呼門生，問西邊用兵今何如?朝廷法令無復變更否?”其對朝廷軍事和法令的關切之意，令司馬光感慨，故曰:“其忠愛之心，蓋齣天性，非有為而為之也。”

又有陳，亦在緻仕後關心天下事:“及間而言天下之事，於其是非得失之際，慨然奮勵，少者有所不能及，聞其言者，莫不壯其意。”陳哭緻仕後言語間對世事的關注足以激勵後來者。又如呂誨，不顧自身疾病，子孫生活貧睏，憂慮國之大事:“晚年病臥洛陽，猶旦夕憤嘆，以天下事為憂，過於在位任其責者，曾不念其身之病，子孫之貧也。”

還有韓絳，“公雖休居而朝廷大事輒上書盡言”。笠、郭申锡“退休與賓客語及邊事，輒慷慨唱嘆，忘其身之老也”，這些人緻仕後都盡己之力，積極為朝廷大事建言獻策，錶述自己的看法。

閉門不齣，不問世事的緻仕官員

這種人在緻仕官員中占大多數，他們退居後，大都不關心外界之事，注重自我的修身養性。如張方平就是一個例子，蘇軾因“烏台詩案”下獄後，他也曾上書營救，請求朝廷從寬處理，結果為蘇軾此案所牽連，受到罰銅三十斤的處罰，“自是屏居一齋，方且齊生死，不但遺榮辱也。”蘇軾描述其緻仕後的生活雲:“閉門卻掃，終日危坐，將與造物者遊於無何有之鄉，言且不可得而聞，而況其文乎!”

又如元絳，緻仕迴蘇州後，“脫略世故，不問傢之有無”，也是對世事不聞不問的超然齣塵之態。又如華直溫，“既還傢，杜門不復接世務”;石

詢直亦

是如此:“公既退休，終日闔門，泊然無所營”;再如晃仲熙，“寓唯陽凡十餘年，杜門蕭散，幅巾燕坐”。

石牧之“絕州縣省渴十年，而廢宴會、撤筆硯十三年，年七十九矣，盡屏去服玩，青編黃捲亦不復問覽，居常默坐。”像這樣杜門不齣，不關心外界之事的官員還有很多，此處不再一一列舉。

結語

比較關心國事和杜門不齣這兩種截然不同處事方式的人，可發現，關注國事的人，緻仕前多為朝廷重臣，他們在任時就為朝廷大計齣謀劃策，對朝政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緻仕後亦是憂國憂民，不忘傢國。

如杜衍曾拜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做過宰相;富弼亦是被授職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位列宰輔;範鎮曾任戶部侍郎，以直言敢諫聞名。這些人在任時就敢於對朝政發錶意見，敢言政事，即使觸怒皇帝被降職處罰也要陳述

自己觀點

;緻仕後亦是有著悲天憫人的情懷，為國傢為百姓請命，體現著宋代士大夫“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憂患意識和擔當精神。

所以關心國事亦是他們的責任感

使之然

。而閉門不齣型的人，除張方平、元絳在任時曾官拜參知政事，位同宰輔外，其他大多數人為中小官員，如華直溫、石詢直等人，緻仕前任職州縣，官階品級不高，所管為州郡之事，對國傢大事少有發言，緻仕後也就不再有少年時慷慨論時事的激情，惟有或讀書賦詩，或優遊宴樂以終其身。

所以不論是入世或是齣世，都是他們選擇的一種生活方式，這與官員的個性有異相關，也與他們曾經的仕途經曆有關聯。宋人或參與、或迴避世事的行為，體現的是他們或開放或內斂的不同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