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蜚聲海內外的著名史學傢、耶魯大學榮譽教授史景遷離世 美國“漢學三傑”的時代正式落下帷幕。從《大門口的陌生人》到“上海三部麯” 這個美國人離開後，海外還有人能將中國史研究得如此透徹嗎？ - 趣味新聞網

文・俞耕耘

隨著蜚聲海內外的著名史學傢、耶魯大學榮譽教授史景遷離世，美國“漢學三傑”的時代正式落下帷幕。

享年85歲的史景遷，曾與孔飛力、魏斐德，被視為費正清之後美國漢學界代錶人物，有“美國漢學三傑”的美譽。如今“三傑”均已故去，不禁令學界悵然。

1936年，史景遷生於倫敦，後求學於溫切斯特大學和劍橋大學。1960年代，他於耶魯大學攻讀博士，其間遇到人生最重要的兩位導師。一位是費正清的高徒芮瑪麗，另一位則是明清史學傢房兆楹。“史景遷”這一富於古典美感的名字，正是房兆楹所起，意為“學習曆史、景仰司馬遷”。

史景遷沒有辜負老師的熱望，他一生的研究，都在追慕太史公的偉大誌業。甚至，他對人物研究的熱愛，也像承襲司馬遷的紀傳傳統。其著作文筆優美，敘事曉暢，尤為看重曆史個體的生命情感。即使是非虛構文學作品，也未必有如此藝術美感。他的寫作常從細節、情境、場景齣發，摒棄瞭理論先行、宏觀設計的刻意。

史景遷

史景遷最大限度拉近瞭學術研究與普通讀者的心理距離，在曆史書寫中實踐著中國古代史傢“文質閤一”的理想。

史景遷與“曆史的技藝”

學界一些學者對史景遷著作，頗有“微辭”，如認為其淺顯碎片，好講故事，且時而想象。在筆者看來，這也完全可視為優長，轉換成另一種評價――曉暢的語言，微觀的視野，曆史的抒情，人文的同情，它是基於研究之上的“曆史書寫”。恰恰是大量曆史學者並不具備書寫的能力，他們隻甘於充當文獻材料的考證者。

這些批評往往源於啓濛的單一綫性史觀，政治-經濟框架下的精英史視角，以及理論對研究的首要性。事實上，這些前提大多隻是一種可能範式，它不應排異其他書寫的可能。

史景遷的作品讓人反思，曆史研究終究還是為書寫曆史而奠基，不應隻是為研究而研究。“書寫性”是其本質要求。描述性、敘事性與傳記性，原本就是曆史的核心技藝。那些認為其作故事性強，傳記性重的批評，常常經不起推敲。

縱觀中國史學傳統，紀傳、編年、紀事本末，都圍繞人物、事件原始展開。在西方，無論修昔底德，還是吉本，也都以講好故事為本分。史景遷更懂史傳傳統對書寫意味著什麼，那就是從個體生命體驗齣發，揣度社會群體，製度結構層麵的動能影響。他時刻警惕各種理論對曆史研究的淩駕。“他們希望我能對林林總總的現代西方理論多加留意，例如後現代主義、底層研究或其他各種貼上後馬剋思主義標簽的流派。在上述諸方麵，我還是保持‘食古不化’吧。”

為何史景遷選擇遠離理論？他有自己的考量，“至於在內容選擇或組織方麵采用更有力的理論框架，這樣做可能會符閤部分讀者的需要，但對於其他人來說，反而會造成疑惑，甚至令人生畏。再者，就當下西方文化世界的本性而言，無論我選擇什麼理論，它都會迅速被淘汰掉。”這一迴應發人深思，理論本身是有烙印的，能保鮮的隻是敘事。

以《曹寅與康熙》為例，側重一種特殊性書寫，它尤為重視例外與彈性，對中國官僚傳統到底意味著什麼？曹寅不是封疆大吏，不是康熙重臣，但他與康熙的關係卻獨特私密，在清史中難以歸類。

孔飛力

史景遷將曹寅視為反常異例，去檢視那個社會所運作的製度架構、官僚體製的性質。“皇上通過曹寅可以遂行財政控製大權。這種皇傢私人的臣屬，自然超越京畿、各省官僚體係的行政流程，而這群人是可以被明確界定的，其扮演的特殊功能也是可以被分析的”。

這是方法論的逆推，它從特殊齣發探討範式、預期與常態。曹寅被授權做瞭很多超齣職責的工作，康熙利用南巡親自查訪，發展瞭密摺製度。這君臣二人都在實踐律令外的製度彈性，它擴展到對康熙時代通權應變的描繪。

在政治經濟生活的錶象下，史景遷總能看到文學藝術、精神意識的同構與共振。“1600年之後，上述中國社會與文化的這些麵嚮皆可以不同的形式看到。在藝術與文學領域中的美學誌趣和語言創新，行政結構和流程的巨細靡遺，均深刻改變瞭中國的麵貌，至今猶存。”

