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2月 在莫斯科剋裏姆林宮召開的蘇共二十大會議臨近尾聲 即便斯大林是暴君，赫魯曉夫的罪行也更大：秘密報告是醜惡的錶演 - 趣味新聞網

1956年2月，在莫斯科剋裏姆林宮召開的蘇共二十大會議臨近尾聲，當友邦代錶離場完畢後，赫魯曉夫突然要求工作人員關閉會場大門。隨後，在1400多人的注視下，他作齣瞭《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演講，這便是蘇聯曆史上極具爭議的“秘密報告”。

倘若我們不搞結果論，那麼毫無疑問，“秘密報告”的確給蘇聯提供瞭無限可能的未來。就連時任以色列總理的戴維・本-古裏安看過“秘密報告”文本的復印件後，都不禁沉默許久後感嘆：蘇聯以後一定會成為一個民主國傢！

“秘密報告”在蘇聯曆史中的地位之重毋庸置疑，而時間也證明瞭它對這個國傢帶來的影響到底是好是壞。那麼關於此事恐怕隻剩一個“未解之謎”：當年的會場上，人們的反應究竟是怎樣的？

據說在赫魯曉夫演講的過程中齣現瞭這樣一個有趣的小插麯：就當他唾沫橫飛地批評前任的種種過失時，突然有人遞上來瞭一張字條。打開一看，不知哪位與會者質問：既然知道那些是錯的，那麼赫魯曉夫同誌，您當時在哪兒？赫魯曉夫麵不改色地將紙條上的內容大聲念瞭一遍，質問道：這是誰寫的？請站齣來！眾人嚇得鴉雀無聲，隻見他話鋒一轉說道：

“我當時就在你的位置上。”

這個小插麯把赫魯曉夫高超的話術體現得淋灕盡緻，言外之意：咱跟斯大林同誌不一樣，眼下我們呼籲民主，您寫瞭紙條還不敢站齣來，我哪會兒哪敢啊？如此巧妙的迴答立馬博得瞭滿堂喝彩，而這似乎也成瞭會場氛圍的一個縮影。

從赫魯曉夫版的官方資料來看，“秘密報告”現場的氣氛相當活躍，似乎是在上演一場精彩的脫口秀。他本人站在台上，言辭極盡尖酸地抨擊著前任工作的種種過失；每講幾句，台下總會忍不住發齣竊笑聲。赫魯曉夫的語速很快，當他的演講進入高潮時，人們都不由自主地屏住呼吸，生怕一不小心錯過某些精彩部分。因為會場的氣氛太過歡快，赫魯曉夫不得不頻頻暫停他的講話；不僅如此，當演講完畢後，台下爆發齣瞭持久的掌聲和歡呼聲，仿佛所有人都在盡情地宣泄他們壓抑已久的情緒。

單從這些來看，對陷入斯大林體製的蘇聯而言，這場報告無疑是久旱逢甘霖，太順從民心瞭。人民大眾的喜歡的就是正確的，它顯然是為赫魯曉夫的最高領導人生涯開瞭個好頭。然而，事實當真是這樣嗎？透過一些零碎的綫索，我們卻能看齣一副截然相反且殘酷的場麵。

事實上，不止一位與會者用自己的方式對赫魯曉夫這場自作聰明的報告錶達齣瞭自己的悲觀態度。

一位名叫雅科夫列夫的代錶迴憶：當人們意識到赫魯曉夫的矛頭直指斯大林同誌時，會場霎時一片死寂，人們全然不敢竊竊私語或是咳嗽，甚至連椅子搖晃時發齣的雜音都聽不見絲毫――所有人都因過度震驚而僵住瞭。根據蘇聯作傢愛倫堡的描述，當赫魯曉夫於2月25日宣讀他的報告時，有幾位代錶竟當場暈瞭過去。他錶示，自己也對赫魯曉夫的行為大為不解：

“……要知道，這可不是一個受到平反的人在自己的朋友圈子裏說的，而是蘇聯最高領導人在全國會議上說的。”

愛倫堡的話聽起來有些誇張，事實上，他反而算是比較客氣瞭。同為作傢的法捷耶夫在描述會議現場時說：恐怕當場暈倒的代錶不下30人，當晚就有2人舉槍自盡。在此之前，斯大林和他的意誌被視為說一不二的權威，赫魯曉夫卻輕易地將它們全部掀翻瞭。夾在兩個極端中間的人們變得迷茫、恐懼甚至絕望起來，法捷耶夫在自己的遺囑中坦白：

“我看不齣再活下去的可能，我為之奉獻終生的藝術已被某些人的自負而無知的領導所扼殺，已無藥可救……”

他痛罵赫魯曉夫是“暴發戶”，背叛瞭偉大的列寜主義，讓蘇維埃政府在民眾之中威信盡失。就算如赫氏所說，斯大林是一位“暴君”，那麼他本人的罪行也比後者惡劣得多。

顯然，比起赫魯曉夫試圖粉飾的“一團和睦”的氛圍，人們的驚恐纔更加符閤邏輯。據統計，參加蘇共二十大的1400多名蘇聯代錶中，有至少40%的是經斯大林一手提拔的。不僅如此，作為偉大導師列寜的衣鉢繼承者，斯大林的威望絕不是赫魯曉夫能夠比較的。況且無論是國傢建設方麵取得的成就，還是帶領蘇聯打贏衛國戰爭，斯大林早已證明瞭自己的政治手腕，不難推斷，即便人們更渴望更加民主寬鬆的政治氛圍，也不會如此輕易地否認前者而倒嚮赫魯曉夫。

或許比起這些佇立在權力核心的“大人物”，小角色的選擇更能體現齣蘇聯人民的真實反映。

會議結束後，“秘密報告”被裝進信封，貼上瞭“絕密”字樣。顯然，赫魯曉夫並不太希望它被蘇聯以外的國傢得知。那麼，西方陣營是如何知曉它的存在的呢？講到這兒，我們不得不提一個名叫

維剋托・格萊耶夫斯基

的年輕人。

格萊耶夫斯基本是一名猶太人，20世紀30年代，在國傢建設上取得瞭巨大成就的蘇聯，儼然成為瞭世界無産階級心目中的一座豐碑。懷揣著偉大的理想，大量外國人來到蘇聯，希望為革命事業貢獻自己的力量，格萊耶夫斯基就是這樣一位“誌願者”。在他心目中，列寜和斯大林的地位就堪比西方人民的“上帝”，完美無瑕，不容玷汙。

在蘇聯，格萊耶夫斯基從事著記者工作，他經常在各加盟國和周邊一些國傢奔波。1956年，格萊耶夫斯基與時任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書記的愛德華・奧哈布秘書的露西亞・巴拉諾夫斯基陷入熱戀，兩人的感情迅速升溫，他甚至把約會搞到瞭女友的辦公室裏。

1956年4月的一個清晨，格萊耶夫斯基像往常一樣去找女友，不料女友並不在辦公室。閑著無聊的他忍不住翻看女友辦公桌上的文件，無意間打開瞭裝著“秘密報告”文本的信封。此時，格萊耶夫斯基還沒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當讀完其中的內容後，他的信仰和三觀被徹底摧毀瞭。他不但對赫魯曉夫的做法感到憤怒，更是對政治的欺騙無比失望。絕望之餘，格萊耶夫斯基決定“叛逃”：他偷偷帶著檔案來到以色列大使館，以此為籌碼換取瞭大使館幫助移民以色列的承諾。在完成復印後，他又不動聲色地將檔案放迴瞭原處，隨後被毫不知情的露西亞鎖進瞭保險箱。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之前，西方國傢隻是聽說瞭有這麼一份檔案存在，為一睹其真容，CIA甚至開齣瞭100萬美元的懸賞。以色列國傢安全部門辛貝特得到它時如獲至寶，局長阿莫斯・馬諾立馬將其呈給瞭總理戴維・本-古裏安。後者也不敢怠慢，連夜通過摩薩德將報告轉交給瞭華盛頓，不久，“秘密報告”的存在變得舉世皆知。也正是藉助此事，摩薩德一舉躋身世界一流情報機構之列。

“秘密報告”動搖瞭蘇聯的舊製度，為赫魯曉夫雄心勃勃的改革創造瞭條件。然而藉口粉碎“個人崇拜”的他，又迫不及待地建立起瞭自己的個人崇拜――如此來看，當年的“秘密報告”無異於一場拙劣的錶演。西方國傢也如願得到瞭它，隻是不知道有多少像格萊耶夫斯基一樣的人，曾經勇敢而信仰堅定，此後心中更多的是悲憤、懷疑與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