史景遷的難得，在於一種淺顯的深刻。在我看來，他抵達到曆史的心性、美感與生命體驗。“若能綜閤製度、文學、政治種種文獻，整體觀之，曹寅個性自然躍然紙上……曹寅飽滿的美學品味，同時取悅瞭滿人和漢人。”

無論是對康熙、曹寅、洪秀全，還是晚明文人張岱，他都有以意逆誌、共情還原的細膩揣度。可以說，在錶層書寫背後，都是人物“心靈史”的映射。

《康熙：重構一位中國皇帝的內心世界》尤為突齣。這部作品以聖諭詔書為素材，通過“移情”，模擬第一人稱敘事，堪稱奇作。他用遊、治、思、壽、阿哥五個範疇，通過康熙自白來裁剪素材，描摹隱秘情感，以自我凝視通往曆史沉思。在筆者看來，這部書的獨特在於發現瞭“國王的身體”：一個肉身的康熙。“壽與病”的身體焦慮，時刻影響著他的心神、治理與決策。

正如米爾斯《社會學的想象力》所言，人文學科對想象力的普遍衊視，是極大的危險。曆史著作能否有想象因素，能否以文學材料參與分析，是很大的爭論點。事實上，史景遷很謹嚴，他會明確告訴讀者材料來源。

《王氏之死》中對蒲鬆齡《聊齋誌異》的利用，原本不應詬病。他藉用文學還原的是年代、情境這種大語境、大氛圍。而蒲鬆齡的生活軌跡和年代，恰好與那個山東鄉村有所交集。生存狀態、情感邏輯，是文學能夠提供的文獻價值，它可以彌閤一種匱乏與斷裂。作為社會史、地方生活史，文學的細節是曆史的佐證與遺跡。

“漢學三傑”並稱背後的邏輯

史景遷與孔飛力、魏斐德並稱“美國漢學三傑”。這原本並非謹嚴的評價，隻不過說多瞭，也就約定俗成瞭。正如江湖上喜歡並稱南北，號曰雙雄。三人也恰好代錶瞭哈佛、耶魯與伯剋利鼎足的中國研究。

作比，是一種思維模式，它反映齣讀者對三人成就的歸類、比較與估價。那麼，三人在治史上並稱，到底有何內在邏輯？在書寫策略上，是否又有互通？我想，其本質或許在於目光、視野與方法。

總體上看，他們對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提供瞭一種社會學轉嚮的可能。他們的學術興趣、研究領域的疊閤相近(如地方社會、基層治理、社群分析、民間結社與叛亂等)，自然會引發比較討論。

魏斐德

以往我們更多強調三人各自的治學風格與路徑。如孔飛力更加厚重，偏嚮傳統，是標準的學院派研究，且著作極少，更像“苦吟派”；史景遷更偏重敘事藝術，其作品強大的共情能力，人文關懷與生命感知，賦予曆史研究一種溫度、蘊藉和悟性，如“遊吟詩人”；魏斐德則呈現精深廣博的氣象，不僅領域所涉極廣，理論方法也深受歐洲年鑒史學影響。

然而，他們在書寫策略上又有類似處。如以事件齣發探尋製度結構，以地方研究探討世界史的視野，以自下而上、不同社群階層分析，發現曆史研究的社會學維度。

孔飛力與魏斐德都側重分析地方士紳，與帝國控製治理的某種協調。《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與《叫魂》，都以“事件”或“奇案”為切口，進行微觀分析。“提醒吾人，事情可以匪夷所思到什麼程度。”兩者都指嚮被遮蔽的失語世界，或是“流言滋繁，充斥各種奇談異誌”，迂腐濛昧，或是妖術盛行。

從《大門口的陌生人》到“上海三部麯”，魏斐德都延續瞭地方研究的誌趣，史景遷《王氏之死》也選擇一個山東偏遠鄉村――郯城，作為研究區域。

除此之外，更深的相通則在於史觀。史景遷與魏斐德，齣現瞭幾種偶閤，他們都選擇晚明清初作為研究的源點，又看重太平天國這一事件對中華帝國的轉摺意義。因為，這兩個曆史時期，都暗含著主動性、適應性與變革的內源性。

《追尋現代中國》的敘事起自1600年，因為“唯有從這個時間點起始，纔能認清中國當前問題的緣由，以及中國人該憑恃何種知識、經濟、情感來解決這些問題。”魏斐德《洪業》則試圖分析明清過渡進程埋藏的新危機，它內在性植入瞭帝國的衰落因素。

“三傑”都關注製度危機、重建秩序和變革適應的循環與交替。清朝開國就是理順官僚機製，強化防務與鞏固政治閤理性的過程。第二個偶閤，則是利用清朝經驗的特殊性，透視中國社會，打破關於中國經驗的“本質主義”。清朝並非諸多王朝更迭的簡單循環重演，它應對瞭全新的危機：如在滿漢框架內如何協調，重建國傢製度；滿族屬性如何調和儒傢理念，儒傢傳統成為構建滿漢共同身份認同的關鍵。

孔飛力《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則用“地方軍事化”的思路，闡釋地方團練武裝對社會政治結構轉變的深刻影響。地方軍事化或許能剋服危機，幫助王朝繼續生存，但勢必會造成中央權力的持續縮小，名流士紳勢力不斷擴張，緻使社會政治結構再也無法以傳統老模式維係重組。

在史觀上，他們打破瞭西方中心主義的框架，那種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體係論。這種體係預設瞭一大前提――西方的興起與中國的停滯。

正如列文森所倡導的“在中國發現曆史”，“三傑”也有共通的理論基點：即中華帝國的晚期轉摺，要找尋內源性因素，不應簡單把近代轉變都歸因於鴉片戰爭。他們從中國內部引起的社會構造變化，發現中國近代的開始。

這也有力迴應瞭費正清等上一代漢學傢提齣的“西方衝擊-中國反應”論。“三傑”依托強烈問題意識，看重危機嬗變、調和與轉化的過程；在中心與精英之外，發現微觀和底層、能動與聯動所蘊藏的內源力。這或許是對國內史學研究的重要啓發。

海外漢學研究，可貴在於“異質目光”

美國漢學研究，有其漫長的發展曆程，其間或有政治的考量，亦有冷戰的痕跡。從早期傳教士群體的大量業餘研究，到二戰後各東亞研究中心的專業研究；從歐洲傳統漢學重古典與考證，到美國以“中國研究”為特色的跨學科綜閤，我們發現瞭一種趨嚮與未來。那就是各學科對曆史學的“分有”與“綜閤”。原有堅固的、封閉性的史學研究，越發嚮總體的人文學科不斷敞開。

“漢學三傑”的研究，正代錶瞭這種趨嚮性。海外研究者愈發感受到，對話交往、文獻共享、優勢互補纔是漢學研究的未來。

如今，漢學在美國催生齣更多細分“顯學”，如魏斐德之後的“上海研究”。漢學的屬性，決定瞭海外學者不具備地利優勢。隻有依托中國文獻，與國內學者開展學術交流，纔能享有“人和”的要素。

“漢學三傑”的成就，與此密不可分，他們多次來華尋訪、交流演講，與國內學術同仁保持密切聯係。而這在戰後很長一段時期內，都難以實現。那時的他們，既不像費正清在戰前就有居於大陸的經驗，也不具備造訪大陸，深入研究的條件。他們大多隻能依賴當時的台灣地區這一窗口，研習語言，獲得材料。這或許是頗為尷尬、苦悶的處境。

更有意味的是，無論魏斐德、孔飛力還是史景遷，他們大多於上世紀90年代以前就完成瞭代錶性著作。在《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新版序言(寫於2001年）中，孔飛力寫道：“我在幾乎40年前完成瞭對本書的研究，而在當時還沒有掌握清代的原始檔案。此後，研究的機會大為增加，如果我重新撰寫本書，料想它的內容會相當不同。”

這也說明，他們的學術創造力，常常在材料並不充分、條件相對匱乏的時期迸發。曆史研究縱然建立在大量史實、謹嚴考證之上，但材料的斷裂，也會激發大膽的立論、富於創見的推論。曆史研究不是去想象發生瞭什麼，而是要想象曆史的發生邏輯。

如今，漢學研究顯然更具環境與時代的優越性。一方麵，國內有更多赴於海外的訪問學者，另一麵，國外的研究中心也樂意吸納更多華裔學者，他們在語言文化上更具研究優勢。這在客觀上造成漢學研究的現狀――更多的吸收與互通，更加的趨同與閤流。

有理由設想，漢學研究的未來，是學術全球化的未來，它意味著他者的目光在不斷弱化，更多研究可能會像文化的挪用與“位移”(或許有更多國內學者，後來以華裔身份，在國外研究中國）。上世紀末，漢學傢與國內學者在觀點、方法與理論上的陌生、殊異與遭遇感，很難再有。

不過，今天漢學研究首先要迴應的，依然是“為誰而研究”的意圖問題。它決定瞭研究的屬性與品質。孔飛力的《叫魂》之所以在中國引發強烈反響，根本原因在於他的寫作動機。他曾說，這本書是為當代中國人而寫，希望作品對於中國人而言，也有獨創啓發。

如今的漢學研究，也時而麵臨囿於特定學術圈，自我生産的危險。或是主動放棄啓發中國學界的雄心壯誌，隻滿足於嚮西方復述、轉譯一種“中國常識”；或是自我降格，追求把學術包裝成暢銷作品的趣味。海外漢學的終極價值，是堅持保有異質性、外位性和對話性。這三者就像靈魂，如生機的灌注。它的意義在於，永遠嚮中國學界展示，研究的各種副本、異文與闡釋可能。作為參考的坐標係，海外漢學會繼續在勾勒中國研究的疆域延伸，最終，將中國作為一種觀看的“方法”。